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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贝京上台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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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7年5月的选举前夕，以色列电视台采用了英国的投票后民意调查的做法。当选民离开投票站时，他们被要求在抽样民意测验中重新投票。通过对结果的统计分析，民意调查者可以在投票站关闭后不久就看出选举结果的迹象。当电视台的高管看到投票后民调结果时，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利库德集团（包括加哈尔和一些小政党）赢得了44个席位，而联盟党只有32个。起初他们认为投票后民调结果是错误的，但是随着真实的结果逐渐显现，事实越来越清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自从国家建立以来第一次出现以色列工党不是组建政府的多数党。当晚11点，电视节目主持人哈伊姆·雅文（Chaim Yavin）套用一句希伯来习语宣布道：“女士们，先生们，彻底的改变！”在以色列政治和文化中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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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一直等到所有的结果都出来了，才与他的妻子阿莉扎（Aliza）一起前往利库德总部泽耶夫要塞（Metzudat Ze’ev，又被称为亚博廷斯基之家），在那里庆祝胜利活动已经全面展开。哈伊姆·雅文描述了现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人们取代了穿着非正式服装的联盟党人，不再有典型左翼分子的草率风格。整栋建筑都因为人们有节奏的反复呼喊“贝京，贝京”而震动。贝京戴上便帽，吟咏祝祷词（用来特殊场合的庆祝），感谢他的妻子、孩子和孙子，然后引用林肯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对万物满怀慈悲，对真理坚定信念……”在以色列以前的政治中，民众不知道便帽、祈祷、家庭以及仪式的使用。主持人的言辞一针见血，他微笑地评价道：“我们必须去习惯一种新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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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是以色列民主选举历史上失败了前8次但赢得了第9次选举的唯一一位领导人。当埃特泽尔被解散时，他创立了赫鲁特党（Herut）反对以色列工人党和左派的统治。由地下斗士——或者像国际媒体喜欢称他为“恐怖分子”——到国会议员的转变，并没有使贝京获得他所希望的公众认可。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的党派赢得了不到20个议会席位，而以色列工人党则赢得了40多个席位。在克服合法性障碍上贝京遇到了困难，而本-古里安尽全力阻止他获得公众的信任。赫鲁特党纲领主张“约旦河有两条河岸，都是属于我们的”（用修正主义创始人亚博廷斯基的话来说），这引起了以色列人的恐惧，他们认为这将导致国家陷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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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在以色列存在着缓慢的、几乎难以觉察的从这种最高主义纲领和口号的退却，这也减弱了对约旦河西岸领土问题的申索，即便这代表了一种不采取强力行动的愿望。当时1949年的边界线是大家普遍认可的。当加哈尔在1965年成立（如前所述，它是赫鲁特与自由派的联盟，一个温和的中产阶级政党），贝京拒绝停止提及以色列地的历史领土范围（达到约旦河），但是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与他们温和外交政策不相符的武力威胁。作为妥协，在党的纲领序言中提及这一问题仅仅是作为自由党，而不是联合党派对“家园完整性”原则的承诺。从大以色列立场的缓慢撤退代表了一种认可，即对于绝大多数以色列公众来说，大以色列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而不是一项政治纲领。如前所述，本-古里安的目标是阻止那些有激进抱负和行动方式的人，在政治舞台上被接受为合法的活跃分子，他认为这些人对以色列的生存安全构成了威胁。用本-古里安的话说，贝京就是“议会上坐在巴德博士旁边的那个人”。本-古里安的话语中“没有自由党和共产党”，旨在防止激进的左翼和右翼加入政治联盟。几年来，国防部拒绝承认埃特泽尔和莱希退伍军人有资格获得与哈加纳同等的养老金和津贴。这种不合理的、暂时性的歧视后来成为整个歧视神话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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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所采取的政治风格在以色列不被接受。1952年1月，他在一次演讲中反对与联邦德国签订赔偿协议，用诽谤本-古里安和隐含的暴力威胁来煽动听众。演讲之后，示威者走向议会大厦并投掷石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贝京正在全体会议上致辞。贝京被处罚从议会停职三个月。此后，他的浮夸言辞有所收敛，着重强调他对民主和法治的承诺。他以“从反对派到政府”的口号参加了1959年第四届议会议员竞选，在全国各地举行的公开会议他从未缺席。在那一年的选举日前一天，在摩托车车队的陪同下，他乘敞篷汽车参观了特拉维夫的贫民区。这个想法是由自由党的竞选经理借鉴美国经验引入的，但在以色列，它被视为一种墨索里尼式的右翼分子作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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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在他的演讲中注入了《圣经》的修辞、先知的精神和脱离现实的高调言论。批评他的人说他很浮夸，但他燃起了群众的热情。在所有国内政策问题上，他准备对政府采取煽动伎俩。关于外交政策，他准备支持政府的一切战争行动，而不是撤退或让步。在获得民众信任方面，他一再遭遇失败，这也引起了自己党内的不满，但每当他的领导受到挑战时，他立即将挑战者从党内驱逐出去。自由党是一个“家庭”党派，当埃特泽尔还处于地下活动时，它的领导权就已经确立。退伍军人之间的关系很亲密，他们无条件地接受了贝京的领导。该党的大多数成员来自波兰，贝京的独裁风格与“二战”期间该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惯常习俗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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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和赫鲁特党从不合法的荒野到政治舞台中心的突破发生在六日战争前夕。由于这个国家的命运似乎悬而未决，贝京最后才姗姗来迟地承认本-古里安的非凡领导力，并宽宏大量地同意邀请本-古里安从斯代博克的退休状态中返回政府工作。虽然本-古里安没有回到政府当中，但这是他和贝京之间和解进程的开始。贝京波兰贵族的魅力吸引了这位老领导人的妻子保拉，她对贝京产生了亲近感。在战争前夕建立民族统一政府的谈判中，全国宗教党为加哈尔谋求一席之地，并且首次任命贝京为其部长之一，但没有实权。这样一来，贝京和自由党从深度冻结中脱颖而出，成为合适的政治伙伴。当果尔达·梅厄在1969年组阁时，她邀请加哈尔和贝京加入，这为它们的合法性提供了真正的保障；虽然1967年任命可以被解释为紧急任命，但这也承认了贝京和他的同事是值得信赖的政府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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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战争将自由党纲领从遥远的理想变成了现实。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都在以色列手中。自此以后，贝京勤勉工作，确保国家统治着以色列的所有历史土地。1967年6月19日，政府决定愿意在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问题上让步，以换取和平协议，贝京表示支持。但在关于西岸问题上，他并不同意与约旦有类似的安排。1970年，当以色列政府通知联合国协调人贡纳尔·雅林（Gunnar Jarring），表示愿意执行安理会第242号决议，其中包括不兼并在战争中获取的领土的原则时，他以如果他的立场不被接受，将导致党内分裂作为威胁，迫使加哈尔从政府中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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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日战争是造成工党主导消亡的重大事件。公众将战败追责看作对工党政治无能的一种表达，这导致公众对其失去了信赖，而信赖正是工党在其统治期间最宝贵的财富。过去，人们认为工党是天然的执政党，它知道如何将国家的大船引导到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这场战争首次引起了人们对工党这种形象的怀疑，但即便到那时，在面对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反对时，工党的形象也没有彻底动摇。拉宾政府在这些疑虑的阴云笼罩下开始执政。工党的弱点在于佩雷斯和拉宾之间的内部斗争，以及在此期间暴露的腐败案件进一步损害了政府形象。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直到赎罪日战争对政府的批评还表现得态度温和，如今才接受美国电视台在越战和水门事件中所采取的做法。电视成为暴露政府缺点和弱点的核心工具，通过简洁有力甚至恶毒的方式破坏工党的执政党形象。在1977年的选举中，左派选民主要转向了变革民主运动，它赢得了15个席位，成为第三大党。这次投票表达了劳工选民对工党的厌恶，但并不代表他们的政治世界观发生了本质变化——当然他们也没有接受贝京的大以色列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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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的第一任期和《戴维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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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本-古里安时代以来，贝京给政府引入了一种以色列人以前未曾感受到的专制风格。继前政府的软弱之后，这种风格像一股清新的空气，鼓舞了民众的信心，恢复了那种船长确实正在安全引航的感觉。贝京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他要么被人崇拜，要么被人鄙视。他既能够展示高姿态，但也具有狭隘的一面。作为一个专业的律师，他谨慎地尊重法庭并严格遵守法律裁决。但他也能够沉溺于无休止的争论和法律上的吹毛求疵。他是一个讲信义的人，吹嘘他永远信守自己的诺言，但实际上如果他认为有必要，就会毫不迟疑地违背他许下的诺言。他承诺不会因为犹太定居点的存在，就将阿拉伯人赶出他们的家园，并始终信守承诺。同时，他访问了在埃隆莫雷赫（Elon Moreh）的定居者，并宣布：“还会有更多类似于埃隆莫雷赫的地方。”贝京始终意识到象征的重要性，坚持官方刊物不要将西岸描述为“占领”或“以色列占领”地区。相反，它们必须使用《圣经》中的名称来巩固犹太人与远古时代这些地区，即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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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组建的联盟包括全国宗教党（赢得了12个席位）和以色列正教党（Agudat Yisrael），变革民主运动后来加入。这是自1952年以来第一次在联盟成员中出现一个极端正统的党派。与本质上是世俗的亚博廷斯基传统相比，贝京遵守犹太传统。即使他没有遵守诫命，但也采取了一种有意识地同情和尊重传统的风格。他的演讲充溢着“上帝意愿”和来自祈祷书中的诗歌，他那些需要和不需要的场合，人们都能看到他的头上戴着显示宗教虔诚的无边圆帽。当极端正统派要求以色列航空公司（El Al）不能在安息日飞行时，他很快同意了这个请求，就好像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一样。他增加了耶希瓦的配额，这导致待业的犹太学生增长到以色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他还取消了免除服兵役的耶希瓦学生人数的上限（本-古里安设定为400人，达扬将其增至1500人）；从那时（贝京执政后）起，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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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之前的任何总理相比，贝京的大屠杀意识要强得多。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离开了波兰，而他的家人在那里遇害，他确信纳粹统治下的犹太民族必将惨遭灭绝。作为总理，他时刻以国家利益为重，放弃了对德国关系的强硬立场——德国是对以色列最友好的欧洲国家之一，但他心理上形成的德国形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所遭受的创伤联系在一起。选举结束后，他会见了美国的犹太人领袖——自由派通常关心他民族主义的战斗性，他以他的犹太性（Yiddishkeit）、他与犹太人过去的深刻联系、有时使用的意第绪语，以及对犹太民族的深深认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不说“以色列人”而说“犹太人”。以色列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对贝鲁特的轰炸遭受了国际社会的批评，他唤起了人们对大屠杀的回忆。当媒体公布了一名受伤的巴勒斯坦女孩的照片时，他在桌子上摆放起了那张著名的照片——华沙的一名犹太小孩面对穿着长筒靴的荷枪实弹的德国士兵而高举着双手。他把阿拉法特比作一个新的希特勒，密谋着要灭绝犹太人。在与卡特总统的重要会谈中，他用深切的悲悯之情，唤起了他失去家人的回忆，使得整个屋子陷入一片深深的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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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这样的行为极具夸张的风格，贬低了大屠杀的意义，削弱了它的唯一性和道德力量。但是其他人认为这是一种极其娴熟的劝说方式，它提醒贝京的对手要注意自己的位置。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口号是“全世界都反对我们”，回应了第一次黎巴嫩战争期间世界媒体对以色列放肆而片面的批评，这是一种带有真正反犹主义意味的批评。但这一批评也受到了贝京领导风格的影响，它使得以色列和犹太人成为世界各国不公正评断的目标，这些评断和攻击决意要损毁以色列的形象。这是传统犹太思维方式的回归，延续了“既定的法则，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以扫憎恨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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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权力的上升不仅仅体现在政府的变化。它象征着新阶层向舞台中心的迈进，象征着另一种文化和一种不同的历史叙事。贝京触动了一个群体的痛点，他们都认为劳工运动塑造的以色列性是一种傲慢的、被疏远的，以及让人感到疏远的认同，这种认同与他们自身的认同是对立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移民，特别是来自北非的移民，给中转营和发展城镇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需要迅速接受现代的、世俗的西方文化，这使得不同群体融合变得更加困难。父权家庭模式的打破是这一转变的组成部分，这需要降低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削弱对父亲的尊重。对这些移民来说，以色列政治中的弱者——贝京代表了成功扭转局势的人。他穿着西装，说话有礼貌，并要求行为上也要彬彬有礼——这些都是精英密兹拉希圈子里所认可的习惯。他的专制主义成为受到侵蚀的父亲权威的替代物。他有卓越的演讲能力，展示了自己敢于面对全世界的个人意志。但是表现更多的还是他对工党执政联盟的恶意攻击——工党联盟是造成他们融入现存政治困境的原因所在——他责怪工党联盟使他们遭受了所有真正的和想象中的侮辱。许多密兹拉希犹太人热情地接受了贝京在演讲中对工党联盟的妖魔化；他把所有遭到歧视的情感都用言语表达出来。他对宗教习语的使用和对宗教的尊重与他们的价值体系相一致，与傲慢的萨布拉世俗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贝京的“犹太特性”和他强调传统的倾向，使他对密兹拉希犹太人产生了特定的家庭亲密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心中为家庭传统都保留了一块温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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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将大屠杀坚定地置于以色列话语的中心。一些大屠杀的幸存者将此作为一个机会，要求在国家叙事中获得他们应有的地位，并认可他们对建立国家和参与独立战争的贡献。但其他许多人加入了对过去的以色列的妖魔化运动。幸存者的要求涵盖范围很广。有人指控说，在世界大战期间，伊休夫领导层没有充分意识到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没有试图在纳粹占领期间去帮助欧洲犹太人；幸存者在以色列遭受了拒绝和蔑视的态度，被抵制倾听他们的故事，以及指责他们就像“等待屠宰的羔羊”；大屠杀的记忆在世界大战后的前10年被尘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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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为纪念而展开的政治斗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埃特泽尔就指控伊休夫领导层没有站出来为欧洲犹太人而战。在反对赔偿协议的斗争之后，赫鲁特党采纳和塑造了一种关心欧洲犹太人的政党形象，不像那些铁石心肠的以色列工党成员，为了德国金钱而准备牺牲国家荣誉。同时，在卡斯特纳审判中，右翼律师什穆艾尔·塔米尔将幸存者描述为纳粹的同谋者，与骄傲的萨布拉（土生土长以色列人）形象截然相反。在他的叙述中，只有贫民窟的战士才值得尊重。艾希曼审判转变了这些形象，将大屠杀变成了以色列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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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贝京将大屠杀定义为一种与古老的以色列认同相联系的统一性要素，这一认同反对与新的以色列认同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身份，新的以色列认同的形象同散居地的小资产阶级文化（他所颂扬的）的联系，远比同劳工运动所认为的无产阶级的联系要紧密。他试图建立一个不再依赖对本-古里安来说重要的佩塔提克瓦和塞杰拉，而是依赖华沙、别尔季切夫和卡萨布兰卡作为以色列身份来源的新系谱。此外，如果在那之前埃特泽尔和莱希被排除在建国故事之外，现在的记录就会被纠正。按照贝京的话来说，没有埃特泽尔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会建立；他声称，以色列工党由于软弱和缺乏决心，已经在国家的完整性方面选择退让。贝京把自己视为真正的爱国者，在“狩猎季”和“阿尔塔莱纳号”货船事件中阻止了一场内战，然而左派毫无顾虑地把英雄交给了英国人。贝京和他的同事通过演讲向听众灌输了这样的故事，其中结合了真理和谎言，夸张和自我劝说，听众中的大多数人甚至在这段经历发生的时候不在这个国家，但是接受了这种宣传，就好像它是由摩西从西奈山顶带下来的。贝京使用过去的战斗来确保现在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他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以重新审查1933年哈伊姆·阿洛索罗夫谋杀案（阿洛索罗夫是犹太代办处的政治部负责人）看出来。修正主义者的叙述将当时指控贝塔尔（Betar）成员犯下这一罪行描述为“血祭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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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家庭”——与贝京关系亲密的埃特泽尔同志圈，陪伴着贝京走过长达30年的征程，在此期间他还没有上台掌权，这是一个封闭的俱乐部，不接受任何没有相同背景、相同教育以及埃特泽尔所明确表达的世界观的人。为了获得更多的选民，自由党和后来的加哈尔不得不向新移民抛出橄榄枝。其中一些移民曾经是贝塔尔成员，他们的世界观基于大以色列、反左派、国家荣誉，并尊崇亚博廷斯基为创始人。但是对于大多数北非移民来说，正是与贝京的相遇才使得他们对领导层的施政前景寄予厚望，并给他们提供了提升和归属的机会，以及与国家创建神话之间的联系。加哈尔和后来的利库德集团，对发展城镇和贫困社区的激进分子的开放并没有受到老贝塔精英的欢迎，他们感觉被新来者排斥，此外，新来者并不总是符合哈达尔的形象，亚博廷斯基将哈达尔的形象定义为“外在美、尊重、自尊、礼貌、忠诚等”。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多数老领导人再也无法管理该党。研究人员乌里·科恩和尼西姆·利昂都认为，在大转变的前夕，密兹拉希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占绝大多数。该委员会的成员资格是对那些在地方党的分支机构表现活跃的分子的一种报偿。这些分支机构在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精英阶层中建立了党派忠诚，这些精英从普通民众中崛起，并成为将大量选民带到投票站的动员力量。他们把贝京推上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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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库德集团的活力相反，工党很疲软，不仅内部关系破裂，而且缺乏权威的领导，甚至失去了自信。它没有继续攻击并挖掘利库德集团丑闻，例如特尔哈伊基金会的赤字，贝京拼命地在政治大变革的前一年将其弥补。对于工党的支持者来说，贝京的戏剧风格和言论看起来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蛊惑人心，然而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拿起自己的武器与之对抗。土生土长的一代现在是运动领导层的部分成员，他们克制的、实事求是的风格无法与贝京的戏剧性风格竞争，因为后者吸引了观众的情感并表达了他们的愿望。他对伊休夫和国家历史上劳工运动地位所表达的怀疑，震惊了劳工运动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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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的工党，以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自许，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精英、自由职业者和工薪阶层的上层组成的政党。它不是劳动群众的政党，他们投票支持利库德集团。工党的社会主义涉及国家高度介入经济，目标是实现最大限度的平等。这一趋势在1967年以后减弱，但以色列仍然是世界上较为平等的国家之一。虽然国家为其公民提供了优越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并没有将这种福利转变为一种所向无敌的宣传。政党的意识形态集中于个人对国家的忠诚，宣扬公民的义务，而不是他们的权利。它促进了“共同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就贝京自身而言，他倡导个人主义的话语，基于“国家给了我什么”这样的问题，而不是“我给了国家什么”。在他向议会的报告中，贝京断言：“许多工作，甚至是艰苦劳动，都是强加给我们的。我和我的同事们，要带着奉献、忠诚的精神，凭良心去做那些工作，坚信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会改善我们人民的命运。”[1]这样的陈述违反了劳工运动的整个精神，劳工运动的精神基于对大众起来应对挑战的信任，而不是基于对领导人是大众保护人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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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的第一届政府使自由党退伍军人感到失望。没有通过政党排名而获得晋升的人得到了主要的部长职务。埃泽尔·魏兹曼（Ezer Weizman）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兹曼的侄子，帮助利库德集团成功竞选，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财政部长西姆哈·埃尔里奇（Simcha Ehrlich）是一名来自自由党的温和派人士。阿里埃勒·沙龙所在的和平锡安党有2个席位，在利库德集团胜选后迅速加入其中，沙龙被任命为农业部长。（用贝京的话说，如果沙龙获得国防部长职务，他会调动坦克把议会包围起来。）沙龙承担起在占领土地上扩建定居点的任务。当变革民主运动加入政府时，伊戈尔·亚丁被任命为副总理。贝京让人们对以色列的政治体制感到惊讶，因为自赎罪日以来一直被诽谤的摩西·达扬从政治旷野被带入政坛中心，并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这是旨在为政府提供国际合法性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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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选举结果感到震惊。贝京被冠以危险的极端主义者的污名。《时代周刊》指出“Begin”（贝京）与“Fagin”（教唆犯）发音押韵，对于这一反犹主义言论，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勒克（Teddy Kollek）回应道：“《时代周刊》等于烂泥。”一大群越南难民在各个港口游荡，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纳他们，但由于贝京的许可，他们在以色列找到安全的避难所；他将这些人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悲剧和世界冷漠的一种警醒。贝京的慈善行为抵消了他在世界媒体中的恐怖分子形象，尤其是在英国。鉴于对他的攻击以及他在世界媒体上引起的恐惧，他的温和态度令人惊喜，但主要对他有利的是和平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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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不相信与阿拉伯国家的局部性安排，并强烈反对拉宾所达成的临时协议。他想获得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与最大的、最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埃及达成和平协议。在上台之前，他于1977年1月在党内所提交的一份施政纲领中，可以发现他愿意在领土问题上妥协的线索。他声称约旦河以西不会有外国统治，而是由阿拉伯居民自治，同时还表达了在西奈和戈兰高地问题上妥协的意图。达扬被任命为外交大臣，传达了贝京有兴趣与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与埃及进行谈判的信号。在与卡特总统的第一次会议上，贝京表示，他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1970年他曾对这一决议表示反对，结果导致他从果尔达·梅厄政府辞职。他与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举行了会议，并派达扬与伊朗国王侯赛因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进行会晤，在他们的支持下，达扬与埃及副总理哈桑·图哈米（Hassan Tuhami）也进行了会晤。这些会晤的累积效应最终导致了20世纪最大的惊喜：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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