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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每个人都有所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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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经历给俄国社会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黑暗。走出灾难性停滞的所有理性道路似乎都被独裁统治给堵塞了。专制统治的门最终被紧紧地闩上了,只有爆炸才能把它炸开。整个社会陷入了沮丧和愤怒、无力的挫折感和宿命的确定性,另一次更为血腥的灾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有力地表达了这种生活的绝望感。在伊凡·布宁的故事《旧金山来的绅士》(1909年)中,远洋客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船上的乘客只能听天由命。他们在优雅的沙龙里跳舞,完全没有意识到火焰燃烧的地狱般的锅炉房,以及外面凶残的海洋,也无力影响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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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伟大的小说《彼得堡》中,安德烈·别雷也勾起了他那代人的困窘感。别雷恰好在血腥的星期天那天抵达首都,当天的事件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他写了一本以骚乱为背景的小说。通篇小说中,城市笼罩在红色多米诺的幽灵恐怖中,耸人听闻的新闻尽情夸大一种幽灵般的场面,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位高官的儿子穿着戏剧服装。主人公的状态既恐怖又荒诞:他答应帮恐怖分子投一颗炸弹,结果发现他要炸的目标是他父亲。惊惶之间,他还是准备好装置,在他苦于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装在沙丁鱼罐子里的装置嘀答作响。古典主义的皇宫极之华丽,但是,几小时后就会陷于混乱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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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于谋杀困境的不仅仅是主人公,整个城市都被一种威胁感给攫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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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间、印刷厂、理发店、牧场、肮脏的小酒馆,都笼罩着同样的阴暗。他把从血迹斑斑的中国带回来的蓬松的毛皮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口袋里揣着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勃朗宁手枪,把印刷质量非常差的传单塞到人们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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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所害怕,有所希望,人们涌上街头,聚集在一起,然后又分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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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彼得堡,它已经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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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天里,好像地球上的人都从他们的住处冲了出来。斗争很激烈,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激烈的斗争。亚洲黄祸将从他们古老的泥砖房子出发,血的海洋将染红欧洲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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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之后,俄国遍布这种恐惧感和闹剧。杜马一开,沙皇立刻夺回了权力,维特再一次痛苦地赋闲。沙皇的宫廷变得更加蒙昧、更加孤立,而彻底堕落的神棍拉斯普金这样的神秘主义者、疯子控制了已经脱离现实的皇帝夫妇,沙皇透过被奉承和酒精搞得视线朦胧的双眼认识他的国家。与此同时,俄国文化却爆发出愤怒而耀眼的创造力。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为不可避免的变革力量所撕裂和窒息的社会感受到更急切的不稳定感,这一点最为清晰地体现于许多艺术家的作品中,他们觉得自己的职业就是以其他手段继续革命,或者逃离这个荒诞的惨遭蹂躏的地方,进入一个纯洁的、由神秘的力量唤起的象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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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巴黎和维也纳是世纪之交的艺术革新中心,但是1906年之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与它们的差距并不大。在狂野梦想的刺激下,一代艺术家着手塑造一个新的世界——野蛮而陌生,机械到残酷的境地,黑暗,难以理解。年轻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在《神圣的春天》里体现古老革命血腥的痉挛,芭蕾表现青年人残酷的牺牲,编舞使用芭蕾舞短裙作简单的罩衫,用皮鲁埃特旋转表现极度的愤怒;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的钢琴曲让人们听得见他的错位感,它浮动在松散的音调之间,浮动在他结合了声与光、给人以铺天盖地感觉的管弦乐诗中;康定斯基在画布上以其烦躁不安的、脱节的几何图案表现萨满教仪式的原始符号;马勒维奇从抽象中发现不妥协的力量,画家米哈伊尔·拉里奥诺夫以与布拉克和毕加索相似的参差不齐的形状再现他心目中支离破碎、令人恐怖的世界。旧价值观死了。拉里奥诺夫宣称:“我们今天的天才:裤子、夹克、鞋子、有轨电车、公共汽车、飞机、铁路、壮丽的轮船。我们不承认个性在艺术作品中有任何价值。”1905年左右,他的作品从温柔、抒情的表现主义风格转变为坚决的孩童般的原始主义,色彩饱和,形貌粗糙。刮去了淡淡的那层文明,拉里奥诺夫发现自己处于半男人的野蛮女人、狂欢作乐的下等人,以及抽烟、双腿叉开坐的土耳其人和马戏团扮演者之中。其他画家,如罗伯特·福尔克、彼得·刚察罗夫斯基和拉里奥诺夫的伴侣娜塔莉娅·刚察诺娃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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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于俄罗斯那想象的深深黑暗和荒诞血脉浮现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这在瓦莱里·勃留索夫的《苍白的马》中体现得最突出。这首诗的中心意象不仅获得天启骑士,而且也得到青铜骑士的启发。自从普希金的同名诗发表后,圣彼得堡街头昂首阔步的彼得大帝骑着猖獗种马的塑像就主导了俄罗斯作家的心灵。在别雷的《彼得堡》中,骑士纵马冲过夜间的首都,他的血红色的坐骑又出现在马勒维奇和库兹马·彼得罗夫-沃德金的画作中,它也跃进勃留索夫描写的吓人的残酷幻影中,飞越熙熙攘攘的圣彼得堡,就像几年前冲破生活结构的革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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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的情况好似暴风雨一样。路过的行人像是被不可避免的命运追逐着。汽车、出租车、公共汽车在首尾不见的狂怒的人流中间轰鸣。从高得可怕的30层楼上,信号灯像高空中变幻的眼睛一样,旋转着,闪烁着。车轮发出骄傲的嗡嗡声,报童尖声叫卖报纸。突然,风暴中——传来一阵地狱般的耳语。只听见一阵奇怪的刺耳的脚步声,一阵震耳欲聋的尖叫声,一阵巨大的碰撞声。骑士出现了。马疾速地飞奔而至。空气震颤,回声翻滚。时间在颤抖,景象令人惊恐。骑士的纸卷用火光拼出了死亡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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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留索夫的生活像他注射了吗啡般的想象力一样充满着暴风骤雨,有几年的时间,他深陷于与安德烈·贝利及心理失常、纤弱的妮娜·彼德罗夫斯卡亚之间的三角恋情,无法自拔。这两个男人只差没有为她而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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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希望摧毁社会、从头开始的革命者一样,许多先锋艺术家认为现状没什么值得保留的。米哈伊尔·拉里奥诺夫、娜塔莉娅·刚察诺娃、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及其他一些人在莫斯科游荡的时候,用油彩涂脸、翻领上戴着木头勺子或者萝卜——而不是鲜花。他们的衣服上装饰着字母和符号。瓦西里·卡缅斯基声称,像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一样,他们也想“朝普遍忧悒寡欢存在的不快乐、粗鄙的街道扔炸弹”。而拉里奥诺夫与一位朋友则在他们的一份未来主义宣言中写道:“我们涂抹自己的脸,因为一张干净的脸显得唐突,因为我们希望预告未知,我们想重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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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众品位的一记耳光”是1912年一群艺术家发布的一份宣言的标题;先锋派艺术家竭力想表现其进攻性、亵渎神灵和粗野。在俄罗斯农民的知识体系中,权威不过是暴力征服的一种力量。俄罗斯年轻艺术家们的文章反映了这种情绪:“展眼望去,眼前的世界一派赤裸,在她的塔周围是剥了皮的山脉,像是一块块血淋淋的熏肉。抓住它,撕裂它,用牙齿咬它,嚼碎它,重新创造它——都是你的,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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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先锋艺术家们激烈地摇摆于不同的极端之间:乌托邦式的希望和彻底的绝望、疯狂的色欲纠葛与独身主义(从来不会太长)、空洞的姿态与纯粹的辉煌时刻。勃留索夫在他惊人的故事《南十字共和国》中描写了南极洲一个虚构的城邦,巨大的屋顶保护它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人类工程学的这一巨大成就里面是地球上最先进的社会,那是一个壮丽的、民主社会,有高架道路、舒服的房屋、免费教育、图书馆、精美的食物及最精致的娱乐活动。实际上,那是一个邪恶的乌托邦,生活在小说创作之后一个世纪的人们熟悉它的某些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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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得说,这个民主的外表掩盖着前一个特拉斯特股东和董事们的纯粹专制暴政。他们把董事会的代表位置让给别人,但是,必将让他们自己的候选人担任董事。董事会掌控着国家的经济生活……董事会在共和国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非常大。其决定可以毁灭一个个的国家。他们确定的价格决定了整个地球上数以百万计的劳工的工资。而且,董事会的影响在共和国国内事务中具有决定性。实际上,法律制定部只不过是董事会意志的谦卑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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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留索夫患有隐疾的理想城市最终因“矛盾”爆发而灭亡,这种病导致受害者反抗一切不合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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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者不是说“是”,而是说“不”,希望说亲切的话,结果却口吐恶言。大多数人在行为上也自相矛盾:本来想往左走,结果却向右转,心里想的是抬高帽檐好看得清楚些,结果却把帽檐拉下来遮住了眼睛,等等。随着疾病进一步恶化,矛盾控制了患者的整个身体和精神生活,体现出与各自特质相融合的无限多样性。大体上,言语不知所云,行为荒诞悖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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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像勃留索夫、贝利和神秘的女诗人季娜伊达·吉皮乌斯这样的时髦艺术家,其作品多是象征性语言的“芳香牧场”,他们试图借助巫师降神会把握一种更高的真实,其他艺术家则对难以忍受的现实采取对抗性的姿态。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小说《被绞死的七个人》通过了审查,出版(明确表明时代已经变化了)后,引起了一场丑闻。作者以无情的新闻描写的方式,讲述了7位被判定为恐怖分子的人等待第二天早晨行刑之前在监狱度过的那个晚上,故事令读者不知所措。他们是善良、深思熟虑的人,被极端的情形逼迫,采取了极端行为(暗杀失败)。小说复述了审判过程,讲述了父母们——他们都是体面人——的反应,揭示了囚犯们之间的交谈,以及他们独自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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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变成了等待屠宰的动物、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的聋哑人,被火化、被敲碎。他说什么都无关紧要,没人会听他说话,如果他试图叫喊,他们会用一块破布捂住他的嘴。无论他是否能够独自行走,他们都会把他带走、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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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反抗、抗争,或者躺在地上,他们制服他,把他抬起来、捆起来,把他抬到绞刑架那儿。这份机器一样的工作将由像他一样的人去执行,这个事实赋予他们一种新的、奇异的、不祥的感觉——他觉得他们是为着这个目的而来的幽灵,或者像是弹簧上的自动木偶。他们会抓住他,把他抬走,把他挂上绞架,拉他的双脚。他们会砍断绳子,把他取下来,抬走,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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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耶夫小说的结尾像开头一样阴冷可怕,最后死者的尸体被装进廉价的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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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从来没有出版过这样的作品,它们令读者心烦意乱,无法把这些年轻人视为恐怖分子。他们的动机、在行刑前探望儿子的老军官的悲痛,安慰其他人的高贵的年轻女士——这些都被官方宣传给抹得干干净净。在小说家冷峻、专心的注视下,公正、真理这些价值观都瓦解了。米哈伊尔·阿尔志跋绥夫的色情小说《萨宁》的主人公像现代的萨德侯爵一样浪荡一生,完全没有道德感,完全漠不关心,一味追求欲望的满足。作者以审查官所能允许的最大尺度生动地描写了无趣味的性,几乎所有角色的结局都很糟糕。在小说结尾处,主人公慨叹道:“人是一个多么拙劣的玩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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