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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危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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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尼古拉从未找到如何管理一个由现代工业经济支持和提供财源的中世纪国家的办法。这样的经济依赖一个受过教育的阶级，沙皇一方面寻求专业化中产阶级的实用技术和知识技能，一方面又害怕他们那些难以驾驭的自由思想。任何革新或者改革的企图，与自由主义理想的任何联系，最微弱的革命思想气息，都无一例外会被全能的官僚或者被秘密警察用更残忍的手段予以扑灭。除了地方自治机构外，并没有其他民主参与的途径。这种地方性的集会很快成为了改革者的凝聚点。没有国家议会，没有官方允许的政党，媒体受到一如既往的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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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发现对思想感兴趣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最好的结果是会毁掉个人在公务系统的事业；最坏的结果甚至可能丢掉性命。1849年，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背诵一首颠覆性的诗而遭到模拟处决。然而，沉郁的氛围只是使得自由的呼吁更加难以抵制。人们关起门来讨论革命思想，革命思想也通过杂志和书籍被引进俄国，然后这些杂志和书籍被人们抄写、广泛传阅。有时候，甚至连帝国审查官也会在某个关键的时刻把目光抬离办公桌。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获得批准，是因为审查官想不到有谁会真的去读这本如此乏味的经济学理论著作。1862年，他有位同事那天心情特别差，因为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呆板的风格和沉重的情节令他沮丧不已，他批准了它的出版。小说的主人公经受了可怕的考验，鼓起勇气参加革命，结果，为了强化对事业的忠诚，他只吃肉和睡钉床。一整代俄国醒悟的年轻人，包括后来以列宁著名的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1870—1924年），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感召了他们，他们因此被革命理想所征服。许多人不再相信宪政改革与和平演变的可能性。面对当局的恐吓、欺压与威胁，他们转而采取其他措施。在《怎么办？》出版当年，另一位学生革命者发表了他对未来事态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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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了，很快，这一天就要来了，那时我们将张扬未来的伟大旗帜——红旗，喊着“俄国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的豪迈口号，反抗冬宫，消灭住在那里面的人……我们会报之以如今他们对待我们的残酷无情，诛灭帝国主义党羽。如果那伙肮脏的猪猡胆敢在广场现身，我们就在那里结果他们；我们将在他们的家里诛杀他们；我们将在城市狭窄的里巷诛杀他们；我们将在首府的大街上诛杀他们；我们将在村子里诛灭他们。记住：任何不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消灭我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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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事业的无望促使一整代革命者变得激进，使他们成为了革命的战士。现代世界第一波自杀式恐怖袭击常常使用的武器包括左轮手枪和家制炸弹——这种炸弹可以近距离使用，往往使袭击目标和刺客同归于尽。这个行动残酷有效：1917年之前的20年间，大约1.7万人死于恐怖袭击，其中包括两名总理和几位省长。如果加上许多的地方性反抗，尤其是发生在受到残酷镇压的波兰和芬兰的反抗，以及许多的农民起义和城市大罢工，那么情景就是持续的一触即发的内战，起义的爆发和官府的报复标志着这个国家脆弱的僵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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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一场胜利的小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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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俄帝国的局势，其遭到粗暴对待的、愚昧的大多数农民，其受到残酷镇压的少数民族，其灰心丧气的中产阶级，其管理者们经常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能，一场大的革命没有更早发生，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当其终于发生的时候，原因既愚不可及又毫无必要：与日本的灾难性战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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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急于把他的帝国扩大到东南亚，在太平洋获得一个不冻港，为此，他一直在寻找巩固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影响力的途径。他已经武力逼迫日本割让北方的萨哈林岛，强行让中国将中国北部和朝鲜之间的天然良港、具有宝贵战略地位的旅顺港租让给俄国。租让协议一签署，俄国立即着手派驻军队，强化其在东方的军事基地。这项任务由于跨西伯利亚铁路而变得更简单。这条铁路是维特心爱的项目，已经接近竣工，其目的显然是军事的，而非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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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触怒了旭日帝国，它悄悄地但是扎实地准备打仗，并重金聘请了普鲁士顾问，购买了英国战舰。1904年1月，日本敦促俄国接受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双边领土保证条约，由于圣彼得堡几周都不予回应，日本天皇召回了他的大使。海军上将、远东督抚阿列克西乌正好在东京，他发电报给沙皇，告诉他日本人只是虚张声势。总理维亚切斯拉夫·普列维认为日本人永远不会进攻，而即便他们进攻，一场“胜利的小战”只会极大地改善俄国国内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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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2月8日深夜，日本战舰和鱼雷艇包围了旅顺港，向无助地停泊在港口的俄国舰队开火。由于太平洋舰队基本被毁灭，沙皇的将军们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在朝鲜驻军，向俄国据点推进。在圣彼得堡，总参谋部一派惊慌失措。东方远远没有足够的军力抗衡日本人的进攻；跨西伯利亚铁路只有一根轨道，水域面积相当于瑞士的贝加尔湖周围的工程尚未完工。俄国只好把铁轨铺设在冰面上运送部队去战争现场，而湖周围的路线则以最快的速度赶修。几个月之内，它就向中国东北运送了41万名战士、9.3万匹马和1000门重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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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随着东方传来的消息不断恶化，恐慌引发了无序，催生了轻率的计划。波罗的海舰队受命解救被围困在日本海的部队，遂开始其缓慢得令人痛苦的旅程，穿过丹麦去非洲和好望角。俄国军队弥漫着混乱和疑神疑鬼，沙皇的海军在诺福克海岸附近的多格浅滩误把一艘英国的拖网渔船当成日本鱼雷船击沉，差点挑起与英国的战争。俄国战舰之间甚至互相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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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二世坚持他当初的选择，任命其督抚为战争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对于这项决定，谢尔盖·维特刻薄地评论说：“海军上将履行这个新职位的资格跟我差不多。他对军队一无所知，对海军所知甚少。”沙皇拒绝听取顾问们的意见，坚决不解除阿列克西乌的职务。为了挽救战局，他决定再任命一位指挥官。库洛帕特金将军是一位经验丰富、能干的军官，但是，由于互相矛盾的命令和虚荣自负的督抚不断的干涉，他根本无法完成任务。这些新情况令谢尔盖·维特大为震惊，在库洛帕特金赴任之前，维特同他交谈，恳求他等阿列克西乌将军一到就立即将之逮捕，并押解回圣彼得堡。库洛帕特金“哈哈大笑，离开的时候，说‘你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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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情况已经非常明显，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胜利。5月，俄军在鸭绿江战役中伤亡惨重；8月，旅顺港的俄国舰队试图突出重围，结果以灾难告终；1905年2月，经过一场代价惨重的大规模战斗，日本人迫使库洛帕特金从其距旅顺港400公里以北的总部撤退。俄国军队装备差、训练差、互不协调，情报搜集水平极低下，军队只好依靠伦敦的《泰晤士报》获知部队行动的准确信息。沙皇企图激励其军队抗击“黄祸”的士气和使命感，把大量的圣像，包括上帝的圣母和各种东正教的圣人，送到前线，这种倡议被很多人视为典型的中央集权政府的优先考虑和盲目无知。“日本人是在用机关枪攻打我们，”德拉格米洛夫将军说，“但是没关系：我们用圣像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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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还是枪的力量大些。1905年5月，波罗的海舰队在环航地球、终于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日本海军上将们拥有全部的机会与俄军决战。他们在朝鲜和九州之间的对马岛附近发起对俄国军队的战斗，击沉了8艘战舰，有效地结束了普列维希望的“胜利的小战争”。为了竭力挽救俄国惨遭动摇的威望，谢尔盖·维特受命去美国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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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俄国政府严重地高估了它的军事实力，那么，它对国内局势则做出了致命的误判。小战争演变成了大灾难：它不仅没有令批评者闭嘴，反而引起了抗议的风暴，并很快将战争的决定与将军的无能、政府的无知和傲慢联系起来。1904年7月15日，残忍但是能干的俄国内政大臣维亚切斯拉夫·普列维命丧一位年轻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一颗16磅的炸弹。没人哀悼这位不受欢迎的强硬分子。他的死讯传到华沙，人们跑到街上舞蹈，奥匈帝国大使艾伦赛尔伯爵向国内报告说，同他交谈的几个人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为了改变最高当局的想法，需要多来几次类似于暗杀普列维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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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匆忙弥补政府核心突然的权力真空，他任命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接任，希望他能平息事态，因为米尔斯基被广泛地认为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温和派。沙皇对时局的严重性判断可以透过这个事实得以推断：米尔斯基以神经衰弱为由谢绝任命，沙皇向未来的内务大臣保证，如果他接受这份工作，“每年可以休几个月的假”。米尔斯基慢慢着手他希望会改变皇帝想法的行动，让他准备接受不可避免、早该施行的改革。自由派报纸，尤其是一个全国性的地方自治联合会，即中央议会的前身，以越来越强的信心要求改革。然而，沙皇很快就脱离了政治现实，一度甚至似乎同意了其大臣关于全国地方自治联合会可以接受的意见，但是补充说：“那他们就可以看动物的问题了”——这是马脱缰以后关上马厩门的经典案例。当米尔斯基警告否则就会发生革命时，尼古拉只是保持了礼貌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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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区性的地方自治联合会——长期以来，这是这个国家要求变革的重要力量——增大了对内务大臣的压力，要求允许所有地方自治委员会在首都聚会，米尔斯基同他们的代表达成了妥协。他告诉他们，他不可能批准展开正式会议讨论宪法改革和立法会议机构，但是，没人能够阻止他们到圣彼得堡办私事和在朋友的家里社交，去“喝杯茶”。在那儿说什么就不关他的事了。这次非常政治化的茶话会于1904年11月6日到9日在圣彼得堡各个显贵的住处举行，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他的儿子、未来的作家，旁观了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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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局势每况愈下。被包围的旅顺港向日本人投降，此举被视为沙皇的军事指挥官们又一个懦弱与无能的事例。在国内，地方自治的活动者们模仿1848年法国革命之前的革命宴会，举行了一系列要求民主的“专业宴会”。中产阶级阵营的这种力量表现导致了独特的局面，帝国的审查官们受命允许在报纸上进行讨论，显然是希望借此防止事件扩散到大街上。报纸上涌现出要求进行宪法改革和抨击政府的文章，很快事情就很清楚了：公众舆论争夺战失败了，新的开放性失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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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的呼声甚至突破了尼古拉喜欢滞留的皇村的高墙。皇帝在道德和军事意义上都喜欢“背靠墙壁”（他的将军告诉他，一旦国内发生叛乱，政府的力量困守中国东北，不可能控制俄国的城市），他把有毒的圣杯丢给米尔斯基伯爵，命他起草一份改革圣旨。接到改革草案后，沙皇取掉了自由派最希望的内容。他说：“我绝不能同意政府的代表形式，因为我认为这对上帝交付给我的人民有害。”至此，米尔斯基已经明白，对于能够做成任何事情感到绝望。“彻底完蛋了，”他对一位同事说，“我们修监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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