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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媒体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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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莫雷尔和凯斯门特这样的人，这些暴行很难再避人耳目，世界范围内要求改变的公众压力增加了。莫雷尔的效率主要在于他极其善于利用大众媒体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及渴望。能够阅读和买得起报纸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报纸已经成为了主要的信息和娱乐来源。仅仅10年前，便宜、快速的排版技术、照相复制及印刷技术实现了报业的革命性改变，好故事总是能卖到钱，特别是涉及到外国政府犯下暴行的时候。莫雷尔给报纸喂料，并以其有效的宣传活动点燃了公众愤怒的火焰，1904年9月，他到美国做宣传，其间他在华盛顿会见了罗斯福总统，并赢得了马克·吐温的支持；在欧洲，他已经获得了法国作家阿拉托拉·弗朗士及挪威诺贝尔奖得主比昂斯特恩·比昂松的支持。刚果委员会和社团在全世界涌现，从苏黎世的定期集会到新西兰的系列讲座。爱德华·莫雷尔几乎以一人之力使得刚果自由邦成为一个持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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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已经在公众意识中占有了一个新的地位。利奥波很快明白，抵抗莫雷尔影响的不二途径是自己走近媒体。他创建了一个精挑细选的有名望的传教士组成的委员会，在一个没有橡胶业不发达的荒僻地区工作。在系统的国际行动中，他收买说客影响政客，贿赂报纸编辑，让他们改变方针。他的德国代理人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让曾经攻击利奥波是“住在布鲁塞尔皇宫里的肆无忌惮的商人”的柏林《民族报》在两年时间内转而贬低暴行报告是“老妇人的故事”。在英国，利奥波的代理人（他得到可观的报酬）更进一步，让在英国社会有头有脸的人组成事实调查团，而在他们一行到达之前，要到访的地方都经过了一定程度的装扮。两个团都带回一些闪光的故事。其中一位成员威廉·蒙特莫里斯子爵出版了一本过分热情的书，夸奖辛劳工作的官员和欢快的当地人。另一位旅行者、出版商玛丽·弗伦奇·谢尔顿由特许的橡胶公司官员陪着转了一圈，爱上了她乘坐的蒸汽船的船长，后来，她在《泰晤士报》发表的文章说：“我在伦敦街头看到的暴行比在刚果看到的多得多。”利奥波确保该看到的人都得到这条信息，自己掏腰包请谢尔顿做了一个演讲，然后在萨瓦设晚宴宴请500位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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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刚果之战是媒体之战，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比利时国王还是输了。这可能是他的战略错误所致。他瞄准的是他认为重要的人，他请这些人出席盛大的免费晚餐，把题为《刚果真相》的小册子放在豪华火车的头等车厢，而莫雷尔则对更普遍的公众讲话。但是也可能只是利奥波为不可辩护的事情辩护，甚至于散布其他殖民政权犯下的暴行故事，并把他那些不幸的刚果臣民的截肢手说成是孤立的恶性肿瘤案例，比利时医生给他们提供无私的治疗。针对他的进攻完全是势不可挡，比利时的政治重量太小，不足以抵抗其他大国出于战略原因发起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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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国王招募为之扭转公众舆论的游说者之一是亨利·I.科瓦尔斯基上校。此人是旧金山一位张扬傲慢、生活放荡的律师，他有着传奇般的腰身，以致在一次为科瓦尔斯基举办的晚宴上，旧金山市的市长发表了这样的讲话：“我没法照本宣科阅读交给我的祝酒词。像我们的客人一样，这个题目太大了。”领着10万法郎年薪的新任公共关系经理人去布鲁塞尔拜访新老板，然后去纽约，在华尔街置办了一个华丽的办公室。结果“上校”——其军衔像他其他那些资历一样是欺骗性的。这是利奥波一个灾难性的选择。比利时殖民官员很快发现这位以花哨的服饰、在长篇大论的通信中称呼利奥波“我亲爱的陛下”的美国人令人尴尬，试图边缘化他。当布鲁塞尔方面不给发钱以后，科瓦尔斯基愤而改换立场，将他与利奥波之间巨量、详细的通信出卖给了报纸大亨鲁道夫·赫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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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国王操纵报纸和华盛顿政客的证据被公诸于世，其效果是灾难性的。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利奥波试图再一次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然而，这一次，天真的传教士们却不肯配合，而尽管其观点已经经过了仔细的审查才入选了委员会，去到刚果自由邦的三位欧洲法官却认真对待他们的工作，会见了上百位证人。在处理声明的过程中，有一位法官精神崩溃，失声大哭。有一位证人是一位酋长，他本人遭到鞭打并被扣为人质。他放了110棵细树枝在委员会的桌子上——每一棵树枝代表他的部落中为割橡胶而丧命的人。1905年3月，听闻委员会的第一批发现后，刚果总督保罗·可斯特曼用剃刀割喉自杀。刚果自由邦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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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事实上刚果当地人悲惨的直接证词摘自藏在布鲁塞尔国家档案馆的报告，即便利奥波设法哄骗许多国际报纸发表报告的“概要”——他以有益于自己的方式拿到了概要，概要没有提及系统暴行，但是，他自己的委员会的该死的发现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证实了莫雷尔的指控，而且这些发现很快也就为人所知了。此时已经年逾七旬的利奥波热衷于骑着三轮车在他皇宫的花园转悠，其强烈的疑心病和病菌恐惧症令他的宫廷惊恐不已。他终于决定不值得再保留他的殖民地（这时候由于国际市场上出现了其他橡胶生产者，橡胶生意已经不那么合算了）。他慷慨地同意将其卖给比利时政府。得到其君主授意后，比利时举债1.1亿法郎（相当于今天的3.3亿英镑），同意为国王的所有在建建筑工程出资，并额外付给他5000万法郎，“以示对他在刚果做出的巨大牺牲表示感谢”。次年12月，利奥波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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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0年的艰辛工作，敢于迎战一位国王的埃德蒙·莫雷尔赢得了胜利。他的这场征战是第一起国际人权运动，他在利物浦的工作室是第一个NGO（非政府组织），其资金主要来自小额的个人捐款，并将其压力直端带到一个世界大国的核心。这能够成为可能，乃是因为大众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权力的民主化。即便在奥匈帝国和俄国这些还在执行新闻审查的国度，仅仅是出版业的数量就已经使得审查者成为多余。信息和观念像野火一样在城市扩散，几天之内就可以传到最遥远的农场。信息以巨大的压力促成改变，最终施加不可控制的舆论气候。莫雷尔并不是唯一一个受益于这种权力政治巨大变化的人。由于媒体运动，德雷福斯上尉得到重审和昭雪，虽然他的案子属于国内事务，由巴黎社会、政界和军方有权力的人“自上而下”推动。另一个表明报纸平衡力增强的重要案例是1913年基辅的贝里斯一案，该案涉及当地工厂的一位犹太簿记员门德尔·贝里斯。他被控以荒谬的“莫须有”的罪名：仪式性地谋杀了一位基督徒男孩。极端反犹的沙皇亲自指示法官认定贝里斯有罪，并给法庭施加各种压力。然而，在这里也一样，国际报纸对此案件的关注确保受控者立即被宣判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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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收买“证人”和假冒专家出庭的虚假审判在全世界受到跟踪和评论，最终在这种压力下崩溃了。大众媒体把权力放在不同的基础上。过去，权力的形象最重要的总是政治权力，现在，却已不再是官方艺术家和宏大工程的领地，而是在报纸的办公室决定的。德皇威廉二世这样的现代君主竭力博取和利用媒体，并为达成这样的目的而创造并展现一种形象，但是，他也不得不认识到，这是与魔鬼跳舞，事态可能会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每个时代的舆论导向专家都知道，感觉比事实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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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权力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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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尔的成功表明赢得形象战有多么重要，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历史学家对殖民主义本身的形象及其对于欧洲的重要性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评估。无疑，殖民地财富对于大国的自我形象至关重要。殖民地对于英国、德国和法国这些国家最为重要。它们与有实力的帝国一起创建了“大国”俱乐部，并造成了一种历史使命感和伟大国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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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全球力量和威望竞相追逐的黑暗面非常突出：殖民主义给那些被殖民的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常常是极其伤痛的记忆。在最恶劣的情形中，例如刚果，它抽干了这个已经遭受了数世纪奴役的地区的血（主要是被阿拉伯商人奴役。仅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他们每年抢夺刚果大约50万人口，把他们出卖为奴），使他们遭受后殖民历史时期的残酷、痛苦、独裁和内战。殖民主义留下的最好的遗产不过是相当随意的边界，也有铁路系统、学校、司法体系以及民主的外壳，但是并没有训练当地成长起来的精英进行管理。在所有情况下，它都留下了许多巨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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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殖民者，殖民主义的形象和事实也是分裂的，认真的考察表明，我们对于殖民主义的认识受到一个世纪前的说辞的影响：殖民地对于大国的重要性与其臣民们的认识差得天远。当然，英国是受帝国事实影响最大的国家，统治了1/5的世界及1/4的人口。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盛大的钻石婚禧在全世界举行，动员了巨大的人群，至此，帝国文化达到其最高潮。帝国对于其母国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年轻人寻找事业和运气的地方，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英国民族的优越性。我们被告知，帝国使英国成其为当时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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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如果说英国在帝国的大多数地区（印度乡村的农民仍然由“得到认可的”当地统治者直接统治，他们对殖民政府官员的注意较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么，帝国在英国本土发挥的作用却小多了。贸易的平衡对英国有好处（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因为伦敦在鸦片战争中的残酷战术，因此导致了在中国大发其财的鸦片生意），印度接受了英国大约20%的出口，提供了茶叶、棉花和药品等宝贵的商品。但是殖民者也要付出代价。这抑制了国内的纺织业，耗费大量的金钱进行管理。从长期的角度看，1900年前后在印度投入的2.7亿英镑也意味着，因此不能用这批资金升级英国的工厂，助其与欧洲的邻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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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皇冠上的珍珠”使得英国必须维持世界上最大、最威武有力的海军，装备一代又一代贵得要死的战舰。一旦落后于竞争对手，特别是威廉的帝国，就意味着帝国的终结。为保证英国的战略优势，英国必须在世界上很不合算的地方投资：没有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则不可能统治印度及相应的贸易；不控制住埃及和巴勒斯坦，则谈不上运河本身的安全。而统治埃及（事实上，它从来不是一个正式的殖民地），意味着镇守住其南边广袤的内陆地区，包括臭名昭著的战乱频仍的苏丹——喀土穆的基齐纳勋爵等在这个地区成就了“英雄”的名声，这个地区因此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但是，它也把帝国拖入无休无止、不温不火的军事冲突，这从来就不是一个赢利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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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帝国创造的义务和责任很可能不相上下，那么，它一直是巨大的民族骄傲的来源。是否是这样，这取决于询问对象。殖民主义在英国有着不小的市场，英国人广泛相信“白人的承担”及英国人的历史使命之说，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将这种家长式的观念概括为：“开发地产是地主的义务”。从充斥于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无数小摆设中也可以推断出帝国的存在，其中许多东西都具有殖民地的含意。例如，作曲家爱德华·埃德加爵士的家里陈设着埃德加夫人家的许多这类纪念品和传家宝：一些印度的黄铜烛台、一张雕刻精美的孟买黄檀方凳、两头象斗殴及一头象顶着象轿的大理石组雕、一尊带狗的大理石偶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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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枚举可以作为帝国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证据，但是做出这样的声言是有问题的：马克斯·诺尔道讥讽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大资产阶级家的摆设时，描绘了类似的东方物品，什么土耳其流苏、波斯地毯、印度匕首之类，虽然奥匈帝国根本就没有殖民地。对异国情调的欣赏在当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作为发泄自由幻想的方法，异国情调、原始的尊严类似于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这不一定是帝国骄傲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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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非洲大鳄、布尔战争的重要煽动者塞西尔·罗德斯所体现的殖民地骄傲（后来的耻辱）乃是最明显最残酷的帝国主义，但并不代表英国文化或者英国思想。如果说国外政治和政府说辞由帝国性质的事务主宰，那么，实际上，这些事情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相对较小。无怪乎历史记录表明公民对自己的生活、国内的阶级、工作和政治的关心远远超过对几千英里之外的社会的关心。报纸登载殖民地的新闻，但是，普罗大众的想象力并不太着意于女王或者国王陛下的外国财产。当然，男孩们有自己的文化，但是无论音乐大厅歌曲（可能流行歌曲《布尔人抓住了我爹地》是一个例外）抑或西区戏剧，不论文学还是绘画，都少有关涉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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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画家而言，那种风尚已经过时了。弗雷德里克·莱顿勋爵创作的无名英国后宫宫女，及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爵士的颜色骚乱的人群与翻滚的乳房，都极富维多利亚风格的特色，都绝对属于19世纪。1900的时候，情绪比以往更清醒。新一代艺术家不看印度或者非洲，而是把目光转向英国的乡村，或者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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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鲁德亚德·吉卜林以外，英国作家从来没有真正把殖民地的生活作为主题，在1900前后，帝国没得到多少文学上的共鸣。从托马斯·哈代永恒的英格兰，到H. G.韦尔斯的乌托邦噩梦，小说家们选择的题材不涉及殖民地。韦尔斯的《莫洛博士岛》（1896年）描写一位科学家企图通过手术把一个遥远岛屿上的动物改变成人类那样“没有恶意的族群”，然后以独裁者的铁腕统治它们。这部小说可以被解读为帝国主义的寓言。但是，恰好是其寓言人物使之成为对达尔文和马尔萨斯思想激烈论争的评价，并成为罗伯特·史蒂文森和弗朗西斯·培根传统的英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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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当殖民地或者殖民地角色出现的时候，他们也是次要的角色——非常类似前印度军队的沃森医生，实际上，类似于夏洛克·福尔摩斯忠诚但是从来不机智的朋友。大侦探的许多故事都有殖民地背景，但是，这种背景的作用只是提供各种奇异的毒药、鸦片、少见的蛇、无法解释的财富，以及健康毁灭后回到母国的人。这都是些有趣的把戏，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固有存在。今天我们所想象的帝国文化和意象，如诺埃尔·科沃德《私生活》中阿拉伯的劳伦斯（“你知道，我在全世界转了一圈……”“怎么样？”“世界？非常过瘾。”），E. M.福斯特的《印度之旅》（1924年），都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一个好玩儿的智力演习（但是没有幽默内容）中，已故的爱德华·赛义德假设正是由于1914年以前帝国指涉的缺失才证明英国弥漫着多么深厚的帝国主义、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如此深厚以至于它被作为一种隐含的潜台词。他是在试图倒果为因。然而，历史证据不能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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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立学校，一批又一批怀着帝国思想的观察者沮丧地发现，孩子们对于殖民地几乎一无所知。私立学校的情况也相似：孩子们脑袋里塞满了希腊和拉丁动词，阅读莎士比亚和丁尼生。如果选修现代语言，那么他们很可能学习德语或者法语。他们在寄宿学校、青年团这种军事化环境下的社会化可能为他们未来在殖民政府任职做好准备，但是他们的论文和学校辩论几乎不涉及帝国事务。帝国对他们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种朦胧的情愫，尽管有“马弗京之夜”的惯例——每年春天举行，庆祝布尔战争期间英国据点解围的爱国主义周年庆典，这对于学童是个理想的机会，不仅可以焚毁克鲁格总统的画像，也可以享受普遍的混乱和无序。正如伯纳德·波特所说，孩子们在校园里嬉戏，在引入“牛仔和印第安人”之前，他们不是表演“定居者和祖鲁人”，而是扮演“英国人和罗马人”。斯坦利和利文斯通是民族英雄，但是后来沙克尔顿（英国南极探险家）、斯科特甚至阿蒙森也是，虽然作为殖民企业他们的勋绩没有价值，而阿蒙森甚至都不是英国人。但是他们是些豪侠英雄，是某种运动员，受到一个仰慕体育的民族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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