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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男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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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舰竞赛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症候。整个社会由军人和军事力量主导。仅俄国一个国家就拥有140万常备军，并实行适用于军队也适用于民事行政的军衔制度。俄日战争表明军队及其领导可悲地低效，但军队在对内控制方面从来都是一个重要因素。从1874年起普遍服役名义上已经存在了，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年轻人可以溜掉，或者通过行贿逃脱，从而使最贫穷的农民肩负服役22年期限的负担，他们去军队之前家乡村子里的教士会给他们举行一个迷你型的葬礼，因为家人无法指望他们能活着回来。军队令村民又怕又憎，像乌云一样笼罩着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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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军队和社会也强烈交错。这个国家有军人充当国家首脑的漫长传统，从拿破仑到1873年的麦克马洪元帅，1888年的博尔兰格和1940年的贝当，一直到戴高乐将军。总是被两种视野——一种是共和思想，一种是保守的天主教思想——所分裂的法国，无法就军队的公民功能达成共识。保守派认为军队是国家荣耀（已经在1870年的失败中遭到严重败坏），雅各宾传统则将其主要视为国家的学校，混合了社会各阶层，向新兵灌输共和主义公民身份及国家团结的价值观。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的著作《新军队》（1907年）中得到著名的表述。他公设短期服役比少数职业军队在民主和军事两方面都更有好处，因为军队经常对宪法秩序构成威胁。这并不是空泛的推论：1889年，博尔兰格将军只差一点点就进军爱丽舍宫，当时爱丽舍宫被热烈的支持者们给围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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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案暴露了社会整体的焦虑，尤其是军队，有些人认为军队哄闹导致正义的可耻流产，他们把这作为军队反动的证据；相反，保皇派及那些默认犹太军官有罪的人则把军队视为他们讨厌的国家全部治理方式的缩影。法国人无休止的争论，为军队骄傲、怀疑军队与认为军队是侵略者的人数一样多。如西奥多·泽尔丁所说，久负盛名的圣西尔军事学院的飞行学员被劝说去巴黎的一些地区时穿便服，以免出事，有一位军官则抱怨说：“民众把我们视为敌人。资产阶级则认为我们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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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军队的身份不明确，那么，有一点是各方都同意的：无论好坏，正如法国《军事手册》（写于1893年，1913年还在重印）所说，军队代表“管辖、阳刚精神和男性骄傲”。“一个人一旦成为军人，”有位农民新兵的妈妈告诉他，“他就成为了男人。”真正的男人，以及那些有荣誉感，特别是有军人荣誉感的人，誓死维护自己的荣誉，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为了哪怕是半点儿礼仪借口而干仗。1880年代，决斗风靡一时，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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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于互相挑战的不仅仅是军官。马塞尔·普鲁斯特特别骄傲他曾经挑战文学评论家让·洛兰（他公开暗示普鲁斯特是同性恋者），并能够活下来讲述这个故事；1908年，他向一位年轻的朋友发起挑战，而对方甚至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冒犯他的事。原来是这位年轻人、19岁的马塞尔·普兰特威格内斯在听到一位女士议论著名诗人“不寻常的道德”时没有跳起来为他辩护。患有严重哮喘的普鲁斯特很体贴，让年轻人的父亲选择替他的儿子决斗，还让他选择决斗武器。在父亲强硬的坚持下，这件事没有通过暴力就解决了，但是显然普鲁斯特认为自己不可以允许自己强大的男子气概受到丝毫诋毁——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可笑的想法。然而，危在旦夕的不仅仅是面子。作家在一封信中对保罗·苏台承认：“我在决斗中的秒数会告诉你我是不是表现了一个娘娘腔男人的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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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社会主义政治家、作家列昂·布鲁姆（后来成为了总理）和让·饶勒斯这样致力于和平、热爱和平的进步人士，也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荣誉。已知的法国最后一次持剑决斗发生在加斯顿德菲尔和雷内里比埃之间，决斗双方都是1967年国民议会代表。戴高乐总统觉得应该正式禁止他的两位政府部长决斗。1906—1909年、1917—1929年两度出任总理的老虎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年）参加过12场决斗：7次持枪决斗、5次持剑决斗。他是一位好得可怕的击剑手，美国记者威斯·威廉姆斯报道了总理的一场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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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面对其剑尖的敌人根本没有机会。他乐于首先以闪烁但极好的第二杆解除他们的防范。这是击剑中最有力的打击，几乎足以令手臂瘫痪。老虎会嘲弄地大笑、鞠躬，同时等着取回武器。然后他会根据自己选择的解剖部位轻弹对手。他的整个动作做得很刻意，造成的伤害刚好足够满足荣誉的需要，并足以终止整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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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激进党的领袖，如果克列孟梭觉得他的政治对手太过分，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挑战他们。1892年，在警官的控制下，他当着一大群人，与反犹作家保罗·德罗林持枪决斗。六年后，作为德雷福斯的拥护者，他与臭名昭著的《法国的犹太人》一书作者爱德华·德拉蒙特决斗。对手们两次都失手了，很可能是故意的，因为用枪射击敌人被认为“不礼貌”。然而，军刀或者剑的决斗至少先见血，常常导致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伤。决斗被认为是针对现代呆滞、衰落生活的健康良药，用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纳托利·弗朗士的话说，这是“文明的第一件工具，是人类调和野蛮本能与正义理想的唯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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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军事美德，军事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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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由穿军装、蓄胡须、把鞋跟碰得咔咔响的军官统治的社会，其代名词当然就是威廉二世的德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这样，国家和军队之间、军队和国家历史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军队把普鲁士从一个没有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匮乏的无名之地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国，这个奇迹产生于普鲁士国王们与他们的贵族之间的公约。1870年取得普法战争胜利后，普鲁士将军和士兵开进了凡尔赛宫的镜厅；普鲁士纪律和人力资源是新兴的德帝国的基础。用当时的一句陈词滥调来说，帝国“缔造于战场的白热”，这句话至少具有部分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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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说整个德国都是普鲁士，操场心态和操正步的傻样也不仅仅只受到外国人的嘲笑，在斯图加特、汉堡和属于普鲁士但是信奉天主教的莱茵地区也一样遭到嘲笑。然而，在构成德意志帝国的联邦州中，普鲁士是最强大的，普鲁士文化通过学校、军队本身以及充斥于生活各个领域的宣传得到贯彻。后来，两位德国历史学家这样描述许多家庭的装饰，“人们喝酒的杯子装饰着各种各样的军械符号和图案、告别的情景（战士要去前方）、宣传口号和霍亨索伦王室的介绍；他们吃饭的盘子上有战争场面，他们用军事小摆设装饰自己的家：陶瓷士兵、微型城堡、音乐军团、纪念碑和大炮、锡兵战斗队形以及‘预备役啤酒杯’”。在作为德国家庭福佑象征的圣诞树下，男孩子们希望找到当时一首流行歌曲承诺给他们的东西：“圣诞老人明天来，他会带着礼物来：鼓、管子和枪、旗子和军刀，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是的，我想要一整支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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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的孩子们一上学就被操练和军事精神包围。一本流行的小学教师手册就使用什么样的命令给出了有用的提示：“坐直！安静！闭嘴！把笔拿直！给我看看你的练习册！——校订作业后出去！……必须训练（学生）服从命令，懂得发号施令成为教师的第二天性、立即听从命令成为学生的第二天性。”如果说教师要成为民族的教官，那么中学教师则有一种重要感，不仅反映对教育的深刻尊重，而且也反映社会的彻底等级化。尽管薪水微薄、衣衫褴褛、常常穷得不能婚娶，但是即便是对其中地位最低的老师，学生跟他们说话时也要立正、称他们教授先生——海因里希·曼的短篇小说《垃圾教授》唤起的那个世界令人印象深刻。后来，这部小说被拍成了德国的一部经典黑白电影《蓝色天使》，其中玛琳·戴德利扮演的舞女引诱一位中学教师走上歧途，导致他的社会宇宙崩溃。正如当时在布拉格上学的汉斯·科恩后来回忆，德国中学告诉学生们的世界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并无联系：“政治——奥地利的、欧洲的、土耳其的或者亚洲的——对我们没什么意义，我们一无所知。当时的人不像现在的人这样外出旅行，我们的眼界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古典教育和德国语言决定的。虽然我们全神贯注地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俄国作家的时尚小说，但是，我们对邻近的斯拉夫世界并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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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其公民的教育往往并不教他们成为公民。年轻的托马斯·曼以典型的直觉表达了德国孩子对他们生活其中的德国社会的感觉：“孩提时代，在我的想象中，我把国家拟人化，想象它是一个有尾巴的木头人，黑色的胡子，胸口佩戴一颗星，有军队和学术头衔，完美体现他的权力和可靠性：它的名字叫作冯·斯塔特博士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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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精神是社会，或者说某种社会的组成部分。为了爬到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乃至工业界的最高位置，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最好成为12万普鲁士储备军官中的一员。如果他是一位学者，希望为未来的成功做出更大的努力，那么他会加入兄弟会或者学生联谊会。这些组织大多数都极其反动，成员是反犹太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纵情于饮酒、唱歌，喝更多的酒——以及持军刀决斗。这些决斗往往都没有什么真正的缘由。荣誉并未受到威胁，但是（决斗）可以赢得荣誉。用枪或者轻型的剑决斗（这是法国的习俗）被鄙视为“女孩儿们的战斗”，德国学生联谊会的学生们是用更坚硬的材料做成的。他们裸身至腰，然后，测量双方的距离——一个执行到最小细节的仪式——用沉重的军刀互相攻打。决斗双方按规定的距离站好，不许挪脚，防守性的剑术被人鄙视，当脸颊、前额或者下巴出现第一个讨厌的伤口以后，全副武装的裁判命令终止决斗。好几次决斗中，学生决斗者的鼻子被砍掉。对于学生联谊会学生来说，冒险是值得的：脸上的伤疤就是通行证，保证他们会得到曾经也是联谊会学生、深怀同情的上级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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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学生联谊会里的决斗是一个入门仪式，创造他们自身的、有强烈社团感的一类人，将其作为男性化、勇气和归属感的外在标志，那么，为荣誉而决斗的情况也很普遍。然而，这种决斗有着民族特点。只有军官和大学毕业生——很多情况下，也只有非犹太人——才被社会广泛接受为为了荣誉发生纠纷，其言外之意是，其他人没什么荣誉需要可操心的。男人的荣誉必然借由军服得到最好的象征，因此，在大众生活中，制服无所不在。军官和普通士兵身着皇帝的斗篷招摇过市；公务员出席正式场合穿着制服；商人甚至学者也常常穿着他们的预备役制服；街上到处都是警察；政府成员穿制服，皇帝本人热爱精致的军装，为了有机会穿一穿他的海军上将制服，或者外交团的军官服。他是外交团的荣誉成员，外交团有许多套军官服，因为皇帝会进行距离遥远的旅行。他在杯子上、油画上、明信片上的照片时而戴着鹰头盔，时而戴着闪亮的胸甲，时而穿着他的警卫团简单的蓝色短上衣，但任何时候，他都把右肩侧向观者，而把他残废的左臂小心谨慎地揣在衣兜里，或者搁在军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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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0月16日，在首都，一位陆军上尉命令一排去营房途中的士兵全部上了火车，前往柏林附近的克珀尼克市政厅。这件事表明对制服及军队的尊重到了何种程度。在那里，他逮捕了市长，把他押送到巴黎，没收了市里的现金柜，写了一份收据，命令士兵们留在岗位上，然后扬长而去，不见踪影。六周以后，罪魁祸首弗里德里希·威廉·沃伊特被抓获，结果他不是军官，也从来没有当过军官。他因为小偷小摸、诈骗等各种事情坐了29年牢，经过两周的搜索，从当地的当铺里弄到了一套军装（第一近卫队上尉制服）。一旦穿上制服，小骗子摇身一变成了神。看到一位军官走进办公室，倒霉的克珀尼克市长马上起立，站得笔直，手指贴着裤缝，听喝听令。沃伊特发现市政厅的治安警卫睡着了，他操着真正的军官的刺耳声音，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吓得警卫的双脚在靴子里发抖，保证将来小心执勤。士兵们丝毫不怀疑地听从一位根本就不认识的上尉的命令。沃伊特显然很享受整个场面：他带着400多马克、让他的俘虏们上车回柏林以后，自己忍不住也跟去了，躲在警察局对面的一个咖啡厅里，观看俘虏与他们的看守到来，火车站陷于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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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特被判入狱4年，但是皇帝很快就亲自赦免了他，因为皇帝风度够好，这件事令他乐不可支。克珀尼克事件很轰动。出版了一本写这件事的书，还印行了数千张明信片。出狱以后，曾经的骗子在露天马戏场、夜总会讲他的故事，签送自己的照片，过着一种不错的生活。他甚至去了一趟德累斯顿、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在伦敦，人们买票去杜莎夫人蜡像馆看他穿着上尉军服的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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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沃伊特大胆的恶作剧轰动一时，欧洲人普遍觉得好玩儿，那么，此事之所以能够发生乃是因为本已存在英雄气概形象及其主要的偶像皇帝的市场需求。从来没有统治者以如此的热情利用媒体，也没有哪个君主像他那样乐此不疲地塑造英雄气概形象。年迈的哈布斯堡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照相时通常穿着军装，但是不带武器，也几乎不佩戴勋章，其权威形象来自他的白胡须和镇定的目光；爱德华七世快活而以淫乱出名，很少看到他穿军装；身材矮小的尼古拉二世陶醉于流苏、金辫及军功章。然而，就连沙皇也比不上他的德国表兄弟的煞有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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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急躁的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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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命不凡是尚武男子气概的化身、性情冲动的“急躁的威廉”只要出现在人群面前（他经常这么干），其对宏大、华丽修辞无法控制的喜好常常使他的官员陷于绝望境地。据克利斯朵夫·克拉克说，从1897年到1902年，皇帝至少去了123个德国城市233次，而且他总会抓住机会发表即兴讲话，将阁僚为他准备好的发言稿丢在一边。总理布洛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老板的讲话见报之前编辑那些夸张的言辞，结果却被皇帝指责“取消了最好的部分”。这些从官方发表的版本中去掉的“最好的部分”往往直抒皇帝胸臆，更多地表达了他的个人情绪，而不是政治上的优先考虑。1890年，他对社会主义危险忧心忡忡，以至于提醒警卫团新兵必须准备好“如果他要求他们，他们就要对他们的父兄开枪”。1900年，为派往中国镇压义和团的远征军送行时，他发表了勉励士兵向匈奴人看齐的名言：“不存在怜悯，不接受俘虏。要像1000年前的匈奴人一样……为他们自己赢得名声，他们的威名至今回响，所以，要让德国的名字像这样被中国人知晓，使他们再也不敢睨视德国人。”1907年，他向听众保证，德国鹰将“再次在欧洲上空展开翅膀”，在正式版本中，这句话被修改为“在德意志帝国的上空展开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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