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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新男人，新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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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的方法非常具有盎格鲁－撒克逊特点，强调功利性和冷静的统计分析，达文波特及戈达德等优生学家致力于试验和理论模型。但是许多优生学思想的追随者则从不同的视野——准确地说，从山峰，即查拉图斯特拉的居所——看待高尔顿的思想。知识分子们（包括一些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顶着不确定的寒风，但是以勇气和勇敢为荣。他们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老师，他们找到了优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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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为止，无论往哪个方向看，我们总是在某个点上遇到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遗产。当然，在山巅得到如此盛大欢呼的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主人公。德国表现主义诗人戈特弗里德·本恩（1886—1956年）写道：“对于我这代人，他是那个时代的地震。”尼采对权威和基督教道德的反叛姿态已经对1890年代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到1910年的时候，他的危险魅力丝毫不见减弱。部分是由于其晦涩，伯特兰·罗素这样的英国读者对尼采感到恼火。罗素俏皮地说：“除了懂希腊语以外，尼采的超人很像（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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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则被令逻辑学家罗素非常厌恶的古典、神秘特质吸引。尼采以近乎预言性的敏锐感觉并清晰地表达了他的当代人及他们的孩子在战前那些年觉得特别压抑的忧虑：教会及其资产阶级传人的奴隶道德观；男女关系的不稳定改变；克服工业化社会中消费生活精神渺小的意愿和需要，创造某种更辉煌、以自知和放弃不必要东西为基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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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敏感赋予尼采的著作这样一种真理感，也许那只不过是一种给了他们勇气的绝望的过度补偿。虽然，尼采的最好之处在于，他直指他那个时代的创伤，以响亮的声音，时而愤怒，时而滑稽，时而启示，当面诅咒官方文化如此推崇的那些石膏半身像们。他的修辞姿态更是诗人的，而不是哲学家的。换句话说，尼采有些自我矛盾，给他的思想强加一个系统是不可能的，正如从莎士比亚戏剧、雪莱或者拉伯雷的作品中推演出一种连贯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一样。对于他的追随者而言，这都是他魅力所在。但是，对于这些人，康德与黑格尔、奥古斯丁和阿奎那那些没有活力的思考就没有这种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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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路德会牧师的儿子，尼采喜欢狄俄尼索斯（酒神）代表的那种未来。狄俄尼索斯是狂喜之神，是生与死、舞蹈与毁灭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种横扫一切虔信主义压迫和新教讲坛猥琐道德的狂野活力。尼采宣称，真正的生活和人类价值不表现在对仇恨人类的痛苦之神的臣服，而是表现于意志的力量：“生活是挪用、伤害，是对陌生与软弱的征服，是压制、严厉，是其自身形式的强制、掺和，至少，用最温和的话说，那是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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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是优生学以及后来的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的理想先知。他声称，未来一个世纪将由“新生活派”主导，“它掌握最重要的任务，使人类进入更高的层次，并无情毁灭所有退化者和寄生虫”。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谈论的这篇文章中，他指的是瓦格纳之后的音乐、艺术复兴及一种新的酒神精神的文化，而不是政治和人口问题。他从来没有在著作中表示他对优生学的崇敬，并对高尔顿的理性主义乐观精神嗤之以鼻。只有对于反犹分子和种族主义者的愤怒能够使他的语言更加尖酸刻薄。他写道，反犹分子是“道德上的手淫者”，是些小小的“充满仇恨的人，是生理上不幸的人，陈腐不堪”，这些人的言词令他觉得恶心。他自称是“反－反犹主义者”，他以这个简短的句子结束他最后的一封信：“我要枪决所有的反犹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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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层次”的实现立即令我们想到臭名昭著的超人——被理解为就是他本人的可怕模仿、优等民族的成员。尼采的概念既没有种族特征也没有残忍的特点。它只是需要一个克服了平原“牧羊人”那种平庸自恋的个体，并发现，在他的精神之山上，必须对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必须超越教条思想，追求纯粹的生命力量。超人不是统治者，而是探索者，其最大的挑战是战胜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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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采是蓄着海象胡子的、残忍的新活力论——根据意识形态需求，或者披着北欧的毛皮，或者穿着雅利安人的长袍，或者是科学家的白外套——预言家的认识面前，上面的微妙解读显得苍白无力。这位诗人－哲学家被绑架了一百遍也不止，他是过度的字面解读的牺牲品，也是他令读者发现的那种意志力本身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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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种族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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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时期的科学著作中，生物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是如何的互相渗透。然而，争论一旦走出学院，这些壁垒就轰然崩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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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不同民族的先知、哲学家和圣人利用孤立的科学事实和力量，操弄尼采那样的思想以适应他们的各种需求。像高尔顿、海克尔、达文波特这样的一些种族和遗传的空想家是机制的组成部分，并以科学共识的角度发言，其他一些人则寻求更为激进、更为黑暗的真理——他们声称他们可以透过古文明、星星或者神秘文件的符文认识这些真理。大多数这类神秘的作者（包括布拉瓦茨基夫人和鲁道夫·斯坦纳）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把对深色皮肤的蔑视掩藏在香与启蒙的烟幕之下。斯坦纳尤其把传播种族真理作为他在德国的数百场演讲的神圣任务。根据他根本上是进化的精神变种的教义，非洲人处于最底层，而欧洲人（准确地说，德国人）则位于顶端。他认为，“未完成的蜗牛或者阿米巴虫与完美的狮子”之间的对比本身就是荒诞的。无论如何，“黑人种族”“不属于欧洲”，而斯坦纳则宣称自己震惊于法国人对（其他欧洲人）做的事：“将黑人融入欧洲的可怕的文化平庸。这对法国自身的影响更糟糕。这对血统、种族有着难以置信的强烈影响。这会进一步加快法国的衰落。法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进化上）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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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黑人”的“强大的性动力”，神秘主义者说那是由于太阳，光和热，它们改变了非洲人的代谢，从身体内部使他们的身体沸腾，使他们的情感生活变得热烈，这种效果也可以解释他们的外貌，“这是由于反复无常的力量在淋巴系统内沸腾……这种（外貌）是由沸腾所致，把（与欧洲人）一样的、相似的人体变成埃塞俄比亚人种的特殊样子，黑色的皮肤，毛茸茸的头发，等等。”从这个角度看，犹太人应该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医生只是说：“犹太教已经远远超出了它应有的寿命，在人类社会没有正当性，如果说它还幸存了下来，那么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错误，其后果是必然的。我们不仅仅是在谈犹太人的宗教，而更是指犹太人的思想、犹太人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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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思想在中部欧洲常常具有政治和种族色彩。不断受到德国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之间民族主义争端的推搡，哈布斯堡帝国自封的先知不满足于自由恋爱和果仁饼。世界问题需要更宏伟、更激进的解决办法，在各种不和谐的声音和文化传统之中，种族纯洁似乎提供了一个答案，而遗传是必要的工具。种族是一个宽泛的词，不同政治见解的人都在使用它，可以表示从繁育或者阶级，到家庭背景或者生物预测和血统的各种事项。它即将获得一个狭义的意思，从而使之成为革命权利武器库的一件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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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保守的种族主义－神秘主义者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小说家圭多·冯·李斯特（1848—1919年；高贵的“冯”是他自封的）。在短暂失明期间，他在一系列的幻象中看到了世界的神秘面，发现了隐匿的真理世界。康复以后，他把他的发现写成一份备忘录，送到奥地利科学院，结果对方不予置评，原样退回给他。当权派对他的天才和高级知觉的敌意令冯·李斯特大为恼怒，于是他自己出版了他的书，并把余生献给赞美雅利安主义的美德，北欧优等民族的净化，和对抗“羊群民族”——黑皮肤的种族和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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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斯坦纳一样，李斯特也受到布拉瓦茨基夫人著作的影响；像斯坦纳一样，他相信德国文化承担着古代神话力量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李斯特相信他通过对日耳曼语符的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并坚持认为，它阐释解开了宇宙的秘密，尤其是由最强大的万字符所象征的雅利安人的伟大历史。李斯特教导说，基督教使得人类精神远离了狂喜、性感，疏离了真正的灵性，解决他那个时代的局限的办法就是回到早期的灵性形式——他认为这种灵性形式就是日耳曼人的雅利安宗教。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听到其他对现代性批评的回音。他认为，基督教即将毁灭“高尚的英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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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孕育出一个奴隶民族，他们将堕入澳大利亚黑人的水平，采取沉闷的萨满仪式……由于我们当代人无法否认原始的自然法则，尽管我们身陷否定生命力量的宗教系统，一种扭曲的道德已经形成，以虚伪的现实外表掩盖隐秘的行为，显示现代生活所有的病态现象。我们已经开始对其空虚和净化感到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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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辩称，现代性没有发现却反而失去了选择性育种的原则。德国土地上一切有正常思维的人的目标就是收复德国神话所说的其文化的民族、种族基础，但是这个工程有一个强大的敌人：“今天的犹太人——可怜的混蛋，我们知道为什么！——都是些天生的国际主义者，因此，从一开始，就是任何将其文化植根于民族土壤的努力的‘确定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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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斯特的宏伟蓝图中，“劣等民族”的成员没有公民权，不许拥有土地或者做生意，也不许接受高等教育。这些措施将帮助雅利安人从阴影中走出来，承接长期被犹太人、共济会及天主教牧师阴谋否认的历史地位。那时，也只有那时，血统纯粹、祖先清白的德国人才能达到“纯种的德国英雄主义、圣杯及雅利安－日耳曼主义古代的高度”。作为这一追求的神秘印章，李斯特使用了古老的日耳曼语印度符号——万字符。毫不奇怪，年轻的希特勒是李斯特最狂热的读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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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喜欢在照片中把自己装扮为先知，蓄着胡子，戴着天鹅绒贝雷帽，而他的学生、被免职的神父、歇斯底里的反犹太主义者、男爵约翰·朗斯·德·李本菲尔斯博士则喜欢穿着假冒的中世纪骑士斗篷，胸口戴着马耳他十字架——考虑到他的秃头和金属框眼镜，这种装扮很不协调。李本菲尔斯着眼于科学遗传和摩尼教神秘主义之间的断层线。他宣称，在古巴比伦帝国时期，优越的雅利安族与类似于侏儒，携带着邪恶的、已经灭绝的动物进行交媾，这个罪过带给世界非金发碧眼、非北欧的种族。在其1905年出版、别出心裁地题为《神动物学，或者论索多玛小猴子与众神的电子》一书中，李本菲尔斯辩称，高等人不同程度地受到原始兽性和邪恶的污染，那就是存在于不同民族身上的、还不被理解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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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每个雅利安人一见到蒙古人扭曲的杯子，或者黑人的怪诞模样，就会感觉到一阵剧烈的排斥感……同样，任何一个劣等民族的人一看见白人，双眼立刻燃起古老的、恶毒的仇恨。一方感到自己的优越性，认识到自己的神圣起源，另一方仍然怀着尚未驯服的、野蛮的猿猴感情，这种古老过去的遗传，在这个时候就苏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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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诺斯替主义的世界观，善与恶的永恒斗争，更进一步为最近的科学发现，如放射、X光和电气现象等提供的“证据”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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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野兽派的种族思维不是神秘怪人的领域。担任过几所著名大学主席、受人尊敬的病理学家雨果·罗伯特声称：“在每一个方面都完全健康的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恶劣或者邪恶的行为；他的行为一定是好的，也就是说，恰如其分地适应于人类的进化，与宇宙相和谐。”议会的维也纳成员、厄恩斯特·海克尔的私人朋友、哲学家巴索罗缪斯·冯·卡内里声言：“整个人类部落低于动物……大象、马和狗的精神活动明显比最低等的人类发达。”科学和文学界内部发出的这种声明很多，而在学术界边缘，奥托·魏宁格和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之流具有种族动机的伪科学畅销书则吸引了大量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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