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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借自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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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单个家庭的土地量比过去减少，家庭规模比原来扩大，上千万的人去城市的工厂打工，构成城市下层阶级，但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指望看到的工业无产阶级。与其他国家不同，大多数在城里就业的俄国农民最终会回到他们的村子。曼彻斯特、米兰或者埃森的工业无产阶级才是这个词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选民。俄国工厂工人只是从乡村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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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男人。他们往往已经娶妻，于是把钱寄回家，他们挣到钱以后就会回到家人身边。女人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从“无神的罪恶之窝”的城市回去后，她们被认为是打折货，不够贞洁，不易婚嫁。因此许多女人选择待在城市里，在工厂做工、做保姆和卖淫，勉强过着岌岌可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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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村的工人带回去残酷的变化。这些人一眼就认得出来：他们把衬衣扎进裤子里，甚至还拥有一件夹克；他们刮了胡子，再也不把头发剪成锅盖头。他们带回来钱和消费品、城市风尚的成衣、书籍和政治观念。他们见过世面，比待在家乡的人需要更多的独立。连那些在工厂做过工的女人也看得出来，她们“讲话更生动，更独立，性格更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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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开始渗透乡村，乡村也开始将其残酷和困苦带进莫斯科、圣彼得堡不断扩大的贫民窟和工厂宿舍，在这些地方，工人过着动物般的生活，许多房间没有自来水或者卫浴，也几乎没有采暖——只够满足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3个小时后的睡觉之需。甚至公共水井的水也不能安全饮用，整个区域被工业污水和人的粪尿淹溺。迟至1909年，一场霍乱还夺去了3万圣彼得堡人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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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再次成为受罪最深的人。怀孕、无数次的分娩以及喝醉的丈夫或者情人的虐待令她们付出沉重的代价。1914年，一位医生的报告说：“一个50岁的女工视力听力都已模糊，她的头颤抖，双肩严重佝偻。她看起来像个70岁的老妪。显然，唯一的迫切的需要使她留在工厂，迫使她做超出体力的劳动。在西方，老工人有退休金，而我们的女工最好的期盼不过是在生命的余日当个厕所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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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异常之处在于，尽管天气寒冷，滴水成冰，但是，她们几乎都没穿什么衣服……松开的裤子，几片破布，而不是衬衣，几乎没有一样寻常称得上是服装的基本衣物。这里也有一些形迹可疑的妇女，提着篮子，穿着这些可怕的破布片，进行着活跃的交易。人们就在最近的门下面，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当街脱衣服，也没人特别吃惊或者好奇。显然，这是寻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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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另一位观察者、记者阿列克谢·斯维尔斯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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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两夜，我游荡在这些生活的失意者中间。他们这些人不是在生活，而是像火烧后散落的烧焦的原木般苟延残喘着。在阴郁、半暗不明的肮脏的低级夜总会里，在拥挤、臭虫出没的廉价旅舍，在茶馆、小酒馆以及廉价的淫乱窝点——到处都在出卖伏特加、妇女和儿童——我遇到的这些人完全不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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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法庭上的拳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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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维特从地方科员成为政府首脑，这种急剧跃升是俄国给其能干的居民提供失意与机遇的典型事例。维特之所以能够得到这种巨大的升迁，只是因为国家需要他的专业技术：他勤奋工作、能干，他所在的铁路行业是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不同于他的统治者，务实而富有远见的维特从一开始就明白，国家的这种局部整修不仅是非正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一条通则，如果一个政府拒绝满足人民的经济、政治改革要求，人民就会要求改变政治结构；如果政府不满足这种要求……就会爆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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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以政治体制局外人的身份进入政府。他生于高加索地区的第比利斯，他的家庭可能有波罗的海德意志血统，这个群属为国家贡献了最能干的专业人员和管理者。他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公务员，他从小生活在危险的特权气氛下。后来被送到敖德萨上学。在大学时代，这位高个儿、笨拙的年轻人（他从来没有学会都市色彩，以其粗野的举止和乡音及嚼口香糖的习惯而著名）发现特权可以体现为放荡和流连妓院的形式，而参与任何政治或者公民活动都受到严厉阻挠：“你们这些教授可以自己聚会，但是只能打扑克。你们这些学生记住，我们会用放纵的眼光看待酗酒，但是如果任何人有自由思想，等待你的就是军装（即，25岁征兵入伍）。”基辅大学校长在全体教职员工集会上如此警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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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的政治气质与俾斯麦一样：本能保守，默默务实。他在大学的时候，正好是知识分子关于俄国未来性质辩论的高潮。这场辩论为未来几十年，也许包括今天，定下了基调。一派，即现代主义者，大力主张国家必须摆脱其“半亚细亚的”落后，尽最大的努力成为一个现代的、西方式的国家，而亲斯拉夫派反对者坚持认为这会置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他们争辩说，俄国与众不同，本质上是半欧洲半亚洲的，是上帝安置在地球上的特殊民族，根据独特的俄罗斯的生活观实现独特的任务，坚持农民的原始虔诚——土地，以及教会和沙皇的伟大。不用说，这种思路容不下民主、工业化、世俗教育、帝国不同民族的文化——沙皇1/3的臣民既不是俄罗斯人也非东正教徒，包括波兰人和蒙古人、穆斯林、芬兰人及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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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大胆思想和充沛精力的年轻工程师维特迅速在初步发展的铁路业（1853年，俄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拥有650公里长的铁道）步步攀升，很快引起政府层级的关注，尤其是在他就一条线路的安全问题顶撞上级，导致自己失宠以后。他的警告被置之不理，这个疏忽差点儿要了沙皇的命——他乘坐的火车脱了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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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加快了维特的晋升。他很快在圣彼得堡谋到一个职位，先是在交通部，1892年，他提出扩大铁路网，吸引外国投资的政策，得益于这些积极思路的帮助，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这位43岁的帝国部长在很多方面都是例外。严格遵照资历进行升迁提拔的惯例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那就是，大多数重要岗位都由迟暮老人掌控，这些人既不懂得也不理解他们面对的挑战。晋升提拔遵循彼得大帝制定的层级表，包括14个层级，给官员们如“你的高贵的先祖”这类美妙的称谓，而且还让他们自动升格为世袭贵族。这个表还保证公务员、陆军与海军的职位相等。这使得从军职退休的高级官员成为同等职衔的公务员，意味着整个省突然之间由一位老态龙钟的大校领导，而这个人只不过在军官俱乐部浪荡过一阵子，对新兵吼过几嗓子，其唯一的实际经验可能来自年轻时参加的克里米亚战争，或者是在地方叛乱后捆绑过农民。这些人心目中，任何类型的改革都是最最靠后的选项，因此许多帝国官员的素质都差强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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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政府一般由王子和逐级升迁上来的官僚把控，更技术化、不那么显赫的职位则点缀了一些大学教授。维特是这个政府中的佼佼者。他强烈鄙视宫廷里那群奸佞的大公和将军。这种看法是相互的。贵族派把他看成粗野的暴发户，一心要以改革和其他要求扰乱他们的安逸生活，而部长对于沙皇任命的官员也啧有烦言。伊万·M.奥博伦斯基亲王受命去安抚叛乱的芬兰公国。他出自于俄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如维特所说，宫廷认为他是理想人选。他“在哈尔科夫州长任上成功镇压了农民暴动，从而显得卓尔不群；他亲自监督对暴乱者的鞭笞，亲王下令对农民实施严刑拷打，这被视为年轻和有决断的证据：‘多么可靠的年轻人’、‘多好的小伙子’、‘芬兰总督舍他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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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辅州长克勒格斯将军，维特认为他虽然“无疑比他的继任者好，但是这也不算是一种推荐。他是一个十分有限的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对马的了解多过对人的认识”。同对远东的督抚、海军上将阿列克西乌的评价比起来，这是相当赞美性的评价了，“一个有着狡猾的亚美尼亚地毯商心态的人”，而他之所以能够创下一份事业，维特认为只是因为在年轻的大公亚历克西斯·亚历山德罗（他太迷恋一位情妇，为使他忘掉她，他被送到国外）在马赛的一家妓院胡闹时，他出手救了他，使他免于在大庭广众丢脸。阿列克西乌在法国警察面前承担了那件龌龊的事，自此以后，大公着力提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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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维特对于帝国政府的上层人士没有多少认同，那么，他对沙皇及其家庭的看法则可以说更其不妙。当然，首先，维特认为皇帝尼古拉二世的个性好像“有个好家庭背景的寻常卫队上校”，随和但是完全没有能力，迷迷瞪瞪。“皇帝尼古拉二世跟他父亲很像：很有教养（比我认识的所有人教养都好），穿着非常讲究，从不说粗话，举止从不粗鲁。”——这是他对他的君主最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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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帝国的核心是虚空的，皇帝的“个性或者没有个性”使他完全受制于其德国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多洛夫娜，而她“沉闷、自负的性格及狭隘的世界观”明显体现在沙皇的政治意见中。“她也许适合做一位德国亲王或者一位有脊梁骨的沙皇的妻子，”维特恶毒地反思，“但是我悲哀地认为，这位沙皇没有意志。”结果就造成了完全与现实隔离的、充满贵族虚伪和无知的小世界：“皇后……及其配偶把自己封闭在堡垒里——皇村的皇宫和夏宫。他们从避居的皇宫给那些死于卑劣的革命刺客之手的人的妻子发慰问电报，赞扬死者的勇气，宣布‘只要俄国高兴，我个人的生命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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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几乎完全隔离在一个平行的世界，沙皇仍然认为自己掌握着老罗斯（即俄国）与其永恒的上帝之间的神秘结合，由于尼古拉二世本人的俄国资质相当薄弱，这个观念因此更加滑稽、不当。法国大使毛里斯·帕莱奥罗格盘算过，沙皇和他的表兄弟、国王乔治五世长得如此相像，如果他们互换衣服，连他们的随行人员都难以分辨，而且他也模仿他的祖先，娶了一位德国妻子，夫妻两个用英语交流；即便根据最乐观的分析，他的俄国血统也不会不超过1/128；而且，有传言说凯瑟琳大帝的儿子保罗不是她丈夫的骨血，而是她诸多情人之一的一位伯爵的种，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尼古拉根本就不是俄国人。然而，在尼古拉的心目中，自己是俄罗斯属性之父、是圣命所定的斯拉夫灵魂的守护者，他决心保护它不受现代性的腐蚀和自由主义的张狂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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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非常反动的朝廷的务实派改革者，维特只好小心翼翼行事，而他善于根据谈话对象剪裁信息。当尼古拉二世的父亲、非常反犹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问起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不是“喜欢犹太人”时，并不喜欢犹太人的维特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回答：“我问他可不可能把俄国的犹太人全部丢进黑海。如果可以，那么，犹太人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既然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拒绝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步废除所有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法律。”实际上，维特既心明眼亮，但同时又充满偏狭。他没时间关心“那些破产的犹太佬”，但是他认为当时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是俄国自己造成的。他指出：“反犹太法律遭到任意解释，俄国学校的负面影响强化了这种情况，促使犹太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成为极端的革命者。”——他指的是由于法律限制犹太人的迁徙以及他们可以尝试的职业和强加的特别税，帝国境内的绝大多数犹太人处于令人毛骨悚然的非人境地。维特意识到，这些负担落在“最穷的犹太人身上，因为越富有的犹太人越容易花钱买出路”。他的态度很矛盾：虽然他咒骂爬到圣彼得堡社会上层的“犹太佬”，但自己却选择和一位离异的犹太女士结婚，为此不惜把他的整个事业置于险地，并全然不顾整个圣彼得堡“好”社会的恶意评价。那些人确实不失时机地疏离了这对夫妇。但大家都说他是个忠诚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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