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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1706544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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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第七讲 走向近代——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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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主要讲16世纪的“宗教改革”。是叫“宗教革命”呢，还是叫“宗教改革”？这两种叫法都有。从这个词的英文来看，我觉得叫“宗教改革”比较好。Reformation，R要大写，这跟Renaissance的R要大写一样，就是说，它不是一般的改革，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改革，是特指16世纪马丁·路德所发起的“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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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经过我稍微讲一讲，但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这件事情到底怎么个过程，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在书里都可以看到。重点是要通过“宗教改革”，就是“文艺复兴”一样，去看一个时代，即从中世纪末期到近世，从14世纪到十六七世纪这段时间的“时代精神”。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中世纪为什么崩溃，新的世纪为什么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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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4世纪到16世纪，甚至于17世纪上半叶，是个非常关键的时期。这几个世纪里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主要有这么几件，过去我已经讲过，现在再重复一下。第一是科学思维的产生。从哥白尼“天文革命”开始，人们不再根据神的意旨或者说教会的意旨来看世界，看宇宙，看人，而是有了自己客观的观察。哥白尼“天文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次思维革命，引出了科学思维。第二是地理大发现，第三是文艺复兴，第四就是今天要讲的宗教改革或者说宗教革命。这几件事情综合在一起，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人的精神在解放，眼界在拓宽；人对世界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人自身的认识，都在发生与中世纪不同的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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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为什么会产生？宗教改革的意义是什么？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基督教对于欧洲人，甚至对于美国人是如此重要，而其实他们并不信真有个上帝？克林顿、布什就职的时候都要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他们真的相信有个上帝吗？有个上帝在看着他们吗？撒切尔夫人每次讲话，开头都要讲我们基督教文明怎么样，而她下面所说的一切政策上的事情跟基督教毫不相干。基督教对于欧洲人，对于美国人，是这么重要，这是我们中国人不太容易理解的地方。我们讲这是一个“信仰”，那么他们真的相信有个上帝吗？真正说透这个话的人是尼采，他说“上帝死了。”他这么说，但他不能否定基督教文明对于西方人精神世界、内心世界的深刻影响，这种精神影响是去不掉的。现在的西方人，特别是年轻人，很少到教堂去，去了也只是看一看，玩一玩，但他们仍认为自己是从基督教文明过来的。基督教的这些东西，包括它的教会，它的教义，以及围绕基督教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宗教改革的标志是什么呢？它的标志是统一的欧洲教会——罗马教会的不复存在。大家都知道，由于马丁·路德的这次“宗教改革”，天主教一分为二，分为新教和旧教。“宗教改革”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它的缘起是罗马教廷出售“赎罪券”。“赎罪券”的英文是“indulgence”。“Indulgence”，我们平常说是任性、宽容的意思，但是在宗教上是免罪的意思。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有罪恶感，因此就要赎罪。教会的办法是让你买“赎罪券”，为教会做出贡献，这样就可以免去异教人、或者是违反教规的基督教徒的罪恶。“赎罪券”是从中世纪开始有的，后来随着基督教的腐化，基督教会的权势化，就逐渐变成了剥削手段。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一些宗教改革家，反对教会出售“赎罪券”。在中世纪，教会把“赎罪券”出售给它认为的那些罪人，结果产生了许多分歧，引起反抗。在14世纪，就有宗教开明人士，思想比较解放的人士——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先进一点的人，提出反对意见。英国的威克里夫（Wycliff），是第一个著名的反对人士。威克里夫是14世纪的文学家、小说家，同时也是神学家。由于反对“赎罪券”，他遭到了教廷的惩罚，他的书被教廷焚烧了。到了15世纪，出现了一场反对“赎罪券”的群众性运动。捷克的扬·胡斯（Jan Huss）起来反对“赎罪券”，结果被罗马教廷施以火刑，烧死在布拉格广场，因而引起了一场群众暴动。这是中世纪比较大的一场运动，群众烧毁了教堂，烧掉了“赎罪券”。现在我们到布拉格去，还有一座扬·胡斯雕像，他骑着马，伫立在一个小广场上。1968年，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中，当苏联红军出兵占领布拉格时，很多群众到胡斯像旁集会。胡斯在布拉格成了一种象征，不单纯是宗教的象征，更是一个民族的象征。另外，在教会内部，像传教士、牧师等神职人员，也对教会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意见和不满，觉得教会越来越腐败。我上次讲过，教会政治化了，完全学罗马帝国的那一套政治机构。从教皇到主教，到教区的神甫等等，都有自己的庄园，都圈了自己的地，向农民收取地租，而且剥削、压榨、搜刮越来越厉害。到了中世纪后期，天主教的腐败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我给你们介绍的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里面，就讲到了这个问题。到了十五六世纪，对教会的不满情绪已相当厉害。那么，这场大规模的“宗教改革”为什么发生在德国，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呢？这要看当时的历史背景。十四五世纪的时候，德国有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工商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比起较早建立了王权集中制的英法等国，还要落后很多。在日耳曼地区，在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也没有像英国、法国这些比较先进的国家那样的中产阶级，这里姑且称之为中产阶级吧，就是城市市民。日耳曼只是一个教会笼罩下的农民国家，虽然它的名字叫做“神圣罗马帝国”，但它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没有英国、法国那样的中央权威。它的权威分散在各诸侯手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形同虚设，是一个虚的东西，就像我们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时期的周天子一样。各个诸侯都有自己的权力，有自己管辖的地区，自己的“国家”，姑且叫做“邦国”吧。另外他们的信仰不同。这些诸侯同罗马天主教会，也有利益上的矛盾，因为罗马教廷要收税，而诸侯自己也要收税。比如说，马丁·路德出生的撒克森王国就是这样。以上就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发生在德国的社会背景。关于马丁·路德，有很多传记，其中有一本写得比较全，题目叫《这是我的立场》，作者是美国的罗伦培登，现在已翻译成中文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如果大家对马丁·路德特别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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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记的记载，马丁·路德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他出生于撒克森王国的一个农民家庭，后来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一名神学家。在撒克森王国的维登堡有个修道院，马丁·路德年轻的时候就在这里教神学，讲《圣经》。由于他神学的造就比较高，研究比较深，所以当时就是修道院的神学博士。可见，他一开始是神学院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反叛性很强的人。后来的人从他讲课的笔记中，看到了他对教会的不满。比如说他在给修道院的学生讲《新约》里边的《致罗马人书》时，就感觉到教会有些地方做得不对，腐败，搜刮民财，这些都是违反基督教本义的。这些东西出现在他的笔记里，但他自己没发表，所以无法证实他是否给学生也这么讲。这些是在他成为宗教革命的领袖后，历史学家研究他留下的东西时发现的。当时有一位农民运动的领袖，叫做闵采尔（Munser），其实他本人也是一位神学家，他也认为教会发售“赎罪券”是反基督的行为。他的思想和农民的利益联合起来，就形成了一场规模相当广泛的要求废除“赎罪券”的农民运动。1517年，马丁·路德写了《九十五条论纲》，就是九十五条“theses”。他的“九十五条”是非常温和的，并不是想借此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他把“九十五条”贴在维登堡大教堂的墙上，希望引起大家讨论讨论。“九十五条”的内容绝大部分是神学上比较玄妙的东西，说老实话，我们看的话，也不明白里边到底讲些什么。“九十五条”中关键的是“赎罪券”问题。马丁·路德觉得“赎罪券”本身是不对的，任何异教徒或者是基督教徒有了不忠于基督的行为或思想的时候，可以通过对教会的信仰、对基督的信仰，来改变自己，来“赎罪”，最终成为上帝的人，而不必去买“赎罪券”，更不必去向神职人员忏悔。他认为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完全可以通过对《圣经》的认识，直接同上帝对话，而用不着一层一层的神职人员作为中介。尽管他说这只是几条“theses”，提出来是让大家讨论的，但这些内容否定了教会的权威，体现了对天主教廷的叛逆。这个时候，正是闵采尔领导的农民运动在各个地方发展起来的时候。这样，这“九十五条”就好像是火上浇油，把整个农民运动煽动起来。当时他还去和闵采尔联系，当然他并不是要采取联合行动。但闵采尔不愿跟他联系，觉得他这种辩论太温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闵采尔想通过农民运动来推翻罗马教廷，这是个比较激进的主张。大家可以想象，农民运动是带有政治性质的一场暴动，参与运动的群众不是单纯为了反对教皇，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夺回神职人员所搜刮的土地、地产。而且在群众队伍里掺杂了各种各样的人，用西方人的观点看，里边有很多“暴民”，有趁火打劫者。在这么一种形势下，农民运动弄得非常激烈，把教堂烧了，把“赎罪券”烧了。由于这样一种行为，有历史学家认为，闵采尔利用了马丁·路德，使马丁·路德被形势推动到不得不往前走的地步，我想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里面还有一层比较微妙的关系，就是马丁·路德还受到撒克森国王的保护。撒克森王国国王，是“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诸侯王，他同罗马教廷有矛盾，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有矛盾。为建立自己的独立邦国，他也利用马丁·路德，并在暗地里支持马丁·路德。在这样几股力量的作用下，马丁·路德就变得更加激进。这个事情闹到罗马教廷后，罗马教廷就发了一个谕令，叫《斥马丁·路德谕》，说他是完全反基督的，是敌视基督的，并要他到教廷去受审、认罪。谕令到了马丁·路德手里，他一气之下，就撕毁了，这标志着他整个形象的改变：从一个温和派变成了一个激烈反对罗马教廷的革命者。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如《论基督徒的自由》。他的辩论是非常激烈的，矛头直指罗马教廷。但到后来，在很大的压力下，同时也由于当时闵采尔领导的农民运动对他起了另外一种作用，他同罗马教廷妥协了。他认为罗马教廷可以自己逐步地改正这些问题和错误，并且他也支持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农民运动进行镇压。下面我要念几段话，从中可以看出马丁·路德前后立场的变化。1517年教皇发售“赎罪券”，马丁·路德写了《九十五条论纲》；1520年教皇发布“圣谕”，开除马丁·路德的教籍。这时，他写了几篇文章，如《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论基督徒的自由》、《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巴比伦之囚是个典故，讲的是远古犹太时期，巴比伦国王把从耶路撒冷来的两三千犹太人囚禁在巴比伦，后来又把他们放了的故事，这些犹太人就叫“巴比伦之囚”。这篇文章我没有看过，也找不到英文版。总之，这几篇文章都呼吁罗马教廷实行改革。在这个时期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运用百般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呢？”这就已经改变了他要“讨论讨论”的形象了。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里，他说：“我不愿意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护福音，世界是靠语言来征服的，也还是靠语言来复兴的，反基督的人们不是靠暴力取得一切，也将不须因暴力而消亡。”这个反基督，他指的是罗马教廷。这两段话体现了他前期的立场，从农民运动兴起，到他烧毁罗马教廷的圣谕，到他受教廷审判的过程中，他的立场变得越来越激烈。但这段时期不长，大概只有三五年时间，农民运动的过激行为，对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压力，他又转变了立场。针对农民运动，他说：“那就让他们尝尝枪林弹雨的滋味吧！否则他们还会干出千百倍的坏事来。”从此，马丁·路德基本销声匿迹，又回到维登堡乡村做神学研究去了，不再到外边活动。据此，恩格斯说他属于改良派，而闵采尔属于革命派，这个说法值得我们参考。在当时，还有一位我认为是没有出场的宗教改革家，他就是伊拉斯谟，我上次也讲过。伊拉斯谟是荷兰人，也是一位神学教授，他对罗马教廷的不正之风，对教廷盘剥人民，搜刮百姓的行为很不满，而且对教廷里边的腐败，他看的非常透彻。我上次讲过他写的《愚神颂》，这本书有中译本，很好看，大家可以读一读。在15世纪，民族语言还没有通行，基本上大家还是统一用拉丁文写东西的时候，能写出《愚神颂》这样的作品，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作者笔头辛辣，读来有时令人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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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伊拉斯谟（1469—1536），在宗教改革时期，他的主张与激进的马丁·路德不同，主张用理性说服教廷实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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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神颂》用第一人称“我”，把当时教廷里边的各种丑恶现象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嬉笑怒骂地讽刺了一通。伊拉斯谟并不是当时惟一的人文主义者。他到了意大利，看到了罗马教皇和教廷的情况，回来之后就写了一段话：“基督教教廷是在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是用血来巩固的。”他决定开始写《愚神颂》，在《愚神颂》里头把红衣主教和各种神职人员讽刺了一通。他说：“我们就是傻子，我们在教廷里头就成了傻子。而我们这些傻子，这些愚人，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才是最值得歌颂的。”他的《愚神颂》确实可以说是反映当时现实的文学作品。他从意大利到了英国，结识了《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莫尔是一个神学人文主义者，主张宗教宽容与自由，由于反对英王当英国教会领袖被处死。伊拉斯谟和莫尔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两个人志同道合，非常投契，莫尔把伊拉斯谟既当老师，又当朋友。所以伊拉斯谟在写《愚神颂》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序言，这个序言就是他写给托马斯·莫尔的信。这个序言写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对不起，我用你的名字作了我这本书的书名”。“莫尔”这个名字把它变成希腊文，意思就是“愚人”，伊拉斯谟很调侃地写了这封信，把它作为《愚神颂》的序言。为什么要提这个《愚神颂》，因为这本书代表了15世纪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思想逐渐在人们当中传播开来，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传播开来的一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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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起来，这几个世纪，我觉得欧洲文明最大的进步就是人文主义的发展。从但丁开始有一点人文主义的苗头，到了伊拉斯谟就非常明确，要用人的眼光来看世界，包括教会，包括教廷。但是我们过去一些人，看问题总是非黑即白。认为你既然反罗马教廷，那你一定也是反宗教的。其实不然，这是两回事。他把基督教义看成一种理论，看成一种他信仰的东西。而基督教会是一个腐化的机构。这是两回事。人与神的交错，在神学里头要体现人性，而逐渐地又把人性从神学里头剥离出来。这是欧洲几个世纪的功德。可以说从哥白尼开始，从不自觉到慢慢自觉。应该说在十四五世纪，伊拉斯谟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而且还是一个很杰出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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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欧盟要在各成员国开展一个“科学教育计划”，就是以“伊拉斯谟”命名。伊拉斯谟一生最重要的功绩，是整理《圣经》。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因为在当时，欧洲所用的《圣经》的本子，是经过罗马教廷修改的。也不一定是有意修改的，就是经过翻译、传译之类的，所以罗马教廷所用的那个拉丁文的本子，按照伊拉斯谟的看法，存在着不少的错误。但是要纠正这些错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伊拉斯谟后半生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在研究《圣经》。而在马丁·路德开始学习《圣经》的时候，伊拉斯谟已经整理出一本希腊文和拉丁文、个别地方对照希伯来文的标准本子。这是后来流行的拉丁文的《圣经》。要普及基督教，马丁·路德主张通过对《圣经》的信仰，使自己成为上帝的仆人。马丁·路德的一个术语，叫“因信成义”，就是通过内心的信仰，使自己成为信仰上帝的人。靠什么呢，靠《圣经》。当时民族语言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而拉丁文是一种上层教会人士使用的高级文字。如果要普及《圣经》的真义，让所有世俗的人，不懂得拉丁文的人都能看懂《圣经》，就必须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翻译成日耳曼文，马丁·路德做的就是这件事情。而他做这件事情所依据的本子，就是伊拉斯谟整理出来的本子，所以有一个说法，叫做“伊拉斯谟下蛋，马丁·路德孵鸡”。但是伊拉斯谟不赞成马丁·路德激烈的做法。他认为人性是善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智，理性来说服天主教廷，让他们恢复理性，改变他们一些错误的做法。而不赞成马丁·路德去公开地辩论。所以当日耳曼皇帝、国会审判马丁·路德的时候，马丁·路德曾希望伊拉斯谟到场为他辩护，但伊拉斯谟拒绝了。当然以后马丁·路德也妥协了。讲这些故事为的是说明一件事，就是天主教廷是不可能不变的，已经到了那个程度了，它不可能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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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会也松动了。这是“宗教改革”直接的结果。信奉路德教义的教称为新教，原来天主教皇控制的教称为旧教。新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基督教新教，其实应该统统称为基督教。这些名称有的是搞乱了，在我们国家早期的时候，刚刚引进西方文化的时候，曾经把这个基督教叫做耶稣教，把天主教、耶稣教、基督教的名称弄得很乱。其实总称都是基督教，在基督教里头又分为新教和旧教，旧教就是天主教，而新教就是基督教。新教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了那么多的清规戒律，没有一个统一宗教上的意识形态。像天主教有个教皇在统治着，而新教就没有这个东西。新教主张祈祷的方式、做弥撒的方式都要自由一些，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不一定按罗马教皇的那一套。所以后来新教变成了许多教派，这些教派并不互相冲突，而是并存的。这些教派甚至不是一个派别，就是一个小集团，一个会，那时候叫“修会”。每一派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弥撒。各个教会和平共处，所以当时新教会的出现，代表了一种思想上和行为上的解放，比较符合当时时代的步伐。就是既不否定基督教义，而且还是遵循基督教义，同时把天主教义里头种种他觉得不合适的清规戒律都抛弃掉。最早实行的是英国，英国把圣公会当做自己的国教，就是教皇和国王是平等的，教皇不能命令国王。在英国的教会要服从国王。所以英国的宗教自由比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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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这个问题，不容易讲清楚。我个人感觉，宗教分裂以后，从结果看来，新教比较重视理智，新教在英文的名字叫Protestantism，它的字根是protest，“抗议”。所以它是“抗议派”，慢慢的所有新教的都成了Protes-tantism。如果用比较正面的词来形容两个派别的话，旧教比较强调忠诚，对天主的忠诚，而新教侧重于理智。在两个教分裂以后，一般来说，在欧洲，所谓的旧拉丁系的国家属于天主教，像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南欧一带，以及现在德国的南部。北方地区一般属于新教，像北欧、英国，现在的德国，这些都属于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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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对于后来的影响，是特别深刻的。这一点和“文艺复兴”有点不太一样，“文艺复兴”它所产生的影响基本是在知识分子当中，知识分子在西方是一个社会的酵母，知识分子本来应该起这个作用。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就不足以成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等于没有了脊梁。知识分子就应该起这个作用。咱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希望能在这方面起更大的作用。“文艺复兴”的影响基本上是在知识分子当中，而到了“宗教改革”，影响更进一步。究其原因，我觉得是因为在西方，基督教是家家户户的事情，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事情。因为所有人都信教，都涉及到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伊拉斯谟的一些主张，人人都有关系。所以我认为“文艺复兴”的影响侧重于知识分子，而“宗教改革”接着“文艺复兴”下来，享受到了“文艺复兴”所开拓出来的人文主义的影响，而把人文主义普及到了社会。因此“宗教改革”的影响是社会性的。换句话说，它把欧洲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一步，因为这件事情是人人都要参与的。我觉得这是马丁·路德的功劳，不能因为他后来妥协了改变对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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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有一些比较传统的看法，把马丁·路德看成了“妥协分子”，后来不再进行斗争了，伊拉斯谟更不是了，只有闵采尔才是革命者。恩格斯所写的《德国农民战争》，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马丁·路德是改良派，闵采尔是革命派。我并不反对这种观点。但是这个不能到处套，还要看它的历史环境，我感觉如果没有马丁·路德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伊拉斯谟在那里默默地做神学领域里面的研究，可能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怎么样去改革这个教廷，我想绝对不是闵采尔的农民运动做得到的。这个是很复杂的，闵采尔的农民运动后来被镇压了，后来闵采尔自己也被处了死刑。可惜关于这段农民运动，材料不是很多。恩格斯所写的《德国农民战争》，根据的是19世纪一个历史学家戚美尔曼所写的《伟大的农民战争》，他主要根据这些材料来写《德国农民战争》，写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借古讽今”。这本书，同学们可以看看，里头对德国当时的背景和社会形势有不少精辟的分析，对马丁·路德也有精辟的分析。可惜里头对伊拉斯谟写得不太多，而我觉得伊拉斯谟是一个值得大大宣扬的人，所以关于伊拉斯谟这个人我想多补充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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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的咱们中国出的关于这个时期的一些书，对伊拉斯谟不是怎么太重视，觉得这个人反正是一个书生。我的看法是，我觉得他是欧洲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这个人，他写的《愚神颂》，还有他的书信集，写得非常轻松，非常快活，里面讲了很多神学，使人感觉到他讲的都是我们身边的事情。所以，就是从他这个人那儿，可以看到他是个不自觉的人文主义者。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可以讲，我是自觉的人文主义者。他不是的，他是自己一步一步地体会到，有自己的一些体会。他死的时候是很凄凉的，非常孤寂的一个老头，死在乡间。但是他对于后来的欧洲的人文主义的发展贡献，我觉得是不可磨灭的，就冲他把《圣经》校订一遍，一直流传到现在都用这个本子，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功劳，非常大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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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本书，现在都翻译成中文了，你们有兴趣看一看，挺有意思的，不枯燥。一个就是《愚神颂》，刚才说过了。还有一本，你们大家大概也知道，奥地利人茨威格，他写的《一个古老的梦》，写的是《伊拉斯谟传》，写得非常好。茨威格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性格很复杂的一个人，跟罗曼·罗兰和高尔基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就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文明的摧毁，他感觉到极其震动，非常震动，感觉到，欧洲那么辉煌的文化，经过一场战争，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了。有点失落，有些失望。他还写了一本书，叫《昨天的梦》。那本书太好看了，有空可以看看。可以了解很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时候的欧洲的各种情况、文化现象。茨威格跟罗曼·罗兰有接触，和高尔基有接触。他当时以一种非常遗憾一种失落的感情写的，所以叫《昨天的梦》。这个人是和平主义者，而到了后来二次世界大战要出现的时候，他马上警惕到，希特勒一上台不得了了，非常绝望。夫妇两个流亡到了巴西，两人一起自杀了。他对这个世界很绝望。他写的《伊拉斯谟传》，里面有很多他的影子。人文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可以体会到它的曲折。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我是自由主义者，我是什么什么主义者那么简单。要真正达到一定境界，需要有一个过程，要有内心的体悟，也要有生活的经历才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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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讲一讲“宗教改革”的后续。马丁·路德的这一场革命，如果就革命本身来讲，我觉得是个短暂的革命，就那么几年，严格讲，就是从1517年到1525年，也就是这么几年，就是从他开始贴“九十五条”到他转而妥协，隐居起来，就这么几年。但是他这场革命所造成的影响却是全欧洲的，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发生宗教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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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发生了宗教战争，这个战争的意思也就是拿枪动棒了，武斗，新教徒和旧教徒打起来了，也死了人，但是英国解决得比较快。英国与大陆宗教狂热的分裂的状况不同，所以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基督教作为国教，把圣公会作为国教。国王同时又是英国宗教的领袖，这样就解决了国与教的矛盾。同时，在英国，即英格兰，各种各样的修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多得不得了。刚才我讲到了，公理会、圣公会等各种各样的教会。所以伏尔泰从英国考察回来说，如果一个国家宗教只有两种，那它要发生战争。如果一个国家里有三十几种的“宗教”，其实这个宗教应该说是教派，各种团体的吧，反而能够“和平共处”，像英国这样，过得挺好。伏尔泰并不是鼓励多组织一些教派，他的意思就是说，宗教应该宽容，在信仰上应该相互宽容，相互忍让，他是对照法国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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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情况就不同了。法国在德国发生这场宗教改革之后，两种教派打了三十年仗，这就是法国的宗教战争。法国的新教叫胡格诺派。胡格诺这个名称来源不清楚，到现在也查不出来。反正是相信新教的就是“胡格诺派”，非常激烈，跟旧教打仗打了三十年。最严重的是一次旧教对新教的大屠杀。一次大屠杀，几千人死掉，这在法国是惊心动魄的事情，而伏尔泰指的就是这个。到英国去看一看，是实现了“宗教宽容。”洛克就写过一本书，叫《宗教宽容》。伏尔泰对照法国情况，觉得英国有“宗教宽容”，而法国没有。而在那种教会统治下的欧洲，“宗教宽容”就意味着“言论宽容”，因为大家都是基督教徒。“宗教宽容”问题反映的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宽容”。法国宗教战争打了三十年，最后胡格诺派认输了。法国国王签署了《南特敕令》，允许新教徒信教自由。不过《南特敕令》后来又被废除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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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也有宗教战争，不叫宗教战争吧，就是这种激烈的冲突，像荷兰，西班牙，都有。慢慢地形成一种格局，首先在“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里面形成一种格局，就是有一些国家属于新教的，有一些国家属于旧教的。在“神圣日耳曼罗马帝国”里面就形成了旧教同盟和新教同盟，两个同盟。相信同一个宗教的结成一个同盟，相信另一个宗教的形成另一个同盟。这个痕迹到现在还有，像德国的巴伐利亚州等地信天主教，但是绝大部分地方信基督教。在这个时候，捷克一带的波希米亚，原来是信天主教的。波希米亚人里有一些人要改宗，要信新教，受到了“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干涉和镇压，比如烧了教堂等等，由此就发生了“旧教同盟”和“新教同盟”的一场战争，这战争应该知道，就叫“三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有两个外来户，一个是瑞典人，再一个外来户是法国人，他们加入进来，卷到三十年战争里面。三十年战争虽然带有宗教色彩，但实际上是一个争夺领土，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这战争一共打了三十年，你们都熟悉，从1618年到1648年，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刚才有一位同学问我这个问题，《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第一个国际性的多边性条约，暂时把战乱稳定下来，同时把宗教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呢，就是实行旧教的这些国家里，实行天主教传统的国家里，也要给信新教的教徒以信仰自由。这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里规定下来的。这样，也就结束了由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引起的欧洲各地的宗教动乱乃至战争，以后就不再发生这种宗教战争了。这是三十年战争的一个结果，但是更大的结果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第一个国际公约。在这以后，就有些学者创建国际法，第一个提出的是荷兰的格劳秀斯，大家都知道。三十年战争是你们学习国际关系的范围，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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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讲“宗教改革”所引起的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后果。以后宗教的问题，还是不断地出现，都是一些理论上的神学上的辩论，不再有以前的那种冲突了。但是各方面的活动非常多，非常多的意思就是宗教自由比较大，宽容面较大。基督教底下就分成很多“修会”，通过society来活动，不一定非要服从罗马教廷不可。旧教里面也有很多发展。比如，为了反对马丁·路德的新教，有一派人就成立了“耶稣会”。“耶稣会”一提起来，你们大家可能会知道，利玛窦就是“耶稣会”的。但是属于天主教这个大范畴里的，应该就是“保守派”，是反对新教的，但是“耶稣会”有个特点，就是加入的人不少是有学问的人，再就是他们信仰非常坚定，把传教当作自己的神圣天职，利玛窦就是这样到中国来的。这是耶稣教士，并且属于天主教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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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再补充一点，刚才讲的好像是旧教天主教非常残忍，非常残酷地迫害新教徒。但是在旧教和新教的斗争当中，相互排除异己，在战争中也是非常厉害的。互相把对方看成异端，异己分子，对异己分子就不宽容，直到发生流血。在这里讲个故事，这是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引起了伏尔泰的注意，在文化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事例。有一家人，叫卡拉，是信新教的，但是只有小儿子，小卡拉，他却是信天主教的。后来忽然有一次，小儿子死在地窖里。这下不得了了，因此就说，老卡拉把自己儿子害死了。结果就把老卡拉一家全杀掉，老卡拉被车裂。因此，伏尔泰写了一本书，叫做《论宽容》，这书我已经推荐去翻译了。《论宽容》当然讲的是宗教，但实际上讲的是，一个社会应该是宽容的社会，自由和宽容是相容的。这本书，我觉得应该是个经典之作。这本书说明在宗教战争期间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这种例子恐怕在别的地方也有，反映宗教战争所带来的一个恶果。新教对旧教也是同样的，比如加尔文，他是新教的“加尔文宗”的创始人，是法国人。后来主要活动在瑞士，他对待瑞士的旧教徒，异教徒，用同样的办法，用火刑，用非人道的行为来对待。有一本书，也是茨威格写的，叫《异端的权利》，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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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宽容”的问题，在欧洲是个大事情，实际上也是西方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曲折。为什么我们在欧洲包括在美国，谈起自由主义或者理性主义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太难理解的。而在我们国家，为了一个自由主义，可以有那么多的争论。我想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历史经历没有这些曲折。我们的历史非常简单，是朝代更替。19世纪以前就全部是朝代更替。而西方这方面的曲折，给西方人一个教训，有希腊式的理性传统，求知式的传统，再加上历史的这些曲折，西方就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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