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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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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流传于世，遭到非难，被人引用，受到批评（极少），得到赞扬（太多），已经快20年了。20年来，我经常有机会补充它的解释，维护它的观点，思考它已经确定下来的构思，改正它的错误。最近，我认真重读了这本书，为它的再版进行准备。我对它进行了大量改动。但是，书是不依存于它的作者的，它有自己的生命。改进它，用注释、细节、地图、图片去补充它，修饰它，这是可能的；彻底改变它，则是不可能的。威尼斯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一艘在城外购买的船，无论它是达尔马提亚的船厂制造的，还是荷兰的船厂制造的，在城内由心灵手巧的木匠精心检修、补全后，人们还是一眼就可以认出它仍然是原来那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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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书的校阅者付出了长期的、艰苦的劳动对它进行修订，它的读者仍然可以不费力气在它的旧版中认出它来。它的结论、它的信息、它的意义，仍然同过去一样。它是对大量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结果。这些文献资料来自处于近代的开始时期的那些情况不明的年代里的广阔的地中海舞台的每个角落。其次，本书是一个编写总体历史的尝试。它的写法是：把历史事实按照三种具有连续性的记载来写，或者说按照三种不同的“楼梯平台”来写。我更愿意说是按照三种不同的时间计量单位来写。这样写的目的在于抓住过去所有不同的、彼此之间有最大差别的节奏；在于提出它们的共存、互扰、矛盾以及多种深广丰富的内容。在我的意愿中，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但是，它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缺点：它的各个声部常常互相遮掩覆盖。在所有这些声部中，没有一种能够永远使自己作为独唱被人承认、接受并把伴奏拒之千里之外。那么，怎样才能在同一个时间内像通过一个透明层那样，看见被现实重叠起来的各种不同的历史呢？我把某些语句和某些解释当作一再出现在本书的三个部分里的主旋律和这三个部分的共同的、熟悉的曲调来使用。我试着用这种方法来给人一个关于上述情况的印象。但是，困难在于：不是只有两种或者三种对时间的计量，而是有几十种对时间的计量。它们之中的每一种又牵连、包含某种特殊的历史。只有被人类的科学汇集在一起的这些对时间的计量的总和，才能构成人们很难恢复其整个丰富纷繁的图像的总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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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责备我把作为本书的开场白的十分广泛的关于地理的论述并入这部历史著作内。这种论述好像是超于时间之外构思出来的。它的图景和真实事物不断从这部巨著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显露出来。地中海作为一个单位，有具有创造力的空间，有惊人的经由海路的来往自由（正如欧内斯特·拉布鲁斯所说的自动进行的自由贸易），有各个彼此既不同又相似的地区，有产生于社会的发展演变运动的城市，有互相取长补短的各种居民，有与生俱来的敌意，它是一个被人不断修改的，但也是根据一项必须遵行的计划进行修改的作品。它并不慷慨大度，而且还往往野蛮残忍，把长期持续的敌意、限制和障碍强加于人。一切文明都意味着建设、困难和斗争。地中海的各种文明同成千上万个经常看得见的障碍进行过斗争。这些文明利用了有时粗糙的和很不充足的人的资源。这些文明不断盲目地同紧紧夹住这个内海的几个大陆的巨大地块进行斗争，甚至还必须同浩瀚无边的印度洋和大西洋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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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根据地理观察的框架和脉络仔细寻找了地中海历史上的局部的、持久的、不变的、重复的事物，即“具有规律性的事物”。这些并不是人类古代的生活的所有的结构或者单调不变、千篇一律的具有规律性的事物，而是它们之中最重要的、涉及每天的生活的事物。这些具有规律性的事物，是我这部著作的参考图、它优先采用的成分、它最生动的图像。可以很容易用这些事物来补充史料图册。它们作为无时间性的事物存在于现代生活中，人们可以在旅行中，在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让·季奥诺、卡洛·莱维、劳伦斯·杜雷尔、安德烈·尚松等人的著作中遇到。对所有曾经在某一天遇见过“内海”的西方作家来说，“内海”是作为一个历史问题，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作为一个“长期的”问题出现的。我同奥迪西奥和杜雷尔一样，认为古代本身就存在于今天的地中海的沿岸地区。在罗得岛和塞浦路斯，“你如果注意观看在被烟熏黑的店名‘龙’的酒店里打牌的渔民，你就可以想象出真正的尤利西斯是什么模样了。”我同卡洛·莱维一样，认为作为他那部精彩的小说《基督在埃博利停下》的真正的主题的偏僻的荒野，把人带回了蒙昧时代。埃博利（鲁伊·戈梅兹的亲王称号由此得来）位于萨莱诺附近的海岸上，道路从那里离开海岸径直通向深山。基督（即文明、公平和生活的甜美）从来没有到达过卢卡尼亚的崇山峻岭和加格利亚诺村。这个村子蹲伏在“高岭土的悬崖绝壁之上”，蹲伏在寸草不生、光秃无树的斜坡上的凹地里。在那里，可怜的乡下人像往常一样，受到现代新的享有特权者管辖和支配。这些享有特权者是：药剂师、医生、小学教师。他们全都是农民避开、惧怕和用转弯抹角的办法对付的人……族间仇杀、抢劫、原始的经济和工具，仍然在他们那里流行。一个移民可以带着大量国外时新的玩意儿、奇妙灵巧的工具从美洲回到他那几乎荒无人烟的村庄。但是，他却永远无法改变这个古老的、与世隔绝的世界的任何事物。我不相信人们能够在不具有地理学家（旅行家或者小说家）的眼睛的情况下，看清地中海的深奥莫测的面貌的真正轮廓和它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现实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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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事的第二项工作——发现和指明16世纪的地中海的集体命运和它的在完整的意义上的“社会”历史——从一开始起直到结束为止，都始终使我们面临地中海的物质生活的恶化这个狡诈的、复杂的、无法解决的问题。用过去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遇到土耳其、伊斯兰国家、意大利和伊比利亚等的主导地位的多重的和连锁的衰落；或者用今天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遇到地中海的产生动力的部类（公共财政、投资、工业、航运）的运转中断和发生故障。一些受过或者没有受过德意志思想培育的历史学家，往往坚持认为有一种自在的衰落的过程。罗马世界的命运已经为这个过程提供了一个完全的例证。最近的坚持这种看法的人或许就是奥特马尔·斯潘和他那个普遍主义学派的弟子埃里克·韦伯。1 对埃里克·韦伯来说，在所有的规律中，有这样一条规律：一切下降（Verfall）都会由同一时期出现的上升（Aufstieg）加以补偿，仿佛人类的共同生活毫无所失一样。汤因比和施本格勒提出同样僵硬死板的论点。我反对这些过分简单的看法和这些论点所包含的范围广泛的解释。真的可以很容易把地中海的命运的例子列入这些图解分类中的哪一类呢？毫无疑问，并不存在某种衰落的典型。对每种特殊情况来说，典型必须从基础的结构出发来重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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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们赋予衰落这个意义模糊不清的词以什么内容，地中海并不是一个广泛的、不可逆转的和过早发生的倒退的过程的容易忍受的、逆来顺受的受害者。我在1949年说过，在我看来，衰落在1620年以前并不明显。今天我乐意说，衰落在1650年以前并不明显。当然，我对这一点并不完全有把握。不管怎样，最近十年出版的三本最精彩的关于地中海地区的命运的著作：勒内·巴厄雷尔的关于普罗旺斯的著作、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的关于朗格多克的著作和皮埃尔·维拉尔的关于加泰罗尼亚的著作，都没有反驳我原来的观点。我认为，要重新构筑在标志地中海的主导地位的终结的广泛中断之后的整个地中海的新全景，就必须选择一个迟晚的日期：1650年甚至16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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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方性的研究将使人能够获得更高程度的精确性和严密性，我也必须进行这些计算方面的尝试、这些估算和这些我投入其中的重大的调查研究。这些工作使我比我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很不完全的尝试所显示的更加接近主要关切发展问题和国民生计问题的经济学家（在我国是弗朗索瓦·佩鲁、让·富拉斯蒂埃和让·马尔切夫斯基等人）的思想。我们顺着这条道路前进，这个情况就会变得惊人地明显：16世纪的地中海首先是农民、佃农、地主的世界；收获庄稼的劳动和收获的庄稼是这个世界的极其重要的事物；其他东西都是上层建筑，是积累的结果，是过度向城市转移的结果。首先是农民和谷物，换句话说，首先是人的粮食和人的数量。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命运的无声的规律。目前也好，长远也好，农业生活都起着主导的、支配的作用。它经受得住人口增加的重压和城市的那种令人眼花缭乱得再也看不见别的任何事物的豪华奢侈吗？这是每天、每个世纪的关键问题。相比之下，其他问题都不值一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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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16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在意大利发生了一项大规模的有利于农村的投资活动。我对把这件事看成是过早的衰落的迹象犹豫不决。说得确切些，这是一种健康的反应。一种宝贵的平衡就这样在意大利保存下来了。不言而喻，这是物质的平衡，因为在社会方面，大规模的私有田产的发展把它的灾害和长期的束缚强加于各个地方。卡斯蒂利亚的情况也是这样。2 历史学家今天告诉我们物质平衡在那里延续到17世纪中叶。这就改变了我们以前的看法。过去我曾经认为，1580年前后那些年月的短期尖锐的危机来源于西班牙帝国重新转向葡萄牙和大西洋这个事实。看来这是个“庄重的”解释。菲利普·鲁伊斯·马丁3 最近指出，这首先只不过是在这个世纪的80年代伊比利亚国家发生的巨大谷物危机引起的一个过程而已。因此，根据欧内斯特·拉布鲁斯的描述，这大体上是“旧制度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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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即使在对危机的短期形势性的历史进行的调查研究中，也必须经常说，首先是结构，是缓慢的历史；也必须指望结构史学来提供答案。一切事物，例如城市（1949年城市曾经使我眼花缭乱，那时首先是文明）的成果业绩，还有短期形势的历史现象，都应该同这个基本的水平面进行比较，用它来进行量度。有时候我们倾向于过快地对这种短期形势历史进行解释，似乎它在它有时很短暂的发展演变运动中搅动了一切，似乎轮到它自己时，它本身并没有受到别的事物支配。其实，一部新经济史正有待以生命所面临的永不停息的发展演变运动和静止的事物作为出发点逐步创立。众所周知，最引起轰动的事物，并不是最重要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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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地中海的生命的光辉灿烂的事物并不是随着1590年前后几年发生的百年趋势的逆转，并不是随着1619—1621年的短期危机的剧烈震荡宣告结束的。在掌握更多的情况以前，我也不相信北欧和南欧之间“传统的”形势的灾难性的差距。这种差距如果存在的话，就会既是地中海繁荣的掘墓人，也是北欧人的霸权的缔造者。上述关于差距的说法，是一种一箭双雕的解释和加倍简便的解释。但是，我要求仔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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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历史分为快速发展的和慢速发展的两类，分为形势的和结构的两类。这种分法仍然是一场远未结束的争论的核心问题。我们将这些发展演变运动分类，就必须对这些发展演变运动进行互相比较。在这之前，我们并不确知是这一些发展演变运动支配了那一些发展演变运动或者相反。辨识这些发展演变运动、加以分类、进行比较，这是我们首要关心的问题和首要的任务。可惜还不可能跟踪16世纪和17世纪的“国民收入”的总的变化。但是，正如吉尔斯·卡斯特4 、卡洛·奇波拉和朱塞佩·阿莱阿蒂等人5 曾经做过的那样，我们现在能够对城市的形势重新进行研究。前者对图卢兹，后两人对帕维亚做了这种工作。城市在它的纷繁复杂的生活中记录了一种更加真实的形势。这种形势至少同物价和工资惯常的曲线同样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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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问题是要使互相矛盾的年表协调一致起来。例如由于经济气候时好时坏，具有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的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各个国家和各种文明在怎样游移不定呢？关于国家，我提出这一点：困难的时代有利于它们相对的发展。对文明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吗？文明的灿烂光辉往往出现得不适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最后一批花朵是在城市国家的秋天，甚至冬天（在威尼斯和博洛尼亚）开放的。强大的帝国文明是在海洋的各个庞大帝国即伊斯坦布尔帝国、罗马帝国、马德里帝国的秋天展现出来的。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这些光辉的影子在巨大的政治躯体50年前曾经生存过的地方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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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问题的范围内，事件和个人的作用缩小了。这只是一个观点问题。但是，我们的观点正确吗？就事件而论，“我们给予历史事件的正式上演以首要地位。这种演出很少改变景物，几乎根本没有改变结构”。这是一个当代小说家、非常喜爱地中海的人劳伦斯·杜雷尔的想法。不错，是这样。但是，正如一些历史学家和一些哲学家问过我的那样，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距离观察历史，人会变成什么呢？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他的行动的自由会变成什么呢？此外，还正如一位哲学家——弗朗索瓦·巴斯蒂德——曾经反对我的那样，既然整个历史是一种展开、实施和渐进，人们难道不能够说百年趋势也是一种“事件”吗？毫无疑问，可以这样说。但是，我步保尔·拉孔布和弗朗索瓦·西米昂的后尘，在历史生活的这个海洋里，在“事件”的名称下，我单独放在一边的事物是短暂的、感人的事件，特别是传统历史的“值得注意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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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因此而坚持说，这粒发光的尘埃，这个光亮的表面毫无价值可言；或者坚持说，总体历史的重建，不能以这个微观历史作为出发点。这种微观历史使我联想到（我相信它错误地使我联想到）微观社会学在学术界并非声名狼藉。不错，微观社会学由经常不断重复的事物构成，而叙述事件的微观历史却由异常的、突出的、非典型的事物构成，的确是一系列“社会戏剧”。但是，贝内德托·克罗齐不无道理地坚持说过，任何一起单一的事件——让我举亨利四世1610年被暗杀事件或者以完全越出本书所谈的历史时期的费里政府1883年掌权事件为例——都包含着在胚胎中的人类的整个历史。人类的历史是一张乐谱。这些单个的音符在它上面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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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完这一点，我承认，由于我不是哲学家，我并不很想详尽地论述这样多已经向我提出的并且还将继续向我提出的关于事件的意义或者关于人类的自由的问题。必须统一对自由这个有多重意义、在各个世纪其含义从来没有相同过的词的看法，必须至少分清团体自由和个人自由。1966年，法国这个团体的自由是什么？1571年，西班牙作为一个整体它的自由确切地说是什么？菲利普二世的自由是什么？同他率领的舰船、同盟者和士兵一道在茫茫大海上迷失航向的奥地利的唐·胡安的自由又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是一个狭窄的岛屿，几乎是一座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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