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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新的头衔，新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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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贵族装备是新贵们的玩物，那么，旧贵族成员则以嫉妒的眼光看着创造了金钱和当时财富的活力。英王爱德华和德皇威廉二世都喜欢和这群强大的、新兴的朋友交往，爱德华很可能主要是出于享乐之故，而威廉则是因为他们体现了新帝国风起云涌的经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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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威尔士王子，爱德华和他的社交圈引起的已经不仅仅是保守的国人的侧目。伦敦社交界的领袖佩吉特夫人（多少有些讽刺的是，她自己出生于纽约，本名米妮·史蒂文斯）说国王“总是被一群犹太人和一圈赛车手围着”，但是，王子不过是看出了时代的征兆，而选择和冠军队、和那些争取新秩序的人做盟友：艾弗勋爵是啤酒酿造商，赫希男爵和恩尼斯特·卡塞尔爵士是犹太银行家，托马斯·立顿是茶包生产商——都是极其富有的、第一代贵族。当德皇听说立顿和他的君主一起在考斯帆船赛上同船航行时，以难得一见的机智说英王和“他的杂货店主乘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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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样的。尽管德皇自己也在迫切地渴望承认和辉煌，但他的品位也决然是属于新富的。普鲁士陆军元帅格拉夫·赫尔穆特·毛奇责令他的国人“表现得更像个样子”——格拉夫·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同名灾难性计划的发起者，在他的声明中附和了这个说法：“大成就，小展现：实际内容超过外在形象。”——威廉似乎颠倒了这个规律。他疯狂地花钱，过着奢靡的生活，正如他的旅程呈现的那样。他的宫廷就是持续的巡回演出，他只有半年的时间在柏林和波茨坦的无忧宫落脚。春天他在地中海巡游，在那里，他亲手进行业余考古（他在科浮岛有一座宫殿），或者住在阿尔萨斯和东普鲁士的庄园。夏天，他又要出海，不过是去北海和波罗的海，秋天是如此诱人的狩猎季节，不可以留给他人：德皇最骄傲的莫过于与一长排被宰杀的动物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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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宫廷不赞成他的做法。陛下大肆挥霍的生活方式触犯了普鲁士历史上如此重要的节俭观念。普鲁士最伟大的儿子、传奇国王弗雷德里克大帝总是穿着简单的军装，甚至晚饭一般也不过是一碗粥。他的谈不上英勇的后人有其他想法。宫女斯皮则姆伯格男爵夫人在日记中不无愤怒地记录了威廉去地中海的一次旅居，其间他在希腊的尘土间做考古挖掘：“H.M.（陛下）给考古协会发了一整页、非常昂贵的电报，描述他发现的（一座古代雕像的）每一个膝盖——俾斯麦说得对：‘没有比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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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老保守者不喜欢威廉的消费习惯，那么新富的实业家则没那么大惊小怪，也更不可能教训陛下什么节俭和比例。像他的舅舅伯蒂（英国的爱德华七世）一样，德皇喜欢跟那些更快活的、不那么守旧的人交朋友，这当中有当时最大的汉堡—美国客运航线的老板阿尔伯特·巴林这样白手起家的大亨。巴林是从一位破产犹太布商的儿子一路奋斗上来的。也许有代表性，尤其是考虑到他常有的精神分裂状态，持有当时反犹偏见的威廉特别喜欢跟成功的犹太人过从，除了巴林，还有银行家卡尔·福斯滕伯格和保罗·冯·施瓦巴赫、煤炭大亨爱德华·安利、强大的AEG的主席沃尔特·拉特瑙。妒火中烧的宫廷成员给这些帝国的随从起了绰号，叫“皇帝的犹太人”。威廉喜欢的其他人包括律师兼职业外交家、前普鲁士军官之子菲利普·于伦伯格。虽然于伦伯格不富有，但是威廉非常喜欢他，封他为于伦伯格亲王；我们会在后面看到，后来亲王的同性恋身份暴露，令德皇非常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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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的眼睛是由她的孙子威廉皇帝合上的，他是诞生于民族主义和工业推动力的新帝国的愚蠢代表。他和维多利亚的后继者英王爱德华都特别关心与其地位相应的仪式，但是又更喜欢现代生活的方便和乐趣。他们两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所体现的矛盾，两个人也都不具有与其时代相适应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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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埃尔加的《威风凛凛进行曲》是1902年为爱德华七世加冕而创作的，即便在当时，这首曲子听起来也像是一个更早时代的回音，为了使那个日子显得威严而进行了拉伸和放大。事实上，在他长寿母亲的阴影中沮丧地等待了几十年之后，爱德华差点儿没坐上王位。仅仅在加冕之前几天，阑尾炎差点儿要了新王的命，加冕典礼因此只得推迟。现代医学拯救了那个日子，当矮胖的君主摇摇摆摆地走过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甬道，他曾经和当时的情妇（包括萨拉·伯恩哈特和“让人愉快的”爱丽丝·凯珀尔）以贵宾身份出席。国家如释重负，齐声合唱《希望与荣耀之地》——这是爱德华帝国新的（即便不是正式的）赞歌。为埃德加美轮美奂、丝绒般的曲调撰写歌词的是亚瑟·本森，他是一个痛苦羞涩的前伊顿公学舍监、剑桥大学玛格达莱妮学院的研究员，去世以后，他丰富的日记被发现，其中有180篇手写日记记录他努力应付痛苦的同性恋问题，他因此名声大噪。埃尔加嫌通俗的新歌歌词自以为是。本森本人并不是不动脑子的帝国主义者，但是他的词至少部分反映了英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愿望，也是对贪吃的国王的身材的评价：“让你的疆域／宽广些再宽广些／上帝，让你强大／让你再强大些吧。”出席加冕仪式的德皇赞成扩张主义的情绪，虽然他不赞成扩张主义的英国本身。随着政治权力转移到民主化、专业化和量化的大众手中，身处权力顶端的人身着金穗子流苏制服，准备为旧秩序打好最后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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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三 1902年：俄狄浦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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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根本没有可能，讨论也不可能，昨天和今天之间没有联系：词语是谎言，感情是谎言，我们的意识本身也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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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现代爱情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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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1902年3月18日是早春一个肮脏、压抑的日子，铅灰色的天空给人不确定的感觉，继之以狂风骤雨——城里有很多咖啡馆，这样的天气最适于在那种地方猫着，尽情享受它们最有吸引力的特点，即它们提供给客人的几十份报纸。客人只需要买一杯咖啡（现在也是如此），就可以坐下来阅读，想坐多久想读多久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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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沉闷的日子，新闻也平淡无奇。保守的《祖国报》报道了国际国内的政治事件：维也纳议会辩论要不要将军人服役时间从三年降为两年；帝国最显赫的一个贵族施瓦岑贝格亲王庆祝七十大寿；匈牙利议会代表就农业预算展开辩论。布达佩斯的一份德文报纸《佩斯劳埃德氏报》登载了一篇谈猪肉和培根价格的长文章。关于帝国第一家庭的新闻有：大公莱纳参观一场展览；女大公玛丽·克里斯汀分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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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情况要稍微扣人心弦些。国外新闻版的主要内容是布尔战争（德国和法国报纸也一样。所有自尊自重的咖啡馆都有这些报纸。）英国军队在特威波希被打败，梅休因爵士负伤、被俘，然后布尔人将他送回家，还颇为周到地给梅休因夫人发了一封电报，告知她把她丈夫送回来了。《祖国报》报道，英王爱德华今年不出国，而在英国海域巡航；普鲁士海因里希王子搭乘“德意志号”达到普利茅斯；圣彼得堡警察以非暴力的方式阻止了一场游行，但是拘捕了大约100人；一艘游轮在苏伊士运河上起火，产生了浮油；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覆盖了一层厚厚的、不合时令的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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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新闻总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而当你翻阅地方新闻和广告版的时候，眼前的世界以更丰富的方式展开。最具权威的报纸《维也纳日报》在其地方新闻版报道学童威廉·索普卡离家出走，不见踪影；保姆卡特琳娜·赖贝特琪令其私生子窒息身亡而被捕；工人“约瑟芬·圣”从三楼窗户跳下，自杀丧命；一位屠夫的助手偷了她雇主1000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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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工人们、女工们！”社会主义的《人民消息报》在头版发出呼吁，提醒读者注意周日下午在吉塞拉市场有个“人民集会”。据另一条新闻报道，的里雅斯特工人举行了造反活动，军方枪击了“几十位”同志，目前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即便奥匈德国的“糖业男爵”企图阻止，但是白糖还是降价了；维也纳的一位教堂司事被人发现在他的车上性侵几位祭坛男孩。在一个工作场所没有安全保障的时代，终于有一天地方新闻版上没有工人受伤、遭解雇、致残的消息。在背版上，安东·波拉克公司提供便宜的男装；“一位体面的”女士希望承接洗衣工作；维克多马戏团发布表演节目，内容是喜剧和摔跤；一家药店叫卖“最好的家酿朗姆酒，保证酒精度达96度”（廉价、强劲，足以令任何在工厂工作16个小时的人昏死过去）；还有“橡胶产品”（安全套）广告，出于道德原因，这类广告藏在管道和洗衣工广告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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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报》，一份读者对象主要为城市男青年的幽默周刊，登载的广告很不一样：“免费、有趣的邮件”许诺汉堡有一家“艺术工作室”；另一则广告则是发布“裸体摄影研究”的消息。绅士们的新玩意儿和橡胶产品的广告由柏林的A.克鲁杰和莱比锡的卡尔·弗兰克发布。更受人尊重的《维也纳日报》提供的内容要安全得多：各大剧院的节目表、博物馆开馆时间及“女士和先生演唱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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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页的底部有一条官方的通告，一位历史人物以客串角色的方式出现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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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和皇家陛下使徒于今年3月5日做出最高决定，最慷慨地屈尊任命私人讲师亚瑟·夏腾佛罗为维也纳大学特别教授，同时也以他最大的慷慨，授予私人讲师西格蒙·弗洛伊德博士、朱利叶斯·马纳伯格博士和埃米尔·弗荣兹博士为同一所大学的特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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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被擢升为“大学特别教授”（不同于全职的、终身的职位），这是他早就应该得到的承认，因为他治疗心理问题的方法——他称之为心理分析——已经在国际上得到称许。这份承认来得太迟了。长期以来，医学界拒绝承认这位犹太医生和他的方法，即便这个时候，弗洛伊德也不得不依赖他与一位富有的病人之间的关系来推动他的事业。现在他终于实现了目标。在44岁的时候，他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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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君主国，弗洛伊德度过大半生的地方，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但是直到今天，还有幸存于世、出生在雄视欧洲20%领土的双头鹰下的人。二元君主国的领土范围从罗马尼亚边境的切尔诺夫策（今乌克兰境内）到瑞士日内瓦湖岸的布雷根茨，从北赖兴贝格（今天捷克共和国的利贝雷茨）到克拉科夫（今天波兰的克拉科夫）一直到的里雅斯特（现在意大利境内），然后沿亚得里亚海岸几百英里到戒备森严的小城布度阿，即今天的黑山共和国布德瓦。哈布斯堡帝国的臣民人口仅次于德国，超过英国与爱尔兰的总和及法国的人口（分别为4500万），其5000万人口并不构成一族，而属于几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族群：德意志人（讲德语的居民的自我称谓）、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鲁塞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意大利人、波斯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这中间还不包括民族和宗教上的少数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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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不仅突显了二元君主的权力和范围，也揭示了其致命的缺陷：奥匈帝国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的集合。这是中世纪的政治遗产。捷克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要求政治和文化独立、以自己的语言进行教育、控制税收以及在与其他民族的直接竞争中不断加强政治代表性，而奥地利本土的大多数人则由于大多数厨师出生于波西米亚而吃波西米亚菜，讲捷克语的人不会去匈牙利人的剧院——正如德意志人不会拿起捷克语、意大利语或者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小说。捷克语居民和德语居民将布拉格一分为二，各自都坚持要有自己的报纸、学校、足球队、咖啡馆，甚至单独的大学。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一辈子的德语知识分子，如弗兰茨·卡夫卡和弗兰茨·魏费，更可能懂得拉丁语、古希腊语或者法语，而不会讲捷克语。卡夫卡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更好地理解祖先的文化，他曾学习意第绪语，而他的捷克语仅限于“厨房波西米亚语”——当时的洋泾浜德语，作为同来自外省的家务工交谈之用。纵观整个帝国，总体形势让人觉得比较稳定，因为没有一个族群人口足够多、足够强大到能够保证优势地位。1914年，奥地利外交部长莱帕德·伯克托尔德伯爵（他的全名是：莱帕德·安东·约翰·西吉斯蒙德·约瑟夫·科尔西路斯·费迪兰·伯克托尔德·冯·祖·昂格舒尔茨·芙拉特林·普鲁兹）的直系先祖使得他有部分德意志血统、部分捷克血统、部分斯洛伐克血统和部分匈牙利血统，当一位记着追问他的民族感时，他简单回答说：“我是维也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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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政府处理这种东拼西凑的忠诚的办法是以御貂厚厚的褶皱掩盖民族与文化的差异，但是，自我决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即便维也纳的帝国议会会议也常常被议员之间的混战打断，而在引进敏感的文化立法后，一些少数民族党派诉诸非常不符合国会精神的方式制造噪音，用铃声、锅盖声和儿童号角声淹没反对派发言人的声音，破坏程序。作为对各种政治骚乱的回应，帝国政府培育了高贵的形式化的惯例艺术：这里一只手凑合、稳定、等待和满足点儿，另一只手又将其拿走，从不面对重要问题，唯一的希望是只要政府比历史多一点儿耐心，问题就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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