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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十五章 1973年赎罪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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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6日是犹太人赎罪日，空袭警报响彻以色列，当时没有人料到这一天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赎罪日战争也可以称为十月战争，正如埃及人所说的，它在以色列和中东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也许与六日战争相比，它更加重塑了以色列的自我形象及其政治、社会空间，以及它与邻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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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国内或西方国家，没有人预测到战争在1973年秋天爆发。1970年9月，也就是在消耗战结束大约一个月后，纳赛尔突然去世，继承纳赛尔的是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他是领导1952年埃及军事政变中最不起眼的军官。以色列外交和情报报告把他描述成一个缺乏驱动力和领导力的“灰色”人。评估声称他不能开创新的政治路线，或者选择发动战争。从1970年秋天到1973年秋天之间的三年里，以埃边界相安无事。在旨在冻结现状的消耗战停火后第一个月，埃及人便沿着苏伊士运河部署地对空萨姆导弹（SAMS），公然违反停火协定。由于埃及人无视美国对其撤出导弹的要求，以色列的抗议是徒劳无益的，并且以色列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理由打破停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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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没有正确地评估西奈半岛被占领和埃及军队战败给埃及人所带来的羞愧和耻辱的程度。他们愿意在1967年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很快通过消耗战煽动与以色列人的冲突，这个事实应该为以色列提供充分的证据，以便意识到埃及作为阿拉伯国家中最大和最强的国家，将无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接受现状。沿运河部署萨姆导弹是埃及敌对意图的另一个暗示。但是，由于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取得的大规模胜利，以色列自信满满，这导致了以色列国防军高级指挥官的自负和傲慢。以色列军事领导人认为埃及军队低劣，没有牺牲和顽强不屈的精神。一个情报“设想”出现了，认为只要埃及军队现在没有配备超过以色列国防军并且能够攻击以色列大后方的飞毛腿战术弹道导弹和先进的军事装备，埃及人就不会进攻。这项评估是基于有争议的情报报告。这个情报来源可信吗？还是双重特工误导以色列人的信息？情报负责人还进一步指出，埃及人不敢进攻以色列，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国防军会打败他们。但是即使埃及人真的采取了进攻行动，他们也只会发起一些局部行动，而以色列国防军足以应付这一局面，直到动员预备役部队。预备役动员需要4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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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年初，萨达特在就任总统并巩固自己的地位后不久，就发出了埃及路线将发生改变的暗示，提议试图与以色列达成和解，这个暗示从表面上看是延长沿苏伊士运河三个月内将要结束的停火期限。1970年11月，摩西·达扬公开谈到以色列和埃及军队沿着运河相互缩减军事力量，甚至以色列撤退到使埃及能够清理运河，重新开放运输，沿着河岸重建城市的特定距离。这一举动旨在减轻以色列在从占领土地上完全撤出的基础上达成和解的压力，并确保停火的继续。此外，这样的安排将有助于埃及人保持边界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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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扬的提议由于涉及在没有和平协议的情况下寻求从占领土地上某种程度的撤离，在以色列没有受到欢迎。但萨达特继续达扬的思路，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如果以色列同意撤回到以航阿里什-穆罕默德角航线（El Arish–Ras Muhammad line，大约在西奈半岛中部），并将该地区交给埃及控制，包括军事控制，他将延长停火期限，开通运河航运，重建运河城市，甚至允许国际部队留在沙姆沙伊赫，以确保埃拉特湾自由通行。然而，以色列不愿意撤回到米特拉和吉迪（Mitlaand Giddi）关口，并允许埃及军队到运河的东岸。尽管临时协议不会对未来的最终协定施加条件，但双方都因害怕可能削弱其在最后协议达成中的谈判地位而不敢迈步。以色列担心在该进程结束时，在没有事先达成和平条约的情况下撤军。萨达特要求就从1967年6月4日边界全面撤军问题预先达成协议，并以达成一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条约作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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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调解人认为，双方的立场相差太远，不利于达成协议。这种僵持一直持续到两年后的赎罪日战争爆发才被打破。在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开始深刻的自我反省，并且意识到战后的临时协议与萨达特之前的提议非常相似，有人甚至问到以色列是否因为拒绝萨达特1971年的提议而犯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这是历史学家难以回答的问题之一。战争前的情况与后来的情况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既包括萨达特的立场，也包括采取重大步骤的能力，以及以色列政府及其对形势的洞察与对各种可能性的预测。战争之前，萨达特能同意一项没有最终协议陈述的临时协议吗？以色列政府是否有理由为了一个没有和平条约的模糊的非交战协议而放弃领土？这些仍是历史学家有待考虑的问题。在1971年的背景下，这些问题与以色列和美国领导人的战前评估，以及对萨达特及其意图的有限信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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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美国主要关注世界其他地区。中东是其国际政策的后院。萨达特巩固了其在埃及的地位。萨达特宣布1971年是“决定性的一年”，尽管没有就临时协议进行谈判，但停火协议没有被打破。1972年7月萨达特要求苏联从埃及撤出其军事顾问，这是明确地暗示美国他有改变外交方向的意图。萨达特承认，他需要美国的支持，以迫使以色列撤出，但在这个阶段，美国人没有表现出打破中东僵局的兴趣。他们像以色列人一样相信，如果这里有武装冲突，以色列会轻易打败埃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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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对十月战争的规划是基于萨达特的设想，如果他设法占领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任何领土，就能打破僵局，改变现状。埃及人打算让他们大量的军队全线渡过运河，然后在萨姆导弹保护下，抢占一条宽度在10千米~15千米的狭长地带。对于埃及人来说，六日战争的创伤是以色列空军的惊人胜利，它使埃及地面部队暴露在空中打击之下。现在，埃及人试图用地对空导弹保护他们的军队以防止类似的情况发生，这将抵消以色列空军的优势。埃及筹划的赎罪日战争在演习中进行了测试，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1973年4月；它导致以色列国防军宣布高度警戒和战备动员。后来发现，这一系列的演习实际上是训练埃及军队穿越苏伊士运河，同时也是为了用来误导以色列人，并用虚假警报削弱他们的警觉性。反复嚎叫的狼最终会使他们（以色列人）对任何即将发生的攻击迹象都不注意。1973年4月，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就战争计划达成一致。9月25日，侯赛因国王警告梅厄即将来临的埃及-叙利亚袭击，但他没有提到战争的确切日期。随后，在开罗峰会（Cairo summit）上侯赛因获悉联合战争计划，在联合战争计划中，侯赛因被分配的任务是防止以色列通过北约旦袭击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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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军队沿苏伊士运河集结并在邻近桥梁的地方部署明显表明即将发动攻击。沿叙利亚戈兰高地边界有叙利亚的大量装甲部队。在地面上的所有迹象都表明叙利亚人和埃及人的交战意图。达扬对此评论称集结的军队数量可以造成致命的伤害。但是以色列的情报部门继续认为，“战争的可能性很低”，因为萨达特没有达到攻击所需要的条件。以色列假设，即使战争爆发，至少也有一个48小时的警告，以确保动员预备役所需的时间，这种评估是自满和过分自信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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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赎罪日前夕，以色列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根据收到的情报，埃及和叙利亚毫无疑问会在周六下午6点发动战争。但实际上战争爆发于下午2点。在星期五讨论会上，以色列国防军中将参谋总长大卫·达多·埃拉扎尔（David Dado Elazar）请求允许先发制人，空袭埃及和叙利亚部队。以色列内阁由于不想展现作为侵略者的面目而拒绝了这个请求。以色列内阁提醒美国政府，战争即将爆发，表示以色列无意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内阁决定有限动员预备役。幸运的是，几天前以色列的一个后备装甲旅已经到达戈兰高地，这个装甲旅在后来阻止叙利亚攻击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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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日战争与六日战争的迅速和戏剧性胜利截然相反。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军队伤亡惨重，且对战场失去控制并存在误判，将军之间暗斗，缺乏公信力。一切能出错的事情都出错了。叙利亚人的迅速推进导致以色列在戈兰高地定居点的撤离。在装甲战争的时代，依靠定居点保卫领土的神话被打破。叙利亚人和叙利亚突击队分别占领了以色列在纳法赫（Nafakh）基地的指挥所和赫尔蒙山（Mount Hermon）。由于叙利亚军队伤亡惨重，他们才停止了前进的脚步。在叙利亚贮水池和约旦与呼拉山谷（Hula Valleys）之间，只有少量的装甲兵分队——几辆坦克，这儿一个连队，那儿一个连队。战争爆发两天以来，北方局势似乎很可怕。由于叙利亚拥有导弹，以色列空军很难进攻。只是等到预备役的到来和部队重组开始后，收复戈兰高地的战斗才真正进行。紧接着，以色列国防军收复库奈特拉并且向大马士革方向快速推进。在停火前夕，以色列人收复了对监视叙利亚领土至关重要的赫尔蒙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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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横渡苏伊士运河，开始于对“巴列夫防线”的密集炮击。以色列虽然有预警，但是还没有做好进攻准备。埃及军队在他们的炮兵掩护下渡过苏伊士运河。在“巴列夫防线”堡垒中的一些以色列士兵被打死，一些被俘，其他人则设法返回到以色列国防军防线。以色列空军在阻止叙利亚和埃及的进攻时，没料想到萨姆导弹会给它带来重大损失。埃及军队的战略是有效的。在战争的早期阶段，埃及向地面部队提供必要支援以阻止以色列空军撤出埃及导弹射程之外，这增加了以色列的飞机损失。飞行员的损失远比飞机的损失更加严重。自六日战争以来，以色列国防军中普遍认为空军将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步兵和装甲部队的训练和投资都有些被忽视。例如，以色列部队没有夜视装备，但埃及人有。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战术应对埃及所拥有的苏联人造的萨格尔（Sagger）反坦克导弹，以色列装甲部队被重创。以色列国防军的许多装备都过时了，有些甚至不能用。紧急储备在调动储备时开放，经常是半空的。这充分暴露了以色列国防军后勤体系在紧急情况下匆忙动员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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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成功由很多因素造成，但失败只有一个。在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第一次出现了“将军的斗争”，作为南部指挥官的撒姆耳·葛农——沙巴泰·特维斯的《塔穆兹坦克》中所描述的一位传奇英雄，与他的前任，现在在他的指挥下领导一个预备师的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不断发生冲突。葛农在这场战争前的夏天被任命为南部指挥官，他此时未能取得前线的控制权，也没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他的战术是分区指挥官的战术，而不是总指挥官的战术。对葛农而言，沙龙讨厌服从他的上级，甚至是总参谋长的命令，沙龙指挥部队仅仅依靠自己的感觉。赎罪日战争的第一天，在以色列国防军尚未适应新的战斗条件的情况下，“将军的斗争”就像战争一样激烈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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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前5天以色列处在防御性地位，但仍然在两条战线上发动局部反击。10月8日，根据未经证实的情报和对局势的误判，以色列国防军在南面发起了反击，最后以坦克被毁、士兵阵亡、飞机和飞行员折损的失败而告终。这可能是整个战争中最困难的时刻。达扬失去冷静，并准备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第三圣殿的毁灭”，一个报纸编辑警告梅厄，达扬有此意图，梅厄阻止了达扬进行这样的宣告。考虑到武器装备的损失，梅厄向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发出紧急的个人呼吁，要求美国向以色列空运军事装备，并暗示以色列正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尼克松同意并在10月14日开始空运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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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内阁和总参谋部做出了关于战斗优先性的决定：从双线作战转向重点进攻叙利亚前线，因为叙利亚的进攻对以色列人口中心威胁大。同时在埃及前线保持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一开始就阻止了叙利亚的攻击并收回了戈兰高地大部地区。10月11日以色列国防军在那里发动了反击，并在三天之内使这里的形势发生了逆转。当战斗结束时，大马士革的城郊处在以色列国防军炮兵的控制范围内。在南方，从10月8日失败到10月14日的几天时间内，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其防御策略，同时尽力避免其部队的损耗。10月14日，埃及军队放弃了原来保持导弹防御的计划，在西奈发动了一次装甲部队进攻。在这场战斗中，埃及军队损失了大约250辆坦克，而以色列国防军仅仅损失了20辆。随着埃及军队的削弱和戈兰高地上叙利亚人的失败，以色列的进攻时机到了。进攻开始于以色列国防军部队穿过运河，继续征服西岸地区，结束于埃及军队被包抄。当10月22日宣布停火时，以色列国防军控制了通往开罗和大马士革的道路。以色列国防军利用在埃及军队违反停火公告之机，彻底包围了运河东岸的埃及第三军团。10月24日停火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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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日战争的第一天是形势最严峻的一天。以色列国防军的力量和战斗力的神话以及阿拉伯人的弱点和战斗劣势都被击得粉碎。不仅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通过出其不意的方式打击以智力超群著称的以色列人，而且在战斗本身，以色列人也没有找到应对埃及军队智勇双全地部署的萨姆导弹的方式。这些直接导致了以色列国防军的装甲部队和空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运河东岸要塞的失守，使许多守卫者被埃及人俘获或打死，并对士气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电视上出现的以色列俘虏照片使勇敢、强壮、从未屈服过的萨布拉（sabra）神话受到冲击。以色列成立后的那些年，普遍接受的萨布拉神话定义与散居犹太人温顺地屈服于压迫者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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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大约有一半的人员伤亡发生在战争的前5天。有2300人在战斗中牺牲（另一项统计是2600人），超过5000人受伤（也有统计是7500人），有100架飞机折损，接近1100辆坦克失去战斗力，其中400辆被完全摧毁。然而，阿拉伯人损失了大约370架飞机和2250辆坦克，他们的军队中约有15 600人阵亡，约有8700人被俘（与300名以色列人相比）。但以色列人对其遭受的损失和对形势迟缓的洞察意识感到震惊，即意识到在战争中的某些时刻，这个国家命悬一线。一家报纸公布了一个希伯来词汇双关语“blima”，表示防御行动，也有“命悬一线”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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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前几天，以色列公众不知道在两条战线上发生了什么，并像总参谋长承诺的那样继续相信，以色列国防军将“打折他们的骨头”。随着战争的继续以及埃及人播放以色列战俘的形象，以色列公众逐渐意识到这场战争与自1956年以来他们已经习惯的无休止的胜利游行是不同的。诗人耶胡达·阿米亥写道：“10月的太阳温暖我们的死亡。/悲伤是一块沉重的木板，/眼泪是钉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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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由于不能解散它的预备役部队，使回归正常生活非常困难。被包围的埃及第三军团需要以色列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提供少量的物资。这种情形不宜持续太长时间，双方都想尽快脱离战争。赎罪日战争就在埃及和以色列双方军队的相互胶着中结束。10日28日，在以色列部队已经到达的苏伊士-开罗公路（Suez–Cairo road）101千米处，阿卜杜勒-加尼·贾马斯将军（Abdel-Ghani el-Gamassi）和阿哈龙·亚里夫（Aharon Yariv）准将进行埃以关系中的首次直接会谈。两位会谈代表分别代表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和果尔达·梅厄，并把全部的谈判内容向他们汇报。他们的幕后参与者是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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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使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得到提高，一方面是因为萨达特确信虽然苏联能够为他提供武器，但它无法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迫使其撤军。另一方面，此时的以色列由于被孤立，因此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美国，这也使以色列更容易受到美国的压力。欧洲国家在以色列关键时刻没有伸出援手，这对美国向以色列空运物资是不利的。10月17日，阿拉伯人宣布石油禁运，抗议美援助以色列，造成石油价格空前上涨。石油输出国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即欧佩克）的石油卡特尔（垄断联盟）获得了巨额利润，但阿拉伯人也认识到需要与美国人谈判。基辛格在这场战争前很少参与中东事务，现在提出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协议将会构成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进一步达成协议的基础的概念。这种协议应该循序渐进，并且不要对双方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美国必须在双方之间发挥主导的调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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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尼克松和基辛格发起的日内瓦国际会议旨在达成协议的正式框架，作为苏联与美国关系缓和的一部分，苏联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但各方之间的真正会谈由控制整个过程的基辛格来调解。贾马斯将军与亚里夫准将在101千米处的谈判由于找到了共同语言，因此进展顺利。在这里，作为脱离接触基础的六个条款得以商定。它们包括战俘交换，向第三军团提供物资，并解除在战争开始时埃及对巴布埃尔-曼德海峡的封锁，这一封锁部分阻遏了通往埃拉特湾的航道。埃及部队可以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10千米宽地带驻扎。以色列从运河西岸占领区域和运河东岸20千米宽的地带撤出。中间10千米宽的缓冲区将由联合国紧急部队占领，负责监督停火和撤离的执行。双方的部队在此区域减少到7000人。在某个阶段，101千米的直接会谈在基辛格的压力下停止，基辛格希望日内瓦会议获得达成协议的成果。这个协议于1974年1月18日在101千米处签署，其纲要奠定了以色列和埃及未来协议的基础。从101千米处的直接会谈中，双方认识到这种方式使得谈判能够快速取得进展。这是宝贵的经验，并且没有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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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叙利亚达成军事脱离接触协定更加困难。一再拖延的谈判导致局势恶化，引发了1974年3月边境地区的消耗战争。经过艰难谈判，1974年5月31日在日内瓦签署了一项协议，以色列承诺从战争中占领的领土撤出（联合国紧急部队将驻扎在那里），交换战俘，叙利亚人承诺减少边境部队数量。叙利亚虽然既是攻击者，也是失败者，但坚持要求获得类似于埃及在西奈半岛所获得的领土收益，即以色列从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领土撤出。随之而来的是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基辛格穿梭于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之间。以色列最终同意从库奈特拉的废城撤离，将其交给叙利亚人，叙利亚人放弃对其他领土的要求。以色列的这一让步促成了脱离接触协定。由此赎罪日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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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战争”作为一场伟大的胜利被载入埃及史册，它抹去了1967年战争的耻辱。埃及军队越过运河及西岸的防御工事，而以色列国防军束手无策，未能阻止这一行动并将他们驱离，这作为辉煌的成功被真真切切地铭刻于埃及人的集体记忆中。埃及军队的重建，展现了其作战能力并实现了其预定目标，恢复了埃及民族的自豪感。埃及人在开罗建了一个纪念胜利的博物馆。“十月战争”的周年纪念日取代青年军官政变周年纪念日成为埃及的国庆节，并通过阅兵的形式加以庆祝。“十月战争”的神话对萨达特在埃及的地位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萨达特通过这场战争重建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萨达特的强硬立场将使他能够在不考虑其他阿拉伯国家或巴勒斯坦人的立场的情况下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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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一些意外因素以及在战争第一天遭遇惨痛失败，但赎罪日战争以以色列的伟大胜利告终。但这并不是以色列舆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在六日战争的前夕，以色列一直处于深深的焦虑状态，这一切都以一夜之间的辉煌胜利变成了幸福感。在赎罪日战争前夕，以色列过度自信，战争的结果使这种自信变成了沮丧。整个国家哀悼数以千计牺牲和受伤的人，并且陷入了几十年都没有痊愈的国家创伤。自1933年以来，以色列工党已经成为国家决策的中心，对其带领下的以色列领导层的信仰曾被看作永恒的国家精神，但现在这一信仰已经不可挽回地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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