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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蒂迈欧和迦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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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4世纪30年代至20年代的十二年时间里，年轻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在自己31岁那年，成功地成为这个从希腊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的帝国的主人。可以理解的是，许多与亚历山大同一时代，或与他所在时代相差不久的后来人努力都想搞清他那巨大成功的意义。毕竟，亚历山大取得了前无古人，并被认为是后人永远无法企及的成就。在古代地中海及近东地区一带城镇流传的传说中，亚历山大不仅成了天神的后裔，更变成了一位真正的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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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那如流星般转瞬即逝的军事生涯显得独一无二的，不仅有一连串惊人的军事胜利，还有谱写以他自己为主角的传奇故事的那种才能。亚历山大的“英雄”形象是由一小群跟随他出征的顾问、日记作者和历史学家小心翼翼地塑造出来的。被描绘成新赫拉克勒斯的他，如同风暴一般席卷了亚洲，将进军途中的一切都据为己有。当他在今巴勒斯坦地区停下了伟大的东征的脚步之后，所有西部地区的人都产生了这么一个疑问：他们是否会成为亚历山大那看似永无止境的对荣耀和征服的渴望的下一个目标？亚历山大以恐怖的速度建立起一个庞大帝国的事实意味着，他很可能会将注意力转向西边，这种可能令人感到不安。亚历山大令这个世界看起来如同一块弹丸之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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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来自整个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各个使团踏上了漫长而艰苦的前往巴比伦王宫的旅程，为的是与亚历山大建立友好关系，并摸清他的未来意图。这里面有来自意大利的布鲁蒂亚人、卢卡尼亚人和伊特鲁里亚人，来自北方地区的凯尔特人和西徐亚人，来自远东地区的伊比利亚人以及来自非洲腹地的努比亚人。在这群有求而来的人中有一名迦太基人，哈米尔卡·“罗达努斯”（Hamilcar “Rodanus”），他可能在罗德岛生活的时候学过希腊语。然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罗达努斯并不是被派来弄清亚历山大是否愿意让迦太基过上太平日子的，对迦太基母邦泰尔的围攻战的最终结果已经明白无误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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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与他的军队于公元前332年朝泰尔进发。在被拒绝进入神圣的麦勒卡特圣殿后，亚历山大包围了这座城市，攻占后又洗劫了它，他对守军进行屠杀，并使剩下的人沦为奴隶。[1]麦勒卡特，这位每年都要在最炽热的圣火中上演一次生死轮回的天神，被掩埋在供养了它数百年的城市那冒着浓烟的厚厚灰烬之下。代代相传的泰尔传统与宗教仪式将为气势雄浑的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希腊/马其顿军事典礼——阅兵式、体育竞赛和亚历山大军队排成的火炬长龙——所埋葬。隆重地焚烧麦勒卡特雕像的仪式，将被另一组平淡无奇的，用于纪念希腊人赫拉克勒斯的体育竞赛所取代。亚历山大还夺取了多个世纪之前迦太基人第一次将他们的祭品献给麦勒卡特时所乘坐的圣船，船上刻有一行希腊文献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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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罗斯——显然是追随蒂迈欧——暂时偏离了他的西西里史的主题，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由30名迦太基使者组成的使团，从迦太基带来了献给麦勒卡特的一年一度的什一税。这个使团发现自己被困在被包围的泰尔城内了。当这座城市陷落的时候，亚历山大饶恕了这些迦太基人的性命，并将他们送回了家，同时也给迦太基人送去了一个不祥之兆：一旦亚洲被完全征服，那就轮到迦太基了。[3]因而，罗达努斯在巴比伦王宫的使命是探明亚历山大究竟会在“何时”，而不是“是否”会对迦太基发动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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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罗马史学家查士丁的记载，罗达努斯认为以通常的方式递交国书是不明智的，他使亚历山大的密友帕米尼欧（Parmenion）相信，他其实是个流亡者，是自愿前来加入马其顿军队的，从而成功地得到了一个亚历山大的拥护者的身份。一等查明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意图，罗达努斯就立刻向迦太基送去了密信。然而，这座惊慌失措的城市为疑神疑鬼的情绪所笼罩，无人不相互猜忌。完成了危机四伏的任务归来的罗达努斯所得到的奖赏是死刑，因为他的同胞——迦太基公民——确信他真的打算背叛迦太基，投奔马其顿国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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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6月在巴比伦英年早逝，这使得弄清他是否真有进攻迦太基的计划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然而，地中海西部的希腊裔和日后的罗马史学家无疑都想让他们的读者确信这是真的。因为这与他们将亚历山大对波斯发动的战争，与叙拉古和迦太基发生的冲突糅合在一起的反迦太基观点一致。在流亡于雅典的长期岁月中，蒂迈欧深受对波斯日趋强硬的立场的影响，这一立场是众多雅典作家在亚历山大大帝发动东征的背景下出现的。[5]与之高度相关的是狄奥多罗斯记叙的——再一次追随蒂迈欧——亚历山大攻陷泰尔之后送还一尊阿波罗神像的事。这尊神像是迦太基人从西西里的希腊城市杰拉（Gela）抢得，作为献礼送往泰尔的。狄奥多罗斯还从令蒂迈欧大为快意的一系列同时期的事件中摘录了一个：从月份、日子、时辰上看，泰尔被攻陷与迦太基人从杰拉窃走神像这两件事都完全吻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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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罗斯/蒂迈欧与其他东部地区的希腊评论家一样，是清楚麦勒卡特和赫拉克勒斯之间的关系的。他认为，亚历山大最初是想“向泰尔人赫拉克勒斯献祭”。[7]然而，他无疑并不愿意去仔细研究在地中海世界许多地区形成的，将希腊英雄和腓尼基天神彼此融为一体的想法。相反，由于迦太基军队常驻西西里岛，他与其他西西里历史学家到处宣扬，迦太基人与希腊世界另一强大的假想敌波斯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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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从狄奥多罗斯那里得知，蒂迈欧重申了一个老掉牙的无稽之谈，即希梅拉是迦太基人与他们的波斯盟友一起发动的对希腊世界的进攻的西部前线。[8]接下来，蒂迈欧将战役日期延后，从而使希梅拉城与温泉关——当时300名斯巴达人英勇地坚守着此地，但最终仍被一支庞大的波斯军队歼灭——同一日陷落，这样他就能将希梅拉战役描述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爆发的，野蛮人与希腊势力之间的战争的重要转折点。[9]此外，他还能为他的另一个谎言——格隆其实向希腊派去了舰队，以援助希腊人抵御波斯人的，不料恰好撞上了萨拉米斯大捷的消息——制造了足够的延迟时间，从而隐瞒叙拉古独裁者并未给予希腊大陆任何帮助的事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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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迦太基与叙拉古之间爆发的战争有复杂的战略方面的考量，因而对于迦太基对西西里的军事干涉有重要意义，就像波斯人对希腊的军事干涉那样，但在蒂迈欧的记载中，这些考量被丑化为纯粹的将希腊人变成奴隶的欲望——他用巧妙的笔法展现了这么一段插曲：希腊人获胜后，在迦太基人的营地里发现了2万副镣铐——或仅仅是对全体希腊人的恨意。[11]在另一篇精彩、生动但无疑为凭空捏造的短文中，蒂迈欧描述了为叙拉古人而战的希腊雇佣军，在与受雇于迦太基人的同胞往来的时候，曾问对方怎么会为这样一个一心只想将希腊城市变成野蛮之地的国家效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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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西里残存的物质文明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故事，其不同于这个为心怀恶意的西西里历史学家所宣扬的，关于不同民族间的冲突和全面战争的恐怖传说。[13]数十年的血腥冲突几乎并未阻碍该岛上希腊人和迦太基人间的文化交融与相互适应的进程。事实上，迦太基与叙拉古之间的战争直接导致了宗教、文化融合的传播范围远远超出了西西里海岸地区——这是殖民化的西西里长期以来的显著特征之一。这类主张在迦太基尤其有市场，它们很可能是由在西西里军队中担任军官职务的迦太基精英阶层成员，以及为数众多的当时定居于这座城市的西西里希腊人引进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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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格外明显的例子是，希腊丰收女神得墨忒尔与她的女儿、冥王哈迪斯的妻子科莱的祭拜仪式在迦太基变得越来越重要。狄奥多罗斯在其历史著作中——被认为是照搬蒂迈欧的观点——坚称哈迪斯其实是在西西里岛上诱拐、强奸了科莱，以极力强调这一宗教仪式起源于该岛的希腊领地，然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市则宣称那起令人发指的事件发生于当地。[15]公元前396年，这一仪式正式为迦太基所接纳，狄奥多罗斯在日后的叙述中写道，倒霉的将军哈米尔卡洗劫了叙拉古的神庙后，女神们降下了一场瘟疫以作为对迦太基人的惩罚，而迦太基人的接纳行为仅仅是瘟疫降临后，在万分恐慌之下为安抚女神所做的一次尝试而已。与此同时，狄奥多罗斯记载道，迦太基当局寻访定居于迦太基城的希腊人，并指派他们去服侍那位女神，而这些被指定担任宗教仪式祭司的迦太基贵族则得到指令——“宗教仪式须遵照希腊模式来进行”，从而凸显了这一仪式所具有的无法抹去的希腊烙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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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迦太基：地中海中部的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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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狄奥多罗斯关于迦太基人与得墨忒尔和科莱的宗教仪式之间关系的记载，带有极为明显的偏向性。这两位女神分别作为丰收及冥府之神，长期受到西西里迦太基人的顶礼膜拜，而祭拜仪式的起源地很可能就是迦太基。[17]尤为明显的是，科莱在迦太基人的货币上是无处不在的。[18]这两位女神的肖像是迦太基世界最为常见的图案——特别是在赤陶制成的香精炉上，这类器皿上的女神被描绘为头戴凹形头饰（香料球就搁在这里）的形象。[19]事实上，在公元前4世纪的很短一段时间内，这种宗教仪式就在地中海西部的其他迦太基地区，如萨丁尼亚的真纳玛利亚（Genna Maria）乡村地区的神殿内遍地开花，在这些地区，得墨忒尔的祭拜仪式明显融合了土著神灵的祭拜仪式。[20]同样清楚的是——尽管狄奥多罗斯/蒂迈欧坚定地持反对意见——迦太基人的祭拜仪式不单单是对希腊相关仪式的模仿，更是通过普遍存在于定居在西西里岛的形形色色的族群之间文化及宗教方面的借鉴，已然实现了上述两个方面的调和。之后，这种仪式为其遍布于迦太基世界的信徒加以改造，用来满足各种各样的宗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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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世纪，赫拉克勒斯与麦勒卡特合二为一的形象在迦太基越来越流行。尤为有价值的是一组雕刻于青铜制斧形剃刀（迦太基传统丧葬物品中的一种）上的图像，这批年代可追溯到该世纪的剃刀出土于环绕迦太基城的公墓群。尽管刻在许多这类斧形剃刀刀身上的图像，呈现的是黎凡特人对麦勒卡特神的传统表现手法——身穿长袍，头戴头饰，一柄双刃斧倚靠在他的肩上——但新的表现手法也开始出现了。[21]事实上，一柄与众不同的剃刀上展现了身披狮子皮、手持棍棒、脚下蹲着一只猎狗的赫拉克勒斯形象——这一经典英雄肖像成形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22]然而，根据法国学者塞尔日·朗塞尔的准确观察，这其实只是一个“披着意大利外衣”的迦太基天神麦勒卡特的形象而已。刀身另一面刻的是赫拉克勒斯的侄子伊奥洛阿斯（Ioloas）及其同伴。他一手握着一根科洛凯锡安树（kolokasion plant）的树枝，另一只手则抓着一只鹌鹑。[23]这是希腊人对腓尼基/迦太基人的艾格塞斯仪式的艺术演绎。将这个故事保存下来的是希腊作家阿特纳奥斯（Athenaeus），他将公元前4世纪初的希腊作家尼多斯的尤杜修斯（Eudoxius of Cnidus）所讲故事概述了一番，即“泰尔人”赫拉克勒斯的忠实同伴是如何用科洛凯锡安树的树叶使奄奄一息的前者平静下来，而后赫拉克勒斯又在一块烤鹌鹑肉的气味的作用下复苏了。[24]在迦太基发现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另一把斧形剃刀上所展现的图像，可能与萨丁尼亚风格有关：刀身的一面刻着披着狮子皮、赤身裸体、倚靠在自己的棍棒之上的赫拉克勒斯，而另一面刻的则是头戴饰有羽毛的头巾的锡德，他用长矛刺向一个身着胸甲和短袍的跪着的人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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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狄奥多罗斯所使用的蒂迈欧及其他西西里希腊史学家的记载，与其说是证明了地中海西部的希腊人与迦太基人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倒不如说是展现了一种尖锐而带有排外性质的抵触情绪，这种情绪针对的是在政治、文化、宗教方面日益增强的那种融合现象，后者的影响范围不仅包括了那些希腊史学家的家乡西西里岛，更遍及整个地中海中部地区。上述情绪在蒂迈欧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之所以对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爆发的民族冲突模式产生兴趣，显然是因为他长期身处西西里以外的地区，而由持续不断的忽战忽和与城头变幻着的王旗的景象所构成的西西里政治局势，亦是引起蒂迈欧关注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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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阿加托克利斯：西西里的亚历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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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无处不在的融合现象事实上与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现状几乎完全相左，它们仍对与迦太基人敌对的西西里地方统治者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将自己塑造成使西部地区的希腊人免受东方蛮族侵害的救世主形象，比塑造成封建军阀的形象要强得多。当亚历山大英年早逝后，他的将领们迅速瓜分了其位于亚洲、欧洲和埃及的广阔领土，许多人满怀信心地将这位大帝英雄般的公众形象套用到自己身上。正如彼得·格林（Peter Green）所评论的那样：“在他死后多年，他（亚历山大）那令人恐惧的阴影仍笼罩在他们头上。他造就了他们，不管他们可能多有意识地试图摒弃他所宣扬的理念……他们的巨大野心都会迫使他们走上他此前所引领的道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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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食物链中处于顶端的继业者（diadochi）——瓜分了这个庞大帝国的马其顿高级军事长官们——之下的，是一群争权夺利的小贵族、低级军官和其他的冒险家，很多人与亚历山大的关系可谓是极其模糊。一些人自知身处这个富饶世界的边缘位置，迫切地渴望为这个纸醉金迷的希腊统治精英俱乐部所接纳。阿加托克利斯就是这么一个人物，他是一名闯劲十足的骑兵指挥官，有着一段不光彩的过去，包括被流放及当过雇佣军领袖。此人凭借着常见的煽动及军事暗杀手段，于公元前4世纪20年代登上叙拉古的独裁君主宝座。[27]与格隆和戴奥尼索斯一样，阿加托克利斯将挑起一场近乎永无休止的对迦太基战争，作为巩固其统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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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有意将他在东方取得的伟大胜利与往昔波斯对希腊的入侵相关联的做法（起初他提议将他在亚洲的战争视为其肩负的复仇使命），亦为迦太基与叙拉古之间绵延不绝的战事注入了新的活力。西西里战争是由来已久的希腊文明社会与黑暗的东方蛮族势力之间冲突的延续，这一完全与史实不符但颇为引人注目的观点将再度成为主流。终其漫长而精彩纷呈的一生，阿加托克利斯一直将自己打扮成亚历山大在西部地区的继承者。[28]他所发行的货币与其他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统治者一样，刻意复制着对这位马其顿大帝及自封的亚洲之主所喜爱的主题。[29]一个世纪后，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将用嘲讽的笔调描述阿加托克利斯那不顾一切地模仿亚历山大形象与古怪动作的行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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