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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华丽的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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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男人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含义。德国总理布洛在他的老团——威廉一世轻骑兵团的前头策马经过皇帝身边，这一壮举随后立即受到嘉奖，他被委为大将军，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荣誉和巨大的骄傲。历史学家罗伯特·马西说得很正确，不可能想象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巴尔弗、坎贝尔—班纳或者阿斯奎斯做出这种滑稽的动作。英国是一个平静、有板有眼的平民国家，它斜眼观看其邻国的尚武姿态。然而，（两国）潜在的当务之急高度相似，看看当时的报纸就明白了：同样的保证治愈“男性疲惫”的酊剂广告；同样的增强“男性活力”的药片及对付中年体型的隐形紧身胸衣——只不过在伦敦或者曼彻斯特，英雄的身躯不太可能包裹在军装里，而更可能穿着豹皮裤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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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豹皮裤衩套在尤金·桑多（1867—1925年）肌肉极其发达的腰上。桑多是一位铁腕人物、健身先知、商人及一种国际现象。桑多本来的名字是普通的弗里德里希·威廉·穆勒，出生于东普鲁士的飞地柯尼斯堡。他矢志打造完美的形体。他在省级博览会上展示其力量的壮举，之后传奇娱乐经理人佛罗伦斯·齐格菲尔德将他抢到手里，他很快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明星。从芝加哥到新西兰的因弗卡吉尔，他的表演票被抢购一空；公众向他们的偶像欢呼，索要签名，女人们来到后台，花300美金摸一摸他紧绷的肌肉，他题为《桑多身体训练法》《力量及获取方法》《健美运动》的书畅销一时。“澳大利亚剧院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兴奋的场面，”珀斯一位记者兴奋地写道，“公众对桑多的精彩演出如痴如狂，至少把他请回来了15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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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多不满足于在舞台上模仿希腊塑像和提起不可思议的重物，他认为自己负有改善一小批人类的使命，于是，他创建了20多个健身房，以及一本体能杂志和邮购服务，提供的商品包括桑多雪茄、桑多哑铃和练习本，帮助其他个子没那么健壮的男人达到他那种神奇的比例。他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乔治五世和亚瑟·柯南道尔爵士都是他的朋友，在1901年第一次正式的肌肉发达的男人选美比赛中，他在伦敦阿尔伯特音乐厅的大比拼总决赛吸引了1.5万名公众莅临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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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英国男人不像他们的欧陆兄弟那样担心自己的现代身份——毕竟工业革命在这里发生的时间比欧洲其他地方早得多，在发达国家中，这个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最低（1911年，处在工作年龄的英国人中，只有8%的人从事农业，德国是这个比例的3倍，法国是4倍），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历史更悠久；但是，如果说军队在英国公众生活中的可见度比海峡对岸小很多，那么，值得记住的是，军队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也要小得多。英国军队只是其欧陆邻国规模的一小部分，而且驻扎在地球上遥远的地区，受到尊重，但是很遥远。毕竟，英国是一个著名的岛国，一个几百年没遭受过侵略的海洋帝国，海军是英国打击力量的关键，英国赋予它显赫的位置。无畏舰竞赛不仅仅只是为军事事务，那是对民族自我形象的捍卫。所有政治家和报纸都同意，大不列颠就是必须得拥有制海权。简单地说，身背最大的枪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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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对于他们根本上的平民文化非常骄傲，但是其邻国的军事狂热暴露了潜在的焦虑。谁能说他们是否能顶住侵略企图？谁能说他们仍然有气概及纯粹的道德力量在自己的国土上打败敌人？英国没可能已经遭到外国间谍破坏吗？总是寻找耸人听闻故事的英国《每日邮报》觉得如此劝告其读者是明智之举：“拒绝让奥地利或者德国侍应生为你服务。如果你的侍应生说他是瑞士人，要求他出示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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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服务员，带有可疑口音、过分好奇的理发师，用嘴少用耳多的出租车司机——这些人实属常见。小说家威廉·勒·奎尤科斯（1864—1927年）警告英国公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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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外国人）都是德国人，他们服过役当过兵，来到英国做侍应生、办事员、面包师、理发师及家仆，他们受到对祖国的誓言约束，为国家充当间谍。遵照帝国的命令，每个人加入德国军队的时候就已经在其上衣翻领上置放了一个形状奇特的按钮，这个按钮早就给到他了，凭着它，马上就可以认出他是德国皇帝的忠诚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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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流行的偏执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自从征服者威廉，当然还有自从拿破仑以来，法国一直是传统的敌人。然而，1900年前后，德国越来越被视为威胁。公众不停地讨论那些可怕的数字。本来就是军事英雄的罗伯茨勋爵推测有8万名德国军人生活在英国，而保守党议员约翰·巴洛爵士则宣称仅仅伦敦及其周边就有6.6万名德国陆军预备役军人。畅销小说家们很快利用了这个想法。在非常成功的《沙岸之谜》中，作家厄斯金·奇尔德斯让两位英国人偶然发现帝国皇帝的一个卑鄙阴谋，其中一位主人公表达了对德国皇帝的强烈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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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德国的确有所了解，可以对她不倦的询问做出有一定权威的解答……我描述上一代期间她在其统治者力量和智慧之下的神奇觉醒；她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她如火如荼的工业活动，最强大的是，她塑造现代欧洲的力量，她的殖民帝国梦想促使她从一个陆地国家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我们无法骚扰其建立在巨大的国土资源之上的牢固基础，她的人民的模糊本能不仅仅受到其统治者的天才指引，而且也在其预料之中，她是我们当前巨大的贸易竞争对手，她成长了，力量增强了，她等待着，未来，在我们帝国的微妙网络中，她会是一个更强劲的因素。我国像小蜘蛛网一样对震荡敏感，我们从一个以商业为生命的岛国向外辐射，连日常的面包都有赖于海洋的自由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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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男孩子自己的”故事的方式，两位英雄最终认识到，他们在德国海岸观察到的费解行动指向一个巨大的危险：“最后我明白了。我这是在协助一个大场景的实验彩排，也许不久就要付诸行动——其时，许多满载着士兵而不是载着半船煤的远洋驳轮将同时出发，七个整齐的舰队，从七个浅浅的出海口，在帝国海军的护送下，穿过北海，把自己的身体投放在英国海岸上。”问题——或者说小说的一个主人公认为的问题是，英国人是不是已经变得软弱了：“我们已经享受了这么长久的安全，变得这么富有，我们已经忘了我们所欠的。但是那些自称为政治家的笨蛋没有任何借口，他们拿钱就是要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出于爱，我们想要一个德国皇帝这样的人，他不是等着被人踢，而是像黑鬼一样为他的国家工作、懂得展望未来……我们没有做好对付她（德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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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作家表示赞成，既赞成其情绪，也赞成其公然的种族主义，诺斯克利夫勋爵发现事件足够重要，因此让他的《每日邮报》连载威廉·勒·奎尤科斯的小说《1910年入侵》。小说中，以接近皇帝威廉在他臭名昭著的“匈奴人”讲话时心中所想的方式，英国遭到德国人的蹂躏。他们一路抢劫、烧、杀、强奸，向首都进发。他们开始的时候占领了首都，但是被英国人的愤怒和坚忍不拔的勇气淹没，最终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发行这本小说的时候，挂着广告牌的人穿着蓝色普鲁士军装、戴着尖刺头盔，在牛津街来回走动。这部小说卖出了100多万册，让勒·奎尤科斯恶心的是，在德译本中，德国皇帝战胜了他长期嫉妒的英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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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最大的一个魅力是其公民拒绝把任何东西当回事，即便是，对于他们自己的伟大符号；她最大的一个弱点是太过关注阶级的微妙之处，就像德国人太过关注肩章。1910年指挥HMS无畏舰的海军上将比较痛苦地学到了这个教训，或者以为他学到了这个教训。当时，他在船上接待阿比西尼亚皇帝。皇帝的来访是通过电报通知的，海军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红地毯、仪仗队、旗帜招展、军乐队奏乐、全体船员穿着最好的衣服立正。由于接到通知的时间短，一时找不到阿比西尼亚国旗，因此就用它临近的桑给巴尔的国旗代替。皇家代表团未受这些细节的干扰，被领着参观舰船，一位翻译对着陛下的耳朵嘀嘀咕咕。眼前的船让他们震惊。一个电灯开关先是吓了他们一跳，然后令他们莞尔。在参观期间，他们还要了祈祷垫，并给一些军官赠送了他们国家的军事荣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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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星期以后，《每日镜报》上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才揭开了这些参观者的真实身份。代表团成员提供了一张在船上拍的集体照给报社。他们实际上是一群英国朋友，在脸上涂了油脂漆，戴着假胡须。代表团成员包括邓肯·格兰特和年轻的弗吉尼亚·斯蒂芬（戴着妩媚的假胡须）——她后来同伦纳德·伍尔夫成婚。参观期间，他们用刚在火车上学来的斯瓦希里词语，并熟练地混以上学期间学过的维吉尔《埃涅伊德》的片段进行交谈。参观团的“翻译”和假扮的外交部代表都未加修饰。他是霍勒斯·德·维尔·科尔、此次活动的主谋和出资人，他一生中花了大量的时光构思和执行策划缜密的恶作剧。他是伪装的老手：在剑桥上学的时候，他打扮成桑给巴尔的苏丹，中年的时候，他利用他和拉姆齐·麦克唐纳长相的相似，安排这位工党领袖暂时在伦敦的出租车上“迷失”，而他自己则代替拉姆齐参加工党的会议，并发表讲话，让工人们多干工作少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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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疯子与肌肉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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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男性力量的崇拜可能开出奇异的花朵，也许最奇异、最能表征这个时期忧虑的莫过于马克斯·诺尔道对于肌肉犹太人的调用，将其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身体和精神目标。诺尔道朦胧但是影响很大的畅销巨著《变性》使他成为批评一切的主要声音之一。他批评一切他觉得有弱化作用的现代生活和艺术。诺尔道宣称，对文明的威胁很严重，它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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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视传统习俗和道德的观点……对传统规则的实用主义摆脱……肆无忌惮的淫乱，释放了人的兽性……鄙薄对其同类的所有考虑，将所有约束对金钱的残酷贪婪和享乐欲望的障碍都踩在脚下……对所有人来说，这意味着一种确定的秩序的终结，这种秩序几千年来符合逻辑，限制了人的堕落，在每一个方面都发展出了某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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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尔道在反对他感觉到新的、来势汹汹、超速的机器的过度使用，或者现代艺术的退化时，绝不手下留情。他如此评价19世纪传奇诗人保罗·魏尔伦：“我们看到这个令人厌恶的败类有着不对称的头骨，长着一张蒙古人的脸，一个浮躁的流浪者与醉鬼，由于其反道德的罪行而被打入监狱……他年老昏聩，语无伦次，无意义的表达，意象模糊，无法表达心里的任何明确的思想。”这种机械衰弱的生活及不道德过度激发了一种反常现象：“身体上，病态而虚弱；道德上，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智力上，一个无法形容的白痴，以选择事物的色彩艺术式地装扮房间、观看机械的鱼的运动、嗅嗅香水、饮饮酒打发日子……是最低层次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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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尔道本人是医生，他必须灭绝寄生虫，他毫不犹豫地把他的科学原则应用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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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及退化者将灭亡；强者将使自己适应文明的成就，或者使它们服从自己的有机能力……20世纪的艺术将在任何一点与过去的艺术接续，但是它要完成一个新的任务：为单调的文化生活带来多样性，这种影响也许只有许多个世纪之后的科学才能够施加于大多数人……任何人只要像我一样相信社会是人类的自然有机形式……任何人只要相信文化是一种有价值的善，值得捍卫，都必须毫不留情地捏死反社会的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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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它的作者，这种暴烈的言词只不过是一种姿态。1849年出生于匈牙利佩斯特（后来成为了布达佩斯的一部分）的诺尔道是一位名叫苏德·菲尔德的正统拉比的儿子。疏远宗教以后，年轻的马克西米利安·苏德·菲尔德改变了方向——不仅仅是人生的方向，他把名字也改了，他把南方换成了北方，把菲尔德（田地）换成了梅多（草地），于是诞生了马克斯·诺尔道博士，一位自我造就的政论家，并终于在巴黎开业，出版了一系列文化方面的书籍。像维也纳外国通讯员西奥多·赫茨尔一样，诺尔道非常厌恶德雷福斯事件期间法国高涨的反犹主义浪潮，很快，这两个人就开始讨论他们关于犹太人民未来的思想。诺尔道成了赫茨尔最热烈的支持者，但是他的犹太复兴思想含意与赫茨尔有差异。后者的思想主要是实际的，而《退化》的作者则把西方社会的衰退和堕落与其人民的未来这两方面的关切融在一起，构成一种奇妙但是有影响力的混合体：英勇的犹太性，一个具有“清醒的头脑，坚实的胃与坚硬的肌肉”的新犹太人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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