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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个帝国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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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候,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觉察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没有什么事比编制这张年表更加困难了。这张年表并不是一份大事记,它只不过是一次惯常进行的可能有医疗错误的诊断或者听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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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兴盛强大15 :从小亚细亚到巴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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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世纪反复的和持续的努力以及长期的斗争和奇迹,是土耳其的兴盛强大的根源所在。16、17和18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经常专心致志深入研究的,就是奥斯曼人的这个“奇迹般的”方面。奥斯曼人的历史的确是多么奇怪啊!他们随着在小亚细亚的变化不定的边界地区进行的战斗成长壮大起来,而这些边界地区正是冒险家和宗教狂热分子的渊薮(因为小亚细亚是一块举世无双的、充满神秘主义的狂热崇拜的土地)16 !在这个场所,战争和宗教并驾齐驱,好战团体比比皆是,而且众所周知,土耳其近卫军士兵曾经同阿克哈依斯和伯克塔西斯等势盛力强的教派紧密结合。奥斯曼国家的行动、发展变化、基础和初期的狂热都源出于这些因素。奇迹是
:这样一个蕞尔小邦竟能在经历了各次动荡和它的地理位置必然招致的种种意外事件之后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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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继续存在,并且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安纳托利亚各地的缓慢的变化。奥斯曼王朝的命运,从根本上说,是与那种往往无声无息地把土耳其斯坦的各个民族推向西方的强有力的入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小亚细亚的内部变化结出的果实17 。这个在13世纪属于希腊并信奉东正教的小亚细亚,既由于外部不断有人渗入和发生了彻底的社会断裂,也由于伊斯兰教的各个教派的令人吃惊的宗教宣传,变成了属于土耳其的并信奉伊斯兰教的土地。在上述伊斯兰教的各个教派中,有一些是革命的、“共产主义的”教派,例如巴巴伊斯派、阿克哈依斯派和阿布达尔派等就是这类教派;其他如科尼亚的麦夫勒维斯派等则是更加神秘的、信仰更加狂热的、更加热爱和平的团体。科普品萨德最近继G.胡阿尔特之后,阐明了这些教派的信徒的使命18 。它们的诗歌,亦即它们的宣传,是西土耳其文学的黎明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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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峡的彼岸,自然环境曾经大大有利于土耳其从事的征服。巴尔干半岛远非寸草不生、贫瘠不毛之地。说得更恰当些,在14世纪和15世纪,这个半岛甚至曾经是肥沃富饶之乡。但是,它四分五裂。拜占庭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那里互相争斗。在宗教方面,东正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在那里对抗、交锋。最后,在社会方面,巴尔干世界极端脆弱,真正是一座用纸牌搭成的房屋。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土耳其人在征服巴尔干时,利用了一场令人惊奇的社会革命。对农民冷酷无情的封建领主社会,突然受到冲击,崩溃瓦解,自行消亡。这次征服意味着大地主的末日来临。这些大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是绝对的主人。根据某些观点,这次征服是“穷鬼的解放”19 。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小亚细亚终于被耐心地、缓慢地征服了。巴尔干半岛似乎没有对入侵者进行抵抗。保加利亚人在土耳其人到来之前,很久以来就饱受剧烈的和深重的农村动乱的折磨20 。土耳其后来在保加利亚进展迅速。甚至在希腊也发生过社会革命。在塞尔维亚,民族封建领主正在消失。一部分塞尔维亚村庄被并为清真寺的财产(wakf)或者被分配给土耳其骑兵(sipahis)21 。这些既是士兵又是终生领主的土耳其骑兵,最初要求的是用现钱缴付杂税,而不是劳役。过了一些时候,农民的景况再度艰难起来。此外,在波斯尼亚和在萨拉热窝周围发生了大批改宗事件。众所周知,这些改宗事件部分是波哥米勒斯根深蒂固的异端引起的22 。对阿尔巴尼亚来说,情况还更加复杂23 。这里,地主能够在威尼斯人的驻防地避难。1501年以前一直属于威尼斯市政会议的都拉斯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些驻防地——堡垒和要塞——陷落时,阿尔巴尼亚的贵族就逃亡到意大利。在他们的子孙后代中,有的在某些情况下一直到现在还在意大利居留。1600年在那不勒斯绝嗣的穆萨基家族的情况则不是这样。我们有一部珍贵的关于这个家族的《穆萨基家族史》。这部著作1510年由乔瓦尼·穆萨基出版。它阐述了一个家族、一个国家和整整一个社会等级的命运。这个古老的家族的名称,在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叫作穆萨基的地区保存下来24 。这个家族曾经在这个地区拥有大量田产25 。该家族的流亡者及其移居史令人感到惊奇。巴尔干半岛所有的封建领主和地主的历史,并不全都是这样。但是,不管他们的命运如何,甚至当他们放弃或者不放弃宗教信仰暂时逃跑成功的时候,总的问题依然如故,即:在土耳其人面前,整整一个社会自行崩溃瓦解了。这就使人再次认为阿尔贝·格雷尼埃的这个感想体会是真实的、毫无例外的:“只有急欲被人征服的民族,才会被人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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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现实说明入侵者为什么能够长驱直入,进行破坏,取得成功。他们的骑兵迅猛推进,势如破竹,深入敌境,切断道路,毁坏庄稼,扰乱经济生活,为后来的主力部队进行的征服铺平道路。只有山区在一个时期内受到保护,没有遭受所向披靡的土耳其人的侵犯。土耳其人按照巴尔干的地理现实条件行事,首先控制了沿着各条流往多瑙河的江河的通衢大道。这些河流是:马里查河、瓦尔达尔河、德林河、摩拉瓦河……1371年,土耳其人在马里查河畔的切尔诺门取得胜利;1389年在瓦尔达尔河、德林河和摩拉瓦河的发源地科索沃—波尔日(“乌鸫田野”)取得胜利;1459年,这一次是在铁门北部的斯梅德雷沃,土耳其人取得胜利。“该地是摩拉瓦河和多瑙河的会合处。它和贝尔格莱德同样控制着匈牙利平原的前山地带。”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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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很快就在东部各个平原的辽阔地带取得胜利。27 1365年,他们在安德里诺普尔建都。1386年,整个保加利亚,接着整个色萨利都被征服。28 在西部山区,征服进行得比较缓慢,而且这种征服往往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征服而已,并非真正的征服。在希腊,雅典于1456年被占领;摩里亚于1460年被占领;波斯尼亚于1462-1464年被占领29 。尽管某些“山区国王”进行抵抗,黑塞哥维那也于1481年被占领30 。威尼斯自身无法长期阻止其他国家进入亚得里亚海。1479年,斯库台被攻占;1501年,都拉斯被攻占。还剩下另外一种征服,一种进行得更加缓慢的征服需要强调指出。这种征服的内容是:道路和据点的修建,骆驼商队的组建,所有负责军需供应和运输的驮畜队的投入活动(这些驮畜队往往交由保加利亚骡夫负责管理);最后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土耳其人降服的、或者设防的、或者修建的城市所组织的那种征服。这些城市是传播和发扬土耳其文化的真正中心。这些中心至少抚慰了、驯化了、驯服了被征服的国家和地区。不应该设想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一个不断使用暴力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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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进行的征服,最初显然是靠向被征服的民族征收捐税来维持的。科索沃战役之后,成千上万个塞尔维亚人或者被当作奴隶出卖(出卖的范围包括基督教国家的市场)31 ,或者被征募为雇佣兵。但是,对征服者来说,这并非毫无政治意义可言。从穆罕默德二世给予自1453年起就被召请到君士坦丁堡来的希腊人的特许权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意义来。土耳其人最后设置了一些机构和职位。巴尔干半岛上的人逐一在这些机构中任职,同征服者进行合作,并且在有的地方奇怪地复活了拜占庭帝国的豪华排场。这种征服建立了一种秩序:土耳其和平 。我们应该相信这个在1528年写过下面一段话的匿名的法国人的话:“这个地方是安全的。没有流传过任何拐骗新闻,也没有任何人在通衢大道上拦路抢劫……皇帝不容忍有任何拦路抢劫者或者强盗。”32 在同一个时期,关于加泰罗尼亚或者卡拉布里亚的情况,难道也可以这样说吗?既然在基督教徒眼里,土耳其帝国由于国内国泰民安、井然有序而长期显得令人赞赏、不可思议、令人困惑,既然它的军队以纪律严明、不事张扬,也以英勇善战、军火充足、士兵素质良好、艰苦朴素而使西方赞叹不已,因此,上述这幅令人鼓舞的图景中的一部分就应该是真实的。然而,悖于常理的是,这并不能阻止基督教徒憎恨这些“在他们从事的各种事业中比狗坏得多的非基督教徒”。这句话说于1526年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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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评论终于逐渐公正起来。土耳其人可能是上帝降到世上来的刑鞭。关于土耳其人问题,瑞士法语地区的新教改革家皮埃尔·维雷于1560年写道:“如果上帝像他过去在犹太人抛弃对他的信仰时惩罚犹太人那样在今天假手土耳其人来惩罚基督教徒,我们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因为土耳其人今天是基督教徒的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了,是上帝的笞杖、刑鞭和狂怒。”34 从这个世纪的中叶起,另外一些像勒芒斯的伯龙那样的人,不久就承认了土耳其人的美德和效能。后来,人人都向往这个奇特的和怪异的国家。这是一个摆脱了西方社会及其束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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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欧洲的错误和弱点来解释说明土耳其人的行动,这已经是个进步。35 一个拉古萨人对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谈过这件事:36 当欧洲国家正处于四分五裂之时,“在土耳其却是一人大权独揽,人人都唯素丹之命是听,由素丹一人进行统治。国家的全部收入都归他所有。一言以蔽之,他就是主人,其他人全是他的奴隶”。这大体上就是1533年阿罗依西乌斯·格里蒂对费迪南的各个大使所作的解释。阿罗依西乌斯·格里蒂这个奇怪的人物,是一个威尼斯人和一个女奴所生的儿子,长期深受奥斯曼帝国易卜拉欣帕夏的宠信。查理五世不该让他的军队冒覆灭之险去和苏里曼的军队对抗:不错,查理皇帝有权有势,然而,并不是人人都对他俯首听命。这一点我只想以德意志和路德教派各省作为例子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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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况是真实的:土耳其的力量仿佛被一种真正的机械作用吸入欧洲的衰弱的复杂体中。欧洲发生的激烈的重大争吵,有利于土耳其一直推进到匈牙利,并且促使它这样做。布斯拜克写得很对38 :“正是贝尔格莱德的攻占(1521年8月29日)产生了大量灾祸。这些灾祸来临的时间还很短,我们目前还在它们的重压下呻吟。这次攻占打开了那扇野蛮人通过它进入欧洲大陆蹂躏匈牙利的大门;这次攻占引起路易王死亡,导致布达陷落和特兰西瓦尼亚丧失。假如土耳其人最后并没有攻占贝尔格莱德,他们就永远不会进入这个惨遭他们蹂躏,过去曾经以欧洲最繁荣昌盛的国家之一著称的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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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521年,即贝尔格莱德战役爆发之年,是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之间的长期的大规模的激烈冲突开始的一年。随后,在1526年进行了莫哈奇战役。再后,1529年维也纳被围。班德洛在这一重大围城事件发生后不久,撰写了《新闻》一书。39 他在书中描绘一个预计局势将会恶化到顶点的基督教世界。他指出“这个世界由于基督教各国君主之间日益分裂不和,招致被土耳其人征服,而减缩为欧洲的一个地区……”情况可能是这样的。除非欧洲40 并不是谋求粉碎奥斯曼帝国的迅猛的势头,而是正如一些历史学家很久以前就指出的那样,41 的确被另外一些冒险活动,例如在大西洋上和在辽阔的世界上进行的冒险活动吸引,情况才不是这样。也许应该推翻这种十分陈旧的、错误的、尚未湮没消失的解释,即:土耳其所进行的征服,促成并引起各个重大的地理发现。事实截然相反,正是地理大发现在黎凡特地区形成一个人们对之兴趣较小的地区。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土耳其人因而得以在这个地区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就扩展开来并且定居扎根。因为当土耳其人1517年1月占领埃及时,20年前瓦斯科·达·伽马就已经完成了绕非洲好望角的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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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在叙利亚和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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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弄错的话,在奥斯曼帝国强大兴盛的时期,比攻占君士坦丁堡更加重大的事件,即被理查德·布斯奇·桑特内尔有些夸张地称为“这个插曲”的事件42 ,难道不就是土耳其人先后于1516年和1517年一鼓作气,乘胜挺进,完成了对叙利亚和埃及的征服一事吗?这是奥斯曼国家未来的伟大历史的首次闪现。43 读者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征服这个行动本身并没有丝毫特别伟大之处;这个行动毫无困难就完成了。叙利亚北部的边界纠纷,再加上马穆鲁克素丹为了置身于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之间充当调解人而进行的尝试,在时机一旦到来时,都被人当作借口。视火炮为不光明正大的武器的马穆鲁克骑兵1519年8月24日在阿勒颇附近无法抵抗谢里姆一世的火炮。叙利亚一下就落入9月26日进入大马士革的征服者手中。埃及新马穆鲁克素丹拒绝承认奥斯曼的封建君主地位,因此谢里姆让他的军队一直推进到埃及。1517年1月,马穆鲁克骑兵在开罗附近再次被土耳其的火炮打垮。44 炮兵再次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权,情况正如1492年法国、莫斯科公国45 和格拉纳达46 等地的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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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在进攻者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就被征服。该地区的秩序几乎没有受到丝毫扰乱。马穆鲁克骑兵依靠他们巨大的财产,很快重新掌握了主要的权力。三个世纪以后,波拿巴发现他们仍然在那里。托特男爵写的这段话无疑是正确的:“人们通过对谢里姆素丹的法典的研究,应该推测出这位君主更主要是同马穆鲁克骑兵妥协,而不是征服埃及。人们的确发现这位君主在让统治那个王国的24个贝伊继续存在的同时,谋求的只是用一个被他立为总督和国务会议主席的帕夏的权威来抵消这些贝伊的权威而已……”47 这个看法是要人不要夸大1517年的征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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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次征服毕竟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谢里姆得自埃及人的东西价值巨大、非常可观。他最先得到的是开始时虽然微薄48 但却不断增多的贡品。奥斯曼帝国先参加来自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非洲黄金的买卖,然后又参加运往基督教世界的香料的贸易。这些活动通过埃及进行。我们已经指出这种黄金贸易和红海的航路在中东的总的贸易中再度具有的重要性。当土耳其人在瓦斯科·达·伽马绕好望角航行很久以后在埃及和叙利亚扎根定居时,这两个国家当然已经不再是通往远东的独一无二的门户了。但是,这两道门户仍然重要。横亘在地中海基督教世界和印度洋之间的这道土耳其长堤,49 就这样全部筑成并且巩固起来。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这座大城市和一个广大的麦、米以及蚕豆的产区之间的联系也建立起来。在以后的某些时机,埃及在土耳其帝国的发展演变中,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和(甚至可以说)使人腐化堕落的因素。有人坚持认为,经常败坏政治秩序的官职捐纳制度50 从埃及一直传到奥斯曼帝国的各个角落。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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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谢里姆从他进行的征服中得到一笔和黄金同样宝贵的财富。他早在成为尼罗河的国家的主人之前,就已经教人为他祝福祈祷,已经扮演了大教长哈里发51 的角色。现在埃及让他正式就任这个圣职,还可能为他举行了就任圣职的仪式。根据传说——这是传说,但这一点无关紧要——马穆鲁克骑兵在埃及收纳的阿拔斯王朝的最后一个避难的统治者,把统治所有的真正穆斯林的哈里发的职位让给了谢里姆。不管这是否传说,土耳其素丹从埃及返回本国时荣殊誉满,被人大事颂扬,享有很高的威信。1517年8月,他从麦加的酋长的儿子那里甚至取得通往卡阿巴的要隘。52 就从这个日期起,穆罕默德的绿旗必须交给精锐的骑兵卫队保管。53 毫无疑问,谢里姆1517年晋升到大教长的显职高位这件事在伊斯兰世界引起的反响和轰动,与两年后西班牙的查理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一著名事件在基督教世界引起的反响和轰动同样巨大。16世纪初期的这一年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的极其巨大的威势和宗教方面的不容忍异己的浪潮的来临(因为任何事物都要为自身付出代价)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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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里姆在取得胜利后不久,1520年死于前往安德里诺普尔的路上。他的儿子苏里曼在无人与之竞争的情况下继位。尽管有人对这位君主的健康状况作了悲观的预测,但确保并巩固奥斯曼帝国的坚固威势的这个荣誉,后来仍然属于他所有。这位君主胜任自身的职责。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点:他是在有利的时刻功成名就的。1521年,他攻占通往匈牙利的大门贝尔格莱德。1522年7月,他包围罗得岛,并于同年12月攻下该岛。圣约翰骑士团的这个令人生畏的和坚固的堡垒攻克后,整个东地中海都似乎成了这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志在必得的目标。什么都再也阻挡不了这个已经占有地中海的大片海岸的人拥有一支舰队。他的臣民和希腊人,其中包括威尼斯所属的各个岛屿上的希腊人55 ,向他提供建立一支舰队所需的人员。这个光辉的胜利所开创的苏里曼的伟大的统治,如果没有先前对叙利亚的征服,难道会这样光辉灿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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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部观察土耳其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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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方的历史学家,我们只从外部观察土耳其帝国的运转。这只观察到一半,而且是在片面地加以解释说明。对伊斯坦布尔的和土耳其的其他地区的极其丰富的档案资料的使用,逐渐改变了人们这种肤浅狭隘的和陈旧过时的观察事物的方式。应该从帝国内部去观察这部巨大的机器,以便更好地了解它的功能、它的力量、它的弱点(因为这已经变得很明显了)56 和它的发展变化。这样做等于对一种统治方式提出质疑,对这种方式进行研究。这种方式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混合的和复杂的遗产,也是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的一种宗教秩序和社会秩序。奥斯曼王朝的帝国伟业跨越几个世纪,因而包括一系列连续的、不同的、有时甚至互相矛盾的历程。在普瓦蒂埃战役之后的最初几年,在我们称为百年战争的战争的最初的几个阶段,从小亚细亚扩展到巴尔干半岛(1360年)的,是一种“封建”制度。这是一种建立在欧洲的被征服的地区并造成一种土地贵族阶级的封建制度(以封地和采邑为基础)。历代素丹都对这个贵族阶级加以控制,其效果则不完全相同。后来,素丹坚持不懈地、成功地同这个阶级进行了斗争。但是,奥斯曼社会的这个统治阶级,即素丹的奴仆构成的这个统治阶级,后来不断改变它的成员。它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各次斗争,后来从内部标出这部重要的帝国历史的节奏。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回到这段历史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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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统一:西班牙天主教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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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奥斯曼王朝;另外一方面是哈布斯堡家族。在后者崛起勃兴之前,西班牙统一的缔造者们——天主教国王——在这部帝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如果说并不比布尔萨或者安德里诺普尔的历代素丹在奥斯曼帝国的创建史上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的话,至少同等重要。被称为百年战争的这场战争之后的15世纪的那股迅猛势头,促进并推动了西班牙国王的事业。对史官关于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业绩的撰述,的确不应该不加鉴别地全盘接受。对于天主教国王的事业,我并无意贬低。这项事业颇得天时与人和之助。这项事业是城市有产阶级所企望和要求的。这个阶级对内战十分厌倦,渴望国内和平,渴望和平贸易和安宁。第一个西班牙的城市同盟 是一次大规模的城市的发展演变。它的报警的钟声在各个城市之间此鸣彼应,宣告新时代到来。城市拥有民主传统生活的惊人的储备力量,保证了西班牙国王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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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夸大这出命运剧的主要演员扮演的角色。当然,这个角色是重大的。几个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因1469年的婚姻而在事实上已经实现了的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联合,也可能在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之间实现57 。伊莎贝拉可以在同葡萄牙人结婚和同阿拉贡人结婚这两起婚事之间,可以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这两个海洋之间进行选择。总而言之,顺应形势发展趋势的伊比利亚半岛的统一,正在议论、酝酿和流转之中。问题在于选择葡萄牙模式还是选择阿拉贡模式。后者不一定优于前者。进行选择轻而易举。两者都唾手可得。最终于1469年作出的决定,标志着卡斯蒂利亚转向地中海。鉴于王国的传统、政策和利益,这种转向是一项会带来重重困难的、引起畸变歪曲的、但仍然在一个世纪之内迅速完成了的事业。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婚姻1469年缔结。1474年,伊莎贝尔在卡斯蒂利亚登基。1479年,费迪南在阿拉贡即位。1483年,葡萄牙的威胁终于消除。1492年,对格拉纳达的征服完成。1512年,西班牙所属纳瓦拉的归并完成。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够把这个迅速完成的统一比作法兰西国家的缓慢而艰难的创建。法兰西国家的创建是以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之间的地区为基础的。我们不应该说:地域不同,事实各异;而应该说:时代不同,事实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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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班牙的这个迅速完成的统一没有产生一种必然会有的狂热的对帝国的盲信的话,那就会使人惊讶不置。希梅内斯家族的西班牙受到15世纪末叶宗教复兴的推动,并处于这次复兴的顶点,仍然生活在十字军东征时代的氛围中。因此,对格拉纳达的征服和几年以后在向北非扩张时最先采取的步骤都具有不容否认的重要性。对西班牙南部的占领,不仅完成了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土地的再征服,不仅把一个土地肥沃、拥有灵巧工艺和人口众多的城市地区置于西班牙国王的支配控制之下,而且还使卡斯蒂利亚的被长期牵制、固定在同西班牙伊斯兰教徒中不甘灭亡的残余分子进行的战争中的军队解脱出来,使之能够从事外部冒险。上述的残余分子形成一股年轻的力量。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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