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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普京：俄国修女们要当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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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拉斯普京（Grigory Rassputin）写道：“我无法描述那种欢乐的感觉，只要你的灵魂在欢快地唱着‘让上帝从亡灵之中升起’，那么用任何笔墨对这种感觉进行描述都是徒劳的。”拉斯普京时年四十四岁，是一个由西伯利亚农夫转变而来的到处巡回传教的神圣的人。1903年，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时，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朝圣者，而且依旧记得由敖德萨驶出的那只船的航海噩梦：“七百来号人像牲口似的挤在货仓里面”。不过，从那时起，拉斯普京便开始在这个世界上崭露头角了。这一次，曾称拉斯普京为“我们的朋友”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他的耶路撒冷朝圣一事给予了支持，为的是将他从圣彼得堡赶出去，转移大家对这个备受尊敬的罪人日渐增多的批评，因为拉斯普京曾与妓女共度宴会，公然裸露于大庭广众之下，还在饭店里小便。现在，拉斯普京成功地住在了耶路撒冷东正教主教豪华的寓所里，然而，他却将自己视为普通的朝圣者，并在复活节表达了其“难以言说的高兴”：“一切都如原来那样：你会看到人们的穿着与《圣经》时代一样，都穿着《圣经》所描述的外衣和奇怪的服装。这使我潸然泪下。”那时，耶路撒冷也有乱性和醉酒行为，而拉斯普京就是这方面的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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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有一万多俄国人在复活节来到耶路撒冷，其中绝大部分是不守规矩的农夫，他们住在不断扩建的俄国大院的宿舍里，在圣墓大教堂旁边谢尔盖大公的玛利亚·抹大拉教堂和新建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进行祈祷。[3]正是这些参观者使他们国家的名声越来越坏：甚至在早些时候，他们的领事就曾将西里尔·瑙莫夫（Cyril Naumov）主教描述为“一个酒鬼和小丑，身边都是妇女和阿拉伯喜剧演员”。至于那些朝圣者，“他们许多人住在耶路撒冷，从某种程度上说，既与这个地方的圣洁不符，也与他们朝圣的目的不符，他们已经陷入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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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员增多，那些沉溺于斗殴和醉酒的朝圣者们越发难以控制，拉斯普京曾表示他是多么憎恨天主教徒和亚美尼亚人，更不用说穆斯林了。1893年，一个天主教徒在圣墓大教堂给一个有钱的俄国朝圣者的保镖让路时，射杀了一个拉丁教堂看守人和其他三个人。拉斯普京说：“到处都是烈酒，人们喝酒是因为酒很便宜，大部分酒都是雅典修女们酿造的。”比喝酒更糟糕的是乱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宴会上，俄国朝圣者们很容易便被那些耶路撒冷显贵们弄到手，一些人还暗中成了别人的姘头。拉斯普京这样警告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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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女们不愿意去耶路撒冷！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圣城以外的地方谋生。不用做更多的解释，任何人只要去过那里，便知道年轻的男男女女们犯下了多少错误！对姑娘们来说生活非常艰难，她们被迫在那里待更长的时间，诱惑太多了，敌人（天主教徒或是穆斯林）更是虎视眈眈。其中一些人成了别人的情妇，进入皮肉市场。常出现这样的事：她们告诉你“我们有自己的干爹供养”，并把你也加入到她们的名单之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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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的提供是双向的。斯蒂芬·格雷厄姆是个英国记者，他与农民朝圣者们大概跟拉斯普京在同一时间来到了耶路撒冷，他描述了“阿拉伯妇女是如何不顾规定在复活节前一周进入旅馆向农民们兜售瓶装的杜松子酒和白兰地酒的。耶路撒冷开始挤满了朝圣者、观光者，同样还有江湖骗子、表演艺人、沿街叫卖者、门的内哥罗警察、配有装备的土耳其警官、骑着驴的朝圣者，以及坐着马车的朝圣者等”，有英国人和美国人，“圣城却被转送到了俄国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以及基督徒阿拉伯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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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小贩们使参观者变得堕落起来。菲利普这个人很特别，他是“一个高个子农民，有着宽阔的肩膀，身材肥胖，长着大大的脏兮兮的带有黑色鬓毛的不修边幅的脸，浓密的小胡子低垂在他那厚厚的迟滞的红嘴唇上”，他是“一个为僧侣拉皮条的人、为基督教店主招揽生意的人、一个走私者、一个不道德的人，以及一个经营宗教物品的商人”，那些物品是在所谓的犹太工厂生产出来的。堕落的教士们在“酩酊大醉、宗教的歇斯底里，以及清洗尸体中”结束了他们在耶路撒冷的一天，因为许多俄国人幸福地死在了耶路撒冷。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向俄国农民们宣传革命和无神论，正好为这个易燃的混合物又增添了一味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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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来访的那个圣枝主日，土耳其士兵击退朝圣者后，人们从教堂蜂拥而出，“正统的阿拉伯人大喊大叫，哭天喊地，表现了相当的宗教狂热”。突然，他们遭到了“一群戴着红帽子的土耳其人以及戴着长头巾的穆斯林的攻击，这些人大叫一声，乱棒击打杀出一条路，并且朝拿橄榄枝的人扑过去，整个人像着了魔一样，然后自顾自地走开了。一个美国女孩用她的柯达照相机将此记录了下来。基督徒阿拉伯人发誓要报仇”。随后，俄国人在金门等待基督这个“伟大的征服者”再次降临。不过，高潮依然是圣火部分：当火焰出现时，“兴奋的东方人将一支支点着的蜡烛放到自己胸前，在高兴和陶醉中大声哭泣。他们好像受到了某种非比寻常的兴奋剂的影响”，“哭叫着求主垂怜”。不过，“也出现了通常都会发生的蜂拥奔逃的情景”，当局会派人用鞭子和枪托进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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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格雷厄姆记下了他的同伴们——“兴奋，狂热，颤动，就像孩子们一样”——是如何在他们的背包里装满了耶路撒冷的泥土、约旦河水、棕榈叶、裹尸布，立体镜，“我们再一次互相亲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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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夜晚大家都在拥抱和亲吻，到处都是真诚的响吻声和缠结的胡须。这里开启了一个喧闹的欢庆活动的一天。葡萄酒、白兰地、亚力酒（有茴香味的烈性酒）的消费量将会使大多数英国人都大吃一惊。这种醉酒而舞的场景对耶稣来说一定非常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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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复活节与逾越节以及先知穆萨节恰好赶到了一起。当拉斯普京留意东正教修女的道德是否有亏时，瓦希夫则不断引诱这些修女。但是一个英国贵族却引发了暴乱，并使其成为世界的头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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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尊敬的蒙蒂·帕克上尉与约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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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蒂·帕克（Monty Parker）是一个二十九岁的贵族，上嘴唇长着漂亮的浓密的小胡子，下巴上则是尖尖的爱德华七世那样的胡须。他品位很高，收入却很少，是个机会主义者，也是个轻信他人的无赖。他总想找条捷径发财致富，或至少找其他人为其奢侈生活埋单。蒙蒂·帕克毕业于伊顿公学，是格莱斯顿政府最后一届内阁部长的儿子、莫利伯爵的弟弟、前近卫步兵团军官，也是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老兵。1908年，他遇到了一个芬兰圣职人员，这个人劝他说，只要一起努力，就能在耶路撒冷找到世界历史上最具价值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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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芬兰人就是瓦尔特·尤韦利乌斯（Valter Juvelius）博士，他是个教师、诗人、唯心论者，喜欢穿着《圣经》时代的长袍，解读《圣经》上的密码。在对《以西结书》进行了多年研究，并受到一个瑞典巫师搞的降神会的鼓舞后，尤韦利乌斯相信他已经发现了他所谓的“以西结密码”。该密码揭示，公元前586年，当尼布甲尼撒二世准备毁掉耶路撒冷时，犹太人将尤韦利乌斯所称的“圣殿档案”，即约柜，藏匿到了圣殿山南部的一个地下通道里。尤韦利乌斯需要一个既能办事，同时也可以帮他筹集到寻找约柜所需资金的人。有谁比一个没落但充满活力，在爱德华时代的伦敦拥有大量关系的英国贵族更合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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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韦利乌斯将他的秘密行动章程拿给帕克看，帕克兴奋地读着这个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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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相信我已经通过考察证明了这个极其独具匠心的推论，即“圣殿档案”的入口就在阿克尔达玛，该档案原封不动地待在它的藏匿地。从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古老的藏匿地获取圣殿档案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以西结密码”的存在证明了“圣殿档案”仍然还保持着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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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被尤韦利乌斯这个怪人极具争议的论点说服了，即便该论点一点也不比《达·芬奇密码》的情节更具合理性。在一个甚至连德国皇帝都去参加降神会、许多人都对犹太阴谋深信不疑的时代，尤韦利乌斯在寻找皈依者方面毫无困难。正如一个专家所写的那样：“犹太人是一个有些神秘的种族”，所以，他们肯定把约柜藏匿得相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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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将尤韦利乌斯的文件从芬兰语翻译过来，并将其装订成一个花里胡哨的小册子。然后，他对他的朋友们——一群名誉尽失、负债累累的贵族和军事骗子[5]——透露了这个惊人的发大财的机会：这个隐藏的珍宝必定会值两亿美元！帕克是一个油嘴滑舌的推销员，他很快便招引了更多的投资者，而这超乎了他的驾驭能力。英国、俄国、瑞典的贵族们都像诸如马尔博罗公爵夫人康斯萝·范德比尔特那般富裕的美国人一样，纷纷投钱给他。帕克的团队需要自由进入圣殿山和大卫城，他确信此事可以“借助慷慨的酬金”得到合理的安排。1909年春，帕克、尤韦利乌斯和他们的瑞典保镖兼中介人霍芬施塔尔（Hoffenstah）上尉一同参观了耶路撒冷的遗址，然后乘船到达伊斯坦布尔。在那里，蒙蒂·帕克向土耳其的部长们许诺将给予他们百分之五十的财富并会预付部分现金，他还试图从上到下买通青年土耳其党政权。蒙蒂最后与财政部长贝伊签订了一纸契约，契约上他自己的称谓是“伦敦跑马俱乐部的蒙蒂·帕克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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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政府建议帕克雇佣亚美尼亚人马卡萨德先生（Macasadar）充当中介人，并派出两个特派员去监督这次挖掘。1909年8月，霍芬施塔尔上尉从尤韦利乌斯那里得到了“密码”，之后他便前往耶路撒冷会见帕克及其朋友。他们将大本营安在了橄榄山上德国皇帝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并入住法斯特酒店，这是镇上最好的酒店。帕克与其朋友就像兴高采烈的公学男孩子们参加男子聚会一样，享用“同性恋晚餐”，用橘子来进行打靶比赛。美国侨民柏莎·斯帕福德回忆说：“一天早上我们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我们看到那些受到尊敬的考古学家扮作驴仔，和驴一起奔跑，并模仿驴叫，而这种事情通常只有那些爬到英国人的地方玩闹的阿拉伯男孩才做得出来”。帕克这帮人贿赂了耶路撒冷一些当权者，买通了地方长官阿兹米帕夏，并雇佣了一大群工人、向导、女佣以及保镖，开始在俄斐勒山上进行挖掘。这里曾经是而且仍旧是探索古老耶路撒冷的考古学上的中心点：1867年查尔斯·沃伦就曾在这里挖掘过；不久之后，美国考古学家弗雷德利克·布利斯和阿奇博尔德·迪基又发现了更多的地下通道，所有这些使得他们认为，这就是大卫王的耶路撒冷遗址。帕克在精神上受到远在他处的尤韦利乌斯及这次考察行动中另一个成员——“姓李的会读心术的爱尔兰人”的引导。即便在耶路撒冷什么也没找到，帕克也没有失去对尤韦利乌斯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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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埃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的支持下（男爵自己也出钱赞助犹太人挖掘约柜），声称帕克的行为侵犯了犹太人的圣地。穆斯林也很焦虑，不过土耳其人却对此事相当疏离。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帕克雇佣了考古学家、圣经学院的皮尔·文森特（Pere Vincent）对他的挖掘行动进行监管，这次挖掘确实找到了更多证据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早的定居点——文森特对这次挖掘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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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底，滂沱大雨迫使帕克停止了他的工作。1910年，他又乘坐克拉伦斯·威尔逊的“睡莲”号游艇返回雅法继续他的发掘。阿拉伯工人持续罢工了好几次。当法院以支持阿拉伯人进行威胁时，帕克与其搭档认定，只有摆出英国军队的阵仗才能震慑住那些当地人，他们决定穿着“制服”与市长对抗（市长是乌得琴演奏者瓦希夫的资助人）。达夫上尉戴着头盔，穿着铁甲，还有英国近卫骑兵团的白手套，蒙蒂·帕克则身穿鲜红色的束腰上衣和熊皮外衣，弗利少校回忆说：“明星出场了。我们引起了一阵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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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者散去后，这支滑稽的游行队伍耀武扬威地穿过耶路撒冷老城，用弗利少校的话来说，该队伍“由一队土耳其枪骑兵领头，然后是市长、指挥官及一些圣职人员，接着是达夫、帕克、我、威尔逊、马卡萨德，土耳其警官走在最后面”。突然，达夫的骡子冲到了集市上，上尉紧紧抓住它，直到被摔进一个商店，埋在了店里的花生下面，这一场景令他的朋友们开怀大笑。弗利说：“一个年长的犹太人还以为这是世界末日到了，于是开始用意第绪语哭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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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炫耀行为更可能是因为“慷慨的酬金”的缘故，直到现在也屡试不爽。帕克曾很谨慎地向他的团队发布了一些秘密报告，报告隐秘地用他的一些成员的名字命名为“FJMPW”，主要是对他的行贿情况做的说明。报告显示，他第一次逗留耶路撒冷时就花了一千九百英镑。第一年他花了三千四百英镑。1910年返回时，他的账户显示他“向耶路撒冷官员们支付了五千六百六十七英镑”。市长侯赛因·侯赛尼每月会收一百英镑。这些大方的贿赂对于耶路撒冷当权者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不过帕克意识到，青年土耳其党政府还处在飘摇之中，耶路撒冷还是一个敏感的地方，他在报告中这样说道：“最应当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最小的错误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困难。”然而，即便是他也没有真正认识到他这是在玩火。1911年，当他重新开始挖掘工作后，他付给那些人的钱比以前还要多，不过这时他已经绝望了，于是决定在圣殿山上进行挖掘，并对世袭的圣地看守人领袖哈利勒·安萨里（Khalil al-Ansari）及其兄长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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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和他那帮人乔装打扮，穿着童话剧中阿拉伯人的装束悄悄潜入圣殿山，在岩石圆顶清真寺那片区域，他们打开人行道去挖掘下面的秘密通道。然而，4月17日晚，一个穆斯林夜间看门人由于在自己拥挤不堪的家中难以入睡，来到圣地露营，惊讶地看到了这些英国人，然后跑到街道上大声喊叫，说化了装的基督徒正在岩石圆顶清真寺那里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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