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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16世纪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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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城市里,各种活动又始终各具特点。现在应该研究的是,在16世纪下半叶,由于地中海各地都处于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经济形势下,所有的城市怎样共同演出了一幕话剧,并反复扮演了各自的角色。从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些城市的情况看,各种证据全都表明:城市人口有所增加;虽然灾难在日常生活中不免时有发生,但从长时段看,城市的健康状况相当良好,因为它们的躯体在日益增大。总之,它们克服了种种危机和困难。然而,面对着那些比它们成长得更快,并且包围它们、压制它们甚至从远处排挤它们的领土国家,城市的自由正日见缩小。政治和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从这个观点看,地中海比其他地区成熟得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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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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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城市人口运动的情况,我们拥有的资料只占历史学家可能收集到的总量的千分之一,或者还不到十分之一。但据此作出一个整体的判断还是可能的,而且基本上是可靠的。为了提供一个比较具体的概念,我们在下面第473页复制了卡斯蒂利亚各个城市的人口变动图(图27)。 243 图表上的所有线条都说明,直到16世纪末年,人口不断有明显的增加,而例外也证实了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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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意大利244 和地跨欧亚两洲的土耳其的数字,大体上呈现出几乎相同的曲线245 。我们可以把有关意大利和土耳其的数据扩大应用到整个地中海地区(不管是穆斯林地区还是基督教地区)而不会冒太大的风险。欧洲同地中海一样,“漫长的16世纪”的根本特点就是人口的增长。一切或者几乎一切都取决于这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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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增长运动中,无论是中小城市还是大城市,是手工业城市还是工业城市,是官僚城市还是商业城市,各类城市都齐头并进。不像在17世纪衰退时期那样,有所偏废246 :一些得天独厚的城市,如巴黎、伦敦、马德里甚至伊斯坦布尔等,得以继续上升或保持稳定,而其他所有城市则出现大幅度的后退。在16世纪,没有发生任何出其不意的事。我们看到所有的城市同时活跃起来,公私建筑工地在维罗纳和威尼斯,在帕维亚和米兰,纷纷开工;昆卡和塞哥维亚的各行各业欣欣向荣;造船业在那不勒斯的曼德拉奇奥河和索伦托或阿马尔菲的海滨同时兴旺。这是当时的发展总趋势,其标志则是所有城市的人口增长。城市的分门别类、等级差异和相互关系并不因此发生变化。1591年格拉纳达王国的城市生活水平图虽然很不完善(根据税收账目绘制),却让人看到,城市间的这种根本格局很少有所变动247 ……大城市仍然在原地矗立,享有高物价、高工资的优越条件;商店顾客盈门,生意更加兴隆;周围小城镇星罗棋布,既为大城市服务,又从大城市得益。这些卫星体系具有欧洲248 和地中海的强烈特征,几乎从不出现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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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卡斯蒂利亚诸城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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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轰动一时的和惹人注目的变化也确曾发生过。这些变化本身是合乎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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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口增长的作用方向从不是单一的。它有时是动力,有时是阻力,时而保持平衡,时而又打破平衡。从前的很多弊端仍然存在,有时甚至更加恶化,因为16世纪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根除它们。其次,并不是城市单独在领导世界。城市在11世纪至14世纪欧洲和地中海的第一次飞跃时期的稳固统治,在进入近代后开始发生动摇。原来发展缓慢的领土国家,突然在近代的推动下,奋发前进。最后,农村人口还是占多数。在16世纪,农村人口仍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可能不如依农村为生的城市那么快。可以肯定,城市人口在急剧上升,尽管我们不能举出确切的数字249 。城市的发展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甚至可能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当17世纪人口出现回落时——威尼斯地区的情况250 就是这样,在那里进行某些测算是可能的——城市的衰落比邻近的乡村要快得多。到了18世纪,事情是否又发生了全面的改观?莫罗先生251 认为,法国乡村比城市发展更快。结论或许下得太匆忙,但这些比较将有助于我们懂得,16世纪城市的优势地位还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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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苦难:饥馑和小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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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经济形势并不始终对城市有利。饥馑和疫病沉重地打击着城市。由于运输缓慢和运费昂贵,由于收成丰歉无常,所有城市及其郊区一年到头都有挨饿的危险。稍微有点儿额外负担就会把城市压垮。当主教会议1561年在特兰托举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时(特兰托位于布伦纳山口和阿迪杰河附近,巴伐利亚谷物可从大陆运达该地;维罗纳有时也经这条大路获得谷物供应),与会的主教以及他们的随从立即遇到了粮食供应困难的问题。罗马为此感到不安,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事252 。在地中海地区内外,缺粮的确相当普遍。1521年,卡斯蒂利亚的饥荒凑巧与对法战争和国内市镇骚乱同时发生。面包的缺乏使贵族和平民都十分恐慌。在葡萄牙,人们把这一年称为“大荒年”。1525年,一场大旱使安达卢西亚颗粒无收。1528年的粮荒在托斯卡纳导致了一连串的骚乱。佛罗伦萨不得不把饥饿的农民拒之门外。1540年,悲剧重演。正当佛罗伦萨准备再次关上城门、让乡村听由命运的支配时,满载黎凡特谷物的船舶抵达里窝那港,拯救了这个地区。但这是个奇迹。253 1575年,在盛产粮食的罗马尼亚地区,牲畜却大批地死亡。3月,突然下了一场齐肩深的大雪,受惊的小鸟随手就可抓到。至于人,他们常常为争一块面包互相残杀。254 1583年,灾难席卷了整个意大利,特别在教皇国,几乎饿殍遍地。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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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通常情况下,饥荒并不遍及整个地区,而集中在城市发生。托斯卡纳1528年的灾荒与众不同,它蔓延到佛罗伦萨的所有近邻地区,并且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必须把逃难的农民赶出城外。同样,1529年,在佩鲁贾方圆50英里的范围内,谷物奇缺。这在当时是罕见的灾难。农民几乎完全靠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取得的点滴粮食养活自己。相反,局限在城墙以内的饥荒在16世纪屡见不鲜。佛罗伦萨并不位于特别贫穷的地区,但在1375年至1791年间,共发生了111次饥荒,而在同一时期,大丰收只有16次。256 甚至在墨西拿和热那亚等小麦集散地257 ,也都发生了可怕的饥荒。17世纪初,威尼斯每年都要花费几百万金币购买粮食2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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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既迫于需要,又拥有资金,因而是谷物的最大买主。谈到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谷物政策,几乎可以写成一部专著。热那亚对取得粮食供应十分关注,任何机会都不轻易放过,15世纪时曾向法国、西西里岛和北非等地购粮。威尼斯一直从事黎凡特的谷物交易,并从1390年起与土耳其洽谈贸易。但是,这并不妨碍威尼斯同其他谷物供应者(如阿普利亚或西西里岛)往来。此外,威尼斯还接连发布禁令,特别在1408年、1539年、1607年和1628年259 ,杜绝谷物运出其“海湾”以外的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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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都设有一个专管粮食的机构(威尼斯称之为谷物署——一个非常现代的名称——该机构有关16世纪 的文件业已散失)。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组织260 。谷物署不仅控制谷物和面粉的进口,而且也管理集市的零售业务。面粉只能在市内两个“公共场所”出售:一个位于圣马克广场附近;另一个在里亚托桥头261 。总督每天都要了解各商店的库存。一旦发现威尼斯的粮食储备只够一年或八个月的食用,谷物署照例立即得到通知。粮食采购一方面由谷物署抓紧进行,一方面又委托粮商办理,并立即向他们发放贷款。面包商也同样受到监督。他们必须向公众提供用“精麦”制作的白面包,其重量可以随食品供应的充足和不足而变化,但单价不能改变,因为这是当时欧洲几乎所有城市的准则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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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说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与威尼斯谷物署完全相同的机构。谷物署只有一个,设在威尼斯,但以不同的名称,不同的组织形式出现的管理谷物和面粉的机构却到处都可以看到。佛罗伦萨的“积谷义仓”(Abbondanza)经梅迪奇家族(该家族掌握对外的粮食采购)改造继续存在,至少还承担一些次要任务,直到1556年公告发布以后才停止活动262 。在科莫,谷物管理工作由市镇议会的一名或几名“粮食专员”负责263 。在不设置独立机构的情况下,粮食政策由市政当局的有关经办人员或负责官员掌握。拉古萨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经常出现粮荒,共和国的最高行政官亲自主持粮食事务。在那不勒斯,则由总督亲自过问2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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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粮的威胁来临时,各地采取的措施相同。首先是大张旗鼓地禁止谷物从城市外运;加强警戒;征集可动用的粮食。如果危机加深,就采取第二个行动:尽量减少消费者的人数;关闭城门或者驱赶外国人(这是威尼斯的惯用做法),除非这些外国人带进数量与其随从和家属人数相称的粮食265 。1562年,马赛驱逐了新教徒266 。这对与胡格诺派为敌的城市来说,具有双重好处。在那不勒斯,1591年粮荒给大学带来了灾难的后果:学校因此关门,学生们被遣散回家267 。接着,像1583年8月马赛那样,整个城市普遍实行粮食配给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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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不惜任何代价四出寻找粮食,首先是向惯常的粮食供应者求援。马赛一般向内地求助,恳请法兰西国王的仁慈,或者向它“最亲密的朋友”——阿尔勒的行政长官们——求援,甚至向里昂的商人们伸手。为了到达里昂以北的勃艮第粮仓,然后从那里把粮食运回马赛,船只还必须不顾“索恩河和罗讷河”的涨水,设法通过“所有的桥……并且不要有大的危险”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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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塞罗那,1557年8月,宗教裁判所的法官请求菲利普二世批准,从鲁西永给他们运送少量小麦,至少供他们个人食用270 。第二年,271 巴伦西亚的裁判所法官又请求从卡斯蒂利亚进口小麦。他们于1559年再次提出同样的请求。在此期间,预料将会歉收的维罗纳,请求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准许它在巴伐利亚购买小麦272 。拉古萨向黑塞哥维那求援。威尼斯要求土耳其大君同意它在黎凡特装运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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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购粮都要经过谈判、进行发运和付出巨款,对商人作出的许诺和给予的补贴还不计算在内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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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努力全告失败,最后的对策就是转向大海,注意过路的载粮船舶,并截住它们,事后再向货主交付货款,当然不免还要经过讨价还价……一天,马赛截获了两艘不慎误入其港口的热那亚木船。1562年11月8日,一艘三桅战舰受命在马赛外海拦截所有运载谷物的船只274 。1557年10月,当局强行把载运黎凡特和阿普利亚小麦的几艘船带到墨西拿卸货275 。粮食供应不甚充裕的马耳他骑士团,总是密切注视西西里海岸,他们在那里的所作所为与的黎波里的海盗船并无太大差别。他们诚然解囊付款,但像海盗一样强行登船。可能没有人比威尼斯更擅长使用这种可憎的办法了。威尼斯遇到粮食困难,亚得里亚海就没有一艘运粮船可保平安。威尼斯竟敢在拉古萨城下布置一两艘帆桨战船,不惜冒犯拉古萨人,公然截夺在沃洛、萨洛尼卡,甚至在阿尔巴尼亚邻近的港口载运粮食的船只。威尼斯还去阿普利亚沿海寻找运粮货船,并迫使它们在科孚岛、斯帕拉托或直接在威尼斯卸下粮食……当然,威尼斯未能在阿普利亚海岸上坚持下来(它曾经两次待在那里),失去了这个天赐的粮仓和这个油、酒储藏室。这有什么关系!每当必要的时候,威尼斯就返回那里强取豪夺,不顾那不勒斯以及更远的西班牙以正当的、永恒的和无用的理由提出的抗议。威尼斯所截夺的通常都是那不勒斯租用的船只。威尼斯的截夺,差一点在这座挤满穷人的城市里引起骚乱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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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最终都耗资巨大。但是,没有任何城市能摆脱这些沉重的负担。威尼斯谷物署一方面给商人大量补贴,另一方面又常常以低于收购价出售谷物和面粉,因而承受很大的亏损。那不勒斯的情况更糟,恐惧使当局变得不仅慷慨大度,而且简直达到挥霍浪费的程度。在佛罗伦萨,亏损差额算在大公的账上。科西嘉的阿雅克肖向热那亚借款277 。善于精打细算的马赛,总是事先作好计划,在收获的前夕借款买粮。如果还有库存,马赛便禁止购进新粮,以便出清库存。其他许多城市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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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不但难以推行,而且总是事倍功半。由此产生了痛苦和混乱。最穷的人苦难深重,有时也连累整个城市;行政机构以及基层的城市生活陷于一片混乱。这些地域狭小、经济落后的城市是否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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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苦难:疫病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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