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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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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时代也带来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合作。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成立于1948年，有17个成员国，美国后来也加入了。1961年，它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代替，其范围扩大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帮助规划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经济重建。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导致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于1952年创建。欧洲煤钢共同体受到法国政治家罗贝尔·舒曼（1886—1963）的启发，也体现了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法国经济学家让·莫内的影响。它克服了英国的奋力反对，从提高效率的角度出发，协调法国和德国的煤炭及钢铁生产，但它也有意打造一种新的关系，使法国和西德最终将处在新欧洲的中心。尽管有时利益之争带来的问题也不可避免，但欧洲煤钢共同体首次提出欧洲经济一体化这一重要的可能性。不但如此，国家间的这种经济合作也促进了西欧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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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罗马条约》为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18)奠定了基础。欧洲共同市场开始于1958年，有6个成员国：法国、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欧洲共同市场逐步消除西欧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建立起共同关税(19)，并致力于成员国工资和社会保障安排的均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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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婴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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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在欧洲出现了一次真正的“婴儿潮”，美国也同样。欧洲的人口从1940年的2.64亿增长至20世纪70年代初的3.2亿。战后增加的出生率超过了移民到北美和拉丁美洲的数十万人口损失，特别是离开意大利的移民。在饮食和医学水平提高的帮助下，欧洲人也得以更长寿。人口老龄化成为21世纪的重大挑战。不再工作的人口百分比上升，这对国家预算必然造成重大压力，因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成本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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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工业和农业生产力增加，开辟了新的就业岗位，这就鼓励家庭多生孩子，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资助的政府政策也有如此效果。在法国，领导人曾公开表示担心生育率过低，政府向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提供特别奖励。医学的进步(20)，以及医生数量的增加，进一步降低了婴儿死亡率。从1950年到1960年，西欧每个国家的出生率都有所增加，其中瑞士、荷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法国一路遥遥领先。苏联和波兰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也在较高水平。尽管如此，因为在印度、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几乎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欧洲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1990年下降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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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的增长具有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法国和西德，年满18岁的人获得了投票权。此外，各国政府不得不大幅增加教育支出，让青年人在迅速变得更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找到工作。义务教育的年龄上限上升到14或16岁，因国而异。至20世纪60年代，文盲在欧洲变得相当少见。而婴儿潮的结果是更多年轻人进入大学。尽管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大学生数量在1938年至1960年间增长了2倍，但大学招生的民主化程度仍然相对较低，上层阶级依旧占据主导地位。1967年，法国大学生中，只有不到10％是工人或农民的孩子。在西方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工薪阶层和农民家庭负担不起让孩子上大学的费用。把一段时间花在谋生以外的事情上，意味着家庭的经济更加困难。尽管如此，在东欧和巴尔干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还是迅速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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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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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西欧农业经历了“绿色革命”。如今更少的农民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大规模的商业化的农业让大多数国家能够生产出本国人口消耗的大部分食物。从战争结束时至1962年，西欧农业生产力提高了30％。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农业产量在1950年至1964年间增加了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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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这些变化有几个原因。第一，机械化农业越来越普及，特别是拖拉机的使用。第二，肥料增加了北欧的农业产量，而农药(21)防止了作物疫病。而种子的类型、畜牧业(22)和灌溉方面的研究取得的进展，也推动了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第三，许多农场规模增加，那些面积较小、生产力较低的土地被合并，变成规模较大的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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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制订计划，并鼓励农民合作使用拖拉机，还向农民提供农业信息。在许多国家，政府的援助促进了重新造林、电气化、灌溉项目和道路建设，这些都是私人能够动用的手段所做不到的。不过综观整个欧洲，农业的发展并不均匀。英国、荷兰、比利时、西德、丹麦和法国的农业是最高效的。在70年代和80年代，剩余农产品让一些国家成为食品的主要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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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持续商业化加剧了人口从土地外流到快速发展的欧洲城市的趋势。在意大利，农业人口从战后的约40％下降到1966年的24％。英国是第一个在战前就已经实现大规模农业机械化的欧洲国家，至70年代初，只有不到4％的人在农场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约有一半的人口从事农业，其中包括了渔民和林业人员。1955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24％左右，并且它还一直持续下降，虽然在南欧仍然保持较高的比例。在每一个国家中，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均已下降。与此同时，农业的日益工业化与合成肥料的使用意味着原来的术语“绿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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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西欧的农民开始加入相关组织，为争取援助和优惠的关税进行游说。他们还利用农用拖拉机和农场动物封锁首都的交通，以抗议政府的政策。在法国，葡萄酒生产商常常试图阻止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更便宜的产品流入。讽刺的是，这样的抗议却发生在农民因西欧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而已基本上丧失了政治话语权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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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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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出现了福利国家，这是战后最显著的革新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家经济计划和军事计划使人们对政府的持续援助抱有期望。英国议会应对大众对社会改革的期望，在工党的刺激下，实施了新的社会福利措施。这包括开始于1948年的卓越的英国国民健康服务、失业基金、退休养老金，以及对寡妇的协助。它也颁布了一系列法案，国有化英格兰银行、航空、铁路、公路、运河、巴士、伦敦的地铁，以及煤炭和钢铁行业。战后的住房短缺相当明显，英国有四分之一的住房没有卫生间。到1951年，在英国已建成100万座新房。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率让这些靠税收支持的项目比在经济萧条期更容易进行。即使保守党的政策长久以来在原则上一直反对这种强势政府，但在1951年至1964年执政的保守党还是扩大了英国作为福利国家的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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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普通大众在二战期间的奉献牺牲激发出人们的感激之情，并使人民越来越认同国家应为公民提供服务的观念。而福利国家的出现亦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想法：是富裕阶层对经济的垄断，导致两次大战间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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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欧洲国家大大扩展了为其公民提供社会服务的综合福利计划。“福利国家”将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服务，在西方国家的确如此，在这些国家中，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曾长期占据上风；在共产主义国家也一样，那里中央集权国家经济规划是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国家，社会立法向病人和贫困者提供政府援助。在英国、瑞典、丹麦、法国、意大利，以及在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政府保险计划覆盖医疗保健费用。大多数西方国家向失业者提供财政援助；在共产主义国家，那里的人相信不应存在失业现象，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低等的工作。各国在1957年对社会服务投入的资金共计比1930年多3倍。累进税制有助于筹集资金来提供这些服务。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教育是免费的，或者费用保持在适度的范围。社会项目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的普及导致人们将福利国家作为“欧洲”社会模式的一部分来提及，并经常与美国对比。1965年至1981年，在英国，用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政府支出的比例从16％上升到25％，在瑞典，该比例从19％上升到33％。在所有国家中，政府服务的增加均导致官僚机构的规模增大。然而，福利国家的出现都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当经济不增长时，社会福利成本是对国家预算的巨大消耗。例如，英国、法国和瑞典后来发现，不断上升的医疗费用可能会使政府项目无力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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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战后时代的西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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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德国、意大利和维希法国战败，在主要西欧国家中，战前各国政府的政治连续性只能在英国找到。然而，即使在英国，也还是发生了政治变革，1945年7月，在战后第一次选举中，选民转而反对保守党，使工党开始执政。工党的胜利是对保守党政府战前的经济政策，以及对保守党政府对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侵略中欧的举动反应不足的否定。克莱门特·艾德礼（1883—1967）成为了首相，他是一个勤劳但乏善可陈的人，缺乏丘吉尔的个人魅力。据称，丘吉尔说过：“一辆空的出租车停在唐宁街10号，艾德礼下了车。”不过，艾德礼被证明是一位有能力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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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后经济复苏，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在20世纪50—70年代急剧下降。西德和法国在大部分经济领域已超过英国。一些保守派人士指责福利国家和工会的强势造成英国相对的经济衰退，认为两者迫使政府和私营公司支付更高的工资。然而，英国的福利成本明显低于法国，英国公民比德国或法国公民缴纳的税费所占比例更低。相反，维持大英帝国的成本削弱了政府谋求财政紧缩的效果，因为它面临着对美国的巨大贸易赤字和债务。艾德礼政府必须在资助国内经济复苏和维持大英帝国之间进行选择。它选择了前者（见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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