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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三 1902年：俄狄浦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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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根本没有可能，讨论也不可能，昨天和今天之间没有联系：词语是谎言，感情是谎言，我们的意识本身也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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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现代爱情生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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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1902年3月18日是早春一个肮脏、压抑的日子，铅灰色的天空给人不确定的感觉，继之以狂风骤雨——城里有很多咖啡馆，这样的天气最适于在那种地方猫着，尽情享受它们最有吸引力的特点，即它们提供给客人的几十份报纸。客人只需要买一杯咖啡（现在也是如此），就可以坐下来阅读，想坐多久想读多久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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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沉闷的日子，新闻也平淡无奇。保守的《祖国报》报道了国际国内的政治事件：维也纳议会辩论要不要将军人服役时间从三年降为两年；帝国最显赫的一个贵族施瓦岑贝格亲王庆祝七十大寿；匈牙利议会代表就农业预算展开辩论。布达佩斯的一份德文报纸《佩斯劳埃德氏报》登载了一篇谈猪肉和培根价格的长文章。关于帝国第一家庭的新闻有：大公莱纳参观一场展览；女大公玛丽·克里斯汀分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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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情况要稍微扣人心弦些。国外新闻版的主要内容是布尔战争（德国和法国报纸也一样。所有自尊自重的咖啡馆都有这些报纸。）英国军队在特威波希被打败，梅休因爵士负伤、被俘，然后布尔人将他送回家，还颇为周到地给梅休因夫人发了一封电报，告知她把她丈夫送回来了。《祖国报》报道，英王爱德华今年不出国，而在英国海域巡航；普鲁士海因里希王子搭乘“德意志号”达到普利茅斯；圣彼得堡警察以非暴力的方式阻止了一场游行，但是拘捕了大约100人；一艘游轮在苏伊士运河上起火，产生了浮油；君士坦丁堡（现在的伊斯坦布尔）覆盖了一层厚厚的、不合时令的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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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的新闻总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而当你翻阅地方新闻和广告版的时候，眼前的世界以更丰富的方式展开。最具权威的报纸《维也纳日报》在其地方新闻版报道学童威廉·索普卡离家出走，不见踪影；保姆卡特琳娜·赖贝特琪令其私生子窒息身亡而被捕；工人“约瑟芬·圣”从三楼窗户跳下，自杀丧命；一位屠夫的助手偷了她雇主1000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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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工人们、女工们！”社会主义的《人民消息报》在头版发出呼吁，提醒读者注意周日下午在吉塞拉市场有个“人民集会”。据另一条新闻报道，的里雅斯特工人举行了造反活动，军方枪击了“几十位”同志，目前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即便奥匈德国的“糖业男爵”企图阻止，但是白糖还是降价了；维也纳的一位教堂司事被人发现在他的车上性侵几位祭坛男孩。在一个工作场所没有安全保障的时代，终于有一天地方新闻版上没有工人受伤、遭解雇、致残的消息。在背版上，安东·波拉克公司提供便宜的男装；“一位体面的”女士希望承接洗衣工作；维克多马戏团发布表演节目，内容是喜剧和摔跤；一家药店叫卖“最好的家酿朗姆酒，保证酒精度达96度”（廉价、强劲，足以令任何在工厂工作16个小时的人昏死过去）；还有“橡胶产品”（安全套）广告，出于道德原因，这类广告藏在管道和洗衣工广告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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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报》，一份读者对象主要为城市男青年的幽默周刊，登载的广告很不一样：“免费、有趣的邮件”许诺汉堡有一家“艺术工作室”；另一则广告则是发布“裸体摄影研究”的消息。绅士们的新玩意儿和橡胶产品的广告由柏林的A.克鲁杰和莱比锡的卡尔·弗兰克发布。更受人尊重的《维也纳日报》提供的内容要安全得多：各大剧院的节目表、博物馆开馆时间及“女士和先生演唱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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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页的底部有一条官方的通告，一位历史人物以客串角色的方式出现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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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和皇家陛下使徒于今年3月5日做出最高决定，最慷慨地屈尊任命私人讲师亚瑟·夏腾佛罗为维也纳大学特别教授，同时也以他最大的慷慨，授予私人讲师西格蒙·弗洛伊德博士、朱利叶斯·马纳伯格博士和埃米尔·弗荣兹博士为同一所大学的特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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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被擢升为“大学特别教授”（不同于全职的、终身的职位），这是他早就应该得到的承认，因为他治疗心理问题的方法——他称之为心理分析——已经在国际上得到称许。这份承认来得太迟了。长期以来，医学界拒绝承认这位犹太医生和他的方法，即便这个时候，弗洛伊德也不得不依赖他与一位富有的病人之间的关系来推动他的事业。现在他终于实现了目标。在44岁的时候，他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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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君主国，弗洛伊德度过大半生的地方，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但是直到今天，还有幸存于世、出生在雄视欧洲20%领土的双头鹰下的人。二元君主国的领土范围从罗马尼亚边境的切尔诺夫策（今乌克兰境内）到瑞士日内瓦湖岸的布雷根茨，从北赖兴贝格（今天捷克共和国的利贝雷茨）到克拉科夫（今天波兰的克拉科夫）一直到的里雅斯特（现在意大利境内），然后沿亚得里亚海岸几百英里到戒备森严的小城布度阿，即今天的黑山共和国布德瓦。哈布斯堡帝国的臣民人口仅次于德国，超过英国与爱尔兰的总和及法国的人口（分别为4500万），其5000万人口并不构成一族，而属于几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族群：德意志人（讲德语的居民的自我称谓）、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鲁塞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意大利人、波斯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这中间还不包括民族和宗教上的少数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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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不仅突显了二元君主的权力和范围，也揭示了其致命的缺陷：奥匈帝国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的集合。这是中世纪的政治遗产。捷克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要求政治和文化独立、以自己的语言进行教育、控制税收以及在与其他民族的直接竞争中不断加强政治代表性，而奥地利本土的大多数人则由于大多数厨师出生于波西米亚而吃波西米亚菜，讲捷克语的人不会去匈牙利人的剧院——正如德意志人不会拿起捷克语、意大利语或者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小说。捷克语居民和德语居民将布拉格一分为二，各自都坚持要有自己的报纸、学校、足球队、咖啡馆，甚至单独的大学。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一辈子的德语知识分子，如弗兰茨·卡夫卡和弗兰茨·魏费，更可能懂得拉丁语、古希腊语或者法语，而不会讲捷克语。卡夫卡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更好地理解祖先的文化，他曾学习意第绪语，而他的捷克语仅限于“厨房波西米亚语”——当时的洋泾浜德语，作为同来自外省的家务工交谈之用。纵观整个帝国，总体形势让人觉得比较稳定，因为没有一个族群人口足够多、足够强大到能够保证优势地位。1914年，奥地利外交部长莱帕德·伯克托尔德伯爵（他的全名是：莱帕德·安东·约翰·西吉斯蒙德·约瑟夫·科尔西路斯·费迪兰·伯克托尔德·冯·祖·昂格舒尔茨·芙拉特林·普鲁兹）的直系先祖使得他有部分德意志血统、部分捷克血统、部分斯洛伐克血统和部分匈牙利血统，当一位记着追问他的民族感时，他简单回答说：“我是维也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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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政府处理这种东拼西凑的忠诚的办法是以御貂厚厚的褶皱掩盖民族与文化的差异，但是，自我决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即便维也纳的帝国议会会议也常常被议员之间的混战打断，而在引进敏感的文化立法后，一些少数民族党派诉诸非常不符合国会精神的方式制造噪音，用铃声、锅盖声和儿童号角声淹没反对派发言人的声音，破坏程序。作为对各种政治骚乱的回应，帝国政府培育了高贵的形式化的惯例艺术：这里一只手凑合、稳定、等待和满足点儿，另一只手又将其拿走，从不面对重要问题，唯一的希望是只要政府比历史多一点儿耐心，问题就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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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没有全国身份的国家，唯一真正的统一概念就是皇帝自身。年迈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年）的全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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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使徒陛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经由上帝的恩典，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国王，伦巴第、维纳斯、达尔、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罗多梅里亚及伊利里亚国王，耶路撒冷等国国王，奥地利大公，托斯卡纳与克拉科夫大公，洛林、萨尔茨堡、施蒂利亚、卡林西亚、卡尼鄂拉与布科维纳公爵，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摩拉维亚侯爵，上下西里西亚、摩德纳、帕尔玛、皮亚琴察、古阿斯塔拉、奥斯威辛与扎托尔、切申、弗留利、拉古萨（布布诺夫尼克）和扎拉（扎达尔）公爵，高贵的哈布斯堡、蒂罗尔、凯伯格、戈里齐亚和歌兰蒂斯伯爵，特伦特（特兰托）与不里克森（布雷萨诺内）亲王，上、下卢萨蒂亚与伊斯特拉半岛侯爵，霍恩埃姆斯、费尔德基希、布雷根茨、索南伯格等地伯爵，的里雅斯特、卡塔罗（科托尔）、文德马克勋爵，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大总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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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管着一个有大量悬而未决问题的国家，拥有盛大称号的皇帝完全是个庸常之人，一位一丝不苟的职员，经常没日没夜地穿着骑兵服，坐在他维也纳哈布斯堡皇宫的办公室，在数不清的文件的空白处草草写下评语和决定。他完全是责任和服务的化身，像他希望他的公务员能够做到的那样遵守纪律。他唯一的乐趣就是有时间去他在巴特伊施尔的别墅会他的情妇卡塔琳娜·施拉特。在那儿，他喜欢披上当地的衣服，去山间散步。对他的臣民而言，这位老人无处不在，官方照片里他冷冷的、水汪汪的眼睛凝视学童、公务员和躺在床上的已婚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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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继续像个机械娃娃一样扮演着他的角色，所有这一切粉饰的辉煌的核心处却是一种空虚感和虚假感。只有希腊神话里才有比他的家庭更失调、更不道德的家庭。皇后伊丽莎白（1837—1898年）——她以“茜茜”而闻名——徒有浪漫的光环，她的生活其实是一连串的坏脾气、厌食症、飘忽不定地在地中海地区寻找青春灵药。1898年，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在日内瓦刺杀了她，这才恢复了她的声望。才华横溢、开明的皇储鲁道夫与其父决裂，并于1889年在其梅耶林城堡的狩猎小屋与情妇一起饮弹自尽，而他的表兄弟、寻欢作乐的奥托大公（他有一次曾经只配着军刀出现在社会上）饱受梅毒折磨，出现在公众场合时，只得戴着皮革的鼻子。至于当前的继承人，粗鄙、市侩气的弗朗茨·费迪大公，皇帝打心眼里厌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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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道德心脏本应跳动的地方却是空虚的。弗朗茨·约瑟夫本人年轻时是一个狂热的戏迷，他不经意地强化了这种认识，于是帝国的每一个剧院都为皇帝和他的家人保留了一个包厢，这是整个剧院最精彩的中心——包厢顶部也装饰成皇冠的样子，饰以红色天鹅绒，顶端是皇家的徽号双头鹰。妻子去世后，弗朗茨·约瑟夫几乎再也没有去过戏院。从伦伯格到的里雅斯特的皇家包厢空了几十年，它们不是连接起遥远城市与帝国的荣耀，而是不断提醒人们，哈布斯堡帝国中心处于空洞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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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嫌恶真空状态，皇帝的虚构统一不可持续。相反，个人和竞争团体（民族的、社会的，或者政治的）用他们选择的内容填补哈布斯堡帝国的空洞：礼貌、艺术、享乐主义以及各种何为伟大国家的思想。所有这些投射都是允许的——只要别威胁到皇家的虚张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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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伟大的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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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字面和隐喻的双重层面，掩饰显而易见的事实成了哈布斯堡维也纳生活的中心原则。“一个女人越想表现得像个‘贵妇’，就越不可以允许其自然的形体引人注目；整个时尚都遵从这个学说，因此遵从当时的基本道德倾向，就以关心掩饰和隐瞒事实为要。”这是小说家斯特凡·茨威格对他青年时代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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