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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六 1905年：冲天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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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暴风雨就快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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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暴风雨中的云雀，骄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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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翔在闪电与狂涛汹涌的大海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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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它朗声发出胜利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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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暴风雨释放它全部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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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姆·高尔基《歌颂暴风雨中的云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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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月9号，星期天，一个明朗、温和的冬日上午，那是圣彼得堡最宁静的日子，谢尔盖·于勒维奇·维特，一位55岁的高个儿男人，下了床，走到他豪华公寓的窗前，朝外面的林荫大道望去。“我……看见一群工人、知识分子、妇女、孩童，沿着卡门诺－奥斯特洛夫斯基大街行进，手拿教会的旗子、照片”他写道，“这群人，或者说这支队伍，经过的时候，我马上跑到阳台，从这里我看得见特洛茨基桥，他们朝那儿进发。我刚到阳台就听见枪声，有几颗子弹从我近前呼啸而过。一颗子弹击中了萨斯科·色洛·里希附近的一位门房。然后是一系列的连射。十分钟之内，一大群人往回跑，有些人抱着死者和伤者，其中有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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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这次游行的人，无数的群众，也许有1万多人，怀着节日的心情，穿着最好的星期天才穿的衣服，准备去东宫觐见他们的小父亲沙皇。他们高唱宗教圣歌，有些人头一天晚上进行了斋戒和祈祷，其他人没那么乐观，他们写了道别信，甚至交代了遗嘱。这一天将成为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一种前所未有的爱和忠诚的行为：人民要求他们的君主直接听取他们的要求。他们准备了一份交给沙皇的请愿书。“阁下，我们圣彼得堡的工人和居民……来到您跟前，寻求公道和保护，”文件写道，“我们已经成了乞丐了；我们受到超出体力的劳动压迫和负累；我们受到作践；我们不被当人看待，而是只能默默忍受辛酸命运的奴隶……”这些人认为沙皇不了解他们的艰辛，因此必须告诉他，然后他就会动手惩治资本家、官僚，以及所有俄国人民的压迫者。作为他的崇拜者，他们希望“在他的肩头哭诉自己的悲苦”，带着他们高举的画像和希望，他们唱道：“拯救你的人民吧，哦主啊。”他们的呼吸在空气中形成水蒸气。路边的人在胸前画十字，教堂敲响了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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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往东宫会合的各支队伍很快在各个通道都遇到了路障：米特林斯卡亚、涅瓦河堤岸（就在维特家附近），以及瓦西勒夫斯基岛。主体游行队伍到达为纪念拿破仑失败而修筑的纳尔瓦门华丽的铸铜门前，一对骑马的近卫军掷弹兵向人群冲锋，把军刀拔出来又收回去。左边一座小桥边，一个步兵团向目标瞄准。第一阵骚乱后是片刻的静默。示威者挽起手，发出更嘹亮的歌声。他们聚集在一位身着长袍的东正教神父身边。那是一位富有领袖气质的年轻人。这时号角吹响了，这是开枪的信号。一位警官叫嚷道：“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怎么可以向举着沙皇像的神圣的朝圣者开枪？”他是第一批倒下的人。神父身边的同伴一个个在子弹的呼啸声中应声倒下。圣像和旗帜哗啦啦地掉进肮脏的雪中。然后人群四处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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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西勒夫斯基岛，请愿者被芬兰近卫军团给阻止了。持白色手帕的使者朝士兵走去，试图解释他们的事由，他们不反对沙皇。看见士兵的枪指着他们，有些游行者袒露胸膛，让他们身着制服的兄弟朝他们开枪。开枪的命令一下达，枪声立时大作；骑兵砍倒那些跑得慢的人。有一张记录这个场景的照片幸存了下来：一排着冬季长大衣的士兵瞄准白得耀眼的广场另一边的人群。示威者们争先恐后地寻求安全；远处是些不明就里的黑点。有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行人之间的无人地带。这个血腥的周日结束，在软绵的雪覆盖了这座城市的时候，据官方统计，有130名示威者丧命，299名示威者受伤。外国记者报道伤亡人数达46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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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没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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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后来被称为“血腥的星期天”的一天被广泛地视为沙皇让其军队对付自己人民的日子。它引发的愤怒点燃了长达数月的革命动荡，标志着俄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当枪声在广场大作，眼看身边的同志纷纷倒下的时候，纳尔瓦门前游行队伍前列的高个儿神父发出了绝望的嚎叫：“世上没有上帝，没有沙皇！”他是嘉庞神父，他的喊声传到了遥远的西伯利亚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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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俄国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比其他任何大国都紧密。作为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俄国的城市现代化、工业化程度高，但是城市居民大约只占俄国人口的20%。绝大多数人的劳作方式和思维方式跟数百年前一模一样，距俄国西边邻国发生的变化非常非常遥远。要理解俄国和1905年那场“小革命”必须从了解尘土飞扬的乡村广场开始。俄国共有几千个这样的乡村广场，四周围是低矮的棚屋，沙皇的大多数村民就在这样的棚屋里聊以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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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村子得名于俄语“木头”一词，那是修建房屋的重要材料。这些房屋通常只需要几天就可以建好和拆除（如果没有先被火给烧掉的话）。几代人组成的大家庭住在一个屋檐下，多数人家只有一间屋子，有一个睡觉的炕，一张吃饭的桌子、一个供奉家宅圣像的圣龛——这是列奥·托洛茨基所谓的“圣像和蟑螂”的世界，这话不仅仅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说的：将其居民关在门里：“房门关得严严实实，窗户封得严丝密缝，里面的气氛无法用语言形容，”一位绝望的英国教友会教徒在家信中写道，“其毒性只有依靠经验才能认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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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关得严严实实的”门背后，生活一如远古时代。19世纪末期以前，村民大多不识字；直到1917年，还只有20%的学龄儿童入学。大约1/3的乡村学校是东正教教会开办的，但是，神父对他们的人群并没有多少影响力。他们自己也不过是农民，非常无知；学习神学是教条式修道院里穿长袍的“黑色的神父”的专享，他们并不承担牧师职责。因此基督教教义知识非常少。高尔基曾听见一位喀山农民说，上帝“不可能同时在各个地方，生出来了那么多人，他忙不过来。但是，你知道，他会成功的。但是我一点儿都不理解耶稣！对我来说，他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只要有一个上帝就够了。但是还有另一个上帝！他们说，是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又怎么样？据我所知，上帝并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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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字面意义上，农民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财政部长谢尔盖·维特估计，每1亿俄国农民有1万名警察，某种意义上的正义是根据任意和习俗实现的：通常由农民法庭采取公共羞辱或者鞭打的方式体现。最恶毒的惩罚针对的是通奸的妇女和偷马贼。被控背叛丈夫的女人会被剥光衣服，或者把她们的裙子绑在头上，然后抽打，或者被马车拖着在村里游街示众。偷马贼的处罚更可怕：他们被阉割、鞭打、烙印，或者用镰刀劈死。日常生活的暴力很极端，尤其是对妇女，她们遭到丈夫的毒打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有一个俄国谚语说：“老婆越挨打，汤越好喝。”另一个谚语说：“毛越打越暖和，老婆越打越乖巧。”在婚礼上，年轻女人的父亲交给新郎一根皮鞭，以此象征性地确立丈夫的新权威。乡村筵席常常酿成酒后斗殴，有些参加斗殴的人永远不会再站起来，这被视为宴乐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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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可以作为农夫们的中世纪心智的一个衡量标准吧，尽管境况这么苦，尽管饥饿和饥荒是乡村的常态，但是俄国农村几乎没人移民。1897—1916年间为寻求更好的生活而离开祖国的300万俄国人中，70%是波兰人或者犹太人。村子外的生活几乎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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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借自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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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单个家庭的土地量比过去减少，家庭规模比原来扩大，上千万的人去城市的工厂打工，构成城市下层阶级，但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指望看到的工业无产阶级。与其他国家不同，大多数在城里就业的俄国农民最终会回到他们的村子。曼彻斯特、米兰或者埃森的工业无产阶级才是这个词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选民。俄国工厂工人只是从乡村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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