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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菲力的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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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稳定且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于伦伯格一直避免接受政府公职。然而，最终，他非同小可的力量甚至引起了他最亲密的盟友的敌意，他们密谋摆脱他，这项行动以个人的侮辱为始，很快变得不可收拾，演变为德国前所未有的最大丑闻。这一连串事件肇始于一封辞职信，其本意是为了表达自尊心受损，而并不希望被当真。这封信的作者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1837—1909年）是于伦伯格的盟友。他是柏林威廉大街外交部的第一委员、敌人眼中“迷宫里的怪物”，他在他的木板办公室里秘密操纵国家大量的外交政策（也是一些灾难性失败的责任人）。像于伦伯格一样，他也对当官抱有疑虑，屡次谢绝升迁，理由是高位所具有的社会责任和外交接待浪费时间。每次皇帝来外交部，这位俾斯麦的门生、深居简出的人都会从后门溜走。他喜欢静静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周工作6天，一天工作12小时，周围是默不作声的听差，他们进门、鞠躬、把文件放在他的桌子上，然后一语不发地离开。他不接受去时髦宅邸的邀请；他独自起居；他甚至一个人吃饭——博查特餐馆为他保留了一个房间，他从办公室出来走几步，从侧门进去。聚光灯下的总理、外交部长换了几茬，而他的工作，以及对政策默默的、牢牢的掌控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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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斯泰因卓有贡献和能力，但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小心眼，哪怕是丝毫的不尊重都会令他很光火，而且很不容易原谅。即便对自己的上级也是如此。如果有人反对他的意见，他就会威胁说要辞职，以此常常让他的上级恐慌。他的报复心和发脾气的行为得到包容，正如于伦伯格伯爵指出的：“荷尔斯泰因的天赋（被认为）不可或缺。他对于具有国际重要性的复杂问题的理解无人可以代替……为了皇帝和政府的利益，必须迁就他，就像为了那个好鼻子，就只好迁就一只坏脾气、行为古怪、极其危险的运动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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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核心位置上这个不可控制、隐蔽但是才华横溢的人是一份昂贵的奢侈，1906年，新任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契尔斯基觉得这种放纵太过头了。荷尔斯泰因刚刚涉入了最近的外交政策灾难，即1905年引发了与英法之间不必要且无利可图战争的摩纳哥危机。现在，他的上司冯·契尔斯基决定加强对这头迷宫怪物的控制。荷尔斯泰因的反应跟过去一样：他提交了辞呈。然而，这一次，他表演过火了。他的长期政治盟友布洛总理将他的辞职信交给了皇帝，并建议皇帝同意他的辞呈。干了几十年外交工作的荷尔斯泰因失业了，他气得七窍生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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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阴谋反对他呢？谁厚颜无耻到攻击外交部的灵魂人物呢？荷尔斯泰因在心里把他的朋友和敌人统统检视了一遍。他琢磨布洛是太忠诚、太老的盟友，不可能背叛他。然而，在皇帝签字同意他辞呈的当天，于伦伯格在皇宫吃午饭。荷尔斯泰因对政治局势做出了少有的但是全面的误判。他觉得一定是于伦伯格高深莫测、邪恶的拍马言辞毒化了威廉的心思。皇帝听信于伦伯格，而于伦伯格曾经跟他唱过对台戏。因此，必须灭掉于伦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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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斯泰因马上部署行动措施。他跟于伦伯格友好相处了几十年，像朝中的任何人一样，他知道一个公开的秘密：亲王讨厌带给他八个孩子的婚姻，实际上，他对女人并不感兴趣，在他所有的文化与男性情谊背后隐藏着德国法律声名狼藉的《刑法》175条予以惩罚的罪过。他愤怒地给他的老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亲爱的菲力——你无需把这个开头视为一种恭维，因为现在称一个人‘菲力’并不意味着——嗯，什么奉承。现在你实现了你谋划多年的目的——我的退休……现在，我可以自由地按照处置一个有你那种怪癖的可鄙的人的方式处置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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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对于温和、没有军人脾气的菲利普·祖·于伦伯格，这样的一封信也只可能有一种行动方式：他提出同荷尔斯泰因以手枪互射，“直到残疾或者死亡”。两位资深政治家要决斗，这令外交部长冯·契尔斯基大为震惊，他采取了旋风般的政府内部外交行动，成功地争取到荷尔斯泰因的勉强道歉，但是这多一重的羞辱只是使得受到轻视的外交官决定寻找其他更有效的毁灭方式打倒于伦伯格。他找到一位能够有效毁灭于伦伯格的伙伴——马克西米利安·哈登（1861—1927年）。哈登是调查记者、《未来》报的编辑，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的眼中钉。得到荷尔斯泰因提供的政府机密文件后，哈登发起了全面进攻，始则暗示、继则公开指出于伦伯格在利本伯格的圈子里的人是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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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登在这件事中的主要兴趣（除了个人巨大的自我以外）是政治性的。于伦伯格象征着威廉如此喜欢的非民主、不负责任、个人化的政府风格，民主派的反对极受鄙视。哈登是一位具有论战天分而又冷酷无情的记者，他明白这是他的一个机会，他要揭露一个秘密控制着世界上最重要国家的堕落、变态小圈子，他们对皇帝施加黑暗、不健康的影响。于伦伯格的社会性毁灭是这位记者极其愿意付出代价来换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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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廉治下的德国（实际上，其他欧洲国家也一样），一个人仅仅被怀疑是同性恋，其生活和事业就足以遭到破坏，即便是——也许应该说，尤其是——社会最上层的人士。就在几年前，奥匈帝国的路德维希·维克特（“卢希－武希”）大公、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兄弟，因为被外界知道他嗜好在公众场合穿女装，在传出与一位男按摩师的韵事后，只好流放到萨尔茨堡省。1902年，在德国，欧陆最富有、最有势力的实业家弗里茨·克虏伯被公开指控不是去卡普里晒太阳，而是冲着岛上的年轻人去的，随后，他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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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登没有证据证明于伦伯格是同性恋，但他在一篇又一篇文章中指出：“我用手指指着菲利普·弗里德里希·卡尔·亚历山大·波索·福尔斯特·祖·于伦伯格，”他的第一篇檄文说，“他……在皇帝耳边鼓吹只有他才能统治……至少必须把这个人的阴险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第二年，他说得更明确。他暗示说利本伯格圈子抽掉了德国外交政策的男性力量，使得皇帝在应该强硬的时候退缩，结果政策柔弱而优柔寡断，因为这个圈子已经不再“梦想燃烧这个世界”，因为他们“已经够温暖了”（德语俚语，指同性恋）；不久，他公开指出于伦伯格具有“不健康的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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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部分指控是说非选举产生的贵族和随从的“宫廷奸情”使得皇帝脱离现实，那么，威廉的反应本身则提供了最好的说明：1907年5月3日，皇储交给他父亲一份登载了一篇恶毒文章的《未来》报，皇帝由此才第一次听说整件事情。总理布洛和其他官员觉得不让这些细节给皇帝添堵比较明智。文章令皇帝目瞪口呆，但是他迅速撇清曝光可能引发的任何危害。其中一位被指控的人、他长期的朋友库诺·冯·毛奇立即被解职。第二天，皇帝致信于伦伯格，询问他准备采取什么措施还击这些指控，同时还问他是否觉得“某些暗示无可非议”。月末，威廉给他曾经非常崇拜的导师下了最后通牒：起诉哈登，或者离开德国，“回避一切宣传”。二人从此再未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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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反应“令人作呕的俗气”，使得于伦伯格深受伤害，一段强烈的、长达20年的友情就此终结。次年，德国公众聚精会神地读到一系列的诽谤事件。于伦伯格提起诉讼，并洗刷了所有的指控。库诺·冯·毛奇要求同哈登决斗。记者拒绝决斗要求后，冯·毛奇在法院对他提起诉讼。据揭露，皇帝被他利本伯格的朋友们称为甜心，一大群遭人厌恶的男妓——过去的和当时的——证明他们认识那位绅士。冯·毛奇输了官司。他提出上诉。他证明“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脏事”，另外一位主审法官判他无罪，哈登则被判四个月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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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登策划了另一起审讯作为报复，这一次他是为了捍卫自己，他指控一篇报纸文章诽谤了他，但是是他私下里给钱叫别人写的。重新做了准备以后，他携着新的活力，向慕尼黑区法院提供了奶商乔治·里德尔和渔夫雅各布·厄恩斯特两位证人，他们都声称作为年轻男子与于伦伯格有私情。厄恩斯特宣称：“我们只要出去远足，就会做脏事。”于伦伯格已经在审讯压力下发作了一次心脏病，这次他彻底完了。法官把他羁押起来，押送到柏林慈善医院。他的老朋友、皇帝命亲王交还他的黑鹰标牌——帝国最高级的饰品。于伦伯格感到幻灭、恶心，把黑鹰标牌连同他得到的其他所有勋章一起交还给了皇帝。他的健康进一步恶化，每天只得被人用担架抬到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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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的猎物已经病得不能离开病房的时候，哈登让145个证人（大多数都有犯罪记录，或者有精神病史）挤在病床边，盯着这个心力交瘁的男人，口称是的，他们的确跟他有亲密关系。于伦伯格衰退的健康状况最终给这场闹剧画上了句号。审判延迟到1909年，但是再没有重新开审。1921年，于伦伯格痛苦、孤独地在利本伯格庄园亡故。冯·斯皮则姆伯格男爵夫人在她的日记中感慨：“这些事情令人说不出来地悲伤，因为社会（对于伦伯格和冯·毛奇）的灭绝如此彻底，但是，道德和道德意识要求抵制、彻底禁绝这种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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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其发起的行动残留的瓦砾，就是马克西米利安·哈登本人可能也改变了想法。他采用了他自己不赞同的偏见去毁灭一位政敌，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得对。记者在琢磨政治利益毁灭一个人的生命的道德问题，而1908年威廉童年时代的同志迪特里希·许森－哈塞勒将军、军事内阁首脑，在于伦伯格事件后，受命清洗普鲁士军官中的同性恋，这残酷地让皇帝威廉想起他那被抛弃的朋友。许森－哈塞勒来到为皇帝举办的狩猎聚会，他穿着“粉红色芭蕾舞裙，戴着玫瑰花环，随着音乐起舞”。表演完毕后，他向鼓掌的人群鞠躬，随后倒地不起。客人们一阵骚乱。女主人福斯顿伯格公主哭得不能自已，焦虑不安的皇帝来回走着，但是，匆匆应召而来的医生无能为力，宣布哈塞勒死于心脏病发作。当人们终于把注意力转向将军时，尸体已经僵硬了，很难脱下已故军事内阁首脑的芭蕾舞短裙、给他穿上更得体的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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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男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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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间许多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丑闻牵涉到军队及对同性恋的指责。因军官、拳击迷昆斯伯里侯爵的控告，同性恋诗人奥斯卡·王尔德在伦敦受审；1906年以犹太军官的完全赦免和复职告终的德雷福斯一案中，潜在的因素既是由于反犹也是由于性；在于伦伯格案中，柏林的军事指挥官库诺·冯·毛奇代表军队并付出了代价；奥匈帝国的叛徒及双面间谍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上校因为向俄国人出卖军事机密——俄国人以他与另一位军官之间的恋情敲诈他——而在其上司的逼迫下自尽；1916年，庭审期间，罗杰·凯斯门特的同性恋证据就足以使他被判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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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运转良好的机器代替肌肉的力量，男性力量在工作空间的价值下降以及妇女角色的转变，两性关系的根本问题因此出现。在一个工业化的社会，男人对自我的信心、对于应该承担怎样的角色以及保留怎样的传统男性美德——勇气、荣誉、力量——的空间，都不那么确定了。在这些不安全感中，同性恋成为了令人担忧的幽灵，可能会打破生活，肯定会成为头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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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在所有欧洲国家都是犯罪，同性恋指控，即便是匿名的，也会导致社会排斥和长期监禁。但是，如弗洛伊德表明的，如此强力禁止人类情感的社会必定会有操作程度的虚伪才能存在。例如，在英国，同性恋景象相当繁荣，早期性学家、精神病学家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1868—1935年）在他的报告《柏林的第三性》（1904年）中进行了深情的描述。赫希菲尔德写道，大城市允许个性免受邻里控制而蓬勃发展，结果就出现了所有长着眼睛的人都看得到的情形：“那些知情的人在柏林的街上和各种咖啡馆里不仅仅看到传统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也经常看见举止甚至体貌与众不同的人。似乎不仅仅只有男人和女人这两种性别，还有第三种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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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希菲尔德采用当时时髦的称谓（出自王尔德《认真的重要性》中一个众人皆知的双关语），以惊人的坦率描写了柏林的“同性恋”现象。这种几乎没有隐藏的、广泛的亚文化存在于咖啡馆、酒馆、啤酒花园、俱乐部、健身房、游泳池，甚至舞会这种几乎只有男同性恋光临的社交场合：“见过来自外省的同性恋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场所，因深刻的心理冲击而放声大哭”，赫希菲尔德谈到这种场景对那些终身“被剥夺了权利和遭受羞辱”的人具有解放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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