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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接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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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资产阶级阵营兴奋地组建政党、选举议会之时，对罢工的支持却动摇和崩溃了。国家渐渐恢复了秩序，或者说残酷的暴力强行维持了秩序，因为政府着手进行长长的一系列报复行动。色米欧诺夫和第16列特人军团以在帝国城乡滥施残暴而臭名昭著，恣意杀人、强奸、鞭打、毁灭。村民被召集在一起，不交出当地造反领袖就一直挨打，造反领袖则无需审判，直接在附近的树上吊死。喝得醉晕晕的哥萨克人获许横冲直撞，上万所建筑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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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0月至1906年4月之间，估计1.5万名农民和工人被吊死或枪毙，另有2万人受伤、4.5万人被流放，在城市里，5000名革命者被判死刑，还有3.8万人被判入狱或者接受劳役监禁。发起总反攻后，听到兴师问罪和右派复仇取得成功的消息时，欣喜若狂的沙皇兴奋地叫嚣：这挠到了我的痒处！一波针对犹太人的野蛮措施横扫俄国。沙皇又一次坐稳了马鞍。骚乱令人惋惜，但是他的世界观未受触动，这从他写给母亲的一封信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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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傲慢和大胆非常愤慨，因为这些人90%是犹太人，所以所有的仇恨都指向犹太人，因此有针对犹太人的措施。在俄国的所有城市和西伯利亚，这些措施如此不约而同、如此同步发生，这真令人惊异。自然地，英国人说这些混乱是警察组织的。但这已经是著名的谎言。受罪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工程师、律师以及其他各类坏人。在托木斯克、辛菲罗波尔、特维尔和敖德萨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说明，在愤怒的风暴中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革命者的房子遭到包围、烧毁。没被烧死的人只要一露面就会被杀死。我接到来自各地的感人电报，感谢我给他们自由，并明确宣称他们希望保持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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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犹太人的错。现在恢复了平静。这种平静，如弗里德里希·席勒在近一个世纪以前说的，是“墓地里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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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腕重新施加秩序的表象下面，热度只不过进一步加强了，实际上，革命已经开始吞噬其自己的儿女。嘉庞神父，这位血腥星期天后继续反抗的不知情的始作俑者，几次企图成为革命领袖，但都没有成功。他无法在社会主义理论家中保持其地位，曾经回到俄国又离开，有人在蒙特卡洛看见过他，最后他企图在圣彼得堡成立一个新的工人组织。他在政治上无能，但广受欢迎，结果革命者和秘密警察都把他作为靶子。谢尔盖·维特的线人指控嘉庞参与阴谋和背叛，以此败坏他的名声，在一起涉及到一个双面间谍的阴谋黑幕中，业余革命家嘉庞被人诱入欧泽斯基芬兰湖度假村附近的一座茅舍进行秘密审讯。接下来发生事情的真实原因不清楚，但是有一份记录留了下来：屋子里有几个人等着嘉庞，对他进行审讯。他们通过无记名表决，认为他该死，并着手绑他的手。他们把他绑在墙上的挂钩上，这时，惊恐不已的神父大叫：“兄弟们，亲爱的们，住手！给我一个最后的交代！”——挂钩太矮了，有一位攻击者只好坐在嘉庞的肩头，直到他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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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每个人都有所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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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经历给俄国社会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黑暗。走出灾难性停滞的所有理性道路似乎都被独裁统治给堵塞了。专制统治的门最终被紧紧地闩上了，只有爆炸才能把它炸开。整个社会陷入了沮丧和愤怒、无力的挫折感和宿命的确定性，另一次更为血腥的灾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有力地表达了这种生活的绝望感。在伊凡·布宁的故事《旧金山来的绅士》（1909年）中，远洋客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船上的乘客只能听天由命。他们在优雅的沙龙里跳舞，完全没有意识到火焰燃烧的地狱般的锅炉房，以及外面凶残的海洋，也无力影响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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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伟大的小说《彼得堡》中，安德烈·别雷也勾起了他那代人的困窘感。别雷恰好在血腥的星期天那天抵达首都，当天的事件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他写了一本以骚乱为背景的小说。通篇小说中，城市笼罩在红色多米诺的幽灵恐怖中，耸人听闻的新闻尽情夸大一种幽灵般的场面，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位高官的儿子穿着戏剧服装。主人公的状态既恐怖又荒诞：他答应帮恐怖分子投一颗炸弹，结果发现他要炸的目标是他父亲。惊惶之间，他还是准备好装置，在他苦于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装在沙丁鱼罐子里的装置嘀答作响。古典主义的皇宫极之华丽，但是，几小时后就会陷于混乱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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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于谋杀困境的不仅仅是主人公，整个城市都被一种威胁感给攫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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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间、印刷厂、理发店、牧场、肮脏的小酒馆，都笼罩着同样的阴暗。他把从血迹斑斑的中国带回来的蓬松的毛皮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口袋里揣着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勃朗宁手枪，把印刷质量非常差的传单塞到人们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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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所害怕，有所希望，人们涌上街头，聚集在一起，然后又分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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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彼得堡，它已经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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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天里，好像地球上的人都从他们的住处冲了出来。斗争很激烈，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激烈的斗争。亚洲黄祸将从他们古老的泥砖房子出发，血的海洋将染红欧洲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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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之后，俄国遍布这种恐惧感和闹剧。杜马一开，沙皇立刻夺回了权力，维特再一次痛苦地赋闲。沙皇的宫廷变得更加蒙昧、更加孤立，而彻底堕落的神棍拉斯普金这样的神秘主义者、疯子控制了已经脱离现实的皇帝夫妇，沙皇透过被奉承和酒精搞得视线朦胧的双眼认识他的国家。与此同时，俄国文化却爆发出愤怒而耀眼的创造力。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为不可避免的变革力量所撕裂和窒息的社会感受到更急切的不稳定感，这一点最为清晰地体现于许多艺术家的作品中，他们觉得自己的职业就是以其他手段继续革命，或者逃离这个荒诞的惨遭蹂躏的地方，进入一个纯洁的、由神秘的力量唤起的象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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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巴黎和维也纳是世纪之交的艺术革新中心，但是1906年之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与它们的差距并不大。在狂野梦想的刺激下，一代艺术家着手塑造一个新的世界——野蛮而陌生，机械到残酷的境地，黑暗，难以理解。年轻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在《神圣的春天》里体现古老革命血腥的痉挛，芭蕾表现青年人残酷的牺牲，编舞使用芭蕾舞短裙作简单的罩衫，用皮鲁埃特旋转表现极度的愤怒；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的钢琴曲让人们听得见他的错位感，它浮动在松散的音调之间，浮动在他结合了声与光、给人以铺天盖地感觉的管弦乐诗中；康定斯基在画布上以其烦躁不安的、脱节的几何图案表现萨满教仪式的原始符号；马勒维奇从抽象中发现不妥协的力量，画家米哈伊尔·拉里奥诺夫以与布拉克和毕加索相似的参差不齐的形状再现他心目中支离破碎、令人恐怖的世界。旧价值观死了。拉里奥诺夫宣称：“我们今天的天才：裤子、夹克、鞋子、有轨电车、公共汽车、飞机、铁路、壮丽的轮船。我们不承认个性在艺术作品中有任何价值。”1905年左右，他的作品从温柔、抒情的表现主义风格转变为坚决的孩童般的原始主义，色彩饱和，形貌粗糙。刮去了淡淡的那层文明，拉里奥诺夫发现自己处于半男人的野蛮女人、狂欢作乐的下等人，以及抽烟、双腿叉开坐的土耳其人和马戏团扮演者之中。其他画家，如罗伯特·福尔克、彼得·刚察罗夫斯基和拉里奥诺夫的伴侣娜塔莉娅·刚察诺娃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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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于俄罗斯那想象的深深黑暗和荒诞血脉浮现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这在瓦莱里·勃留索夫的《苍白的马》中体现得最突出。这首诗的中心意象不仅获得天启骑士，而且也得到青铜骑士的启发。自从普希金的同名诗发表后，圣彼得堡街头昂首阔步的彼得大帝骑着猖獗种马的塑像就主导了俄罗斯作家的心灵。在别雷的《彼得堡》中，骑士纵马冲过夜间的首都，他的血红色的坐骑又出现在马勒维奇和库兹马·彼得罗夫－沃德金的画作中，它也跃进勃留索夫描写的吓人的残酷幻影中，飞越熙熙攘攘的圣彼得堡，就像几年前冲破生活结构的革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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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的情况好似暴风雨一样。路过的行人像是被不可避免的命运追逐着。汽车、出租车、公共汽车在首尾不见的狂怒的人流中间轰鸣。从高得可怕的30层楼上，信号灯像高空中变幻的眼睛一样，旋转着，闪烁着。车轮发出骄傲的嗡嗡声，报童尖声叫卖报纸。突然，风暴中——传来一阵地狱般的耳语。只听见一阵奇怪的刺耳的脚步声，一阵震耳欲聋的尖叫声，一阵巨大的碰撞声。骑士出现了。马疾速地飞奔而至。空气震颤，回声翻滚。时间在颤抖，景象令人惊恐。骑士的纸卷用火光拼出了死亡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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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留索夫的生活像他注射了吗啡般的想象力一样充满着暴风骤雨，有几年的时间，他深陷于与安德烈·贝利及心理失常、纤弱的妮娜·彼德罗夫斯卡亚之间的三角恋情，无法自拔。这两个男人只差没有为她而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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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希望摧毁社会、从头开始的革命者一样，许多先锋艺术家认为现状没什么值得保留的。米哈伊尔·拉里奥诺夫、娜塔莉娅·刚察诺娃、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及其他一些人在莫斯科游荡的时候，用油彩涂脸、翻领上戴着木头勺子或者萝卜——而不是鲜花。他们的衣服上装饰着字母和符号。瓦西里·卡缅斯基声称，像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一样，他们也想“朝普遍忧悒寡欢存在的不快乐、粗鄙的街道扔炸弹”。而拉里奥诺夫与一位朋友则在他们的一份未来主义宣言中写道：“我们涂抹自己的脸，因为一张干净的脸显得唐突，因为我们希望预告未知，我们想重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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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众品位的一记耳光”是1912年一群艺术家发布的一份宣言的标题；先锋派艺术家竭力想表现其进攻性、亵渎神灵和粗野。在俄罗斯农民的知识体系中，权威不过是暴力征服的一种力量。俄罗斯年轻艺术家们的文章反映了这种情绪：“展眼望去，眼前的世界一派赤裸，在她的塔周围是剥了皮的山脉，像是一块块血淋淋的熏肉。抓住它，撕裂它，用牙齿咬它，嚼碎它，重新创造它——都是你的，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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