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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一部分 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与实践 （1881—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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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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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巴塞尔缔造了这个犹太国。”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闭幕后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今天可以大声说出来，我将遭到普遍的嘲笑。在5年内，或许更确切地说是在50年内，人们将会看到它。”[1]事实上，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与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独立宣言》的发表之间仅有51年的时间。对于犹太复国主义最为热情的支持者来说，它一开始只是发动了一个短暂的运动，他们从未认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主权这个目标将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实现，并成为一场塑造社会与民族并建造国家的民族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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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诞生于暴风雨般的论争，这种论争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争论的焦点在不断变化。总之，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一场致力于重塑犹太民族、犹太社会、犹太文化的复兴运动？一场旨在建立犹太领土实体以便犹太人用来进行避难的运动？一场精神或政治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能否解决在日益高涨的世俗化和同化、宗教不再将犹太人从分崩离析中拯救出来的时代的犹太认同问题？它能否缓解自19世纪的最后25年以来犹太人不断增长的生存焦虑，当时出现的一种种族主义倾向的反犹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拒绝了犹太人把皈依作为逃避犹太命运的选项？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引发了争论，并持续困扰着该运动的后继者，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特征与发展、优点与弱点赋予了决定性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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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围绕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另一场争论也激烈展开，这场争论为其对手所煽动，后者举起了一面揭露犹太复国主义每个弱点、每处思想和实践缺点的镜子。1881年，耶胡达·莱布·平斯克（Yehuda Leib Pinsker）博士出版了题为《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的小册子。它的写作时值俄罗斯帝国栅栏区犹太人遭受集体迫害浪潮（被称为Suffot Banegev，即俄国南部风暴），平斯克深度分析了反犹主义并得出结论，呼吁建立一个犹太家园：一处犹太人在外邦人中间不再是少数群体的地方，将不再作为客民而是作为主人生活。在这块为犹太人所拥有的领土上，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这将彻底改变存在了许多代的犹太人与其居住地其他民族之间扭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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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谨慎的小册子以德文出版，随后被翻译成希伯来文和其他文字，引发了一场公开讨论。平斯克观点的反对者有许多理由。这种观点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建立这个独立或自治的犹太实体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可以假定它将需要几个世纪，正如犹太-俄文报纸《黎明》（Voskhod）编辑阿道夫·兰道所声称的。但与此同时，世界也在不断向前发展，更合理的做法是致力于在欧洲建立一个自由和开明的社会，接纳犹太人作为平等的权利成员，而不是将这些努力浪费在中东或其他地区的某个角落，在那里没有人能够保证他们的长久安全并给予他们想要的和平与安宁。与将犹太人从欧洲社会隔离开来的观念不同，兰道提倡启蒙与现代主义的理想，一种有关世界不断进步的乐观主义图景。犹太人的拯救将是这种普遍进步运动的一部分，他声称，进步道路上的暂时反复不应使这种正在发生的伟大的决定性的转变黯然失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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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争论是不断变化的，但它提出的根本性问题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萌发后就从未改变：犹太人拯救的发生是一场普遍的重组，即通过自由民主的胜利或者拯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或者它将需要一种特别的犹太主张以有别于更大的全球主张？争论还包括质疑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可行性，因为奥斯曼帝国反对犹太人的移民以及在巴勒斯坦的定居行为。巴勒斯坦并非一块空置的土地，大约有50万阿拉伯人居住在那里。犹太复国主义将如何对待他们？将他们用武力赶出，还是允许他们继续居住？他们将在他们自己的家园被宣布为外国人？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他们与新移民中间不存在歧视，谁能保证犹太人不会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沦为少数、发现他们自己再度处于曾经试图摆脱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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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派犹太人抛出可行性问题的同时，革命派犹太人提出了道德问题。他们说，假定存在犹太人成功地克服没有自然资源与无力吸收数百万移民的贫穷落后经济状况风险的可能性，但将阿拉伯人从这块土地的主人变为少数，在道德上是否正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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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不仅包括什么是可能的和可取的议题，它也包括宗教层面的议题。平斯克与随后的赫茨尔并不把巴勒斯坦作为设想的犹太国家的唯一可能场所，但他们提及了这一点。然而，从这个观念开始形成之时起，它在犹太大众心目中就只与一个地方相关：他们日夜祈祷和梦寐以求的以色列地，即便他们还没有尝试返回并定居在那里。返回故土的观念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观念之一。它的批评者声称，与以色列地的联系建立在宗教神话的基础上，一个世俗犹太人不应接受这块土地的神圣性概念、“像过去一样更新我们的时代”，以及其他植根于犹太信仰的类似观念。另一方面，对于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而言，犹太人返回其故土的观念在为他们注定的命运面前溜走了。对他们来说，这种行为违背了犹太民族对上帝所起的三项誓言：不要冲破城墙，不要急于末日降临，不得反抗世界各民族，而上帝则命令世界各民族不得摧毁犹太民族。[4]他们把试图通过自然的、人为的方式带来救赎的行为视为对上帝诫命的违背，正如犹太人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等待弥赛亚的降临。所以，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激烈地反对这种邪恶的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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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汇聚了许多不同的团体：极端正统派与同化主义者，革命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梦想家与实用主义者。他们反对这个观念是因为他们认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更好方案可以在更为普遍的框架中找到。其他反对者是关心他们在居住国作为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的地位，而另一些人的反对是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要么太过革命，要么极其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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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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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犹太人通常在其每日三次的祈祷中提及耶路撒冷和他们返回那里的期盼，但他们并没有打算主动采取可能改变他们生存状况的任何措施，这种情况持续了许多个世纪。居住在欧洲的绝大多数犹太民族成员接受了偶尔爆发暴力、羞辱与歧视的事实。这种状况在19世纪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而导致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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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下半叶，现代化开始渗透到犹太社区之中，绝对主义王国逐渐削弱了旧的欧洲团体社会秩序，在这种团体社会中，每个团体实行自治并维持着自身传统的生活与文化。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构成了欧洲社会中的团体，在卡哈尔（社团）中享受着自治和某种较小程度的自我管理，任何不遵守既定宗教律法和社会行为规则的人都将被逐出社团。以这种方式，犹太人根据哈拉哈律法（halakhic law）和传统社会习俗保持了明确界定的犹太认同。然而，绝对主义国家引入了直接统治的系统，使在它们与其臣民之间调解的团体无效。卡哈尔的权威被废止，这种维持传统犹太认同的结构——或者是自愿或者是通过强制——走向瓦解，犹太人面前出现了新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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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始于西欧的过程逐渐向东蔓延，在那里，19世纪初开始了一场人口革命：犹太人口以其他民族人口好几倍的速度增长。1800年，俄罗斯帝国有100万~120万犹太人，到19世纪末达到了500万左右。人口的剧增使曾经边缘性的问题突然变得尖锐：犹太人不说当地的语言，也不把其子女送到他们所在国家的学校。他们主要居住在波兰、乌克兰西部与立陶宛，从事手工业、小商贩和商品批发等工作，贫困程度不断增加。许多人在大城市谋生，但由于不断发展的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开始，无法参与其中的他们发现自己注定继续处于贫困和绝望的境地。他们因此被视为人口中没有任何贡献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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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针对波希米亚的犹太人）和1782年（针对奥地利的犹太人），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颁布了一系列宽容法令，为哈布斯堡王朝境内的犹太人开启了前所未闻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机会。因此，犹太启蒙运动的第一批种子开始萌芽。在其他方面，它为犹太大众带来了进步与所谓的“生产化”（productivization），使他们融入现代化，并将他们变为有用的公民，成为当地经济文化的一部分。而学习当地语言和开展世俗教育是这场运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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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60年代，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政策也为俄罗斯帝国带来了这些变化，而世俗化创造了一个犹太阶层，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犹太传统：一些人在家坚持传统而在外以非犹太人的方式行事。（“在外是人在家是犹太人”——启蒙时代的一位诗人耶胡达·莱布·戈登写道。[5]）其他一些人，脱离了对犹太节日最低程度的遵守，不把自己视为犹太人，许多人皈依了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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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初期，犹太人都视自己为一个民族：一个没有领土和主权的流散民族。在犹太意识中，“所有犹太人都互相负有责任”的箴言远不止意味着宗教认同。犹太社区是由宗教与种族的双重身份认同所维系的，尤其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国家禁止改信犹太教。在危机时期，犹太社区的凝聚力——例如为囚徒提供赎金、血祭诽谤（正如1840年的大马士革）和驱逐犹太人的尝试（例如1744年12月女皇玛利亚·特蕾莎在布拉格所做的）等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反犹行为[6]——增强了这些社团的拣选意识和共同命运意识。只要传统认同没有被削弱，宗教与民族性之间的分离就不会出现。但一旦世俗化之风开始吹起，这种宗教联结被削弱，有关犹太认同特征的问题便随之产生：犹太人是什么？他们仅仅拥有一个共同的宗教或者一个单独的犹太民族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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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给予了犹太人平等权利，条件是他们放弃其集体认同。正如克莱蒙-托尼埃尔（Clermont-Tonnerre）在法国国民公会宣称的：作为个体的犹太人，拥有一切，而作为民族的犹太人，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犹太人为平等权利所付出的代价。拿破仑战争的爆发摧毁了欧洲保守主义的屏障，并使得民族主义意识和民族主义理想在整个欧洲传播。多民族帝国（例如哈布斯堡和俄罗斯帝国）发现它们自身处于民族运动的攻击之下。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德意志与意大利，这些以文化复兴运动形式出现的运动渴望找回民族的文化之根，培育民族语言、文学、音乐与艺术。每个民族文化包括着与基督教某种形式的联系：俄罗斯、乌克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与东正教的分支相连，而波兰人则与天主教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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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出现对犹太人提出了双重挑战：首先，他们应当成为他们居住了许多个世纪的国家的民族主义者，还是应当对庞大的帝国保持忠诚？其次，当欧洲许多民族接纳其民族身份时，犹太人被要求放弃其集体认同以作为获取平等权利的先决条件。犹太集体的边界直到那时才被明确界定，现在又变得模糊：个体犹太人现在必须面对他们的个人认同与命运，这很大程度上可以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加以界定。西方国家的犹太人充满热情地接受平等权利，他们将之视为融入非犹太社会的关键。许多人并不试图放弃他们的犹太认同，而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它进行界定。因此在不断增长的世俗化时代中出现了一个悖论，犹太人的自我界定开始主要依赖宗教：具有犹太教信仰的德国人，具有犹太教信仰的法国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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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我界定导致第一次在犹太人的宗教与民族之间进行了区分。犹太人认为解放为他们打开了进步的未来，包括教育、新机会、地理、社会与经济的流动性，将他们从流放中解救出来，正如一位分析犹太政治状况的作者耶彻泽科尔·考夫曼（Yechezkel Kaufmann）所描绘的。[7]这种同化的驱动意味着一场带有弥赛亚特征的运动将融入犹太人所居住的国家视为正确的道路，即救赎的方向，它构成了19世纪上半叶的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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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解放在西欧和中欧都已完成，但止于沙皇俄国的边界。作为18世纪末瓜分波兰的结果，俄罗斯帝国现在统治着庞大的犹太人口，在整个19世纪，统治者试图通过法令和压力来教化犹太人，并对其进行改革，让他们对国家更有用。为了提高犹太人的生产能力，他们不仅接受了通识教育，还学会了本国语言。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他们还被给予进入高中学习的机会。而且，亚历山大对居住在栅栏区（俄国从波兰吞并的地区，犹太人被允许居住在此地）以外的犹太人更加温和。但随着亚历山大在1881年被刺杀，钟摆重新回到法令和限制的政策，只是到1917年俄国犹太人才通过二月革命实现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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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不惊奇的是，一些东欧犹太人对他们在启蒙的旗帜下成长起来的同胞抱着怀疑和敌对的态度，后者被视为政府试图招安他们的使者。但一旦犹太世俗教育已经开展，就无法阻止。世俗教育渗透到东欧的犹太大众中间需要时间，因为绝大多数人都遵守犹太传统，但犹太生活慢慢地对外部影响开放，从而在沙俄形成了一个接纳现代生活方式的犹太经济精英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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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欧洲的民族主义最初体现的是文化复兴，返回以方言记载的民族文化典籍，恢复以方言撰写的经典著作，创造一种新浪漫派的文化主体，以表达对本民族的期望。欧洲民族主义在民族的文化遗产与其政治自我表达权之间存在着牢不可破的联系，对于某种文化遗产来说，它是一个民族值得被民族大家庭接纳的证明。浪漫主义创造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复兴，尤其在民族文学方面。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俄罗斯精英拥抱自己民族的语言作为文化语言，在此情况下俄罗斯文学应运而生。歌德与席勒的作品在德国，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在波兰，以及许多通过语言和文学联系起来的代表性社团，表达并推动了民族的渴望。民族主义的本质是一场世俗运动，它赞扬人类自由和渴望自决的行为。与此同时，所有这些民族性著作也盗用了宗教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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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精神与政治潮流也渗透到犹太社区中。一些犹太人转向所居住地区的大众文化并热切拥抱它，但另一些人将浪漫主义准则引入犹太世界。因此，这种用自己的语言了解民族文化经典典籍的渴望，体现为创造一种世俗的希伯来文化。1853年，立陶宛犹太人亚伯拉罕·马普（Abraham Mapu）出版了他的历史小说《热爱圣山》（Ahavat Zion）。这本书的场景是在第一圣殿时代的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描绘为世俗之城而非天国之城。尽管马普远非传达民族主义观念，但他将圣语用于这本世俗的著作是欧洲浪漫主义对犹太人影响的一种体现，他们现在对世俗文化的影响持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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