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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一个有用的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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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制这种不满的风潮，莫斯科秘密警察头子S. V.祖巴托夫发明了一套他特别引以为傲的新策略。他不是镇压所有的工人俱乐部和工会，而是协助创立了得到警察容忍（也不断遭到窥探）的爱国工人协会。这些组织可以满足一些工人的要求，同时传播精心参照俄国东正教的信条撰写的信息，估摸这些信息能够唤起刚从乡下进城的农民的所谓虔诚，激发对国家和皇帝的忠诚。集会以主祷文开始，以圣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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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报告显示，这个策略的效果出奇地好。圣彼得堡俄国工厂工人和电站工人协会由年轻、富有领袖魅力的前监狱牧师乔治·阿波罗·诺维奇·嘉庞（1870—1906年）神父领导。协会会员很快达到3万人。嘉庞是一位天才的组织者，几个月之间，他就建立起了一个图书馆、阅览室、保险计划及社会活动的网络。积极的社会主义者把神父看作警察的跟屁虫，讨厌他的动机，而很多人则喜欢俱乐部的氛围，喜欢那里有启发性的演讲及阅读政府支持的保守报纸。嘉庞本人善于演讲和交流，但是，在政治上极其天真，其动力来自远大的个人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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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1904年夏天，嘉庞还公开表示他对沙皇的孝忠。菩提洛夫钢铁厂的一个工人后来回忆神父在一次演讲中告诉工人们：“虽然沙皇很遥远，上帝高高在天，虽然当局所知不多，但是，我们不仅要让工厂主知道劳动人民的境况，也要让沙皇和上帝了解。”神父向听众保证，如果人民的父亲知道他的孩子们的艰辛，他会感到惊愕，并惩罚那些以其贪婪和冷酷给工人们造成痛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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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庞神父是一位聪明人，他明显厌恶官方教会的保守，选择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了解来找他的工人们日常的生存斗争，熟悉他们的痛苦生活状况，知道他们时常面对各种危险，如事故和贫困、饥饿、酒精、困扰他们生活的疾病。他同意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认为这种局面难以为继。然而，与革命者不同的是，嘉庞确信，只要善良的沙皇不受到他奸诈的顾问的误导，一切都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毁坏了俄国人的心灵，因为它插入了一个有害的官员和富裕的企业家阶层，拆开了沙皇与其人民之间的古老纽带。因此，解决办法很简单：必须亲自告诉“小父亲”，远离周围奸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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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庞神父的劳工协会的发展势头远远超出了允许其组织和影响力增长的当局的设想。他开始和知识分子、政治活动人士及商人一起举行会议，他还和一个内部圈子的人一起，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准备在时机成熟——也许是发生又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沙皇只好听取人民呼声的时候，递交给沙皇本人。这个机会甚至比嘉庞神父设想的来得早得多，当时，4个机车工人被佩特罗夫钢铁厂草率地解雇了。这4个人都是嘉庞组织中的成员，于是，同时也许也是为了证明他在实际工作领域的实绩，他准备亲自出马说情，为他们挽回工作。厂方十分强硬，指出这些工人懒惰、不可靠。在紧张的局面下，该厂1.25万名工人于1月5日罢工，声援他们的同事。嘉庞为他们的行动撑腰。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野火般扫荡整个城市的巨大罢工浪潮的首领。1月4日，法俄机器厂的工人加入罢工，一天后，涅瓦机器与船舶厂1.6万名工人、涅瓦纺织厂2000名工人及其他小厂的成百上千名工人一起参加了罢工。三天之内，380间工厂约14万名工人拒绝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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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庞神父的总部，人们表现出狂热的乐观情绪。在整个城市，会议一个接着一个，一直开到深夜，组织认识到，罢工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权力基础。如果要让沙皇看到他最卑微的臣民所处的绝望境地，那么现在就到了说话的时候了。大家决定和平游行去冬宫：工人第一次去到权力的中心，请求陛下倾听他们的呼声。意识到这个行动带来的危险，嘉庞神父亲自给内务大臣米尔斯基写信，要求他允许游行，并随信附了一份准备在皇宫门前递交给皇帝的请愿书。所有的组织成员被要求于1月8日穿上最好的衣服，带上圣像及其他宗教标志——严肃、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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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书（之前已经引用过了）采用了最恭敬、最谦卑的语气，在结尾处几乎是对皇帝铺天盖地的赞美：“因此你会使俄国既高兴又出名，你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心间。如果你……对我们的请求置之不理，我们就死在你皇宫的广场上。我们无处可去，也不想去。”这份文件在其他方面都无伤大雅，但是也许其中包含了威胁和决心的意味，所以政府决定不准许游行和撒传单，警告将以“恰当的措施”处理任何大型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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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本人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一丝陪工人玩儿的意思。1月8日，他待在首都以外的皇村，而在首都的战略路线上都布置了步兵和骑兵把守。与此同时，工人们继续他们的准备工作。有传言说不准许他们游行，但是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传言。参与他们所有集会、听他们发言的便衣警察没有暗示有任何问题。有人说，如果他们遇到持枪械的士兵，他们会走上前去，说“兄弟，你真的想对我开枪吗？”他的话赢得了一致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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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早晨，圣彼得堡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气氛。天气温和，新下的雪覆盖了台阶；第一批数百、其后数千工人聚集在城市各个地点，准备开始游行。这时，这个罢工城市正常的交通和活动都停顿了。他们不确定等待自己的将是何种命运，但是他们预先估计了最坏的结果，于是让强壮的人站前排。一位工人对在瓦西列夫斯基岛等待的人群说：“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而去。我们去找沙皇要求真理。我们的生活无法忍受……现在，我们必须把俄国从给我们造成痛苦的官僚手中挽救出来。他们榨取我们的血汗。你们了解我们工人的生活。我们十家人住一间屋子。我说的是不是实情？”人群齐声赞同，他们温热的呼吸混入冬日的空气。“所以我们要去找沙皇。如果他是我们的沙皇，如果他爱他的人民，他就必须听取我们的心声……我们敞开胸膛去找他。我们走第一排，如果我们倒下了，第二排会跟上。但是他不可能对我们开枪。”然后，大家念了主祷文。喃喃的声音中混杂着抽泣声。游行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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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者慢慢迈往特洛茨基大桥（此刻，睡眼惺忪的谢尔盖·维特从他家客厅的窗户眺望）。马克西姆·高尔基也在游行队伍中，后来，他描写了哥萨克骑兵杀死一位游行工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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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骑兵围住他，像个妇人那样尖叫着，在空中挥舞着他的军刀……他从跳跃的马上扑过来……他猛砍他的脸，伤口从眼睛一直拉到下巴。我记得那个工人惊骇地睁大的双眼……杀人者的脸因寒冷和兴奋而泛红，他咬紧牙齿，咧嘴笑着，胡髭竖立在翘起的嘴唇上。他挥舞着他受损的钢刀，发出又一声尖叫，喘着粗气，朝死者吐了一泡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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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者遭到枪击，受到哥萨克骑兵的军刀刺杀，希望的幻灭比士兵的子弹更令他们难过。眼看身边的同志们纷纷倒下，圣像从他们已经没有生气的手里掉落到雪地里，嘉庞神父哭喊着：“没有沙皇，没有上帝！”人群朝周围的街道四下逃散，神父则逃到了高尔基的公寓，百万富翁、革命企业家、喜欢扮演其作家朋友保镖的萨瓦·莫若佐夫让他进了门。（用契诃夫的话说：“在革命之前他像黎明前的魔鬼一样快步疾跑。”）脸色泛绿、张皇困惑的神父喊着：“给我点儿东西喝！酒。都死了！”高尔基徒劳地试图安抚神父——为了避免被捕，神父这会儿刮了胡子，伪装成平民。首要的事是向工人们证明他们的英雄没有死（已经有传言说他是第一批死者之一），于是高尔基把艺术剧院的院长阿萨夫·提克霍米偌夫叫到他的宿舍，给受伤的神父化了妆，让他显得有活力些。剩下的就只能靠伏特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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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腥星期天的晚上，嘉庞神父出现在自由经济协会一群工人和知识分子面前。当他和高尔基一起站到台上时，人们看见一位身材小小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男人穿着奇怪的衣服，看起来“像是一个优雅的商店营业员”，人群中发出激动的叽叽喳喳声。嘉庞的话像他的衣服一样陌生，他叫嚣着说：“和平手段失败了，现在我们必须采取其他手段！”并对“命令杀死无辜者的叛徒沙皇”发出“牧师的诅咒”。当晚深夜，已经成为革命者的嘉庞逃到了芬兰，转道去了慕尼黑，在那里，他遇到了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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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本人也为当天的事件异常震动。他平常的日记都是忠实记录天气以及狩猎打死的动物数量，但在这天的日记中，他写道：“可怕的一天。部队不得不在城市的多个地方开枪，死伤很多。上帝，多痛苦多糟糕啊。妈妈立即从市里过来做弥撒。我们一起吃午饭。同米莎一起散步。妈妈和我们一起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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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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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对血腥星期天的反应非常迅速。圣彼得堡发起了总罢工，铁路工人加入罢工以后，首都的生活陷于彻底瘫痪。武装“工人保护”组在街上巡游，同警察发生小规模战斗。局势迅速恶化，其他城市也爆发了罢工和骚乱，莫斯科的情况尤其严重。面对这一迫在眉睫的灾难，沙皇的对策是任命迪米特里·特里波夫将军担任圣彼得堡市长。这是一位强硬的骑兵，用维特的话说，是“出生军士长，相信杀鸡用牛刀的人”，沙皇命他用铁腕恢复秩序。特里波夫主持摇摇欲坠的社会秩序，忙着把本来能够缓和街面局势的民主活动人士关进监狱，而君主则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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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即便其最保守的仰慕者也对统治者表示绝望和幻灭。1月22日，为上流社会画像的画家伊利亚·列宾写信给朋友说：“以他那种卑鄙、贪婪、掠夺成性的贼人天性，他（沙皇）同时又那么愚蠢，所以，他也许很快就会落入陷阱，这会令进步的人民普遍欢欣”。列夫·托尔斯泰评论说，沙皇“听他叔叔们的话，听他妈妈的话……他是一个可怜的、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冷酷的人”。另一位观察者波伯林斯基伯爵在日记中写道：“沙皇睡着了。他睡在火山口上，”然后又说，“沙皇还是没有主意——他在昏睡。沙皇和皇后坐在皇村紧锁的门后面。大公们惊恐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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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瘫痪恐惧的结果是，亚历山大·G.布利金于1月20日取代善意的米尔斯基伯爵出任内务大臣。布利金可以忠实地执行命令，而不会发布命令。然而，即便是新的内务大臣也坚持必须做出让步。沙皇批评说：“人家会以为你害怕爆发革命”，结果被告知：“陛下，革命已经爆发了。”终于，在2月18日，沙皇发表宣言，同意根据新的方案选举协商杜马，自由派记者估计，根据新方案，圣彼得堡只有不到1%的潜在选民能够投票。在其他选区，合格选民的比例甚至更小。按照维特的说法：“这个机构在各方面都模仿西欧议会，但在一个根本方面除外：执行法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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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利金杜马远远不能满足街头革命者的要求。但是他们真的是革命者吗？1905—1906年起义等于革命吗？在“革命”一词的严格意义上，也许不算。没有协调行动，没有权利转移。然而，经过一年的罢工及一些城市零星的内战后，“小革命”致使俄国脆弱的公民社会完全崩溃及法治的近乎全面暂停。罢工进行了一整年，在相对安静的9月，罢工人数达到3.6万名工人，在革命高潮的12月，1.3万家工厂的41.8万名男女工人丢下了工具。全国的大学都成了学生愤怒抗议的场所，当年的剩余时间里大学关了门。在大城市，抢劫成了常见现象。在下诺夫哥罗德，他们任意攻击所有衣着体面的人，一天之内就打伤了70多人；在莫斯科，10岁的孩子们被指责“煽动叛乱”，在警察眼皮底下遭到愤怒的群众毒打；在莫吉廖夫，警察也横冲直撞；而比萨拉比亚的基希纳乌州长则害怕城市会变成“内战的战场”。工人群体经常性的恐吓遭到反恐怖：黑色一百——一个有着漫长的反革命暴力历史的右翼组织，对那些他们认为颠覆了秩序的人实施攻击。他们认为犹太人是所有不忠实和左派骚动的幕后主使，所以他们对帝国范围内的犹太人发起群体性行动及针对个体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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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况最好的时候有些乡村也在法律的触角之外，这时候，局面更是演变成普遍的无政府主义，农民组织租金罢工，非法砍伐地主的树木，攻打庄园。统治阶级那些颓废的资产阶级奢侈品统统被砸毁，劈得粉碎，或者干脆被掠走，由村民们瓜分：瓷器、衣物、整个的书房。有一次，农民甚至把一台大钢琴砸毁，瓜分了象牙琴键。到1906年初，大约3000所庄园遭到劫掠，或者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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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很多区域的控制。在血腥镇压了有10万人参加的游行，士兵朝人群开枪，导致93人死亡后，华沙宣布进入戒严状态；芬兰发起了总罢工；格鲁吉亚西部实际上由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统治。仅仅距莫斯科80英里的地方，谢尔盖·色么诺夫，一位托尔斯泰的倾慕者，成立了马尔科夫共和国，拒绝承认俄国政府，按照民主委员会制度，统治着由几个村庄组成的一个地区。共和国向圣彼得堡提出的要求包括国家立法议会、农民的公民权、自由普选、迁徙自由、释放政治犯。只有满足这些要求以后，马尔科夫共和国公民才会向沙皇纳税，或者以任何方式服从他的权威。色么诺夫是这个勇敢的临时国家的总统，1906年，其短暂的故事以其领袖们被关进莫斯科监狱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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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帝国的秩序崩塌压垮了当局，他们情知已无法依靠武装力量恢复秩序。士兵们往往本身就是农民，多年来他们被强征入伍，微薄的工资迫使他们自己补靴子，自己种菜、养牲口（奥兰多·菲格斯称他们是“一支补鞋匠和农民的军队”），现在要他们镇压乡村起义，他们不肯听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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