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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我的帝国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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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皇帝不可能是犹太人的捍卫者，当他听说犹太人可能要被安置在阿根廷时，他说：“哦，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人也送到那里就好了。”当听说了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后，他写道：“我非常支持这些说犹太德语的人前去巴勒斯坦，他们越早被清除越好。”尽管他定期会见德国的犹太工业家，并与犹太船主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成了好朋友，但是从内心来说，他是个反犹主义者，到处嚷嚷着要反对犹太资本主义这个有毒的九头蛇。他认为犹太人“是我的帝国的寄生虫”，“正在扭曲和腐化”德国。几年之后，作为一个被废黜的君主，他提出用毒气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建议。然而，赫茨尔当时却感觉到“这个反犹主义者正在成为我们最可信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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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必须要渗入德国皇帝的宫廷。首先他试着去面见德皇很有影响力的叔叔——巴登大公弗雷德里希，此人对于寻找约柜的方案很感兴趣。弗雷德里希给其侄子德国皇帝写信，德皇转而让奥伊伦堡亲王就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写个报告。奥伊伦堡亲王是德皇最好的朋友，驻维也纳大使，也是德皇的谋士，他对赫茨尔关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是扩大德国权力的一个途径的说法非常着迷。德皇也同意“闪族的活力、创造力以及效率将会转而成为比乳臭未干、沉闷枯燥的基督教徒更有价值的目标”。正如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统治阶级一样，威廉二世相信犹太人对于世界的运转拥有一种神秘的控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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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敬爱的上帝比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是犹太人杀死了我们的救世主，他也相应地对他们作出了惩罚。不应忘记的是，考虑到国际犹太资本所代表的巨大而又极度危险的力量，如果希伯来人能够充满感激地敬仰这种力量，那对德国来说将是个巨大的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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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给了赫茨尔一个好消息：“令人恐惧的反犹主义的水螅到处都在烦人地冒头，担惊受怕的犹太人正在寻找一个保护者。到时候，我会与苏丹进行斡旋的。”赫茨尔听后欣喜若狂：“太好了，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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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0月11日，德皇和皇后登上了皇家列车，随行的有他的外交大臣，二十个朝臣，两个医生，以及八十个侍女、仆役和保镖。德国皇帝热切希望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他自己设计了一件特别的灰白色制服，还戴有一条标准长度的十字军式样的面纱。10月13日，赫茨尔和四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起乘坐东方快车从维也纳出发，他们带了一个衣柜，里面有白色领带和燕尾服，以及木髓头盔和旅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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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坦布尔，威廉二世最终接见了赫茨尔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对赫茨尔的评价是“一个有着贵族心智的理想主义者，聪明，有智慧，有着富有表情的眼睛”。德皇说他之所以支持赫茨尔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很多高利贷者，这些人如果能去住在垦殖地的话，会更有用”。赫茨尔对德皇这种中伤犹太人的言谈表示了抗议。德皇问他见到苏丹后应该提什么要求，赫茨尔回答说：“在德国保护下的犹太同胞得到特许。”于是德皇邀请赫茨尔在耶路撒冷与他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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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感到印象深刻。霍亨索伦王室皇帝权力的典型形象是“非凡的蓝色海洋般的眼睛，漂亮严肃的面孔，直率、和蔼、无畏”，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威廉二世当然富有智慧，知识渊博，而且活力四射，然而，他同时又是个过于焦躁不安、反复无常的人，甚至奥伊伦堡亲王都担心他精神上有问题。在罢免了俾斯麦的首相之职后，他控制了德国的政治，然而他自己太不稳定了，因而不能很好地进行维持。他的私人外交极富灾难性，他写给部长们的函件简直让人无法容忍，为此他们不得不将之锁在保险柜里；而他那清楚明确得令人忧心的讲话——他鼓励他的军队像匈奴人一样去射杀德国工人，或者屠杀敌人——也同样让人尴尬不已。[2]1898年时，威廉已经被视为半个小丑和半个战争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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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还是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讲给了阿卜杜拉-哈米德听，苏丹坚定地予以回绝，并告诉他的女儿：“犹太人可以把他们大把的钱节省下来。当我的帝国被分割时，他们或许可以不花一分钱得到巴勒斯坦。只有我们的尸体才能被分割。”同时，威廉二世也为伊斯兰教的活力惊诧不已，因而失去了对赫茨尔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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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0月29日下午三点，德国皇帝穿过城墙的一个缺口——与雅法门紧挨着的那个缺口，骑着白色战马进入了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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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与赫茨尔：最后的十字军战士与第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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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穿着白色制服，戴着标准长度的金线缝制的呢斗篷面纱，面纱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他头戴尖顶帽盔，帽盔上面还镶着一个闪亮的金鹰。在一队高大威猛的普鲁士轻骑兵和苏丹枪骑兵的护送下，德皇一行人鱼贯进入耶路撒冷。普鲁士士兵戴着铁制头盔，挥舞着十字军式样的旗帜，苏丹的士兵则穿着红色背心、蓝色裤子，戴着绿色头巾，配有长矛。皇后穿着绘有图案的丝质长裙，戴着腰带和草帽，与她的两个随身侍女一同坐在马车里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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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在一个住满德国官员的酒店里观看了德国皇帝的这出表演。德皇明白耶路撒冷是一个宣传其帝国新面貌的理想舞台，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为他的表演所感染：继承亡夫权位的俄国皇后认为他的表现“令人反胃，极其可笑，让人厌恶”。威廉二世是首位为国事访问而任命了一位官方摄影师的国家元首。十字军制服和摄影师装备验证了奥伊伦堡亲王所称德皇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品性：一种是骑士般的，追忆中世纪美好生活的品性，另一种则是现代的”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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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纽约时报》报道，“人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城市里的男人戴着白色头巾，穿着喜气洋洋的条形上衣，土耳其军官的妻子们则穿着华美的丝质米拉耶（Milayes），那些生活富裕的农民穿着火红飘逸的土耳其长衫”，骑着良驹的贝都因人“穿着又大又笨重的红靴子，皮质腰带裹着束腰的宽松外衣，外衣上缀有大量小型武器”，还戴着阿拉伯头巾。他们的酋长们则带着刀刃周围布满了鸵鸟羽毛的长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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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人的凯旋门前，一个留着长须、九十多岁、穿着土耳其长衫、包着蓝色长头巾的塞法尔迪大拉比和他的阿什肯纳兹同伴向威廉呈递了一部《摩西五经》，威廉还受到了市长亚辛·哈立迪的欢迎。市长当日身披皇家紫色披风，戴着金线环绕的头巾。威廉在大卫塔那里下马后，便和皇后步行进入耶路撒冷。为防备无政府主义者的刺杀（奥地利皇后伊莉莎白不久前遭到了暗杀），围观的群众都被清空了。主教们引导戴着珠宝的皇帝、皇后进入圣墓，威廉二世踏着耶稣曾经的足迹，心跳加快，而且愈发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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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赫茨尔等着德皇的传唤，并对这座城市进行考察时，皇帝把一座罗马式塔楼献给了救世主教堂，该建筑是他亲自设计的，倾注了“特别的关心和爱”。在参观圣殿山时，德皇这个热情的考古学家曾向穆夫提提出允许对此地进行挖掘的要求，但是穆夫提有礼貌地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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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赫茨尔最终得到皇帝的召见。这五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如此紧张，以至于其中一人建议把镇静剂也带上。他们身着白领带、燕尾服，以及大礼帽，穿戴得体地来到大马士革门北边威廉皇帝的营帐去见他。这是一个由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安排的拥有二百三十个帐篷的豪华村庄，由一百二十架马车、一千三百头马匹运送行李，还有一百个马车夫、六百个司机、十二个厨师、六十个侍者，所有这些都由土耳其军团守卫保护。随行的艺术大师约翰·梅森·库克说，这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耶路撒冷最大的盛会。我们将这个地区的马匹、马车和食物几乎一扫而光”。英国画报《笨拙》（Punch）嘲笑威廉二世是“库克的十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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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见到德国皇帝时，皇帝“穿着灰色的殖民地制服，戴着有面纱的头盔，褐色的手套，十分奇怪的是，还拿着一个骑马用的短马鞭”。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走近他后“止步，鞠躬。威廉则友好地伸出手”，然后对他进行教导。他说：“这片土地需要水和树荫。这里为所有人准备了空间。你们的运动背后的思想很健康。”赫茨尔解释说安装供水设备虽然可行，但却异常昂贵，德皇于是回应说：“好吧，你们有大量的钱，比我们所有人的钱都多。”赫茨尔提议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耶路撒冷，但是德皇却终止了这次会见，“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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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皇帝和赫茨尔都不喜欢耶路撒冷。威廉曾写道：耶路撒冷是“一个凄凉贫瘠的、堆满了石头的地方”，“被大片非常现代的犹太聚居地组成的郊区给毁掉了。有六万犹太人住在那里，油腔滑调，污秽不堪，善于逢迎，卑躬屈膝，他们什么也不干，每天只想从其邻人那里榨取每一分钱——他们就是大批现世的夏洛克”。[3]不过，他给其表亲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信说，他对天主教徒的“圣物崇拜”更加鄙视：“当离开圣城的时候，我在穆斯林面前感到非常丢脸。”而赫茨尔也完全同意这样的话：“哦，耶路撒冷，将来记起你时，我将不会产生任何高兴的情绪。两千年来由残忍、偏执、肮脏而形成的腐朽沉淀物，就在那散发着烟臭味的小巷里。”至于西墙，赫茨尔认为，那里遍布着“可怕、悲惨和混乱的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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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赫茨尔却梦想着“如果耶路撒冷从来都是我们的，我将清除掉任何不洁的东西，摧毁充满污秽的事物”，把耶路撒冷老城维护成像卢尔德或麦加那样的圣地：“我想在圣地周围建造一个空气舒适、下水道设施良好的崭新城市。”赫茨尔随后决定耶路撒冷应该被共享：“我们要扩张耶路撒冷的领土，这样它就不会属于任何人，而是属于每一个人，它那些神圣之地是所有信仰者的共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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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皇离开耶路撒冷来到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时（在那里他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并捐资修建了一座新的萨拉丁陵墓），赫茨尔从三个身穿土耳其长衫、身材魁梧的犹太搬运工身上看到了未来，他说：“如果我们能往这里带来三十万像他们这样的犹太人，所有的以色列地都将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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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耶路撒冷确实已经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中心。在四万五千三百个居民中，有两万八千人是犹太人，这种人口上的增长引起了阿拉伯领导人的担忧。1899年，年长的优素福·哈立迪对其朋友、法国首席拉比扎多克·卡恩（Zadok Kahn）说：“谁能对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的权利提出异议呢？”“上帝知道，从历史上来说，巴勒斯坦实际上是你们的领土”，但“残酷的事实”是“巴勒斯坦现在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为严肃的问题是，这里居住的人不只是以色列人”。哈立迪的这封信提前提及了巴勒斯坦民族的一个观念（哈立迪是个耶路撒冷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最后才是这个世界的公民），也否定了犹太人声称的占有锡安的必要性，他预见犹太人的回归尽管是古老的、合法的，但必将与阿拉伯人古老的、合法的存在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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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4月，在沙皇内政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列韦（Viacheslav von Plehve）支持下在基希讷乌（Kishinev）对犹太人进行的集体迫害，在俄国全境掀起了一轮反犹主义杀戮和恐怖的疯狂行为。[4]惶惶不安当中，赫茨尔赶到圣彼得堡与普列韦这个极端反犹主义者进行磋商。在与德国皇帝和苏丹的商谈毫无进展后，赫茨尔便开始在圣地之外寻找一个临时性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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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尔需要一个新的支持者，他提出犹太人的家园要么建在塞浦路斯，要么就建在英国掌控下的埃及西奈半岛的阿里什附近，这两个地方都离耶路撒冷比较近。1903年，第一任罗斯柴尔德勋爵内森终于开始接受犹太复国主义，他将赫茨尔介绍给了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张伯伦直接排除了塞浦路斯的可能性，不过他却同意考虑阿里什。赫茨尔雇了一个律师为犹太人定居地起草了一份特许权申请书。这个律师就是四十岁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大卫·劳合·乔治，他随后的决定将会比自萨拉丁以来任何人的决定更能改变耶路撒冷的命运。令赫茨尔非常失望的是，这个特许状申请被驳回了。张伯伦和英国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又提出用另一块土地——乌干达或者肯尼亚的一部分，作为犹太人的领地，赫茨尔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暂时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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