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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西部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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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黎凡特人首次参与地中海中部及西部商贸活动的确切时间,学术界已有大量争论。看起来很明显的是,腓尼基人在西部的第一块殖民地建立于公元前9世纪晚期至公元前8世纪早期。然而,“前殖民时代”商业活动的证据远不足以确定。[64]早期一些近东商品无疑流通于这一地区,但这些商品的运输者的身份尚不得而知。然而同样明显的是,中地中海并非纯粹的落后地区,腓尼基人在这一地区捞得的可确认的第一桶金,并非依靠他们所组建的一个全新的贸易网络,而主要是靠介入一个已经存在的贸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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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4 地中海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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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萨丁尼亚岛,已成为包括意大利中部、伊奥利亚群岛,直至西西里北部、伊比利亚半岛、克里特及塞浦路斯在内的这个充满活力的贸易圈的交会点,该贸易圈从公元前12世纪或更早一些时候就已存在。[65]自青铜器时代初起就统治该岛的努拉吉人(Nuragic people)拥有一个复杂的、具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社会形式,他们的物质文明中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特产是精心制作的刻画野生动物、战士和船舶等形象的青铜雕像。除了公共墓地、修砌得很好的圣殿以及巨大的地下神庙,努拉吉人的聚居区通常由环形民居组成,它们分布在坚固的带有干砌墙垣的二三层商塔楼四周,有时也会被围在防御地带(界石在这座岛上至今仍随处可见)之内。由中央塔楼和从侧面环绕着它的低矮塔楼所组成的更为复杂的复合建筑群,被认为是那些小型酋邦王国的卫城,其中一些最终被改造成了宗教圣殿。[66]除了掌握诸如葡萄栽培法这样先进的农业技术,萨丁尼亚的努拉吉居民还使用自产的帆船将包括优质陶器在内的商品运往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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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腓尼基移民似乎是在公元前9世纪末或前8世纪初来到这个岛屿的。与塞浦路斯人一样,萨丁尼亚人为腓尼基商人所吸引,因为后者携带着大量来自内陆地区的已为当地土著居民社区所开采的铜、铅、铁、银。[67]然而,尽管事实上萨丁尼亚同样拥有肥沃且适合耕作的沿海平原,但黎凡特人第一次出现在此地的情形,似乎与同一时期发生在塞浦路斯的殖民冒险活动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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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该岛西北部的金属加工业中心圣伊比尼亚(Sant’ Imbenia,今阿尔盖罗)的居民属于努拉吉与腓尼基混血人种。圣伊比尼亚专注于与位于意大利中部、横跨第勒尼安海的伊特鲁里亚王国进行贸易。看起来努拉吉人和腓尼基居民可能在这一商业投机活动中相互协作。[68]同样,圣伊比尼亚与意大利中部也是黎凡特人与其他打算建立自身商业及殖民网络的新来者打交道的舞台。在那不勒斯湾伊斯基亚岛上的皮塞库萨(Pithecusa),来自希腊埃维亚岛的殖民者建立了一个类似于圣伊比尼亚的殖民点,该地人口是多样化的,包括土著人和相当数量的拥有黎凡特血统的人。考古学家估计后者在移民人口中所占比例可能高达20%。[69]据说埃维亚人亦在圣伊比尼亚定居下来。近来也有人认为,位于萨丁尼亚东北部海岸的奥尔比亚城(Olbia)可能是希腊或其他混血民族,在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建立的一个移民点。[70]显然,这两个移民点之间除了可观的贸易往来,可能还有着其他形式的交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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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皮塞库萨的首要目的与圣伊比尼亚一样,是为了获得原材料——特别是铁,并用它来和大陆上的邻居,如伊特鲁里亚人和坎帕尼亚人等,交换来自近东和爱琴海地区的奢侈品。[72]冶铁作坊的存在表明矿石可能是在岛上被加工的。大量在西方的腓尼基人的联合,被视为对希腊人在这一地区的侵略性殖民活动的强有力回应。不过,事实上有充分证据表明在一些早期建立的殖民地之中也存在腓尼基-希腊联盟。[73]尽管新的断代证据似乎表明腓尼基人与意大利中部进行贸易的时间略早于与希腊人,但这一期间两个民族之间鲜有出现冲突的迹象。[74]在皮塞库萨,埃维亚人和腓尼基人似乎是互相协作的关系,因为他们的商业目标是彼此互补而非相互竞争的。腓尼基人的兴趣在于获取伊特鲁里亚北部的储量丰富的白银。希腊人虽然变得越来越富有,但在这一时期对这种原料却不感兴趣。[75]可以假设的是,在萨丁尼亚的商业活动同样是互补性的。[76]毫无疑问,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些最初在地中海中部进行的殖民冒险活动是对出现在腓尼基人、希腊人和土著人之中的,彼此交流合作的“相互妥协”现象发展的一种佐证。[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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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腓尼基人与希腊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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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锡尼文明于公元前12世纪初内部崩溃之后,埃维亚人和腓尼基人在地中海以东地区有着一段长长的共同的历史。看起来,黎凡特商人在让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与世隔绝与默默无闻的希腊居民同近东地区重新取得联系这件事上出力甚多。作为青铜器时代末期普遍出现的地区性崩溃现象的一部分,迈锡尼文明于公元前12世纪初内部崩溃之后,希腊地区人口锐减,据估计损失在75%左右。此外,当地居民抛弃了高度发达的移民点,遗忘了许多被我们当作与文明生活相关的特有风格:纪念性的建筑、造型艺术,甚至就连写作能力也已丧失,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几乎中断。[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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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公元前10世纪的时候,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在考古学记录中初露端倪。在埃维亚岛的勒夫坎第(Lefkandi)移民区,在经常作为当地居民陪葬品的陶器和人工制品中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排列在86号陵墓女性墓主人身边的物品为镀金发髻和衣用别针,以及其他青铜物件。她那泛白、易碎、套着9个不同样式的金戒指的指骨放在一个做工精细的镀金青铜碗上。尽管人们一致认定这些奢侈品来自近东地区,但对于它们是如何抵达这里的尚有争议。埃维亚人是这一时期仅有的具有足够中程及长途贸易经验的希腊人,但并无迹象表明他们参与了当时与近东的商业活动。[79]腓尼基人将这些商品带给希腊人的说法似乎合理得多。[80]至少从公元前14世纪起他们就不断参与爱琴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他们对资源贫乏的希腊人产生兴趣可能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埃维亚依靠希腊境内成功的区域性贸易网络,远比其他居民点富有。[81]近东地区对埃维亚陶器的需求似乎也在不断增长,这也是腓尼基人想要控制的一个市场。[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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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从近东流入希腊的商品数量也在不断增长——特别是随着新建成的希腊公共机构,如神庙和宗教圣殿,一起安排从近东地区进口高级供品——希腊陶器的出口规模亦在不断扩大。[83]到公元前9世纪末的时候,埃维亚人无疑已经参与到横跨地中海的运输业中:来自叙利亚北部沿海的贸易点,即奥隆特斯河口附近的阿尔敏纳(Al Mina)的考古学证据表明,腓尼基人和埃维亚人曾在这个很可能由土著人控制的移民点共同居住并进行过贸易。[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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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学者亦认为,腓尼基人与希腊人一道参加了埃维亚岛以外地区的联合商业冒险活动。一个尤为令人感兴趣的例子是科林斯城,该城所出产陶器的造型明显受到“东方化”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科林斯城的陶器开始朝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腓尼基和希腊移民点大量出口。[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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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和工匠技艺并不是腓尼基人带给希腊人的仅有的东西。尽管腓尼基人是来做生意的,并未在文化方面给希腊人带来更多的教导,但希腊文学作品、语言、宗教仪式和艺术的许多方面均明显受到近东地区的重大影响。[86]其中最重要的可能要属希腊字母。[87]腓尼基字母拼音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可以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来掌握,首个希腊字母的创造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掌握了腓尼基字母拼音的。[88]希腊文字的首个样本是刻在陶器碎片上的,该陶器碎片来自埃维亚岛的勒夫坎第,其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绝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这一手迹是腓尼基字母的改写版本。[89]希腊人借用腓尼基语所创造的词语——比布鲁斯(byblos,被用作书写材料的纸莎草芦苇)、德尔托斯(deltos,一种写字板)、拜索斯(byssos,亚麻布)、萨寇斯(sakkos,麻袋)、高洛斯(gaulos,船)、梅科隆(makellon,市场)、蒂塔诺斯(titanos,石灰)、乔普萨姆(gypsum,石膏)、哈尔佩(harpe,弯刀)、玛查(macha,战役)——在某些程度上显示了这种改写版腓尼基文字所涉及的范围。[90]可想而知,许多最重要的与海上贸易有关的腓尼基新事物——如有息贷款、海上保险、商业投机联合融资、储蓄业务,可能还有度量衡——都为希腊人所接受。[91]腓尼基人因此成了令近东的先进文化与经济得以传播到希腊地区的桥梁,他们不仅为今后的合作打下了基础,也为腓尼基人与希腊人之间难以根除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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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希腊人的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希腊人与那些腓尼基人的成就越来越密不可分。最好的例子是三桨座战舰(trireme)的发明,这种公元前7世纪到前4世纪在地中海地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战舰被现代学者认为是两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成果。三桨座战舰在数量上的优势压倒了其前身五十桨战船(penteconter,也叫单层桨战船)——一种船体狭窄、长约25米、由一队约50人的划桨手和单帆驱动的舰船。三桨座战舰的作战能力要强悍得多,船体增大许多,能容纳得下80名划桨手,他们分布在位于船体两侧的三层甲板上。这种战舰亦装备有一大一小两张帆,这样可以拦截横向吹来的风,它可以在一刻不停的情况下完成长达340公里的航程。为了作战需要,帆和其他重型兵器均被留在岸上,从而给予战舰更强的机动能力。在舰首顶端装有一个青铜制的冲角,可通过撞击在敌舰侧面制造破洞。三桨座战舰的作战能力因靠近船首的前甲板的存在而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在海战期间,弓箭手和投石兵被部署在前甲板上,使得投射性兵器可如雨点般地落在敌方船员头上。[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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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古希腊作家宣称,三桨座战舰是科林斯人于公元前8世纪发明的。事实上,除了一些显著例外之外,绝大多数希腊作家主张所有古代战船均由他们的希腊同胞发明。[93]然而,并无任何公元前6世纪末之前的希腊三桨座战舰的艺术再现和其他证据存在。[94]第一个明确无误的涉及建造三桨座战舰的例子与埃及法老尼科二世(Necho Ⅱ)有关,他于公元前6世纪初建造了这些船,将它们投入地中海和红海地区。由于埃及人先前并无建造任何类似于三桨座战舰这种海船的记录,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尼科必然需要外国的专业人才。尽管并无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的希腊与埃及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但众所周知腓尼基人长期向该地区的造船业供应木料。[95]此外,更早时候出现的腓尼基双层桨座战船,有一层甲板明显是建在船体下方的划桨手的头顶上,这似乎表明这种设计的出现,导致了三桨座战舰的最上一层划桨手的出现。[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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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学者们对三桨座战舰的起源那徒劳无功的考证只是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古代关于这种战舰的创意来源之所以众说纷纭,是因为同一时期的海员们各自驾驶的舰船在造型上大体相同,这表明文化上的相互交流现象遍及整个地中海地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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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地中海同时担当了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媒介。尽管经常被视为许多相互连接的且拥有各自认同感和历史的大海——爱奥尼亚海、爱琴海、亚得里亚海、第勒尼安海等——的拼盘,地中海还是为那些生活在它边缘的人提供了相互接触的渠道。[98]能够在地中海里航行的船只被建造出来,意味着商品、人类和创意可能并正在相隔数千里的地区之间被用于交换。[99]与地中海本身一样,那些成功掌握了与造船业、航海学相关的复杂工艺和技术的人不仅扮演了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媒介的角色,还担当了文化差异的象征。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动态发展提供了腓尼基-希腊关系的基础。因此,关于商业联盟的考古学证据为早期希腊文学作品中对腓尼基人的矛盾心理所抵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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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每一本都是公元前8世纪到前7世纪那个希腊和腓尼基在地中海的殖民扩张达到顶峰的时代的产物——对作为一个民族的腓尼基人与对他们制造的精美工艺品的描绘存在着明显差别。在《伊利亚特》中,一只巨大的银杯,即那件“西顿工艺的巅峰之作”,作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而被阿喀琉斯当作一份奖品。在另一个情节中,它描写了特洛伊女王赫卡柏(Hecuba)所拥有的由西顿妇女织成的带有华丽刺绣的诸多礼服。它们是如此贵重,以至于一直被放在宫殿的藏宝库中,人们认为值得把它们献给阿喀琉斯。[100]这种对腓尼基人工艺的溢美之词,显然是站在腓尼基人不诚实、贪婪、狡诈的性格描述的对立面的。[101]在《奥德赛》的一个著名片段中,奥德修斯那忠心耿耿的猪倌欧迈俄斯(Eumaeus)描述了自己是如何沦为照料自己主人猪群的奴隶的。欧迈俄斯事实上是一位王子,后来被他的西顿籍保姆拐走,后者将他交给了一名腓尼基商人。奥德修斯本人也差点在腓尼基人手中遭遇同样的命运。他详细描述了他是如何被“一个阴险的腓尼基人,一个已经在世界上干下了许许多多伤天害理之事且卑劣无耻的窃贼”说服,跟着这个人前往腓尼基——后者在那里有一栋房子。然而,这次邀请原来不过是一次诱拐并将奥德修斯卖为奴隶的诡计。[102]这些描写并非在朝腓尼基人表达真真切切的敌意,而可能被视为普遍存在于希腊贵族精英之中的对商人的厌恶之情,这些贵族精英打算在他们自己同商业活动之间划清界限。然而,重要证据似乎表明,这种憎恶之情建基于“之前就已存在的”对腓尼基人的负面看法,而并非只是在讨论希腊民族性或与之无关的文学作品中,将腓尼基人胡乱拉来做替罪羊。普遍的观点亦认为《奥德赛》的成书年代要晚于《伊利亚特》,这可能表明由于双方的商业竞争日益激烈,希腊人对腓尼基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然而,希腊人和腓尼基人之间已然发生的文化融合与借鉴,同样清晰地表明这种固有成见并不具备普遍性。[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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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腓尼基人的海外活动,特别是其在地中海中部地区活动的特点有了明显变化。在萨丁尼亚,一些移民点在该岛南部和西部的苏尔其斯(Sulcis)、萨罗斯(Tharros)和诺拉(Nora)建立了起来。这些殖民地与圣伊比尼亚的殖民地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那里主要是腓尼基居民点,而鲜有努拉吉居民存在的迹象。它们与那些腓尼基人设于海岛、海角、半岛上的根据地的地形特征一致,该岛拥有两座天然海港,使用时不受风向的影响。每个海港均能提供良好的锚地与轻而易举进入内陆地区的通道,在那里,金属矿石和农产品可以通过与努拉吉人的贸易来获得。[104]这些新的商业关系似乎使得努拉吉人之间的土地及资源竞争明显加剧,因为各个不同的努拉吉群体都在试图控制向腓尼基人供应原材料这一有利可图的生意。这导致了聚居群落分裂为更多的核心聚落群,进化出更为复杂的社会阶层,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分支。[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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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尔其斯发现的陶器清楚地显示了与皮塞库萨和伊特鲁里亚——可能也与埃维亚人有合作——的贸易活动,是这些早期的腓尼基殖民地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106]萨丁尼亚也担当了多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贸易战略——特别是泰尔人制定的——的平台的角色。作为整个地中海岛屿中离欧洲和非洲大陆最远的一个,萨丁尼亚对于可发掘矿产资源要丰富得多的大海最西端而言,是一块天然的“垫脚石”。[107]实际上,在公元前8世纪,位于西班牙西南部韦尔瓦(Huelva)的腓尼基商业中心一直在接收来自萨丁尼亚的货物。[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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