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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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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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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西欧农业经历了“绿色革命”。如今更少的农民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大规模的商业化的农业让大多数国家能够生产出本国人口消耗的大部分食物。从战争结束时至1962年，西欧农业生产力提高了30％。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农业产量在1950年至1964年间增加了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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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这些变化有几个原因。第一，机械化农业越来越普及，特别是拖拉机的使用。第二，肥料增加了北欧的农业产量，而农药(21)防止了作物疫病。而种子的类型、畜牧业(22)和灌溉方面的研究取得的进展，也推动了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第三，许多农场规模增加，那些面积较小、生产力较低的土地被合并，变成规模较大的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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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制订计划，并鼓励农民合作使用拖拉机，还向农民提供农业信息。在许多国家，政府的援助促进了重新造林、电气化、灌溉项目和道路建设，这些都是私人能够动用的手段所做不到的。不过综观整个欧洲，农业的发展并不均匀。英国、荷兰、比利时、西德、丹麦和法国的农业是最高效的。在70年代和80年代，剩余农产品让一些国家成为食品的主要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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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持续商业化加剧了人口从土地外流到快速发展的欧洲城市的趋势。在意大利，农业人口从战后的约40％下降到1966年的24％。英国是第一个在战前就已经实现大规模农业机械化的欧洲国家，至70年代初，只有不到4％的人在农场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约有一半的人口从事农业，其中包括了渔民和林业人员。1955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24％左右，并且它还一直持续下降，虽然在南欧仍然保持较高的比例。在每一个国家中，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均已下降。与此同时，农业的日益工业化与合成肥料的使用意味着原来的术语“绿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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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西欧的农民开始加入相关组织，为争取援助和优惠的关税进行游说。他们还利用农用拖拉机和农场动物封锁首都的交通，以抗议政府的政策。在法国，葡萄酒生产商常常试图阻止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更便宜的产品流入。讽刺的是，这样的抗议却发生在农民因西欧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而已基本上丧失了政治话语权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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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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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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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出现了福利国家，这是战后最显著的革新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家经济计划和军事计划使人们对政府的持续援助抱有期望。英国议会应对大众对社会改革的期望，在工党的刺激下，实施了新的社会福利措施。这包括开始于1948年的卓越的英国国民健康服务、失业基金、退休养老金，以及对寡妇的协助。它也颁布了一系列法案，国有化英格兰银行、航空、铁路、公路、运河、巴士、伦敦的地铁，以及煤炭和钢铁行业。战后的住房短缺相当明显，英国有四分之一的住房没有卫生间。到1951年，在英国已建成100万座新房。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率让这些靠税收支持的项目比在经济萧条期更容易进行。即使保守党的政策长久以来在原则上一直反对这种强势政府，但在1951年至1964年执政的保守党还是扩大了英国作为福利国家的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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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普通大众在二战期间的奉献牺牲激发出人们的感激之情，并使人民越来越认同国家应为公民提供服务的观念。而福利国家的出现亦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想法：是富裕阶层对经济的垄断，导致两次大战间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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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欧洲国家大大扩展了为其公民提供社会服务的综合福利计划。“福利国家”将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服务，在西方国家的确如此，在这些国家中，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曾长期占据上风；在共产主义国家也一样，那里中央集权国家经济规划是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国家，社会立法向病人和贫困者提供政府援助。在英国、瑞典、丹麦、法国、意大利，以及在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政府保险计划覆盖医疗保健费用。大多数西方国家向失业者提供财政援助；在共产主义国家，那里的人相信不应存在失业现象，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低等的工作。各国在1957年对社会服务投入的资金共计比1930年多3倍。累进税制有助于筹集资金来提供这些服务。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教育是免费的，或者费用保持在适度的范围。社会项目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的普及导致人们将福利国家作为“欧洲”社会模式的一部分来提及，并经常与美国对比。1965年至1981年，在英国，用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政府支出的比例从16％上升到25％，在瑞典，该比例从19％上升到33％。在所有国家中，政府服务的增加均导致官僚机构的规模增大。然而，福利国家的出现都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当经济不增长时，社会福利成本是对国家预算的巨大消耗。例如，英国、法国和瑞典后来发现，不断上升的医疗费用可能会使政府项目无力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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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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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战后时代的西方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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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德国、意大利和维希法国战败，在主要西欧国家中，战前各国政府的政治连续性只能在英国找到。然而，即使在英国，也还是发生了政治变革，1945年7月，在战后第一次选举中，选民转而反对保守党，使工党开始执政。工党的胜利是对保守党政府战前的经济政策，以及对保守党政府对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侵略中欧的举动反应不足的否定。克莱门特·艾德礼（1883—1967）成为了首相，他是一个勤劳但乏善可陈的人，缺乏丘吉尔的个人魅力。据称，丘吉尔说过：“一辆空的出租车停在唐宁街10号，艾德礼下了车。”不过，艾德礼被证明是一位有能力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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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后经济复苏，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在20世纪50—70年代急剧下降。西德和法国在大部分经济领域已超过英国。一些保守派人士指责福利国家和工会的强势造成英国相对的经济衰退，认为两者迫使政府和私营公司支付更高的工资。然而，英国的福利成本明显低于法国，英国公民比德国或法国公民缴纳的税费所占比例更低。相反，维持大英帝国的成本削弱了政府谋求财政紧缩的效果，因为它面临着对美国的巨大贸易赤字和债务。艾德礼政府必须在资助国内经济复苏和维持大英帝国之间进行选择。它选择了前者（见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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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温斯顿·丘吉尔给出他著名的“V代表胜利”的手势；（右图）戴高乐在德国占领和维希年代结束后回到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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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保守党在英国重新执政。英国仍然由富裕家庭彼此关联所形成的精英阶层统治，在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执政期间（1957—1963），他的35位部长，包括他的7名内阁成员，都因婚姻而与他有关系(23)。托利党(24)努力撤销战后工党所实行的国有化。但他们发现很难私有化钢铁行业，因为它们已经变得无利可图，无法吸引私人的兴趣。此外，福利制度普遍流行。在工会的支持下，工党在1964年重新执政，并保持执政到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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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法国的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看起来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好。虽然工业城市和港口已被轰炸(25)彻底摧毁，但1914年至1918年期间法国的北部和东北部遭遇过的系统性毁坏并没有再次出现，这多少是因为法国军队在1940年溃败得非常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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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8月沿香榭丽舍大街一直到巴黎市政厅的胜利游行之后的18个月中，戴高乐几乎是自己一个人在统治。1945年10月，绝大多数法国男性和女性投票反对对法国回归到5年前战败的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这次公投是在法国妇女在那一年获得选举权后，可以投票的第一次选举。随后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在抵抗中有重要贡献的共产党占据了最多的席位。其次是人民共和运动党（MRP），这是建立在戴高乐的声誉和天主教支持基础之上的一个中间偏右的新政党。然而，戴高乐对新政权的行政机关将会很弱感到失望，他于1946年1月从新政府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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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在选民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立宪会议的宪法草案后，人们选举产生了第二次立宪会议，以制定一部新的宪法。1946年10月，它获得了勉强超过半数的选民的赞成。与第三共和国类似，新的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似乎助长了政府的僵化和不稳定性。在1946年至1958年间，法国有24届不同的政府，大部分以MRP、社会党和小党派的中间偏左联盟为基础。总统和总理有影响力，但没什么权力。当戴高乐在自己的村庄里坐冷板凳，等待让他重新掌权的呼唤时，新的戴高乐主义党(26)成为了右派反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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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战后必须建立新政权。君主制向法西斯主义的被动屈服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声名狼藉。1946年6月，尽管国王让位给他的儿子，且教皇也企图影响选举，但仍有超过半数的投票不接受君主制。意大利从此成为一个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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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意大利新宪法，由两院议会进行总统选举，而这两院议会均由民众投票选举产生，现在首次包括妇女的投票。总统几乎没有真正的权力。许多意大利人害怕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似乎是法西斯主义的延续，而且还因为这似乎与长期的地区区域特性背道而驰。教会由于害怕失去影响力，极力反对国家中央集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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