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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迦太基的地中海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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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迦太基并未在政治上直接控制过任何一片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旧腓尼基移民聚居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口中的“迦太基”时代的起点是出了名的难以定义，但到了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可辨认的迦太基文化特质在地中海西部其他腓尼基殖民地的影响力经历了一个日益扩大的过程。[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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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质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Punic”——在迦太基使用的黎凡特方言中——的应用，以及土葬作为受人喜爱的殡葬形式取代了火葬。[124]此外，显而易见的是，托菲特成了腓尼基西部殖民地宗教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之前该传统在这些地区并不流行。[125]在物质文化方面，特别是在奢侈品方面，明显的改变体现在不再从东希腊地区进口精美陶器，而改为进口来自雅典的陶器（它们长期受到迦太基人的青睐）。[126]在政治方面，这些地区的社会意识越来越强，精英阶层在腓尼基西部殖民地的其他城市里享有某些公民权。[127]在迦太基，少数外国人和被释放的奴隶看起来也可以获得一种被称为“西顿人的权利”（’š şdn）的身份，这似乎是将与迦太基公民权有关的部分权利和特权赠予那些人。[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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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地中海西部旧腓尼基移民社群的“迦太基”化，从来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文化同化。确实，在一些地区，腓尼基影响力的衰落导致了文化的多元化。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宴会上用的碗、碟、香水瓶、锅，以及三叶形和蘑菇形水壶这些世代相传的标准陪葬品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更为多样化的陶器。[129]此外，类似的多元化也存在于其他艺术形式之中，如石碑上的图案和纹饰等，这种石碑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数量都是相当可观的。[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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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定义的“迦太基世界”（Punic World）的出现，并非源于旧腓尼基世界的直线式发展，而是整个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原住民文化与殖民地文化一系列复杂、多样的相互交融的结果。[131]这一现象在萨丁尼亚尤为明显，大量油灯被作为供奉留在迦太基圣殿之中（这遵循的是萨丁尼亚本地的习俗）展示了迦太基传统与当地传统的复杂的相互作用。[132]许多这类圣殿被建于前努拉吉建筑内部这一事实，也可能象征着腓尼基宗教活动中融合了当地习俗，或当地传统宗教仪式中引进了迦太基元素。[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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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在各个地区，如西班牙、萨丁尼亚和西西里，这些独特的微观文化构成了腓尼基/迦太基移民和原住民共同居住的“可相互理解的共同”世界。最初由于商业贸易的缘故，这些共同性经常是建立在对彼此文化的误解上的。然而，在这种彼此误解基础上也诞生出一种共识，它为所涉及的族群所独有，并且往往将居住在特定地区之外的人——即使和前者属于相同族裔——排斥在外。[134]我们所说的“迦太基”文化是一个涵盖性术语，它将一系列在整个地中海西部和中部地区传播的文化经验囊括其中。实际上只是在随后的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时，随着迦太基人对某些地区，如萨丁尼亚，施以更为严厉的政治及经济控制，这些地区才开始见证更大的——但并非完全的——文化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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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安塔斯——萨丁尼亚西南部一片孤立的内陆地区——一座用于供奉迦太基神灵锡德的神庙被建立起来。锡德原为黎凡特人的神，且与腓尼基商人一道踏上了漫长的西进之旅。尽管在迦太基人的万神殿里他只居于次等地位，但到了公元前4世纪时，他似乎以萨丁尼亚的神圣守护者的身份，得到了该岛迦太基人的普遍认可。[135]神庙是标准的迦太基风格，由一大片被围墙围起的区域构成，里面有一座朝向北边的、带有一个露天祭坛的矩形建筑物，奉献给天神的祭品就在祭坛上焚烧。[136]尽管神庙位于一个为林木繁茂的群山所环绕的偏僻山谷之中，但它仍吸引了包括从遥远的卡拉利斯（Caralis）赶来的一大批人，其中许多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137]神庙的重要性在于它所建于其上的那块露出地面的岩石，那块岩石早在腓尼基人到达萨丁尼亚之前就已是供奉努拉吉天神巴比（Babi）的圣地。[138]考古学家对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一尊裸体战士的青铜雕像，经确认就是巴比。雕像的右手举起呈祝福状，左手挥舞着一支巨大的矛，其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至前8世纪的某个时候。这尊战士的雕像与锡德的肖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锡德亦经常摆出右手抬起、左手持矛的姿势。[139]此外，巴比与锡德之间的关系可能亦可以解释留给锡德的供品中拥有大量铁制箭头和标枪，因为这些人工制品与前者有着强烈的相关性。[140]因此，安塔斯成为腓尼基时代萨丁尼亚出现的文化交融现象的一个显著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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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新友与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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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岛上的迦太基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关系是沿着相同的轨迹发展的。公元前8世纪初，腓尼基人就在这座岛屿上建立了殖民地，其中最重要的是帕诺尔莫斯（Panormus）、索拉斯（Solus）和莫提亚（Motya）。在岛上的莫提亚城——位于一个远离海岸线的避风港处，依靠一道狭窄的海角与大陆相连——之中，第一批建筑物是仓库和工坊，后来一些住宅和宗教建筑相继拔地而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座如今被称为“卡比达祖”（Cappidazzu）的圣殿。[141]然而，西西里岛的腓尼基人很快就遭受到了纷至沓来的希腊殖民者日益增长的压力，后者于该世纪最后数十年间来到此地。西西里岛位于地中海关键贸易航线上，还拥有大量肥沃的沿海土地，这些因素都吸引着希腊人。[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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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在早前就已定居在这座岛屿上的人里，西坎人（Sican）原本是远古时期从伊比利亚半岛来到西西里的。同样居住在岛屿西部的艾利米亚人（Elymian）据说是来自特洛伊的难民。从意大利来的西塞尔人（Sicel）在击败西坎人后，占领了西西里岛的众多地区，将后者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岛屿南部和西部。[143]与腓尼基人同当地的艾利米亚人和西塞尔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做法相比，希腊人的殖民手段中经常带有以暴力方式驱逐原住民社群的内容。[144]这导致受到威胁的腓尼基人和艾利米亚人城市结为同盟，以抵御希腊人的进攻和对他们领土的入侵。因珍稀资源而引发的相互竞争经常导致冲突爆发，这些构成了西西里殖民形势初级阶段的内容。尽管有这类仇恨的存在，但这些不同民族的社群还是发展出了牢固的商业及文化联系。一种会不时因发生在社群之间与社群内部的暴力活动而中断的经济相互依赖模式迅速在岛上建立起来。[145]无论是西西里的殖民族群，还是土著族群，都不曾取得对另一方的永久性优势，这意味着此种以殖民式“折中之道”（Middle Ground）为特点的文化融合与政治-经济方面的协作在西西里的持续时间，要比在其他殖民环境——如意大利——中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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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0 西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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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交流与合作行为有很多是不同社群之间，在对商品市场与原材料的竞争日渐加剧的背景下进行的。迦太基人最关心的是对它在第勒尼安那有利可图的商业产权的保护。[146]希腊人已控制了西西里东部与意大利南部的许多地区（后者在古代被称为Magna Graecia，意为“大希腊”）。如今，在公元前6世纪，新一波希腊殖民者将在地中海北部海岸对面的马西里亚、安地比斯（安提比斯）、尼西亚（尼斯），以及科西嘉东部海岸和伊奥利亚群岛上建立起一个个新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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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西里，公元前6世纪是一个共同富裕的时代。黎凡特-西班牙金属贸易事业的终结几乎没有对该岛西南部的旧腓尼基殖民地造成什么影响，它们传统上更为依赖的是与他们希腊邻居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及他们那位于希腊、意大利和北非之间的海上航线之中的战略位置。考古学记录中仍可见到发现新财富的迹象。莫提亚铺设了一条连接大陆的新堤道，并建起了一座用于船只彻底检修的干船坞（“寇索恩”，cothon）。与此同时，卡比达组神庙竖起了纪念碑，托菲特的占地面积也扩大了。这一时期，这座城市有了两个手工业区，配备了用于进行大规模陶器生产的炉窑和水井，以及一个生产紫色染料与皮革制品的综合手工作坊。[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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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提亚城的希腊人和原住民邻居同样在蓬勃发展着。在希腊人的歇利伦特城，市中心进行了重建，新建了一系列带有巨大的崭新双层锥形屋顶的宏伟神庙。与此同时，在艾利米亚人的塞杰斯塔城（Segesta），一座受人之托而修建的神庙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据估计花了三十多年才建成。[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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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财富的增加，局势也变得更加紧张。就定居点方面而言，位于南部和东部海岸的传统的希腊移民专属地的人口已达饱和点，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希腊人开始将目光转向不是那么拥挤的岛屿西北部和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已处于腓尼基人和艾利米亚人控制下）。公元前580年，来自尼多斯（Cnidus）和罗德岛的希腊殖民者试图在莫提亚城对面的大陆地区建起一个新的定居点，遭到一支腓尼基-艾利米亚联军的驱逐。[149]在这种情况下，莫提亚和歇利伦特立刻构筑了带有围墙和瞭望台的防御工事也就毫不奇怪了。[150]两个邻邦之间爆发的冲突可以从诸如在歇利伦特发现的阿卡狄翁（Arcadion）之子阿里斯托格托斯（Aristogeitos）的墓碑中看出来，此人于公元前6世纪的某一时刻在莫提亚城墙附近被杀。[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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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并非唯一一片被希腊人扩张所带来的紧张局势波及的土地。对希腊人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发起的这波新殖民浪潮的担忧，可能是迦太基与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诸王国——它们亦是利润丰厚的第勒尼安海上商路的主要参与者——结成联盟的关键因素。由于腓尼基商人长期以伊特鲁里亚的海港为依托开展商业活动，迦太基已与伊特鲁里亚形成了强有力的外交关系。现在，类似的特权延伸到了迦太基商人身上。[152]可以肯定的是，伊特鲁里亚王国卡西里（Caere）的第二港口之所以被称为迦太库姆（Punicum，今圣马里内拉），大体是由于一些迦太基商人居住于此的缘故。[153]在有钱的迦太基人墓中发现的，除了精美的“布克凯洛尼罗”（bucchero nero）酒杯与其他伊特鲁里亚的精美陶器，一处迦太基公墓中找到的小型象牙名牌也进一步证明了两国之间的商业往来。名牌上用伊特鲁里亚语写着：“我是来自迦太基的迦太基人。”[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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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皮尔吉（Pyrgi）——亦是卡西里的港口——的双子神庙建筑群中，考古学家有了惊人的发现：三片锤炼而成的刻有文字的金质薄片。其中两片刻的是伊特鲁里亚文，第三片刻的则是迦太基文。这些通常被称为皮尔吉书写板（Pyrgi Tablets）的公文间接提到卡西里的统治者，在一座供奉伊特鲁里亚女神尤妮（Uni）的神庙中划出了一个特别的位置，用以膜拜阿施塔特女神。这大概是为迦太基居民和/或塞浦路斯的腓尼基商人提供的一处祭祀场所。[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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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迦太基人与伊特鲁里亚人之间的联盟看起来主要处理的是商业事务，但一旦他们的利益遭到威胁，可能也会考虑发起联合军事行动。[156]作为一个严重依赖海上贸易的城市，迦太基对那些攻击己方船只的势力的强硬态度在古代世界是出了名的。[157]因而，当公元前535年，一群福西亚人（Phocaean）——因波斯人入侵小亚细亚而流亡至科西嘉的阿拉利亚（Alalia），并建立了一块殖民地的希腊人——开始攻击迦太基舰队的时候，迦太基人的反应猛烈而迅速：一支由200艘船组成的迦太基-伊特鲁里亚联合舰队攻击了科西嘉南部海岸的希腊舰队，此战后被称为萨丁尼亚海之役（Battle of the Sardinian Sea）。尽管双方都蒙受了惨重损失，但希腊人最终被击退了，并被迫放弃他们的科西嘉殖民地。胜利方得意扬扬地将战俘运往伊特鲁里亚，并在那里用石头砸死了他们。[158]他们以这种残忍的方式警告福西亚人，别再到第勒尼安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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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自己在地中海中部的商业利益，迦太基人还与这一地区的另一新兴势力拉丁语城市罗马（Latin city of Rome）签订了一份协议。对迦太基人而言，这只是与地方统治者和政权所签订的众多双边协议中的一份而已。它们的目的在于保护遍布于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迦太基商业中心的安全。[159]但对于罗马人而言，这显然是对他们在意大利中部那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承认。[160]确实，与迦太基人的协议受到很大重视，因此被刻在一块青铜书写板上。[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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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签订于公元前509年的协议条款异常详细，涉及范围极广。罗马人及其盟友的船只被禁止通过“美丽的海角”（Beautiful Promontory），这一地区位于迦太基北部，如今被称为卡本半岛。这一条款有效地封住了进入大瑟提斯（今突尼斯萨赫勒）那肥沃的中心地带以东地区的道路。不论哪支船队，如果要冒着恶劣的天气或敌人的进攻穿过这里的话，那他们的行动就会受到下述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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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不得不从这里经过的人，除了必要的船只维修用品或献祭用品以外，禁止购买或带走任何东西，而且他必须于五天之内启程离开。倘若贸易在利比亚或萨丁尼亚进行的话，贸易者不得在没有传令官或城镇办事员在场的情况下，达成任何交易，任何所出售物品的价格在上述人员在场的情况下，都应由国家向卖主担保。任何一个来到迦太基的西西里行省的罗马人，都应享有与他人同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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