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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法庭上的拳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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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维特从地方科员成为政府首脑，这种急剧跃升是俄国给其能干的居民提供失意与机遇的典型事例。维特之所以能够得到这种巨大的升迁，只是因为国家需要他的专业技术：他勤奋工作、能干，他所在的铁路行业是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不同于他的统治者，务实而富有远见的维特从一开始就明白，国家的这种局部整修不仅是非正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一条通则，如果一个政府拒绝满足人民的经济、政治改革要求，人民就会要求改变政治结构；如果政府不满足这种要求……就会爆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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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以政治体制局外人的身份进入政府。他生于高加索地区的第比利斯，他的家庭可能有波罗的海德意志血统，这个群属为国家贡献了最能干的专业人员和管理者。他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公务员，他从小生活在危险的特权气氛下。后来被送到敖德萨上学。在大学时代，这位高个儿、笨拙的年轻人（他从来没有学会都市色彩，以其粗野的举止和乡音及嚼口香糖的习惯而著名）发现特权可以体现为放荡和流连妓院的形式，而参与任何政治或者公民活动都受到严厉阻挠：“你们这些教授可以自己聚会，但是只能打扑克。你们这些学生记住，我们会用放纵的眼光看待酗酒，但是如果任何人有自由思想，等待你的就是军装（即，25岁征兵入伍）。”基辅大学校长在全体教职员工集会上如此警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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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的政治气质与俾斯麦一样：本能保守，默默务实。他在大学的时候，正好是知识分子关于俄国未来性质辩论的高潮。这场辩论为未来几十年，也许包括今天，定下了基调。一派，即现代主义者，大力主张国家必须摆脱其“半亚细亚的”落后，尽最大的努力成为一个现代的、西方式的国家，而亲斯拉夫派反对者坚持认为这会置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他们争辩说，俄国与众不同，本质上是半欧洲半亚洲的，是上帝安置在地球上的特殊民族，根据独特的俄罗斯的生活观实现独特的任务，坚持农民的原始虔诚——土地，以及教会和沙皇的伟大。不用说，这种思路容不下民主、工业化、世俗教育、帝国不同民族的文化——沙皇1/3的臣民既不是俄罗斯人也非东正教徒，包括波兰人和蒙古人、穆斯林、芬兰人及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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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大胆思想和充沛精力的年轻工程师维特迅速在初步发展的铁路业（1853年，俄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拥有650公里长的铁道）步步攀升，很快引起政府层级的关注，尤其是在他就一条线路的安全问题顶撞上级，导致自己失宠以后。他的警告被置之不理，这个疏忽差点儿要了沙皇的命——他乘坐的火车脱了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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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加快了维特的晋升。他很快在圣彼得堡谋到一个职位，先是在交通部，1892年，他提出扩大铁路网，吸引外国投资的政策，得益于这些积极思路的帮助，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这位43岁的帝国部长在很多方面都是例外。严格遵照资历进行升迁提拔的惯例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那就是，大多数重要岗位都由迟暮老人掌控，这些人既不懂得也不理解他们面对的挑战。晋升提拔遵循彼得大帝制定的层级表，包括14个层级，给官员们如“你的高贵的先祖”这类美妙的称谓，而且还让他们自动升格为世袭贵族。这个表还保证公务员、陆军与海军的职位相等。这使得从军职退休的高级官员成为同等职衔的公务员，意味着整个省突然之间由一位老态龙钟的大校领导，而这个人只不过在军官俱乐部浪荡过一阵子，对新兵吼过几嗓子，其唯一的实际经验可能来自年轻时参加的克里米亚战争，或者是在地方叛乱后捆绑过农民。这些人心目中，任何类型的改革都是最最靠后的选项，因此许多帝国官员的素质都差强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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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政府一般由王子和逐级升迁上来的官僚把控，更技术化、不那么显赫的职位则点缀了一些大学教授。维特是这个政府中的佼佼者。他强烈鄙视宫廷里那群奸佞的大公和将军。这种看法是相互的。贵族派把他看成粗野的暴发户，一心要以改革和其他要求扰乱他们的安逸生活，而部长对于沙皇任命的官员也啧有烦言。伊万·M.奥博伦斯基亲王受命去安抚叛乱的芬兰公国。他出自于俄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如维特所说，宫廷认为他是理想人选。他“在哈尔科夫州长任上成功镇压了农民暴动，从而显得卓尔不群；他亲自监督对暴乱者的鞭笞，亲王下令对农民实施严刑拷打，这被视为年轻和有决断的证据：‘多么可靠的年轻人’、‘多好的小伙子’、‘芬兰总督舍他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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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辅州长克勒格斯将军，维特认为他虽然“无疑比他的继任者好，但是这也不算是一种推荐。他是一个十分有限的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对马的了解多过对人的认识”。同对远东的督抚、海军上将阿列克西乌的评价比起来，这是相当赞美性的评价了，“一个有着狡猾的亚美尼亚地毯商心态的人”，而他之所以能够创下一份事业，维特认为只是因为在年轻的大公亚历克西斯·亚历山德罗（他太迷恋一位情妇，为使他忘掉她，他被送到国外）在马赛的一家妓院胡闹时，他出手救了他，使他免于在大庭广众丢脸。阿列克西乌在法国警察面前承担了那件龌龊的事，自此以后，大公着力提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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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维特对于帝国政府的上层人士没有多少认同，那么，他对沙皇及其家庭的看法则可以说更其不妙。当然，首先，维特认为皇帝尼古拉二世的个性好像“有个好家庭背景的寻常卫队上校”，随和但是完全没有能力，迷迷瞪瞪。“皇帝尼古拉二世跟他父亲很像：很有教养（比我认识的所有人教养都好），穿着非常讲究，从不说粗话，举止从不粗鲁。”——这是他对他的君主最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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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帝国的核心是虚空的，皇帝的“个性或者没有个性”使他完全受制于其德国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多洛夫娜，而她“沉闷、自负的性格及狭隘的世界观”明显体现在沙皇的政治意见中。“她也许适合做一位德国亲王或者一位有脊梁骨的沙皇的妻子，”维特恶毒地反思，“但是我悲哀地认为，这位沙皇没有意志。”结果就造成了完全与现实隔离的、充满贵族虚伪和无知的小世界：“皇后……及其配偶把自己封闭在堡垒里——皇村的皇宫和夏宫。他们从避居的皇宫给那些死于卑劣的革命刺客之手的人的妻子发慰问电报，赞扬死者的勇气，宣布‘只要俄国高兴，我个人的生命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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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几乎完全隔离在一个平行的世界，沙皇仍然认为自己掌握着老罗斯（即俄国）与其永恒的上帝之间的神秘结合，由于尼古拉二世本人的俄国资质相当薄弱，这个观念因此更加滑稽、不当。法国大使毛里斯·帕莱奥罗格盘算过，沙皇和他的表兄弟、国王乔治五世长得如此相像，如果他们互换衣服，连他们的随行人员都难以分辨，而且他也模仿他的祖先，娶了一位德国妻子，夫妻两个用英语交流；即便根据最乐观的分析，他的俄国血统也不会不超过1/128；而且，有传言说凯瑟琳大帝的儿子保罗不是她丈夫的骨血，而是她诸多情人之一的一位伯爵的种，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尼古拉根本就不是俄国人。然而，在尼古拉的心目中，自己是俄罗斯属性之父、是圣命所定的斯拉夫灵魂的守护者，他决心保护它不受现代性的腐蚀和自由主义的张狂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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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非常反动的朝廷的务实派改革者，维特只好小心翼翼行事，而他善于根据谈话对象剪裁信息。当尼古拉二世的父亲、非常反犹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问起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不是“喜欢犹太人”时，并不喜欢犹太人的维特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回答：“我问他可不可能把俄国的犹太人全部丢进黑海。如果可以，那么，犹太人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既然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拒绝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步废除所有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法律。”实际上，维特既心明眼亮，但同时又充满偏狭。他没时间关心“那些破产的犹太佬”，但是他认为当时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是俄国自己造成的。他指出：“反犹太法律遭到任意解释，俄国学校的负面影响强化了这种情况，促使犹太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成为极端的革命者。”——他指的是由于法律限制犹太人的迁徙以及他们可以尝试的职业和强加的特别税，帝国境内的绝大多数犹太人处于令人毛骨悚然的非人境地。维特意识到，这些负担落在“最穷的犹太人身上，因为越富有的犹太人越容易花钱买出路”。他的态度很矛盾：虽然他咒骂爬到圣彼得堡社会上层的“犹太佬”，但自己却选择和一位离异的犹太女士结婚，为此不惜把他的整个事业置于险地，并全然不顾整个圣彼得堡“好”社会的恶意评价。那些人确实不失时机地疏离了这对夫妇。但大家都说他是个忠诚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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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危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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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尼古拉从未找到如何管理一个由现代工业经济支持和提供财源的中世纪国家的办法。这样的经济依赖一个受过教育的阶级，沙皇一方面寻求专业化中产阶级的实用技术和知识技能，一方面又害怕他们那些难以驾驭的自由思想。任何革新或者改革的企图，与自由主义理想的任何联系，最微弱的革命思想气息，都无一例外会被全能的官僚或者被秘密警察用更残忍的手段予以扑灭。除了地方自治机构外，并没有其他民主参与的途径。这种地方性的集会很快成为了改革者的凝聚点。没有国家议会，没有官方允许的政党，媒体受到一如既往的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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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发现对思想感兴趣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最好的结果是会毁掉个人在公务系统的事业；最坏的结果甚至可能丢掉性命。1849年，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背诵一首颠覆性的诗而遭到模拟处决。然而，沉郁的氛围只是使得自由的呼吁更加难以抵制。人们关起门来讨论革命思想，革命思想也通过杂志和书籍被引进俄国，然后这些杂志和书籍被人们抄写、广泛传阅。有时候，甚至连帝国审查官也会在某个关键的时刻把目光抬离办公桌。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获得批准，是因为审查官想不到有谁会真的去读这本如此乏味的经济学理论著作。1862年，他有位同事那天心情特别差，因为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呆板的风格和沉重的情节令他沮丧不已，他批准了它的出版。小说的主人公经受了可怕的考验，鼓起勇气参加革命，结果，为了强化对事业的忠诚，他只吃肉和睡钉床。一整代俄国醒悟的年轻人，包括后来以列宁著名的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1870—1924年），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感召了他们，他们因此被革命理想所征服。许多人不再相信宪政改革与和平演变的可能性。面对当局的恐吓、欺压与威胁，他们转而采取其他措施。在《怎么办？》出版当年，另一位学生革命者发表了他对未来事态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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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了，很快，这一天就要来了，那时我们将张扬未来的伟大旗帜——红旗，喊着“俄国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的豪迈口号，反抗冬宫，消灭住在那里面的人……我们会报之以如今他们对待我们的残酷无情，诛灭帝国主义党羽。如果那伙肮脏的猪猡胆敢在广场现身，我们就在那里结果他们；我们将在他们的家里诛杀他们；我们将在城市狭窄的里巷诛杀他们；我们将在首府的大街上诛杀他们；我们将在村子里诛灭他们。记住：任何不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消灭我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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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事业的无望促使一整代革命者变得激进，使他们成为了革命的战士。现代世界第一波自杀式恐怖袭击常常使用的武器包括左轮手枪和家制炸弹——这种炸弹可以近距离使用，往往使袭击目标和刺客同归于尽。这个行动残酷有效：1917年之前的20年间，大约1.7万人死于恐怖袭击，其中包括两名总理和几位省长。如果加上许多的地方性反抗，尤其是发生在受到残酷镇压的波兰和芬兰的反抗，以及许多的农民起义和城市大罢工，那么情景就是持续的一触即发的内战，起义的爆发和官府的报复标志着这个国家脆弱的僵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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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一场胜利的小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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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俄帝国的局势，其遭到粗暴对待的、愚昧的大多数农民，其受到残酷镇压的少数民族，其灰心丧气的中产阶级，其管理者们经常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能，一场大的革命没有更早发生，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当其终于发生的时候，原因既愚不可及又毫无必要：与日本的灾难性战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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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急于把他的帝国扩大到东南亚，在太平洋获得一个不冻港，为此，他一直在寻找巩固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影响力的途径。他已经武力逼迫日本割让北方的萨哈林岛，强行让中国将中国北部和朝鲜之间的天然良港、具有宝贵战略地位的旅顺港租让给俄国。租让协议一签署，俄国立即着手派驻军队，强化其在东方的军事基地。这项任务由于跨西伯利亚铁路而变得更简单。这条铁路是维特心爱的项目，已经接近竣工，其目的显然是军事的，而非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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