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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七 1906年：无畏舰与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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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颂扬战争——世界上唯一的卫生事业——军国主义、爱国主义，那是自由带来的破坏性姿态，是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美丽思想，是对女人的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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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马里内蒂《未来主义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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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榭丽舍大街和蒙梭公园的大房子几乎都属于犹太人；有时候，透过打开的窗户，孤寂中听得见音乐声：那是某个犹太人在治疗他的神经官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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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德鲁蒙《犹太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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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朴茨茅斯。随着轻柔而洪亮的“嘭”的一响，一瓶澳大利亚酒掉到了巨大的船体上，不过，它被花环挡了一下，没有摔破。挂在长绳上的酒瓶荡过来，有人抓住它，递给国王。国王爱德华陛下穿着海军元帅制服，戴着羽毛帽子。他刚爬上平台，看得出来还在喘息。他又一次松开了手。这一次，瓶子摔破了，里面的酒溅湿了一大片的灰色钢板——钢板是现场的主角，令随同的人群显得无足轻重。国王宣布：“我把你命名为无畏舰。”然后，他拿起一把小小的槌子，动手敲打系住停泊在干船坞里、新命名的船的最后一根绳子。巨船开始滑下活动梯：“眼前的船一下变小了，”《曼彻斯特卫报》的通讯员报道说，“然后一声巨大的水响刺激了人们的其他感官。人群发出欢呼声，乐队开始演奏《天佑吾王》。拖船拉响了汽笛，空气中弥漫着酒香和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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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对于剪丝带、砸酒瓶和敲礼仪槌老手的国王，这也不是寻常场合。1.8万吨重、527米长、配备了所有大炮的无畏舰的启航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比所有船舰的速度更快、更强大、破坏力更强。为了纪念这个特殊时刻，皇家海军使出了浑身解数：温彻斯特主教主持的礼拜以诗篇107（“他们那些乘船出海的人，那些在大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目睹了上帝的杰作以及深深的奇迹。”）开始，祝福了无畏舰，男童合唱团唱了赞歌，数千工人、海员和度假的旁观者争先恐后想看一眼这个有四座凯旋门烘托的巨型钢结构物，水面上的军舰和无数的游艇给这个场面增加了魅力与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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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的启航总是欢欣鼓舞和振奋人心的景象。虽然，那些挥舞旗子的小男孩儿的激动程度比不上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约翰·亚毕诺“杰基”·费舍尔。他站在国王身边，劈头盖脸地报告技术数据，尽展他的热切心情。他给国王介绍最高速度、火力、射程、军备、机动性及其他细节，国王则礼貌地假装听得饶有兴致。对于费舍尔，这是他多年为之努力的活动的高潮，是他改革英国海军的个人之战，他想再次将其打造为如同100年前在特拉法加那样有效、凛然威风的战斗部队。无畏舰是英国海军力量至高无上的象征，他已经为之朝思暮想了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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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舍尔绝不妥协、钢铁般的决心是1914年之前几次把欧洲国家拖入危险边缘的国际军备竞赛的结果。军备竞赛部分缘于一个人童年时代在海滨度假的记忆。德皇威廉二世从不羞于承认他的舰队建设方案背后这种非常个人化的动机。“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皇帝在一次正式晚宴上告诉他的舅舅爱德华七世，“我获许同好心的阿姨和友好的上将们手拉手去朴茨茅斯和普利茅斯参观。我很羡慕那两个超绝的海港里骄傲的英国船舰。那时候，我心里就燃起了一个愿望：有一天我自己也要建造像这样的船，长大后，我要拥有一支英国人这么好的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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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皇帝和英国海军之间的关系表明他处于最疯狂的自恋、不安全和矛盾状态。他的英国母亲维多利亚皇后（她一直思念祖国，从心底里嫌恶脚后跟碰得喀嗒响、过分殷勤、军事化的普鲁士人）在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早早在他心中植入了矛盾。威廉在回忆录中写道：“她论断一切，觉得我们做的什么都不对，觉得她称为‘家’的英国什么都比我们好。”在年幼的王子心中，他母亲“亲爱的英国”在很多方面成为了参照点，由于他几乎不擅长波茨坦皇宫里珍视和钦佩的那些技能，情况就更是如此。他出生时发生的医疗失误导致他左臂萎缩，几乎无用，所以，骑马、打猎及其他贵族的消遣对他构成考验。特别是骑马，那是他儿童时代最害怕的事情。他母亲觉得皇位继承人不擅骑马是“不可容忍的事”，于是制定了严苛的训练计划，甚至把哭哭啼啼的八岁小孩拉到没有放马镫的马背上，让他策马驰骋。他的教练对此显然很满意：“他不断摔下来；每次摔下来以后，尽管他祈祷、哭泣，还是被放到马背上。经过几个星期的折磨后，终于完成了这个困难的任务：他掌握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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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英国探望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时候，威廉远离了这些折磨，远离他操练般平日从早晨六点持续到下午六点的教育。在奥斯伯恩庄园相对随便的气氛中，他呼吸更自由些，可以跟别的孩子玩儿，观看宏大的海军战舰悄无声息地滑进朴茨茅斯港。后来，雄心勃勃的王子在怀特岛考斯帆船比赛周期间驾驶帆船。他有一艘名叫“流星”的奢华赛艇，其明确的目的就是要击败他的舅父、英国王位继承人伯蒂。令威廉怒不可遏的是，尽管他对皇家游艇中队委员会发泄了洪水般的抱怨，抱怨障碍和规则，抱怨针对他、而且只针对他的不公平，他还是年年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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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斯是英国贵族生活的完美体现，有一种懒洋洋的优雅，威廉极其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一到考斯，他就穿便服，像英国绅士那样讲英语，在他的皇家游艇霍亨索伦上举行奢华的晚宴，但是，他的舅舅总是所有人注目的中心：“他戴着一顶游艇帽，抽着大雪茄，总是拿着一根乌木拐杖。他突出的眼睛呈淡灰的蓝色，充满善意……总有一圈密友跟随着他；……有美丽的乔治·吉宝夫人、声名狼藉的兰特里夫人，有时候还有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皇后——我觉得她是那群夫人中最漂亮的一个。”有位目击者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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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无法逃避他舅舅的影子。爱德华推荐他侄子成为专有的皇家游艇中队的成员；女王让他监督和控制威廉。伯蒂非常讨厌这项职责，他的心思在别的事情上，尤其是，尽管为他的英国血统而骄傲，这个年轻的普鲁士人根本进入不了活动的精神境界，那实质上就是一个装饰着华丽舰船的大型游园会。作为一位赛手，他用力太猛了，一门心思想赢，这是最大的禁忌。作为参与者，他习惯于和他的游艇一起出现在外海，看起来好像帝国的半个战斗舰队都前呼后拥着他，在小圈子内引起有趣的评论。作为一个交际人物，他经常太过爽快、太闹腾，他的那些拍别人背、熟不拘礼的做派使得绅士们卑躬屈膝。有时候，他又会因为觉得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而闷闷不乐，对于那些每个公立学校的学童都会告诉他最好一笑了之的事情，他却高声抱怨。简言之，这位未来的皇帝令自己招人讨嫌。最终，1895年，他宣布比赛的不公平，决定不再参加考斯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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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皇帝还是急于想超过他的舅父，于是他在基尔创办了自己的比赛周，希望可以比英国的比赛周更加盛大。这里环境非常好，但是情况还是那样，在军乐声中僵直立正的军官和士兵无法同考斯慵懒的风格相比。基尔成了非常个人化的关切，正如皇帝的兄弟海因里希亲王所说：“毫无疑问，我们的人买游艇、参加比赛都是为了讨好我哥……他们有一半人从来就没见过海。但是如果他们去海边，了解一下皇帝的游艇……如果对海一无所知的富裕商人为讨好皇帝而成为游艇队员，那就会激发兴趣，我们就可以为海军弄到钱。”在一个没有很强的近期海军传统的国家，皇帝的帆船赛成了新富们的游乐场。有钱的美国人喜欢到这里和贵族厮混。客人们住在豪华远洋轮改成的水上旅馆里。威廉在这里很开心，在有些比赛中，他还会亲自掌舵——虽然表现并不很好。总理布洛总是当面热情吹捧皇帝，但背地里却酸溜溜地说：“皇帝亲自驾驶的时候，经常撞击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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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气势汹汹的海军政策也有个人化程度较低的、更为合理的政治目的。帝国蓬勃发展的工业大获成功，人口迅速增加，因此激发了政治家们的扩张主义情绪。随着国家获得殖民地，准备在海外使用其力量，这时，其全球化愿望就面临一个困境：由于港口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德国舰船只得通过（英吉利）海峡环航英国，或者绕行苏格兰才能进入外海。考虑到强大的英国海军可以随时封锁这些出海口，德国其实是需要英国怜悯的殖民大国。如果国家满足于欧洲大陆及经济力量，如果帝国海军接受这一束缚，那么，这一地理难题就不打紧。然而，这就意味着放弃成为一个严肃的殖民大国的抱负，只依靠传统力量，即它的强大军队建立威望和安全。但是，威廉治下的德国决心扮演与英国和法国相似、也许最终超过它们的全球角色。皇帝宣布：“我们的未来在海上。”长远而言，冲突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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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摆脱英国海军钢铁般包围圈的构想是由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提出的，这个构想既简单又优雅：除了德国以外，与英国争夺海军优势的对手还有法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都奉行扩张性的海军政策，德国海军只要强大到让英国海军得靡费巨资才能打败它，使英国海军自身也要蒙受沉重的损失，从而在与它的其他对手冲突时不能保证其海岸及商路的防守，德国就能够获得独立。这项政策看似简单，但它将德国的伟大梦想锁定在耗资巨大的海军建设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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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德国皇帝一样，提尔皮茨——他的女儿们在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就读——是个亲英派，能讲非常好的英语，平常阅读英语小说和报纸。像他老板一样，这位年轻的军官驻扎在普利茅斯的时候就非常羡慕英国海军。朴茨茅斯是襁褓中的德国海军的供应基地：“我们觉得这儿比宁静、田园牧歌般的基尔更像家。在基尔，人们只知道抱怨普鲁士，”他日后回忆道，“我们小小的海军军团非常羡慕英国海军……我们像是依附英国海军生长的藤蔓。我们喜欢从英国那里得到补给。如果引擎运行顺利……如果绳子或者链子没有断裂，那么它肯定不是本国生产的，而是英国工厂的产品……那些日子，我们无法想象德国枪能与英国枪比肩。”像威廉一样，提尔皮茨也对受英国海军军官帮助非常敏感，对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十分热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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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尔皮茨给德国皇帝的海军热情赋予了决定性的形式。问题是战略性的：德国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但是为了什么目的以及战略思想是什么？在布尔战争期间，德国只能袖手旁观，在这份痛苦的鞭策下，威廉希望有一个适应于一个全球性玩家、行动敏捷的远距离巡洋舰，在国外施加压力，保护德国的航运。但是，巡洋舰对抗不过更强大、能够在敌舰近到可以开火的距离之前就将其击沉的远距离火炮。所以提尔皮茨说服德国皇帝，他首先急需的是保证海路、对抗任何海上封锁的战舰。他在一份备忘录中直截了当地要求在1905年之前花费4.8亿马克准备好19艘战舰，“对德国来说，目前最危险的海上敌人是英国。”战舰的武器更重，所以运行范围较小，根本不可能用它们来保障德国在公海的利益。它们只能在德国本身的海岸迎击强敌时才有用。建造这样的战舰给伦敦传递了明确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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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海上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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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上将杰基·费舍尔听到了这个信号。费舍尔以实现英国海军的现代化为己任。在早年事业中，他在中国和地中海的英国训练船上工作。他认识到舰队不是一种有效的打击力量：其舰船和枪都是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其战略仍然仿照纳尔逊的胜利，在舷侧交手，每周进行登上敌舰进行短刀肉搏的训练。为英国在特拉法加赢得胜利、装有黄铜大炮的三层木船仍然是海军部的典范。最后建造的一艘这样的船——HMS维多利亚号于1879年起锚。在一个钢铁船、射程达几英里的现代大炮时代，这些都过时了，但是各级都持守经过尝试和检验的方式。雄心勃勃的费舍尔没有时间关心这些光荣搏斗的先入之见，也没时间关心军官团的社会风气。他本人是凭着自己的本事一步步升上来的：他父亲曾经是锡兰（今斯里兰卡）的殖民军官，他毁在一个咖啡种植场上，在他儿子13岁时把他送进了海军。男孩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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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英国成为世界第一海上强国：只有法国海军能够挑战维多利亚女王的海军。由于缺乏竞争，英国海军变得飘飘然起来，军官们关心的主要是驾驶的船要优美、以磨石打磨、经过油漆、打磨得光亮可鉴。磨石打磨，即用浮石磨擦木头甲板，是海员的日常惯例，他们让木头表面像镜子一样光亮，结果却被下一阵溅起的海水弄脏。这项工作让海员们忙碌，正统观点大行其道。规矩同法国海军相似：向所有活动的东西（上级军官）敬礼，油漆所有不活动的东西。海军生活的其他方面保存了过去好日子最残酷的部分。费舍尔评价说：“作为一个小孩儿，参军的第一天，我看到八个人遭到鞭打——我当场就晕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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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迟迟不改革，那些想革新的人往往很沮丧，职业生涯也处于危险之中。1886年，富有进取精神的舰长珀西·斯科特爵士担任爱丁堡号的指挥官，他发现船上的射击标准很糟糕，而且海员也有抵制训练的思想，因为这可能玷污他们的完美工艺。“我们领先时代20年，”他后来回忆道，“最终我们却不得不采取别人的做法。于是我们放弃了重炮的教练，把钱花在瓷漆上，打磨船上的每一寸钢，很快获得了有一条漂亮船的名声。她外表当然很好。船尾甲板的螺栓螺母都是镀金的，弹药库的钥匙是电镀的，墨丘利塑像多于左轮手枪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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