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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四章 委任统治时期的移民与定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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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大胆向前，将一切甩在身后，扛起背包，脱掉流散的服装。”这是乌里·兹维·格林伯格（Vri Zvi Greenberg）的诗《必须》（The Necessity）的开篇语。它解释了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并非当地的吸引力而是流散地排斥力的结果。“我们必须离开。我们脚下的地面在尖叫，床也在抖动。”接着他描绘了对他所离开国家的单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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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必须憎恨我们所热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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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热爱森林、河流、水井和磨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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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热爱落叶、鱼、水桶、面包以及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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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着浅金色头发的青年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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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毁灭威胁的预言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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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痛苦地离开村庄并噙着热泪再看一眼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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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有一天他们将会被刻于耻辱柱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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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写于1924年，反映了移民的隐痛和他们离开的世界对其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为了理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移民和拓荒活动，我们必须牢记两大磁体的反拉力：对精神文化故土的重要联系和承认离开家园、家庭和文化的存在必要性。如果不理解每个移民在这两大磁体之间被拉扯的精神斗争，就无法理解巴勒斯坦的创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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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9年12月底，载有650名乘客的“鲁斯兰号”轮船从敖德萨出发在雅法港抛锚。“鲁斯兰号”后来获得了以色列的“五月花号”的地位，因为乘客都是俄国犹太知识界的重要知识分子，以及一群充满热情但身无分文的青年。这艘船的靠岸标志着移民浪潮的开始，它在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被称为第三次阿里亚（1919—1923年），也是委任统治时期的三大移民浪潮之一。其他两次是第四次阿里亚（1924—1929年）和第五次阿里亚（1932—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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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这些阿里亚之间进行区分，反映了一种移民的周期性特征及其体现的经济起伏。每次阿里亚都有其自身的独特形象，不仅是建立在统计事实而且也建立在印象和公共话语之上。因此，第三次阿里亚被冠以“先锋的阿里亚”，第四次阿里亚被冠以“中产阶级的阿里亚”，即使在统计学上这两次阿里亚的绝大部分移民并非先锋；事实上，第四次阿里亚比第三次阿里亚包括更多数量的先锋。第五次阿里亚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中被称为“德国阿里亚”，即使绝大部分移民——正如其前辈一样——来自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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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初期正是充满希望的年份：《贝尔福宣言》激起了俄国犹太人中间的近似于弥赛亚的狂热潮流。有史以来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一场大众运动，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涌入哈卢兹运动（即先锋运动），这是由约瑟夫·特鲁姆佩尔道（Joseph Trumpeldor）在克里米亚创立的，以对青年人在移民巴勒斯坦之前进行培训。布尔什维克革命和随后而来的残酷内战伴随着乌克兰全境的恐怖的集体迫害，遇难的犹太人数估计在10万~2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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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革命在犹太青年中间激起了巨大的热情，他们将对抗白军的红军视为犹太人的保护者，而白军煽动了许多反犹暴动。革命精神激发了先锋们的理想主义，但集体迫害强化了他们的另外一种意识，即这不是他们的革命，他们应当实现他们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平等和正义的政权的观念。在观念和理想领域，世界革命在青年人的思想中与犹太复国主义开展着竞争。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两大运动对犹太青年来说是对立的吸引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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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革命给俄国犹太人带来了深远的变化。古老的犹太村镇不复存在，犹太人原先所属的中下层阶级在苏维埃俄国消亡。宗教活动被禁止，犹太复国主义者遭到迫害。与第二次阿里亚的移民来自传统的、坚固的犹太世界不同，第三次阿里亚的移民成长在那个世界的破碎残余中。他们绝大部分人对传统的小村庄一无所知，也没有接受任何犹太教育；他们的世界观混合着犹太民族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思想。单身青年在这次阿里亚中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在3.7万名移民中，有1.4万人是单身。他们可以说一无所有，准备好了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以期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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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初期也是相信“捷径”的年代。由于巴勒斯坦缺乏现代的、发达的经济，工业仍在起步阶段，一种平等、公正的社会可以从头做起，无须经受资本主义的考验和痛苦。这种观念在第二次阿里亚的老移民和第三次阿里亚的青年中间都十分常见，基于这一事实，即落后的巴勒斯坦对于富人来说未能展现具有吸引力的前景。20世纪20年代早期，这个国家似乎由民族资本——由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筹集的资本，例如犹太民族基金会和以色列联合呼吁组织，它们都由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控制——在民族的土地上，根据他们的理想，通过移民先锋搭建的营地，得以创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支配着大量的青年人和贫困者，他们致力于创建这个国家并在这块新的土地重建他们的生活和未来。没有其他机构致力于创建“民族家园”，因此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准备为劳工定居点提供资本。这是哈伊姆·魏兹曼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巴勒斯坦工人运动之间联合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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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很快证明，他们筹集到的资金远少于预期。在20世纪2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每年可供支配的资金仅有60万英镑，这个数目严重不足，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拓荒活动。作为在民族土地上进行大规模拓荒活动的替代方式，第三次阿里亚的移民被迫在赫伯特·塞缪尔发起的公共建设工程（筑路工作）中谋生。筑路工作成为一个传奇，但这个神话无法掩盖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缺乏资金来安置移民先锋的事实。1923年，当筑路工作接近尾声时，第三次阿里亚陷入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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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开始了第四次阿里亚，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1925年，巴勒斯坦当地的平均每1000名犹太人居住的场所就吸收了285名新移民，这个纪录直到以色列建国才被打破。在两年时间里，大约6万移民涌入巴勒斯坦。这次阿里亚反映了犹太移民活动的根本性变化。美国的移民法修正案使美国对犹太移民关上了大门。苏联也对移民活动施加了更多限制，随后在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完全向犹太移民关闭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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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大变化决定着犹太移民的来源和巴勒斯坦的人力资本。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一个主要移民目的地，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唯一的主要目的地。波兰是300多万犹太人的家园，成为犹太移民的基本来源地。波兰总理弗拉迪斯拉夫·格拉布斯基（Wladislaw Grabski）制定的稳定波兰货币的法律伤害了城市商人阶层，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犹太人，犹太中产阶级的不稳定导致了第四次移民潮。这次的移民包括大量的家庭，他们的平均年龄略高于第三次阿里亚。这些中产阶级移民塑造了第四次阿里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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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塞缪尔决定委任统治政府将根据经济吸收能力的标准来监督移民活动。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接受了移民必须加以控制和限制的原则，以免犹太经济崩溃，因为一场严重危机可能动摇犹太人建设这个国家的能力。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对移民的限制不是来自英国，而是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的预算控制。委任统治政府划定了四类移民。第一类移民包括那些不受一切限制的有用人士。被列入有用人士者必须在银行中拥有500巴勒斯坦镑（后来改为1000镑）的可支配资金。第二类移民由学生或宗教人士构成，他们必须证明其生计有保障。他们被允许移民而没有进一步的限制。第三类移民是巴勒斯坦居民的直系亲属和返回的居民。前者必须证明其亲属有能力供养他们。这三类移民由委任统治政府单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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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移民——工人——是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与委任统治政府之间的斗争目标。工人主要是贫困的青年，他们必须在巴勒斯坦通过其劳动来谋生，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保证他们在犹太经济中获得工作机会。然而，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与委任统治政府对经济吸收能力有着不同的评估。执委会每6个月提交一份“清单”（即移民配额）的评估，通常政府批准的移民许可证要远少于申请者的人数。直到1936年，上述方式决定着巴勒斯坦的移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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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次阿里亚前两年，大约40%的移民及其家庭被归于“有用人士”。这些移民主要是中下阶层，他们拥有大量的财产来支持自身的移民行动，但他们自认为属于资产阶级并期望保持城市生活方式，就像他们曾经在波兰那样。这次阿里亚的绝大部分成员前往特拉维夫，当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建筑热潮，也有一部分人前往海法和耶路撒冷。如果说在第三次阿里亚时期，这个国家看起来将由公共资本和社会主义先锋来建设的话，现在一种新的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方式出现了，即以资产阶级和使用私人资本的方式来实现。尽管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将农业定居活动视为整个事业的核心，但这次阿里亚的绝大部分人现在从农村迁向城市。犹太巴勒斯坦的城市特征不断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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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的阿里亚从一开始就通过转向农业建立一个平等社会，因此改变着犹太人的形象，从商人和经纪人转变为体力劳动者，这个希望的破产是由于有限的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突然出现。犹太中产阶级成为建设这个国家的新的候选人。第四次阿里亚成为工人媒体猛烈批评的目标，魏兹曼指责其成员将迪兹卡和纳勒维奇街道（住满商人和小贩的华沙街道）搬到了特拉维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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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伤的来源是对筹集足够的国家资本的失败和一场无法达到左派理想主义预期的阿里亚到来的双重失望。第四次阿里亚在社会主义者与私人资本所有者之间激起了一场漫长辩论，在要求选择性移民，把青年作为移民对象以与先锋模式保持一致和要求移民大门对所有人开放之间存在的分歧，反映了流散地犹太社会结构的特点。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没能控制所有移民，最后这场辩论演变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是应该支持城市定居点还是农村定居点的问题。犹太复国主义预算的30%以上用于农业定居点，而不到10%用于城市定居点。这种偏好源于在巴勒斯坦建设一个新的犹太民族，一个扎根于土地的民族的期望。但它也源于控制相对广阔的土地的渴望，以便形成犹太人定居点的连续区——这是领土主权的基础。将移民吸收到城市的成本要比农村地区低得多。城市定居点也为吸收许多不适合从事体力劳动和不愿改变其生活方式的人提供了可能。但从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看，农村不仅是新现实的浪漫化的形象，它还是确保对该地区所有权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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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梅克和农业定居点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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