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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170654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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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十五讲 第十三讲 欧洲文明与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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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世界历史的发展与欧洲文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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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2月5日，“太平洋学会”有一次小小的聚会。聚会是于老光远先生倡议的，大家议议“国际问题”。会上多人发言，于老时有插话，启迪良多。我在简短的发言中讲了我的“世界文明历史观”，略谓现在讲“太平洋”，不能不讲“大西洋”，因为世界早已连成一片了；两“洋”相较，“大西洋文明体系”在“世界历史”中仍处在“中心地位”，意即领先地位。事后我想，我说的不过是事实，只是持辞过简，很容易被加上一顶什么什么“论”之类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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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的话并不新鲜，中国的近代史是在19世纪中叶与西方文明的撞击并接受其影响而启其端的。我在《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的“后记——‘全球化’与中国”中曾引用了康有为在《上皇帝书》里的几句话：“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中国现在诚然已是今非昔比了；然而，“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命题和任务，仍远未完成；老实说，“向西方学习”作为一种有“自知之明”的态度，依然是十分切实的需要。从世界大势上看，“太平洋”属于受“大西洋”影响的一方；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这样的论断，并不是随便说说的，打开地图一看便可了然。这是历史文化的事实决定了的，并不存在“褒贬亲疏”一类的情感因素。学术之学，理论之事，必得心平气静，立足于事实（历史的和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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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我脑子里的两条线”，二是“欧洲精神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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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 玛丽·居里（1869—1934）和皮埃尔·居里（1859—1906），法国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于1911年获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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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子里的两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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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上有“世界历史”四字。什么叫“世界历史”？这题目很大。我读黑格尔的《历史的哲学》好几遍，特别是那篇分量相当于一本专著的绪论，最使我记得住的，是黑格尔说的“世界历史”，归根到底是“精神的”（Spiritual），而非“现世的”（temporal）。起初，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毫不犹豫地把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判为“唯心史观”。然而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反复思索，发现“现世”和“精神”是经常贴不到一起的，“现世”多要受“人”的主观意图和不由自主的客观形势的控制和左右。而“精神”则是恒久有效的。于是，“精神”（黑格尔称作“世界精神”）便成了人类的理想或理念。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不管“现世”中发生了怎样的惊心动魄的事变，“精神”是永在的。在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或“精神世界”里，经常出现这样一些所谓“关键词”，如：理性（reason）、自由（freedom）、正义（justice）等等，并说“世界精神”就体现在这些概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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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一 德国物理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1905年发表“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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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二 黑格尔（1770—1831），他说：“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历史。”同时他在国家问题上，是非常“现实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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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无疑是个百分之百的“欧洲中心主义者”，甚至是百分之百的“日耳曼主义者”。他的“世界精神”说到底是“欧洲精神”、“日耳曼精神”。无论怎样从政治上批判他，他说的“历史是精神的历史”却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它毋宁是“了解欧洲”的一把钥匙，而且可以从欧洲看到世界的前景。欧洲的文化传统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通向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欧洲的文化传统在传承中同源而分流，有批判，有扬弃，但在批判和扬弃中有创新。远的不说，从15世纪以来的科学思维和实践、自由民主理念的从胚胎孕育到发芽和生成，这条道路在“精神的历史”里真可谓历历在目。欧洲的这条道路最符合康德和马克思的历史观点——社会发展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是可以联成一条线的。当然马克思是阶级斗争和革命论者，这是不同的。但他们都是从欧洲看世界，他们的历史观是欧洲的经验，先后陆续地散布到欧洲以外的世界。读一些历史，就不难看出，先散布到北美洲，然后是印度洋、太平洋，包括东亚的日本和中国。从世界看发展问题，只能是从欧洲看世界，而不能从中国看世界。这是不是所谓“欧洲中心论”呢？我写《欧洲文明扩张史》，交稿时出版社告诫我千万不要犯了“欧洲中心论”的忌讳；人们是最考究“提法”的，尽管写的都是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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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十三 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他的著作对20世纪的文学和哲学具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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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自从“四人帮”被粉碎以来，我反反复复想了20多年。在这以前我想不到这个问题。“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把我从紧缩和困惑中唤醒了，思想解放了。“实践”包括昨天和今天，乃至未来。思想必须包括“思想”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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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20多年，其间经历了不少“否定之否定”之类的反复。我是研究欧洲的，有两条线在脑子里经常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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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线简单说来是“了解欧洲”。例如今天的欧洲有了“欧洲联盟”，甚至有了“欧盟”的共同货币“欧元”。这是欧洲在本世纪的一大创举，它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示范”作用，是很难估量的。这个大创举是怎样实现的，难道它只是个偶然事件吗？欧洲的历史文化是非常深厚的。我们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这四个字用在欧洲文化上同样也是当之无愧的。（不过有一点不同：欧洲文化传统总是向前看的，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则是经常向着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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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欧洲”应当通其“三史”。一曰“欧洲通史”，“史”指过去，时光是不停流逝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眼下以前即成“过去”，从古至今的历史。司马迁大部分写的是“当代史”；近世还有“未来史”，鉴往知来，是治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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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欧洲思想史”，旁及社会史、哲学史和科学史，这是欧洲的“精神世界”的历史。欧洲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为什么和怎样通向“现代化”和“全球化”，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借助思想史。恩格斯说只有英国有“社会史”，这句话意思很丰富。现在可以修改一下，改成英国最先有“社会史”，接着，北美（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西欧大陆……都有了“社会史”。意思是说，不仅限于思想家们的“思想”，而是遍及社会的各阶层民众的精神面貌、生活和思维习惯。老友近日万里来鸿，附寄他近译维也纳大学哲学家弗雷德里希·赫尔（Fredrich Heer）的巨著《欧洲思想史》（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urope）的“中译序言”，说赫尔此书的一大特点就是透过思想史看社会变化。这正是异于纯粹哲学史和社会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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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欧洲艺文史，含诗文、美术等诸科。欧洲“三史”（通史、思想史、艺文史）实际上是欧洲研究的“三科”。现在通称的“国际问题”研究应属于“通史”里的一部分。有此“三史”或“三科”在胸，我便杜撰了“欧洲学”这个学科名称。当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杜撰这个称呼的时候，只是冒叫一声，当时简单地想，既然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可以叫“汉学”，为什么中国人研究欧洲不能叫“欧洲学”呢？当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既然把欧洲设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个范围里，就需要有一种长远而深刻的“学术使命”。我总记得贺麟先生的一句话，一方面要对中国的学问有全面系统的了解；另一方面又要对西学有全面系统的了解（原话记不得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我自知没有能力做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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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1992年11月，我应日内瓦大学卡普尔教授的邀请去作演讲；他们贴出的“告示”，说我是中国的“欧洲学家”（Eurologist）。从一个角度坐实“欧洲学”在中国学界是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