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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170654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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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关于第四次重印的四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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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洲文明十五讲》是我应邀在2002年下学期为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本科三年级学生开的课。事前我了解到这个年级的学生（有些其他系的学生、研究生，乃至青年教师也时来旁听）都系统学习过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因此，我讲这门课着重讲我的看法，以活跃学生们的思维，作为一种见解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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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这门课我没有写出讲稿，我在“前言”中已说明只依我的习惯凭几条简要的提纲就上讲台了。所以完全是“口语化”的。我看了一遍根据录音整理的稿子，只匆匆改了些明显的错讹字便交给了出版社。当时我身体确实不大好，未作深究（这当然不能作为后来发现书中的疏漏和失误的借口），以致到2004年末重印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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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今年（2005）2月，我看到了出版社转给我的武汉大学哲学系赵林先生的一篇“书评”：《通识课教材更应重视知识性》，指出了不少“明显的知识性错误”。这些知识性错误，少量是我从根本上弄错的，部分是出自“口误”和记录稿上的“笔误”。有些如罗马时期的历次战争、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茹斯特被处死的时机等，则是由于讲得太快或讲时的“口气”连贯和转换没有在记录稿上完整而准确地体现出来造成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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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结合赵林先生的书评中提出的意见，以及前此收到的一些书评，通读了全书，对该修改的知识性错讹加以修改，补做了本该在交出初稿之前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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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体会到，对于根据录音记录稿而辑成的书，应该特别加意地认真审核，因为“口误”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口讲时“随意性”较大，表现在文字上便难免出现漏洞。当初我没有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是不能以任何理由推卸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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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衷心感谢赵林先生认真负责的精神，也同样感谢他提出的具体的批评意见；并欢迎读者继续不吝纠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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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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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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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170654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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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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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28日至12月21日，我应约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三年级本科生开了一门《欧洲文明史论》的课。北京大学出版社希望把我的“讲稿”辑印成书。这就是这本书的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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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关于欧洲文明的书已不少见，我本人在近二十年内就写了《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扩张史》以及最近出版的《欧洲文明的进程》。据悉，不少学生在学习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时曾看过。既然都读过世界通史一类的课程，我这门课的重点便不在于讲知识性的东西，对许多问题以及涉及的历史大事都不必从ABC讲起。而且这个学期只有三个月，一个短学期的课程，我必须有所取舍和剪裁。而既是“史论”，便主要是讲我的理解和体会；试图通过讲我的理解和体会来帮助学生加深对欧洲文明的了解，消化他们学到的东西，开拓思路，活跃思维，并且引导他们进一步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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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写出讲稿，只依习惯凭几条简要的提纲就上讲台了。因此“即兴发挥”较多，也就完全“口语化”了。我是一个随时有些想法的人，每节课都有相当多的没有写进书里的新体会。口讲比手写总要比较透彻些，活泼些。几乎每堂课我都特意留出相当的时间给学生提问题，与学生的问答附在每课的讲稿后面。学生们的提问，对我也有启发；有些问题是我没有想到的，此之所谓“教学相长”。这些学生大多二十岁出头，听讲很专注，提问很踊跃，他们有很强的求知欲，很可爱。通过他们，也使我领会到一些北大的求知风气和学生的气质。我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毕业生，看到年龄相差半个多世纪的“小同学”朝气蓬勃，心里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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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辑印成书的就是学生们分工根据讲课录音笔录下来的记录稿。为了尽量保持课堂上的气氛，除了不少错录、赘语和错讹字，我没有作太多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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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的热情使我感动。最后一堂课讲完，在学生当中举起了好几架照相机，他们分批与我合影，要我在他们的笔记本上写一句话，签个名。我在他们的簇拥下走到前厅时，忽然先后两位学生在我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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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最后一讲结束后，作者与部分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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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选送给我的十篇作为期末考试的作业论文（我年老多病，不可能看所有的论文）。我仔细地看了每一篇，写了评语。总的印象是“孺子可教”、“后生可畏”。半个世纪前我在这个年龄是写不出来的；当然时代不同了，他们理应比我们享有广阔得多的天地。此后不久，我给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写信，告诉她我的一点体会：高等学府固然应是“研究型”的学术殿堂，但同时更应以同样的精力甚至更多的精力放在“本科生”的培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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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感谢国际关系学院给我配备的两位青年助教任羽中和陈斌，他们帮助我处理了不少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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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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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下旬盛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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