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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170654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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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第十一讲 20世纪的欧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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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这个课的时间可以比较有“弹性”，凡是讲文明、文化、思想呀这个方面的东西，总是很有“弹性”的，可多可少，可长可短。这周我们讲20世纪的欧洲文明，如果时间不够，下次再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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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欧洲离我们不是太远，就是上个世纪。在座的同学们大多是80年代以后才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那么20世纪的前半叶甚至六七十年代对你们来说都是历史，年纪越轻需要学的历史就越多。过去常讲有的老先生为什么读四书五经读的那么好，出口成章，他就读那么一点，不像现在时代的年轻人需要学的东西很多。当然呢要是不学的话那就没办法说了。要学的话是没有穷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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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欧洲实际上已经离不开美国了，美国文化已经渗到欧洲来了。但我们主要还是讲欧洲本身，从欧洲本身来讲，20世纪的欧洲就像万花筒一样，发生的事情特别多，而且发生的事情都特别极端，特别绝对。所以英国的霍布斯鲍姆专门写了一本书就叫《极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什么都是激烈对立的，战争打到世界大战。欧洲的历史是像打铁打出来的。欧洲是“从战争的铁砧上敲打出来的”，一个是铁锤，一个是铁砧，就打出了一个欧洲。俾斯麦的名言：在欧洲你要存在下去，不做铁锤就做铁砧。你不打别人别人就打你，非打不可。欧洲是战争不断的，读世界历史可以发现，但不像20世纪那么极端。其中关键的原因是科技进步了，科技的进步带动了军工生产，军工生产也带动了科技，所以战争越打越残酷，时间越打越短。战争有大战有小战，有地区战争，其性质有革命有反革命，有民主有反民主，有文明有反文明，有全球化有反全球化，有专制独裁与反专制独裁，这个20世纪的欧洲历史是十分热闹的。我们要看20世纪欧洲的全史、通史，要占尽一学期甚至一学年的时间，像万花筒一样。我们在两个钟头之内是不能讲清楚的。我们今天就从文明发展的角度讲四个方面。试图通过这四个问题，把20世纪欧洲文明的轮廓勾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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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六 “移民潮”。1906年欧洲移民涌向美国。在1846年至1932年，五千多万欧洲人移民至美国、加拿大、南美洲、澳大利亚和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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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苏联社会主义的诞生和崩溃以及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崩溃，作为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下的一个子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纳粹主义，第三个问题是社会民主主义，第四个问题讲讲欧洲统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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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欧洲成为各种政治理论的“实验室”。19世纪产生的各种政治理论，在19世纪都是作为一种思潮、一种运动存在着，没有来得及实行。到20世纪这些理论纷纷登上舞台，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干脆是惨败。你比如说社会主义，这是很大的问题，到现在也说不清楚。什么叫做社会主义？19世纪讲社会主义，有很多派别，从极“左”到极“右”。只要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都可以在社会主义的大旗下占据一定的位置，当然马克思主义在其中起了一个领袖的作用，其他的都不太成气候，所以共产国际的第一个宣言是列宁起草的。实际上参加共产国际的有各种派别，但是一直到19世纪末都没有执政的，只有俄国的“十月革命”是进入“执政实验室”了。那时我们一提“社会主义”，一般都指苏联的“社会主义”。我们这一代人提到社会主义，大体上心里还有个数，社会主义都有些什么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毕竟经过了那个时代。后来像你们这一代人就不太明白为什么苏联的社会主义就能代表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当时跟着苏联走，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他的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在我们那代人看来，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是变了质的，是修正主义、改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正统”是苏联，这是我们当时的认识。因此在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成立社会主义苏维埃后，就确定它代表了社会主义。我记得我们在解放后刚上大学后，第一本书念的是《社会发展史》，当时在燕京大学，教授是严景耀先生，他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先生的丈夫，他说他也不懂什么“社会发展史”，现学现教。因此我们的脑子中根深蒂固的就是只有苏联的社会主义才是正统的“社会主义”。我现在对这个问题还很疑惑，有很多“主义”，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我到现在还弄不十分明白。因为我们的脑子还停留在19世纪的概念，可现在形势已经变了，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如果苏联的“社会主义”就叫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这个理解是很成问题的。80年代上半叶，我参加过一次很奇怪的国际会议，意大利就是那个“黑手党”很盛行的地区西西里的巴勒莫，有一个组织叫什么“立宪人民会议”，给我们社科院发了一个邀请，说是讨论地中海的形势问题。我们接到这个请帖觉得还是去比较好，因为我们刚刚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十分封闭，现在刚刚打开大门，人家来邀请当然应该去。院里就派了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世界历史所的，一个是经济研究所的，还带了一个工作人员。到了罗马的飞机场，他们派人来接，给了我一个要讨论问题的program，我一看首先这题目就改了，不是什么地中海周边的形势，而是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多少多少周年的会议！当时我们吃了一惊，就问那个来接我们的罗马人，说我们收到的不是这个题目，他说，“就是这个题目”。然后我们就去了西西里的首府，他们把我们放在一个十分高级的、古色古香的地方。有一个人来给我们说注意事项，其中一条就是不要随便上街，这儿扒手太多，然后我们就住下来。我碰到一个美国人，这个人叫索南菲尔德，他是苏联东欧问题专家。我过去见过他，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也奇怪为什么题目变了。美国人还有两三个。苏联代表团最大，12个人，浩浩荡荡就过来了。那时候苏联和中国还没有恢复正常关系，恢复正常关系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1989年以后。没有恢复正常关系，所以中国人见到苏联人，苏联人见到中国人都客客气气，敬而远之，握握手也就算了。我们三个人就商量了一下，原来准备了一个讲演稿，现在改题目了，变成苏联“十月革命”纪念了。我们决定还按原来准备的稿子讲，不管它那一套。索南菲尔德也不管它那一套，他讲的时候就从“十月革命”开始每十年算一次账，1917年干了什么，1927年干了什么，1937年干了什么，1947年干了什么，1957年干了什么，一直数到当时，没干好事。苏联“十月革命”还真不好评价，1927年就马上开始“肃反”了，当时“肃反”的呼声已经起来了；1937年，再过两年，1938年、1939年，苏联跟法西斯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反正就每十年算一个账，1947年冷战，1957年镇压匈牙利，1967年、1968年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讲的相当精彩。主人也没有说什么。苏联的代表上去讲话的时候，一字不提索南菲尔德的讲话，也不反驳，还讲他那一套。就我当时的印象，我当时就有点懵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刚刚改革开放，对苏联的一切还没有个数，恐怕我们那些搞苏联俄罗斯研究的也不一定有数。当时懵懵懂懂的就去了，也没有准备什么。当时对我的触动很大。我还遇到一个人，也是曾经交往过的，一个德国柏林的十分有名的记者，皮特·宾德，他是当时西德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班子的骨干。一次，皮特·宾德陪巴尔（是西德的巴尔，不是法国的巴尔），到中国来；他送我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意识形态的终结》，德文的，德文我也看不太懂，就给我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些同志看了。他们觉得很有价值，就是在80年代初看到意识形态的时代要终结了，大概的意思是：第一，意识形态的时代快结束了，第二呢，欧洲快要走到一起了。从当时我们的角度看，觉得他的提法比较新，我们就整理了一个“内部报告”送上去了。胡耀邦看到这个报告了，过了两三天，胡耀邦会见巴尔和皮特·宾德，就把这件事情给捅出来了，说我们看了你那本书了，写的挺好嘛，我们准备把它翻译出来。我们当时也没有准备，于是就组织人力把它给翻译出来了，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但把人家的题目给改了，改成了一个什么《盘根错结的欧洲》什么的，反正是一个不太鲜明的题目。当时我们还不是太能接受意识形态要终结这样一种说法，实际上我觉得他的看法十分正确，很有预见性。在意大利会上我又碰见他了，就把这件事讲给他听，他十分高兴，说他的思想主要来源第一是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就是东西方要交流，不要形成铁板一块互相封闭的状态；其次呢，就是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首脑会议”签订的最后文件，就是“Final Act”，这个赫尔辛基会议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促进东西方交流，互相可以派记者、派学者，在文化上可以互相交流。这是以前斯大林时期老苏联死死把住的口子。这一交流可不得了，在50年代，在意识形态上，在思想上，苏联是采取“攻势”的。西欧、美国是采取“守势”的。这和二战时苏联红军的威望有关，二战时一直打到东柏林，整个欧洲东部成了社会主义。欧洲西部也受到影响，当时西欧国家像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的共产党强大，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50年代到法国，那感觉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当时法国共产党如火如荼，如果戴高乐不上台，法国共产党通过选票有可能组织政府，后盾是苏联呀。所以邱吉尔就称西方国家内的共产党是“第五纵队”。一个意思呢是共产党树立一道“铁幕”，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开，另一个意思呢，就是这些共产党是西方国家内的“第五纵队”，可以征服西方国家。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苏联时期，斯大林时期，一方面是封闭的、专制的，另一方面战后威望之高呀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以后呀逐渐不行了，特别是60年代以后。长话短说吧，皮特·宾德就意识到这个趋势，特别是60年代以后，到1975年算一个阶段，总算打开一个口子，苏联同意双方可以在文化上互相交流，新闻人员可以自由来往。这实际上是西方对东方特别是对苏联“和平演变”政策的一个重要阶段。从1975年以后我们就看到苏联是越来越受不住，直到崩溃。在意大利，皮特·宾德就跟我们讲，他怎么在80年代初看到意识形态终结的趋势。所以文化还是很重要的，意识形态当然是包含在文化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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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所演绎的社会主义无非有两个，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守不住，苏联的社会主义就保不住了。第二个就是“工业化”，搞集体经济、大工业优先。我们在50年代学的就是这个，但我们后来常讲吸取苏联经验教训。“大工业优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我也不细讲，就是整个的经济崩溃垮台，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没有高过。我50年代到苏联就有这个印象，但是不敢说。你们可能很奇怪，为什么不敢说呢？因为我们实施的是“一边倒”呀，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当时我们也刚解放，但苏联也不比我们好多少，有的地方甚至还不如我们。50年代我们搞的还是蛮有起色的。后来苏联就越来越糟了，60年代我到苏联去，坐飞机就吃马肉，飞机上没有正经的午餐。这样的经济非垮台不可。可以说当时到过苏联的人，如果没有偏见的话，真的不觉得它可以当我们的“老大哥”。索南菲尔德给它总结的时候就说到，1934年，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就是“肃反”。这是斯大林的一大“政绩”了，造成的死伤人数有专门的学者研究，大量优秀的知识分子外流。我举两个外国人的例证，一个是罗曼·罗兰，最近不是出版了他的《莫斯科日记》嘛，他当时访问苏联还很为苏联的发展、工业化感动，但他看到很多可怕的问题也写在日记里了；但他没有发表，说50年以后再发表，这是因为他对斯大林还有一定的敬意。人为什么那么迷信？人就是那么迷信！没经过那个时代就很难理解。我跟你们讲，你们可能觉得那是“天方夜谭”。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在天安门广场举办追悼会，毛主席亲自参加。那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当时我们就硬是坐火车从北京大学到西直门，又从西直门步行到天安门参加追悼会。广场上有很多机关干部、部队干部，真哭呀。这就是过去苏联给人的印象，不仅迷惑了别人——因为它是第一个执政的“社会主义”，19世纪没有成功的，大家都要吸取经验——而且欺骗了自己，也给后来的“个人崇拜”提供了榜样和前例，原来个人可以有这么高的威望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第一个共产党执政了，挂起了社会主义的牌子，很快就要向外传播经验。当时产生了一些连锁反应，德国呀、匈牙利呀，都受到影响，但都被镇压下去了，苏联是惟一的一个成功例子。经过1917、1927，很快就到了二战。二战给了苏联一个很重要的树立威望的机会，跟法西斯打仗打的确实十分艰苦而残酷，连邱吉尔也佩服得五体投地。邱吉尔说：“一个优秀的民族，牺牲了那么多的人，令人感动。”战争打的确实相当艰苦、英勇，而且是一步一步打，一直打到东柏林，把整个东欧都打下来，把法西斯赶出去。它的战绩给西方，给欧美战线争取了很多机会。你们看，在二战后期的几次国际会议中，比如说波茨坦、雅尔塔，苏联是牛气得不得了的，连英国、美国都要让它三分，斯大林的威信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儿树立起来的。一个专制，一个工业化，一个二战，把苏联的威信提高了，但这种机会不是老有的。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问题就暴露了。第一个发难的，大家知道是赫鲁晓夫，1956年苏共二十大。这之后，苏联威信大减。反对斯大林之后，西方舆论沸腾，因为原来斯大林是不可侵犯的，现在突然倒了。还有一个就是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原来依靠苏联而得以发展的，现在闹得一片恐慌，没有了“主心骨”。西方的那些共产党，说实话，除了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有一点独立性，其他的完全顺从苏联、斯大林。等到赫鲁晓夫一把斯大林的事揭露出来以后，就无所适从，一片混乱。这是1956年。1957年，就是“匈牙利事件”了，那时我在维也纳，正好是邻居。那时可真是一片混乱呀，乱杀一气。原因是什么，很多。其中有一条就是拉科西的专政，拉科西是匈牙利劳动党的第一书记，他完全是听命于斯大林的，实行专政引起人民的不满。经济上不去，人民没自由。于是西方就趁机煽动，利用宗教，利用纳吉的政治力量。大家也都知道有一个纳吉。匈牙利乱成一片，大批难民往奥地利涌，难民要是涌进来，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们住的那条街的前面，人流不断，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有匈牙利的，也有奥地利的，局面乱的不可收拾。在这个混乱背后是对专制的反动。匈牙利难民到了奥地利，奥地利政府很快把他们送到矿区当矿工，而且在奥地利潜伏的法西斯又起来了。那时候报纸上就登这个区的共产党办公室被烧，那个区的书记被杀，一片恐怖。这之后，苏联的威望怎么可能收拾得起来呢？一直到它崩溃，这段历史你们可以看书。现在回过头来看，苏联的“经验”不仅糟蹋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把什么叫“社会主义”也搞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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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说东欧，东欧跟苏联不一样。这块地方我觉得很难用清楚的语言来表述。鲁迅把他们称为弱小的、被压迫的民族。就是在欧洲他们是弱小的、被压迫的民族。事实上也是，这跟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一致的。包括巴尔干，到波兰、捷克、匈牙利——这个东欧是一个大东欧的概念，实际上应该再从中划出一个中欧——在历史上也是这样。波兰几次被瓜分，巴尔干、罗马尼亚等长期受奥斯曼帝国、沙俄控制。他们处在西欧发达国家和奥斯曼帝国、沙皇之间，很脆弱，但他们的文化、精神归根到底是属于欧洲的。“十月革命”后他们跟着苏联走，没有成功。到二战时一部分被希特勒霸占。你到了波兰、捷克就能感觉得到他们的文化是属于西方的，匈牙利差点，因为它是“奥匈帝国”中比较落后的一部分，东方的影响多一些。文化总体认同西方。但这种文化的意识被政治扭曲了，东欧也从来没有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的“共产党”，只有“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很小。二战时苏联打到了东欧，把希特勒一直打到了柏林。在这一点上，苏联和英美是有默契的。邱吉尔说：“苏联红军所到之处就把它的制度带到那个地方。”斯大林也说：“我到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势力范围。”东欧从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南斯拉夫算一个。但南斯拉夫因为不听苏联的话而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原来的“社会民主党”或者改变旗号或者改名或者与“共产党”合并，这都是在战争中建立的。这就是东欧为什么一下就在1989年—1990年解体的原因。表面上是东欧先崩溃了，事实上是苏联支撑不住了，东欧先垮台了。东欧人的脑子是西欧文明的脑子，只不过是越往东越淡。时间关系呢，苏联和东欧我们就讲这么些。这是20世纪的一件大事。这件事的题目就叫做“苏联的诞生和解体；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生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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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就讲“社会民主主义”。过去苏联和中国都不承认它是“社会主义”，虽然它的名字中有“社会主义”。大家都知道“社会民主主义”的大理论家是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在19世纪曾经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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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初，伯恩斯坦写了一本书，叫《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他在那本书中明确提出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认为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时代的时候应该加以修正，“修正主义”就是从这里来的，就是怎么“修正”马克思主义。根据伯恩斯坦的理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先进的阶段，工人阶级早已不处于绝对贫困化的状态，而是生活状况、生产条件大大改善了，因此工人阶级不必像过去所想象的那样，一定要通过革命手段才能取得政权，它可以通过议会选举争取多数选票，进入执政的地位。伯恩斯坦的这本书中，还引用了恩格斯最后几年为《法兰西阶级斗争》（第多少版我不记得了，可能是第十二版），写的一个“序言”，恩格斯在这个序言里说，“政治性突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自由党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社会民主党“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取颠覆办法所得成就要多得多。”据此伯恩斯坦说，看来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变化，似乎工人阶级不一定要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必须起来通过一次猛烈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权。恩格斯有这样的话，伯恩斯坦引证了他的话。这段话我查来查去查不到，就是这个序言，十二版序言我查不到，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我查不到，在我们中文版的《马恩全集》里也查不到。这个我一直是个问号，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马恩选集版最早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究竟是苏联理论界还是我们这出了问题，觉得不合口味就把它拿掉。这是个“谜”，但是文字确实在那，伯恩斯坦引用是用的直接引号。最新出版的《马恩全集》我没有看过，不知道有没有补进去。总之，伯恩斯坦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参政做了理论上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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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20世纪执政党中，社会民主党就占了一个席位，有时是独立执政，有时是联合执政，进入了我开头所说的“执政实验室”。特别是二战之后，好多国家都有社会民主党或者社会党，英国叫工党。英国工党执政当然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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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60年代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感觉到伯恩斯坦的理论根据又起了变化。因为伯恩斯坦的理论依据的是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况，现在发展又不同了。确实到了50年代末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有了一个跳跃，非常快。我想到底是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比较早。我第一次到法国，黄油，咖啡这类东西还要凭票供应，这是50年代初的时候，后来这个问题很快解决了，市面很快繁荣起来。我去过维也纳，也非常明显。1955年签订对奥和约。慢慢四大国占领状况结束，很快维也纳就发展起来，到底是工业基础比较厚实。社会民主主义到了50年代后期，他们的理论需要修改，这是社会民主主义同自由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需要理论的支撑，那些个传统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理论支持，共产党跟社会党，都要有个理论托着它。当时，调整后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就是1959年西德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这个纲领的变化是，不再提马克思了，因为这个问题一直是社会民主党里边的一个问题，他们其实早就放弃了，但是没有明白地说。《哥德斯堡纲领》把这个明确下来了，根本不提了，法国社会党的论点（说法）是：资本主义变化了，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我们对待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一种论点，社会民主主义必须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作为基础。法国社会党跟德国社会党说法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因此代表工人利益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也要发展，慢慢连“工人利益”也不要了，说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哥德斯堡纲领》在西欧是有很大影响的，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在理论上又一次修正，这一次是修正伯恩斯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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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前两年，由英国布莱尔出面提出“第三条道路”，在我看来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次理论修改。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不能等闲视之，我看有些评论说无非是政策上的摇摇摆摆。不是的，它是有代表性的。这个详细情况，你们去翻翻当时的报纸、当时的文件，特别是他的理论助手吉登斯所写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方向》这本书。吉登斯也来过中国。他的“第三条道路”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也不是一般西方报纸所说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样的“第三条道路”没有意义。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我的解释是“新社会民主主义”同“老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更向右靠拢，更向自由资本主义靠拢。还是我说的社会民主主义总需要理论上有个说法。你说他是个“说法”，我看也够了，但这个“说法”很重要，它反映了世界上一个趋同趋势，就是左和右的趋同，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趋同”。但这个“趋同”主要是社会民主主义更加向资本主义“趋同”而不是相反。这个“第三条道路”的提法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是很有代表性的。传统资本主义下来的这条路线也有向社会主义学习的一面，在措施上举措上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像北欧就很明显，英国实际也很明显。这些大国都很明显。法国社会党，你到他总部去看，跟我们共产党从组织系统上没什么太大区别，也讲党委、支部、小组。没什么区别，因为本来是一个根子嘛。都是19世纪出来的，因此“第三条道路”，不管怎么叫，英国叫“第三条道路”，德国不这么叫，法国社会党也不这样叫。但他们实际走的是这条路子。现在法国形势看得更清楚了，社会民主党也不行了，拿不出新的纲领出来，拿不出可以绝对向自由资本主义挑战的纲领。但是有一点它还守住了，就是它讲“平等”，讲社会“公平”和“不公平”。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有一条讲“福利国家政策”，不是调整具体政策的问题，而是改变整个福利观念的问题，这观念说穿了就是国家不能承担这么多民众福利，受不了。这有点跟我们社会保险问题差不太多，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具体经验，但是问题还是非常之多的。从纲领上讲，社会民主主义还要保存他这块老牌子，就是讲究“平等”，讲“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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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甚至影响到了美国。当时克林顿在执政，他把这个牌子抢过去了，他和布莱尔联合召开过一个叫做“第三条道路的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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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第三条道路”不要就事论事地看它，它反映的不仅是一种政治趋向，一个政党的变化，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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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先讲到这里。还有两个问题留到下次讲；你们有问题，也在下次一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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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170654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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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第十二讲 20世纪的欧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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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欧洲，上次讲了两个问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崩溃和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问题。今天讲第三、第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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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讲德国问题，包括希特勒法西斯问题。德国问题是日耳曼民族问题。日耳曼民族在20世纪当中有三部曲，第一步曲是极权主义推到了极端产生法西斯主义，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次大战造成的伤亡，人力物力损失，骇人听闻，到现在报纸上杂志上还接连不断有披露。当时德国法西斯搞大屠杀，设了许多“集中营”，对犹太人，对被他们关进来的人，施加人间最残酷、最血腥的迫害、屠杀。这个问题是个专题问题，今天不可能完全展开。比如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主义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德意志民族是个文化上很优秀的民族，19世纪虽然还没有统一成民族国家，但是它的文化、艺术、哲学，科学，在欧洲甚至世界上都走在前面的，产生了康德、费希特、歌德这样的文化人、哲学家，怎么会产生出一个希特勒呢？这是一个应该专门研究的问题，其实你们有兴趣应该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这与日耳曼的传统特别是政治上的传统和他的民族性都有关系。日耳曼民族我觉得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崇拜“铁碗人物”、个人，再有一个相反的，是一种“平民”的（不是贫困的贫，平常的平）民族主义。19世纪后期真的要是没有俾斯麦，那德意志帝国还真成立不了，俾斯麦提出血和土的政策，blood and soil，这有点希特勒的味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威廉皇帝的威望也不行。你看西方人有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打的时候，德国士兵对威廉皇帝拥护的不得了，士气这个高昂啊，很难想象。同样难以想象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末期的时候，民族主义的高涨。德国人叫völk Nationalism。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要把“天下”都变成德意志的“天下”，结果打得一败涂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短暂脆弱的“魏玛共和国”之后，德国民众急切希望一个领袖出现，挽救日耳曼民族的命运。结果希特勒用他的“谁拥护我，我给谁面包”的口号，骗得了群众的拥护，在议会选举里得到多数票，希特勒是“合法上台”的，不是非法的。他在几年中搞了工业化，军工迅猛发展。羽翼丰满后，发动了战争。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耳曼民族的历史做了一次总结，使得日耳曼民族有了真正的转机。当然二次大战之后，德国由于国际形势的缘故，不得不经历一段一分为二的局面，西德在这个阵营里，东德却在那个阵营里。但是有一个在日耳曼民族中不能摆脱的愿望，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个“民族国家”，这是它的一个民族夙愿。这么多世纪以来，从神圣罗马帝国之后，日耳曼人就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有民族的概念，日耳曼人到处都是，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歌德说的：“德意志啊，你的祖国在哪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按照他的设想，最好各个地区的日耳曼人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艺术、音乐、哲学，但是处在一个民族国家之中。这是一个民族夙愿。费希特、黑格尔都表达了这个夙愿，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强烈的愿望，这个愿望，贯穿了日耳曼民族本身的精神和历史。虽然冷战一分为二，但是一旦有了变化、有了适当土壤就出现了前几年德国重新统一的局面。大家都知道，推倒“柏林墙”，东德的人大量向西德涌进，像一股迅猛的洪水，人们高喊着要统一、要自由的口号冲向西方。当时西德科尔政府顺水推舟，把这个事情办成了。总算是了结了日耳曼人世世代代憧憬的民族统一。当然在统一之后有很多问题，双方在各方面存在差距，但作为“民族夙愿”，双方做了了结。你们看看历史，日耳曼民族确实很坎坷。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有过一句话我觉得是个“警句”，他说：“欧洲的形成和欧洲的解体总是围着德国转的。”在统一之前我到东德就有这个印象，东柏林工业区非常强大，是个很大的家伙，两个德国统一起来力量不得了。现在看没什么，倒是困难重重。但作为民族夙愿已经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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