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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联合国和冷战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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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华盛顿特区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筹划了联合国的成立,它将取代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的成员不包括美国、德国、日本或意大利,当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然后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时,联盟坐视不理。现在,同盟国希望有一个可以保护成员国的自由和自决的国际安全体系。1945年在旧金山的一次国际会议制定了《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总部被安排在纽约,一位秘书长将在那里协调其活动。联合国将包括一个成员国的大会,在该组织成立时有51个成员国,每一个成员国都拥有一票,它还包括由11个成员国(7)组成的安全理事会。斯大林要求,一旦拟议的联合国成立,苏联应拥有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席位之一,并因此拥有否决权,美国和英国同意了他的这个要求。美国、英国、苏联、法国和中华民国被指定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它们都对审议有一票否决权,另外5个席位(1965年以后是10个席位)由大会选定的国家轮流出任。当联合国于1971年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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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在战后帮助欧洲国家制度重新形成。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联合国为国家之间的纠纷提供了必要的调解。与停止活动的国际联盟不同,无论联合国的权力多么有限,它都可以派遣维和部队到全球各个骚乱地区,不过这些工作的结果差异很大。此外,联合国在战后不久就向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意大利和希腊提供了紧急救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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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阐明了同盟国的战争目标的《大西洋宪章》(见第二十六章)让各国达成了一个协议:战争罪行审判会在战争后进行,前提为德国已战败,国家的主权已恢复。在1942年1月圣詹姆斯宫召开的会议上,同盟国宣布有意惩罚战争罪犯。各国渐渐地形成一个共识:必须构建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国际秩序。1944年,常设国际法院在海牙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以考虑战争罪的定义,并假定联合国会将这样的罪犯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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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在战争中已经出现的战争罪的概念,使得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该文件随后被用作保护个人权利的工作基础。《世界人权宣言》有一部分建立于美国的《权利法案》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基础之上,它宣布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集会、信仰和言论的自由,以及获得教育、适足的生活水平和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此外,奴役和酷刑被认定为侵犯人权的行为。1949年的《灭绝种族罪公约》让种族灭绝成为受国际法约束的一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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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加入联合国来调解纠纷,欧洲国家还通过建立军事同盟来对抵抗风险,它们凭此承诺,若其中任何一个盟友受到攻击,其他盟国都会来支援其防御。因此,1948年3月,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它构成了随后的大部分西欧国家都服从的欧洲委员会的军事基本元素。美国于1949年与《布鲁塞尔条约》成员一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北约,简称NATO。随后意大利、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加拿大、希腊和土耳其也加入了该组织(见地图27.2)。该条约直接针对苏联,规定若任一签署国受到攻击,所有成员国都要共同防守,它为一支共同的军队建立统一指挥,并把北约总部设在巴黎。北约成为美国和西欧之间的联盟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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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7.2 1955年的东西两大阵营 北约和华约是战后世界上的主要军事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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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动乱与通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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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变成了“流离失所者”(DP)、寡妇和孤儿的大陆。现在,刚刚重新划定的边界内的少数民族被迫钻进棚车,迁徙到新的地方,从而或多或少地与新划定的国界对应。在战后的几年,共计有大约5000万难民。此外,有数百万战俘(8)必须被遣返。立陶宛在1940年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被纳入苏联,生活在那里的德国人被送回德国。在1945年春,大约2000万人在迁移。此外,在1945年5月至8月期间,以及1946年1月至11月的有组织的转移中,从捷克斯洛伐克强行驱逐了数万德国人。在这段困难时期,有数千人死亡。共计大约1200万德国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近400万人回到了德国,大部分是从苏联和波兰几乎一无所有地回国的。在德国,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难民,在1947年,还有150万德国人仍然生活在向流离失所者开放的难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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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营虽然生活单调,由美国、英国和法国占领者按军事方针进行严格管理,被带刺的铁丝网包围,食物和衣物被仔细分配,并实施宵禁,但它还是为其居住者带来了一些正常的生活,其中许多人曾经是德国的奴工,包括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犹太人,还有死亡集中营的一些幸运的生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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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甚至是遥远的哈萨克斯坦运送了约100万人,重新补充了东普鲁士的人口。家园归属苏联的波兰人如今迁移到波兰西部。与此同时,波兰迫使近50万乌克兰人向东前往苏联。在反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来自东欧的几十万犹太人现在向西迁移,有些人于1946年逃离在波兰发生的新的集体迫害。共计大约700万东欧各族人民面临着重新安置。其结果是,居住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少数民族比例大幅降低,就波兰而言,该比例从32%下降到3%。基督教的教堂、犹太教堂,甚至有几座清真寺也由于其地理位置不合适而被夷为平地;乡镇和街道被改为新的名称,反映了对少数民族的残酷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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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占领土地获得解放后,人们马上开始惩罚那些与纳粹勾结的人(9)。在法国,抵抗军队直接处决了(10)约1万名被控告的通敌者。法院判处约2000人死刑(其中约有800人被处决),超过4万人被投进监狱。维希总理皮埃尔·赖伐尔被处决。菲利普·贝当元帅被判叛国罪,但由于他的年龄以及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凡尔登英雄”的声望,他被囚禁在一个远离法国西部海岸的小岛上,他于1951年在那里去世。与德国士兵睡过的女人被剃光头,并羞愧地在她们的城镇游街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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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德国流离失所者难民营的难民正在等待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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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被希特勒的军队占领的国家中,人们努力确定罪恶的程度。在比利时,法院起诉了63.4万人,罪名是他们在德国占领中的作用,在只有800万人口的国家中,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挪威,5.5万名挪威纳粹党员在战争结束后受到审判,虽然有许多人获刑,却只有25人被处决。另一方面,在奥地利,大部分人似乎曾以疯狂的热情欢迎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的统一,只有9000人被审判,35名通敌者被处决。在意大利,在战争结束时,人们已经对纳粹合作者执行了快速高效的报复(11),战后则极少对法西斯进行审判。这部分是因为意大利法西斯在对待自己的敌人时相对温和,至少与纳粹相比是这样。此外,数百万人曾加入法西斯组织或工会,是因为他们觉得有义务这样做。在东欧,对前纳粹合作者的清洗受到高度关注,如在南斯拉夫,铁托的胜利之师处决了曾与纳粹合作过的数千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其中许多人凶残地处决通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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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瑟堡附近的一个村庄,在同盟国部队解放该地区后,一个已经被剃光头的法国通敌者与她的孩子一起游街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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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在纽伦堡举行了最引人注目的战后审判,当时同盟国把24名德国高级官员带到国际法庭进行审判。法庭宣判21名被告犯有战争罪,10人被处决。赫尔曼·戈林在将被处决之前不久在自己的牢房自杀。对更多较低级别的纳粹人物的审判不如纽伦堡审判引人注目,在德国持续了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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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战犯在战争之后逃脱或者被放走。医生约瑟夫·门格勒曾对包括儿童在内的活着的病人进行了残酷的实验,他设法逃到了巴拉圭。许多纳粹受到了右翼独裁政权的热烈欢迎。美国政府协助了一批纳粹战犯逃脱,以换取关于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的信息。事实上,越来越强大的反共产主义势力制约了对西欧的战时通敌者的清洗。其他战犯设法让自己隐没在战后欧洲的混乱中,有些人使用新的名字和身份。有些人甚至没有刻意去改变自己的名字,最终还有不少人在西德政府中工作。1959年,以色列特务在南美绑架了阿道夫·艾希曼,他曾参与谋杀数千犹太人。他在以色列被审判、定罪并被处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法院对克劳斯·巴比定罪,并判处他终身监禁,这是一个在战后逃走的纳粹战犯。莫里斯·帕蓬在维希期间,曾签署文件导致数百犹太人丧命,然后在几届法国政府中,作为官员有一个成功的职业生涯,最后他在1998年被审判和定罪,直到最后他都因上级首肯他作为官僚所做的工作而自豪。对纳粹和通敌者施予的判罚可能是不完美的,有时来得也比较晚,但总比没有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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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经济复苏和繁荣、福利国家,以及欧洲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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