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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军事美德，军事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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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由穿军装、蓄胡须、把鞋跟碰得咔咔响的军官统治的社会，其代名词当然就是威廉二世的德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这样，国家和军队之间、军队和国家历史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军队把普鲁士从一个没有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匮乏的无名之地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国，这个奇迹产生于普鲁士国王们与他们的贵族之间的公约。1870年取得普法战争胜利后，普鲁士将军和士兵开进了凡尔赛宫的镜厅；普鲁士纪律和人力资源是新兴的德帝国的基础。用当时的一句陈词滥调来说，帝国“缔造于战场的白热”，这句话至少具有部分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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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说整个德国都是普鲁士，操场心态和操正步的傻样也不仅仅只受到外国人的嘲笑，在斯图加特、汉堡和属于普鲁士但是信奉天主教的莱茵地区也一样遭到嘲笑。然而，在构成德意志帝国的联邦州中，普鲁士是最强大的，普鲁士文化通过学校、军队本身以及充斥于生活各个领域的宣传得到贯彻。后来，两位德国历史学家这样描述许多家庭的装饰，“人们喝酒的杯子装饰着各种各样的军械符号和图案、告别的情景（战士要去前方）、宣传口号和霍亨索伦王室的介绍；他们吃饭的盘子上有战争场面，他们用军事小摆设装饰自己的家：陶瓷士兵、微型城堡、音乐军团、纪念碑和大炮、锡兵战斗队形以及‘预备役啤酒杯’”。在作为德国家庭福佑象征的圣诞树下，男孩子们希望找到当时一首流行歌曲承诺给他们的东西：“圣诞老人明天来，他会带着礼物来：鼓、管子和枪、旗子和军刀，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是的，我想要一整支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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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的孩子们一上学就被操练和军事精神包围。一本流行的小学教师手册就使用什么样的命令给出了有用的提示：“坐直！安静！闭嘴！把笔拿直！给我看看你的练习册！——校订作业后出去！……必须训练（学生）服从命令，懂得发号施令成为教师的第二天性、立即听从命令成为学生的第二天性。”如果说教师要成为民族的教官，那么中学教师则有一种重要感，不仅反映对教育的深刻尊重，而且也反映社会的彻底等级化。尽管薪水微薄、衣衫褴褛、常常穷得不能婚娶，但是即便是对其中地位最低的老师，学生跟他们说话时也要立正、称他们教授先生——海因里希·曼的短篇小说《垃圾教授》唤起的那个世界令人印象深刻。后来，这部小说被拍成了德国的一部经典黑白电影《蓝色天使》，其中玛琳·戴德利扮演的舞女引诱一位中学教师走上歧途，导致他的社会宇宙崩溃。正如当时在布拉格上学的汉斯·科恩后来回忆，德国中学告诉学生们的世界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并无联系：“政治——奥地利的、欧洲的、土耳其的或者亚洲的——对我们没什么意义，我们一无所知。当时的人不像现在的人这样外出旅行，我们的眼界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古典教育和德国语言决定的。虽然我们全神贯注地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俄国作家的时尚小说，但是，我们对邻近的斯拉夫世界并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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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其公民的教育往往并不教他们成为公民。年轻的托马斯·曼以典型的直觉表达了德国孩子对他们生活其中的德国社会的感觉：“孩提时代，在我的想象中，我把国家拟人化，想象它是一个有尾巴的木头人，黑色的胡子，胸口佩戴一颗星，有军队和学术头衔，完美体现他的权力和可靠性：它的名字叫作冯·斯塔特博士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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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精神是社会，或者说某种社会的组成部分。为了爬到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乃至工业界的最高位置，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最好成为12万普鲁士储备军官中的一员。如果他是一位学者，希望为未来的成功做出更大的努力，那么他会加入兄弟会或者学生联谊会。这些组织大多数都极其反动，成员是反犹太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纵情于饮酒、唱歌，喝更多的酒——以及持军刀决斗。这些决斗往往都没有什么真正的缘由。荣誉并未受到威胁，但是（决斗）可以赢得荣誉。用枪或者轻型的剑决斗（这是法国的习俗）被鄙视为“女孩儿们的战斗”，德国学生联谊会的学生们是用更坚硬的材料做成的。他们裸身至腰，然后，测量双方的距离——一个执行到最小细节的仪式——用沉重的军刀互相攻打。决斗双方按规定的距离站好，不许挪脚，防守性的剑术被人鄙视，当脸颊、前额或者下巴出现第一个讨厌的伤口以后，全副武装的裁判命令终止决斗。好几次决斗中，学生决斗者的鼻子被砍掉。对于学生联谊会学生来说，冒险是值得的：脸上的伤疤就是通行证，保证他们会得到曾经也是联谊会学生、深怀同情的上级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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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学生联谊会里的决斗是一个入门仪式，创造他们自身的、有强烈社团感的一类人，将其作为男性化、勇气和归属感的外在标志，那么，为荣誉而决斗的情况也很普遍。然而，这种决斗有着民族特点。只有军官和大学毕业生——很多情况下，也只有非犹太人——才被社会广泛接受为为了荣誉发生纠纷，其言外之意是，其他人没什么荣誉需要可操心的。男人的荣誉必然借由军服得到最好的象征，因此，在大众生活中，制服无所不在。军官和普通士兵身着皇帝的斗篷招摇过市；公务员出席正式场合穿着制服；商人甚至学者也常常穿着他们的预备役制服；街上到处都是警察；政府成员穿制服，皇帝本人热爱精致的军装，为了有机会穿一穿他的海军上将制服，或者外交团的军官服。他是外交团的荣誉成员，外交团有许多套军官服，因为皇帝会进行距离遥远的旅行。他在杯子上、油画上、明信片上的照片时而戴着鹰头盔，时而戴着闪亮的胸甲，时而穿着他的警卫团简单的蓝色短上衣，但任何时候，他都把右肩侧向观者，而把他残废的左臂小心谨慎地揣在衣兜里，或者搁在军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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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0月16日，在首都，一位陆军上尉命令一排去营房途中的士兵全部上了火车，前往柏林附近的克珀尼克市政厅。这件事表明对制服及军队的尊重到了何种程度。在那里，他逮捕了市长，把他押送到巴黎，没收了市里的现金柜，写了一份收据，命令士兵们留在岗位上，然后扬长而去，不见踪影。六周以后，罪魁祸首弗里德里希·威廉·沃伊特被抓获，结果他不是军官，也从来没有当过军官。他因为小偷小摸、诈骗等各种事情坐了29年牢，经过两周的搜索，从当地的当铺里弄到了一套军装（第一近卫队上尉制服）。一旦穿上制服，小骗子摇身一变成了神。看到一位军官走进办公室，倒霉的克珀尼克市长马上起立，站得笔直，手指贴着裤缝，听喝听令。沃伊特发现市政厅的治安警卫睡着了，他操着真正的军官的刺耳声音，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吓得警卫的双脚在靴子里发抖，保证将来小心执勤。士兵们丝毫不怀疑地听从一位根本就不认识的上尉的命令。沃伊特显然很享受整个场面：他带着400多马克、让他的俘虏们上车回柏林以后，自己忍不住也跟去了，躲在警察局对面的一个咖啡厅里，观看俘虏与他们的看守到来，火车站陷于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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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特被判入狱4年，但是皇帝很快就亲自赦免了他，因为皇帝风度够好，这件事令他乐不可支。克珀尼克事件很轰动。出版了一本写这件事的书，还印行了数千张明信片。出狱以后，曾经的骗子在露天马戏场、夜总会讲他的故事，签送自己的照片，过着一种不错的生活。他甚至去了一趟德累斯顿、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在伦敦，人们买票去杜莎夫人蜡像馆看他穿着上尉军服的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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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沃伊特大胆的恶作剧轰动一时，欧洲人普遍觉得好玩儿，那么，此事之所以能够发生乃是因为本已存在英雄气概形象及其主要的偶像皇帝的市场需求。从来没有统治者以如此的热情利用媒体，也没有哪个君主像他那样乐此不疲地塑造英雄气概形象。年迈的哈布斯堡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照相时通常穿着军装，但是不带武器，也几乎不佩戴勋章，其权威形象来自他的白胡须和镇定的目光；爱德华七世快活而以淫乱出名，很少看到他穿军装；身材矮小的尼古拉二世陶醉于流苏、金辫及军功章。然而，就连沙皇也比不上他的德国表兄弟的煞有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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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急躁的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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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命不凡是尚武男子气概的化身、性情冲动的“急躁的威廉”只要出现在人群面前（他经常这么干），其对宏大、华丽修辞无法控制的喜好常常使他的官员陷于绝望境地。据克利斯朵夫·克拉克说，从1897年到1902年，皇帝至少去了123个德国城市233次，而且他总会抓住机会发表即兴讲话，将阁僚为他准备好的发言稿丢在一边。总理布洛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老板的讲话见报之前编辑那些夸张的言辞，结果却被皇帝指责“取消了最好的部分”。这些从官方发表的版本中去掉的“最好的部分”往往直抒皇帝胸臆，更多地表达了他的个人情绪，而不是政治上的优先考虑。1890年，他对社会主义危险忧心忡忡，以至于提醒警卫团新兵必须准备好“如果他要求他们，他们就要对他们的父兄开枪”。1900年，为派往中国镇压义和团的远征军送行时，他发表了勉励士兵向匈奴人看齐的名言：“不存在怜悯，不接受俘虏。要像1000年前的匈奴人一样……为他们自己赢得名声，他们的威名至今回响，所以，要让德国的名字像这样被中国人知晓，使他们再也不敢睨视德国人。”1907年，他向听众保证，德国鹰将“再次在欧洲上空展开翅膀”，在正式版本中，这句话被修改为“在德意志帝国的上空展开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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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热情高涨的修辞并不反映德国政治家们的思想，他们的愤怒在《每日电讯报》事件之后达到了顶峰。这件事是1908年英国发表的一篇威廉访谈引起的。皇帝在海克里夫城堡住了几周，这座城堡是他向其主人爱德华·杰姆斯·蒙塔古·斯图尔特－沃特利上校租来的。陛下以英国乡村绅士的身份为荣，他在漫长的炉边闲谈中，大方地向他的房东剖白心思，斯图尔特－沃特利以这些交谈作为他交给《每日电讯报》的“访谈”的基础。文本已经同德国总理府会商过，但是这次却获许发表——无论是由于疏忽还是盘算——其中包括皇帝惯常的攻击性言论。这一次他抨击了英国，这让伦敦和柏林的外交官们非常恼火，因为他们正在进行一轮细腻而微妙的谈判，试探避免两国海军计划冲突的可能性。皇帝拙劣的虚张声势犹如给两国关系扔了一颗炸弹：“你们英国人疯了，疯得像是三月的野兔……总是误判，对我反复的友好表示，以嫉妒、不信任的眼光权衡和审视，令我不胜其烦。我一再说我是英国的朋友，你们的报纸……令英国人民拒绝我伸出的手，暗示我另一只手里拿着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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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愤怒的不仅仅是敌人。柏林朝臣斯皮则姆伯格男爵夫人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这是皇帝犯下的最丢脸、最低级、最轻率、最令人忧心的错……（他）毁了我们的政治地位，让我们成为全世界的笑料！……我们只好抱紧自己的脑袋，不确定这是不是一座疯人院！”更多的公众声音同样充满责备意味，特别是那些当选的政治家们，他们眼看自己的努力再一次被他们鲁莽的统治者破灭，不禁怒火中烧。自由主义政治家厄恩斯特·巴瑟曼在德国国会大厦站起来发泄他的“无限吃惊的感觉，深深的悲哀”，社会民主党的保罗·辛格表达“正当的愤怒，德国人民深深的羞愧”，甚至连普鲁士极端保守的厄恩斯特·冯·海德布兰特也发泄说：“即便在迄今对皇帝和德国的忠诚无可置疑的圈子中，多年来也积累了担忧和厌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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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母亲很生气，她在1892年惊呼：“我希望可以在所有公开发言的场合把他的嘴给锁上！”但是她儿子昂首阔步的浮躁无法控制，尽管跟他最亲近的人，包括他最信任的顾问菲利普·祖·于伦伯格伯爵（后来的亲王，1847—1921年），都做了很多努力。只有伯爵一个人敢对他的君主那样说话，于是国务部长们经常找到于伦伯格，希望他让他们飞扬跋扈的君主看清形势。德意志帝国议会的成员嘲讽于伦伯格是“德国政府派给皇帝的大使”，而他对于自己的非正式影响力极为满足。他足够精明，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对皇帝拥有非凡影响力乃是由于他一直置身于官方权力领域之外。“无论什么时候他进入我们在波茨坦的家，”皇帝说，“就像是给例行生活投进一片阳光。”皇帝几次邀请他加入他的政府，伯爵总是礼貌地予以拒绝，并温和地自嘲，表示更喜欢担任更卑微的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后来他在德国城市奥尔登堡、斯图加特和慕尼黑担任普鲁士代表：“像我这样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可怜的家鸡，被宠溺成了鹰。我听得见自己咯咯叫，而不是用爪子抓，我看到自己下蛋，而不是蹲在威廉大街76号（外交部）的山墙上，瞪着一双目光如炬的眼睛。这件事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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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皇帝来说，“菲力”伯爵于伦伯格，这个比他年长12岁、他1886年和朋友一起打猎时结识的男人不像柏林那些闹哄哄、卑躬屈膝的官员，他们老告诉他这个不能做、国会不能通过那个或者不能出那笔钱。他是一个纯粹的、无私的朋友，他在利本伯格乡下的房子是僻静的天堂。皇帝在那里一待数日，打猎，享受简单的友情、漫长的交谈，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围着钢琴，主人演奏他的曲目，威廉自己则急切地为他翻乐谱。这种氛围与皇宫里、在他严格的导师欣兹彼得手上的教育恰好相反。在利本伯格，皇帝可以跟亲王和有教养的库诺·冯·毛奇伯爵这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可以欣赏他的朋友菲力讲好玩的淫秽轶事的才华，以及他的音乐和文学才华——毕竟于伦伯格不仅是一名职业外交官，而且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作曲家，他的《玫瑰的歌曲》唱片销售了50万张，同时他也是剧作家，其作品是专业水平的。于伦伯格的妻子和孩子有时候也获允出席，女儿们会演唱父亲的歌，她们走了之后，就又只有男人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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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迷上了利本伯格的气氛和亲王，他告诉欣兹彼得，于伦伯格是“我唯一的知己”。于伦伯格似乎也真的喜欢风度翩翩但是反复无常的年轻皇储，他在给威廉的信中把他们的友谊形容为“我生活中的光芒”。许多观察者议论这份亲密的关系。从俄日战争和平谈判回来后，前俄国总理谢尔盖·维特去罗明登乡村庄园拜见皇帝。于伦伯格亲王到火车站迎接他，他和皇室家族一起过了一夜。夜间围炉夜话时，维特注意到，“皇帝对待于伦伯格亲王的态度让我尤其吃惊。他坐在亲王椅子的扶手上，右手搭在亲王的肩头，几乎是搂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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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如此倾慕他的大朋友，他对他的关怀超过任何人。威廉是一个根深蒂固、粗鲁的恶作剧者（有一次他当众打趣地拍了保加利亚国王的屁股，离开柏林的时候，国王“脸都气白了”）；他在波罗的海巡游的时候，经常召集所有客人早晨在甲板上做操，然后他会趁机推倒一个将军，使他双手和双膝着地，摔成一团，以此取乐。但是他从不这么对于伦伯格。亲王只是说：“皇帝从不碰我，他知道我不会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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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于伦伯格缓和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帮助皇帝避免了一些更具灾难性的想法，但他也的确利用皇帝的权力，通过复杂的阴谋帮助他赞赏的一位候选人谋得一个重要的职位。有一次，外交部的权力经纪人、长期的盟友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要求于伦伯格问问俄国驻巴伐利亚大使，可否请沙皇向他的表兄弟德国皇帝推荐某位外交官，使其担任驻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然后，于伦伯格认真给他的君主进言，认为如果违反尼古拉二世个人自发表达的愿望，将是严重的侮辱。任命正式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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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菲力的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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