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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第三讲 野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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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目的——所有不同制度都自命合法——什么是政治合法性——5世纪时所有政治制度的并存——个人、财产和制度状态的不稳定性——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物质方面的，即持续不断的侵略；另一个是精神方面的，即蛮族特有的个人主义的自私情感——文明的萌芽来自秩序的必要性、对罗马帝国的回忆、基督教教会以及蛮族——蛮族、城市、西班牙教会、查理曼大帝和阿尔弗雷德大帝的政治组织尝试——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的入侵停止——封建制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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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史 我已经向你们指出了欧洲文明的基本要素，回溯至它们的诞生之初，即罗马帝国覆灭之际。我已经尽力让你们预先了解它们的多样性、它们的持续斗争，让你们看到，它们当中没有一个能够成功统治社会，或至少如此彻底地统治它以至于能奴役或驱逐其他要素。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欧洲文明的显著性质。我们现在要研究它开始时的历史，这个时代通常被称为野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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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第一眼看去，我们不可能不对一个事实留下深刻印象，它看起来似乎与我们前面刚说过的正好相反。如果你们考察一下那些关于现代欧洲渊源的公认说法，你们将发现，我们文明的各个要素——君主政治、神权政治、贵族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原则，统统宣称欧洲社会最初属于它，只是因为敌对原则的篡权才丧失了独家统治权。参考一下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和说法，你将发现，所有致力于描述或解释我们欧洲起源的理论，都坚持欧洲文明诸要素中的某一个的独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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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封建主义学派，其中最有名的是M.布兰维里耶，他宣称，在罗马帝国覆灭后，拥有所有权力的是征服者民族、后来形成的贵族群体；欧洲社会是它的领地，国王和人民从它那里夺走了这块领地；贵族政治组织是欧洲初始和真实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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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一学派，你们还能发现君主主义学派，如杜博斯长老(1)，他坚持说，正好相反，欧洲社会属于王室。他们说，日耳曼国王们继承了罗马皇帝的所有权力；他们甚至是被高卢人以及其他古代民族邀请来的；只有他们的统治是合法的；贵族们所获得的一切都是从君主们那里侵占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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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出场的学派是自由派、共和派、民主派，或随便你怎么称呼。请教下马布里长老(2)，根据他的说法，从5世纪起，社会的统治权就被移交给了自治机构，给了自由人社团，给了严格意义上的人民。贵族们和国王们通过掠夺初始自由发展壮大了自己，虽然初始自由在他们的攻击下沉没了，但在他们之前是它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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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主张外，还出现了教会的神权政治主张。它坚称，凭借它的宗旨、它的神圣头衔，社会属于它；只有它有权统治它；只有它是欧洲世界的合法女王，这是它凭借自己为文明和真理付出的努力赢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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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困境！我们自以为已经论证了欧洲文明组成要素中没有一个曾经独家统治过它的历史，这些要素曾经存在于持续靠拢、混合、斗争和妥协的状态中。然而，我们刚迈出第一步就遇到了完全相反的观点，说即使在婴幼时期，在野蛮欧洲内部，也是这些要素中的一个独家占有了社会。而且，不仅是在一个国家中，而是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在略微不同的形式下，在不同时期，我们文明的各个原则都曾经提出了这些不可调和的主张。到处都能遇到我们刚才描述过的各种历史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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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它本身有多重要，而是因为它揭示了其他一些在我们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事实。这些完全对立的主张同时出现，宣称在现代欧洲的初始阶段独家掌握大权，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个是政治合法性的原则和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在欧洲文明进程中曾经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二个是野蛮欧洲——我们当前特别关注的这个时期——的真正的、特别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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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尽力论证这两个事实，根据我刚才描述的初始主张之间的斗争来依次推导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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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的不同组成要素——神权政治、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要素，当它们希望成为第一个拥有欧洲社会的元素时，它们到底在宣称什么？它们不正是宣称自己是唯一合法的吗？政治合法性显然是一项基于历史、基于持续时间的权利。时间上的领先常被用来作为这种权利的来源，作为权力合法性的证据。请注意观察，这种主张并不是任何一个理论独有的，不是我们的文明中的某一个要素独有的，而是无处不在的。在现代，我们习惯于认为合法性思想仅仅存在于一种制度中，即君主政治中，在这方面我们犯错了，它在所有制度中都能找到。你刚才已经看到，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都同等强烈地渴望占有它。如果我们研究稍晚一点的欧洲历史，我们将发现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和政府都一样拥有自己的合法性。意大利和瑞士的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圣马力诺共和国，和欧洲最大的君主制国家一样，都曾经宣称自己是合法的，并被看作是合法的。和后者一样，前者把自己的合法性主张建立在制度的久远上，建立在它们的政治制度的历史领先和持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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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离开欧洲，把注意力投向其他时代和其他国家，也能处处见到这种政治合法性观念。在任何地方你都会看到，它依附在政府的某个部分、某个机构、某种形式或准则上。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里，都找不到某部分社会制度、某部分国家权力不把这种基于悠久历史的合法性归到自己身上，并被人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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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则是什么？它的组成要素是什么？它是怎么进入欧洲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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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权力的起源中，我说的是毫无例外的所有，我们都能看到武力。我的意思不是武力独自创立了它们，也不是说，在权力的起源中，除了武力外，它们即使没有其他资格也能得以建立。其他资格显然必不可少。权力的建立是某种社会权宜之计的结果，是或多或少参考了社会状况、习俗和舆论后的结果。但是，人们不可能不感觉到，不管它们的性质和形式如何，世间所有权力的起源都曾被武力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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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谁也不会提到这一起源。所有权力——不管是什么权力，都拒绝提及它，谁也不肯承认自己是武力的产物。一种不可抗拒的本能在警告政府，武力并不带来权利，如果它们的来源是武力，它们的权利从来无法得到确立。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回顾早期历史，发现各种制度和权力在沦为武力的牺牲品时都会大声呼喊：“我在这一切之前早已存在，我凭借其他资格早已存在。在你们发现我陷入这种暴力和斗争状态之前社会属于我。我是合法的，但其他人争夺并攫取了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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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这个事实就已经证明，武力观念不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而是另有完全不同的事物。所有这些制度如此正式地否认武力，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它们本身在宣称，存在另一种合法性，它是其他合法性的真正基础，这种合法性由理性、正义和公理组成，这才是它们希望挂靠的起源。正是因为它们不想被看作是武力的产物，所以它们才宣称自己凭借其悠久历史获得了另一种不同资格。因此，政治合法性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拒绝承认武力是权力的来源，而将权力与一种道德观念、精神力量联系起来，与关于公理、正义和理性的思想联系起来。这就是产生了政治合法性原则的第一个基本要素。它借助于古老的历史和漫长的存在，通过以下方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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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力主导了所有政府、所有社会的诞生后，时代不停向前发展。它改变了武力的作品，纠正了它们。它通过这个事实来纠正它们：社会持续存在且由人类构成。人的内心具有某种关于秩序、正义和理性的观念，某种将其发扬光大、引入至他所生活的周围环境的渴望。它不断致力于这一工作。如果它所处的社会状况持续下去，它的努力总会产生一定结果。人将理性、道德和合法性带入了它所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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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的努力之外，根据一条不可能被人弄错的天意法则、一条类似于管理自然世界的法则，世上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秩序、理性和正义，这是社会延续绝对必需的。单凭它的延续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断定，社会不是完全荒谬的、无情的、邪恶的，它并没有被完全剥夺唯一能给社会带来生命的理性、真理和正义等要素。并且，如果社会向前发展，如果它变得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强大，如果社会状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是因为它在时间的作用下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理性、正义和公理；因为环境按照真正的合法性在一步一步地调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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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政治合法性思想渗入了世界，从世界渗入了人类大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基础和初始起源是道德上的合法性，是正义、理性和真理，以及后来时间的认可。时间的认可使得人们有理由相信理性已经渗入事实，真正的合法性已经被引入外部世界。在我们即将研究的这个时代，我们将发现武力和谬误在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和教会自己的摇篮上盘旋。你们到处都能看到武力和谬误在时间的作用下，一点点地改变自己，公理和真理占领了它们在文明中的位置。正是在公理和真理被引入社会状况的这一过程中，政治合法性的思想逐步发展出来了。它就是这样在现代文明中得到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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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不同时期，当人们试图将这种思想作为绝对权力的旗号时，这就背离了它的真实起源。它绝对不是绝对权力的旗号，只有在公理和正义的名义下，它才渗入了世界，在世界上扎根。它不是独家的，不属于特定个体，在公理得到发展的任何地方它都会兴起。政治合法性既依附于权力，也依附于自由；既依附于公共职能赖以发挥的形式，也依附于个体权利。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将在完全对立的制度中见到它：不仅在君主制度中，同样在封建制度中、在佛兰德斯和日耳曼的自治城市制度中、在意大利各个共和国中。它覆盖了现代文明中的各种组成要素，在开始研究现代文明史之前必须深入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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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在开头提到的各种并存主张中能清楚地看到第二个事实，它是所谓的野蛮时代的真实性质。欧洲文明的所有要素都宣称自己当时拥有欧洲，但实际上，它们谁也没有赢得统治地位。如果一种社会形式统治了世界，辨认它并不难。在10世纪，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承认封建制度的统治地位；在17世纪，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肯定君主政治制度占据优势；如果我们看看佛兰德斯的自治城市、意大利诸共和国，我们将立刻宣布民主政治原则的获胜。如果社会中确实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原则，人们是不可能弄错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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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制度在欧洲文明中均占有一席之地，为谁在它的初期占据统治地位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因此，这证明它们都是共存的，没有任何一个占有足够普遍、足够确定的统治地位，足以使社会采用它的形式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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