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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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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时代的苏联及其卫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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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苏联经济是一项重大的任务。苏联以惨痛的代价获胜后，那些设法逃离战区的人回到满目疮痍的城市。1946年至1947年的歉收加剧了这种极端的苦难。开始于1945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是一个高度集中化的计划，它使苏联集中力量，抓住重点行业，如煤炭和钢铁。苏联的规划者受益于从德国和东欧征用的工业资产。大规模工业生产在1950年超过了战前水平较多，但这些成就在苏联公民的生活质量中并未体现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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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脱离被迫为苏联的经济增长提供资源并以高价购买苏联产品的窘境后，它们即受益于来自苏联的技术援助。然而，它们仍然被禁止从西方引进技术，并且必须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将原材料和制成品出口到苏联。1949年，苏联及其东欧盟国形成经济互助委员会，试图协调经济规划。在东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生产增长最为迅速。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也发展了制造业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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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无论多么缺乏自由，最初还是令人印象深刻。在被苏联占领之前，德国东部地区曾经有个小型工业基地，但这处工业基础设施被苏联抽走了原材料及机械。工业生产的集体化继而迅速发展，至1952年，国家雇用了四分之三的工人。尽管有许多技术工人流失到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东德仍是苏东阵营里最强大的经济体；只有匈牙利在20世纪60年代拥有类似的生活水平。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东德完成了苏联政府在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中为它分配的任务，其钢铁制造和造船业发展得尤为迅速。但对许多东德人来说，西德的生活条件似乎更有吸引力。数十万人用脚投票，前往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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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计划经济获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尽管它们多少忽略了本国公民的愿望。1957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其对手美国的36％，在1962年上升到50％，它在随后的20年中，越来越逼近美国。然而，苏联的经济仍然受困于可怕的低效。到了20世纪60年代，住房短缺问题依然严重，各家庭仍然必须等待很长时间，才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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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大林促进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其经济政策也进一步推动了劳动分工，据此，一些苏联的卫星国生产农产品，而另一些则负责制造特定的商品。苏联通过令人不快的贸易协议，利用东欧的经济体实现苏联的经济利益。1949年，从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东欧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实施了基于苏联模式的五年计划。然而，直到50年代中期，各种消费品的发展都被忽略，就像在战前苏联的情况一样，国家牺牲消费品来推动重工业的发展，催生了许多生产钢铁的大型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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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积极开展的还有农业集体化建设。但在最初，这种农业生产方式极大地降低了生产力。就像20世纪30年代初的苏联农民那样，东欧的数十万农民也通过起义、纵火、蓄意破坏或干脆拖拖拉拉地不配合生产来抵抗。然而生产力逐渐有所增强。到了60年代中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营农场占有超过80％的土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波兰，超过85％的土地仍掌握在私人手中，因为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担心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造成的民众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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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拒绝让苏联统治他的多民族国家。1948年，铁托与苏联决裂。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南斯拉夫得到数百万美元的西方援助。南斯拉夫经济保持“混合”状态，即私营部门与国家规划并存。工人得以通过工人委员会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在20世纪50年代，在战后开始的农业集体化建设遭到摒弃，农民重新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南斯拉夫的经济水平提高了，但在其6个共和国中存在物资匮乏和严重的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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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斯大林自战争后独揽共产党内无人挑战的权威和巨大的声望。但由于动脉硬化使他的健康变差，他的偏执几乎变成了精神病，他以共产党的名义下令更多大清洗。无情的拉夫连季·贝利亚（1899—1953）——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的头领，用镀金的电话下达逮捕令。1948年至1952年，一些著名的犹太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被审判和处决，或者干脆人间蒸发，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被认为与西方有接触，所以被盯上。1953年，斯大林去世。随后贝利亚被逮捕、审判和处决，这标志着斯大林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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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进入了一个“集体领导”的时期，在斯大林的个人掌权期间曾废弃“集体领导”概念：决策由一个常设执行委员会——共产党主席团的14名成员共同制定，其中包括格奥尔基·马林科夫（1902—1988），他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一名实用主义者。他认为斯大林的独裁统治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粗俗而矮胖的尼基塔·赫鲁晓夫（1894—1971）在共产党内获得晋升，他是矿工的儿子，来自一个农民家庭。他属于“技术官僚”派，但他同时也是个成功的党派领袖。1955年，赫鲁晓夫得到了苏联官僚的内部支持，并在与马林科夫的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在继续强调重工业发展的同时，赫鲁晓夫也重点关注规划和投资苏联的农业，该行业从未从强制的集体化政策的后遗症中恢复过来。赫鲁晓夫了解，消费品生产必须在经济规划中占据更突出的位置。大多数苏联公民的生活质量开始逐步改善，虽然比不上那些位高权重的共产党员，后者拥有的汽车和舒适的乡村别墅十分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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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知道克里姆林宫内秘密的权力斗争。像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即研究苏联的专家一样，他们只能通过研究官方名单上党领导人的名字排位或缺失，或在每年五一节阅兵式中观察红场巨型观礼台上各个花白脑袋的位置，来记录他们的权力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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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一次讲话中，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他无情的清洗，该讲话从未出版发行，但却被广泛引用。这种直接的批评在苏联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赫鲁晓夫接受不同国家可能有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路径这一事实。他允许苏联内部的民族共和国在本国的事务上有更多的权力，并让各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有更多自由，来发展非俄罗斯文化。暂时放松的审查制度使对斯大林时代提出极其坦率的批评的书籍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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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和共产党对它的控制依旧在延续。共产党支配各国的权力大部分仍然掌握在俄罗斯族人手中。审查制度的和缓期很快结束，审查员禁止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40—1960）所著的《日瓦戈医生》(32)。该书在意大利出版，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它细致入微地描绘了沙俄的景象，隐含着对苏维埃政权的批评。苏联的艺术家和电影制片人也被严加控制，虽然有些人在官方容忍的范围内仍然大胆地进行富有想象力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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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联的经济困境仍在继续，并且第六个五年计划步履维艰，赫鲁晓夫将其失败怪罪于计划和管理的过度集中。然而，他的政治对手却怪罪于他。1957年，赫鲁晓夫将马林科夫、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总理尼古拉·布尔加宁（1895—1975）驱逐出党内重要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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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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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生活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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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的经济变化已经催生了多次重大的社会变革。贸易和技术导致全球经济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力结构也在改变，农业人口比例急剧下降，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出家门，从事在传统上对她们而言是禁地的职业。消费主义也开始茁壮成长，几十年前可能被认为是奢侈品的商品变得唾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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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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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年代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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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如释重负的感觉外，二战结束时几乎没有什么让人感到乐观的东西。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总结了一般人的感觉，他写道：“自从大约1930年以来，世界没有给人任何可以乐观的理由。在视线之内除了一大堆混乱的谎言、残忍、仇恨和无知以外，什么都没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同，现在极少人认为一次新的全面战争是不可想象的。面对着原子时代和冷战（见第二十八章），许多作家和艺术家似乎完全被悲观主义压倒。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称他们越来越多地进行批评的社会使人“异化”，他们遁入内省。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共产主义似乎仍然提供了一种获致社会的和谐组织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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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头二十年，法国存在主义成为一股有影响力的文化思潮。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1905—1980）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无可比拟的毁灭之后，人生的荒谬是一个人可以得到的最基本的发现。像萨特这样的存在主义者否认上帝的存在，主张人生没有意义。他们的结论是，人只有意识到自己有选择和行动的自由，才能在活在“死缓”状态的同时真正找到满足。萨特将自己的一出戏剧命名为《禁闭》（Huis clos），他相信人生不过就是如此。萨特的小说颂扬追求自由的个人精神，不是通过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而是通过理解人生的非理性。然而，萨特认为，暴力革命能使个人通过重新定义现实来找到真理，从而使他（她）脱离人类状况（human condition）。为此，在战争结束时，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然而，存在主义慢慢对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失去了控制力，至少部分原因是许多左派知识分子对苏联越来越感到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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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1913—1960）有关人类的悲惨局面的观点与萨特相同，但他在1952年与萨特决裂，因为后者热衷于斯大林的苏联。加缪对战争(33)所反映的黑暗世界的残酷和战后的挫折感提出的应对方式是：个人要通过选择对抗荒谬、不合理和各种暴政的行动途径（甚至反抗）来寻找生命的意义。根据加缪的观点，造反者应根据个人的责任感，以及独立于对上帝或政治制度的信仰的道德选择来采取行动。在加缪的《鼠疫》（1947）中，核心人物里厄医生并不相信上帝或道德的绝对标准，但他在面对阿尔及利亚的城市奥兰的凶恶疾病时，仍然帮助人们应对这种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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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剧”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战争恐怖的反应，1948年至约1968年，荒诞剧集中在巴黎。这是一些高度反传统和反理性的戏剧。爱尔兰出生的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和其他剧作家试图让观众感到震憾，他们用挑衅性的主题，将看似无关的事件和对话串起来，以证明存在并没有目的，是荒谬的。他们拒绝情节、常规布景，以及个人的个性。其滑稽、机械的角色是在一个奇怪的、噩梦般的、没有意义的世界里的疏离的永恒流亡者。在这些剧本中，因果关系的缺乏就是对生命本身的一个注释。贝克特的《等待戈多》(34)讲述了两个老流浪汉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贡的一个不连续的故事(35)。他们夜夜见面，期待一个名叫戈多(36)的人的到来，但我们从来不清楚他的到来对他们的生活会造成什么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他永远没有到来，所以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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