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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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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6月开往欧洲的美国远征军不仅帮协约国打败了同盟国，而且还吸收了旧世界的文化，使其成为对新大陆的贡品。在法国作战的美国士兵接触到了全新的印象和思想，使他们中间一些人想要回欧洲去进一步学习。20年代晚期的所谓美国侨民都是年轻人，他们靠美元对外国货币的高汇率的好处一直在国外居留，直到30年代大萧条时被迫回国。他们在国外各地的逗留相当于流动留学，其结果是弥合了美国在艺术和思想方面落后于欧洲大约10年的差距。20年代，毕加索、乔伊斯以及庞德和格特鲁德·斯泰因这些人都在巴黎。他们提供了交会场所，使胸怀大志的年轻艺术家和作家得以见到同业前辈，并彼此相识，大家在一起活跃思想，使得人人都从中得到启发教益。［可读威廉·怀泽（William Wiser）所著有着中伤性标题的书《疯狂的年代》（The Crazy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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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轻人去国寻求文化之时，正值美国处于激烈的孤立主义情绪和“反赤色”的疑惧之中，这更使他们决然离去。但他们归来时，却发现学术界对他们从欧洲带回来的形象和思想欣然接受。已经打好了基础欢迎他们。美国的学校制度正处于其热诚和效率的巅峰。小学和初中同化了来自各国的成百万移民。免费高中这一大胆举措引起了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羡慕。它的教程是开明的（以现在的用法来解释就是精英主义的），包括拉丁文、英国诗歌、美国和英国历史、一种现代外语，每年都有数学课和科学课，没有可以蒙混过关的课程。学校对学业和行为的要求都十分严格。在战争期间，除了程度上的不同，所有学校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谈论欧洲，无论是在出售“自由公债”的时候，还是在为部队、难民和比利时的儿童募捐的活动中。欧洲大陆的概念是一个活生生的概念，当它的艺术和文学，还有奇怪的食品开始渗入美国社会时，人们的反应是热情地接受，而不是予以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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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高等教育中更为明显。一些大型大学，像自封为在欧洲的美国学者代表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所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和由劳伦斯·洛厄尔任校长的哈佛大学，招生人数大大增加。第二代美国人表现出如饥似渴的求知欲，要获得他们的父母没能得到，似乎为上层阶级据为己有的所有知识。新兴阶层对学习很快驾轻就熟，而上层阶级显然并不想把知识作为自己的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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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士兵复员后回到学院去继续中断了的学业，有的则刚刚开始，他们带来的成熟的思想也使得校园生活特别活跃。这种活跃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海外学子们的归来。当时他们的经济困境引发了一种空前的现象：学术界接纳了这些艺术家，给他们提供住处，让他们给学生授课。这完全是美国的发明。教员队伍中学者和艺术家并肩工作是前所未有的事。19世纪90年代，罗曼·罗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巴黎大学接受了他的一篇音乐学论文，授予他博士学位，这在当时是个极端的让步。在战后的美国，先是从一两个不显眼的科目开始，慢慢地在各大学建立了音乐系、美术系和戏剧系；批评家和小说家进入了英文系的教师行列，很快校园里就有了自己的诗人和弦乐四重奏乐队、剧团和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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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出现情有可原。虽然与传说的相反，威尔逊总统实际上在凡尔赛和会上运筹策划，极力阻止贪得无厌的战胜国，但他没能使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欧洲各国的阴谋诡计和利益冲突照行不误，令人沮丧。凡尔赛和约（在其中几个部分中）没有像1815年打败拿破仑后的维也纳和约那样确定最后的解决，它的愚蠢为20年后的下一次大混战打下了基础。［有一本小书可以阅读，D·C·萨默维尔（D.C.Somervell）的《两次战争之间》（Between the W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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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苏维埃政权牢牢控制了苏联；凯末尔帕夏（土耳其之父）领导着土耳其实现了现代化；意大利服从于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西班牙落入普里·德里维拉的独裁之下；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中欧那些小国或屈服于武装的共产主义或与之进行抗争；缺吃少穿、国力虚弱、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德国没能巩固它的共和国制度。当魏玛政权无力支付协约国要求的赔款时（＜711），协约国占领了它的部分领土以示惩罚，这激起了德国人民对战胜国的同仇敌忾，使希特勒站稳了脚跟。历史学家和记者著书立说，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德国，这更使德国人民愤怒不平。与此同时，美国无法从协约国那里收回战争贷款，于是转而帮助德国恢复经济以弥补损失，此举的最终结果是为德国复仇的意志提供了物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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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在全欧洲和美国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信仰。对大战与和平完全幻灭的知识分子在“俄国的实验”中看到了清白的新开始——列宁和托洛茨基那些伟大的领袖谴责战争，从中抽身出来，并击退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军队。作家和艺术家相信苏维埃的辩护士所作的许诺，说脑力劳动者会和体力劳动者一样由国家养活；俄国的文化创造者不再需要像西方的艺术家那样去不择手段地寻求赞助，无产阶级也不必担心失业。为了迎合西方的读者，删节了马克思的著作以便于推广，组织起了共产党“支部”，由在莫斯科受过培训的管理人员来主持，按照所招人员的喜好施以智力或性的诱惑以促其皈依。许多称为同路人的同情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没有入党，但帮助造舆论，加强它的力量。1929年岁末，全球股票市场大崩溃触发了大萧条，企业和银行纷纷破产，造成几百万人失业，这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罪恶使它注定要灭亡的预言，各地不同程度的共产主义信仰者的行列因之急剧壮大。马克思主义压倒了所有其他的思潮，包括不久前吸引了一些著名人士的天主教的新托马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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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去苏俄的一位记者写信回来说：“他看到了未来——它真的实现了。”先前的平民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把这新出现的主义看作他们一直以来怀抱的梦想的实现。年轻的作家和其他艺术家协作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戏剧和音乐，出版马克思主义的小说，绘制马克思主义的壁画。还成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学院，在不表示政治倾向的学术机构中，马克思主义也是教授和讨论的课题，如果不知道这代表着“未来的浪潮”的信条就不算“受过教育”。如一位持怀疑态度的人所说，“《共产党宣言》是每一门课的必读书，只有卫生课除外。”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很快失去了它们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兴起时期赢得的支持者，成为思想正确的人与之战斗的敌人。世界看起来像是善与恶之间永恒的战场。那两个10年的后10年间，西班牙爆发了战争，起初是年轻的共和国与企图建立独裁统治的佛朗哥元帅的军队之间的战争，很快成了两个“法西斯”国家与自由和左倾（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较量。许多来自英国和美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加入了自由和左倾力量的作战行列，结果许多年轻的人才战死沙场；战争中丧生的还有当地的西班牙人，最令人痛惜的是诗人洛尔卡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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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现，表面上站在自由力量一方的共产党的战士遵照莫斯科的命令帮助杀害了自由力量的一些领导人，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共产党的敌人，这使得一些人感到幻灭。但东方那个闪光的国家并未因此而失去思想家的有力支持。苏联的“肃反”在国内进行的大屠杀被揭露出来之后，也只有一部分人放弃了他们的信仰。接着在不到6年之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变成了西方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作战的高尚盟友，虽然有几年希特勒和斯大林出于权宜的目的缔结了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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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更为永久的联系在于它们都是把屠杀作为国策。20世纪的两场令人发指的大屠杀——俄国对富农的屠戮，和德国对犹太人、吉卜赛人以及其他由于所持的信仰而需要消灭的人的杀害——与其他大规模杀戮有所不同，因为它们是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的，德国的屠杀还有科学在为虎作伥。它们不是士兵在胜利时表现出来的一时狂暴，或民众为报宿怨对邻居的攻击。当然，在任何情况下屠杀都没有开脱的借口，但这些国家政策的行为更是违背了历史确定的标准。20世纪中期居然出现了类似罗马人灭绝迦太基人的行为。然而，即使罗马人的那次行为也有其可以理解的原因，它们两国以前打过两次仗，其中一次汉尼拔率军入侵意大利，使罗马人遭受了一次耻辱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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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这两次种族灭绝的企图与思想理智有着极不光彩的紧密联系：富农的存在违背了共产主义理论，德国的被害者对国家“在种族上有害”。这两种理论已经发展成熟，在它们的实行地点以外有几百万人对它们深信不疑。大屠杀当然还有各种其他的目的：德国人需要替罪羊，苏联人需要金钱和土地，它们两国都需要借大屠杀把民众团结起来。但这一对理论产生了这种特有的组织周密的罪行，这一污点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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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禁止不宣而战，但并非没有这方面的先例。日本偷袭珍珠港使美国再次卷入了欧洲的战团。1939年爆发的战争开始时是“虚假的战争”。说它虚假是因为虽然宣战了，但没有作战的行动。罗斯福总统早就暗地里给英国提供帮助；德国占领法国；戴高乐领导自由法国运动；森林中的抵抗运动；贝当将军的维希政权——贝当是第一次大战的英雄，现在服从了德国的要求，希望最终能成为一个极端保守政府的首脑；还有世界各地长达6年的流血。这些与战争有关的情况在人们脑海中还记忆犹新。所知不足的是皮埃尔·赖伐尔这位二度担任反动的维希政府首脑的人所起的作用。为了维护法国的完整，他与德国占领方的首领阿贝茨抗争，不让他把工人送往德国的工厂和把犹太人送进死亡营。他坚持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维持了国家的基本服务不致陷入混乱。所有这些都是他在他高超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从敌人那里争来的让步，尽管不是绝对的让步。他的活动也是一种抵抗。1945年，他被作为叛国犯枪决，但是他的业绩表明把他算作一位处于双重危险地位上的爱国者才更公正。［参阅勒内·德·尚布伦（Renéde Chambrun）所著《赖伐尔，爱国者还是叛徒？》（Laval，Patriot or Tra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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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5年，希特勒战败，自杀身亡，日本遭到原子弹轰炸后宣布投降，为美国所占领。战争使得西方经济起死回生，同时坚实地确立了福利国家的形式。读者还记得，它的起源要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然后是英国和它1911年的预算，到了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智囊团中倡导大转变的自由主义者（＜688）建立了各种机构来管理一整套方案的执行，福利国家至此羽翼已丰。当前，整个西方没人会想象建立其他类型的政府；对立的政党之间争执的问题只是政府是应当更为庞大还是更为精简，看起来对官僚机构来说，持久的减肥和对个人来说一样困难（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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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世界级战争再次爆发之前那头绪繁多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存在着两种相对照的情绪。一种是轻松愉快的情绪，一些大幻想的幸存者为艺术和知识的新奇事物而欢欣，共同决心“再也不”为国王和国家或祖国而战。弗朗西斯·布克曼的牛津团契宣扬与这种普遍反战主义相结合的博爱，吸引了众多的男女老少。与此同时，接连发生的各种事件聚集起来引发了下一场生死之斗，这次战争波及面更广。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像第一次大战初始时那样无忧无虑，严肃的情绪又回来了。但这只是金字塔的两面，第三面刚才已经提及，那就是现代主义对于知识和科学成就的普遍意识。哲学家闷闷不乐，科学工作者则踌躇满志；他们对宇宙有了新的看法，改变了科学的面貌，而心理学家、小说家和诗人使得民众的自我意识空前加强，坚信思想和行动都是由某种动力所驱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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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是新潮流的主要代表，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的成果体现了之前整整半个世纪的发现和积淀。普恩加来差一点儿就确定了相对论。詹姆斯、法国那些精神病医生以及他们以前的人都考虑到了潜意识和性的作用。与过去的这种联系丝毫不会减损这两位伟大人物的光荣，只是说明了他们在20年代时提出的思想的爆炸性仅仅是对外行的公众而言。公众不仅为这些思想而震惊，而且感情和态度也随之迅速变化，以适应对外部和内心世界的新看法，在此过程中自然免不了思想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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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光速作为最终标准，它提出了时空的连续和一个多维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观察者成了确定事实过程的一部分。太阳周围光波的弯曲为这一理论提供了证明，此外还提出了其他看似悖谬的观点，像认为除了光速以外任何物体都不是绝对的。这一切打消了科学是组织起来的常识这一令人心安的概念。牛顿的理论现在成了被束之高阁的古典著作，在一定程度之内虽仍有效，但在那之外就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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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学已经不是聪明的业余爱好者所能掌握的了，它的概念和数学都需要经过特殊训练的头脑，能够从方程式中读懂概念而无需给概念起任何名称。这使得科学家更加了不起，但也使他完全成为另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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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应该对这个伟大宇宙的突然死亡而更为痛心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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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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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宇宙呀，牛顿的宇宙。迄今为止，各种各样的宇宙系统都是我们的头脑可以理解的。这个新的宇宙却令人无法捉摸。在普通人看来，它大谬不然。这也正是它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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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托尔·E·法朗士给尼古拉·塞居尔（192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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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对出现的各种理论懵然不解，这些理论说一种无限比另一种无限更大，一个量值可以与另一个量值相加而总和不变，或是“电子仅仅是它的各个方面在它的环境中与电磁场相关的组合格式”。还有更令人迷惑的，说必须把人看作仅仅是各种事件的组合，做到这个必须可是相当难的一件事。结果，现代物理学使人失去了对宇宙空间进行思索的对象。天上的秩序和地上大自然的运作同样无法想象，诗人无法像卢克莱修和弥尔顿那样为它们写出一部史诗，或写一首赞美月亮的抒情诗。当然还可以凝望银河，但那已经是旧玩意儿了，银河在头脑中唤起的任何想法都已过时，任何情感都是原始的幻想。科学的造字厂中产生的新词没有一个是能引人遐想的。电子、光子、还有后来的夸克、粲数这些一直被科普人员愚蠢地称为宇宙“砖石”的词没有一点儿块状的意思。即使“粒子”（一共40来个）也是名实不副，因为它转瞬即逝，只在感应版上留下一个点，绝不可能飞进人的眼睛使人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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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领域中发生的这种情形也发生在其他为人所熟悉的科学中，一些新兴科学要把所有学科联系在一起，以期对万物万象提出一个最终的统一解释，结果也是同样地高深莫测。奇怪的是，就在普通人被科学完全拒之门外的同时，一些科学文献中却使用了先前被禁止的拟人化用语。力量一词曾经不准使用，因为它含有人用右臂进行工作的意思；能量才是正确的中性词。现在我们却看到弱力和强力已经成为正式用语。同样，在生命科学中，人们说一种物质对另一种物质转达“信息”，“中子告诉芯片，芯片又转告神经细胞”，还有管理着这种交流的“密码”。所有这些都给人一种不真实感，这成为阻碍思考的又一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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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阔世界的各方面研究飞速进步，每天都揭示出更深刻的发现、更微妙的关系，使人愈加感到科学研究正像剥一头永远剥不完的洋葱。在这一进程中，不断进步的科学留下了一个影子：迷信。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10年前事实是一个样子，如今则面貌全非，可能还完全颠倒了过来，那么在前一个10年中人们的努力只不过是在为了一种迷信而操劳。可以慰怀的是，科学的立论是一个非常谨慎小心的过程。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所谓可靠的知识不断变化，昨是今非，这确保了人们不敢稍有大意，虽然在任何时候，不同的科学工作者对科学真理的理解都各不相同，更遑论外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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