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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会议上的伍德罗·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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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会议几周后，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里蒙梭还在讨价还价。为得到叙利亚，克里蒙梭试探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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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蒙梭：“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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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摩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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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蒙梭：“您会得到的。还有其他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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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好的，我还要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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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蒙梭：“您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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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威尔逊是首位在任内出国的美国总统，1919年1月他到达凡尔赛宫，和劳合·乔治、克里蒙梭磋商解决和平问题。中东的领导人和在劳伦斯陪同下的费萨尔一起来游说战胜国，力求阻止法国人控制叙利亚；而魏茨曼希望维持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并赢得国际社会承认《贝尔福宣言》。劳伦斯作为费萨尔的顾问，身着英国制服，戴着阿拉伯头巾，恰恰是他的出现激怒了法国人，他们设法禁止劳伦斯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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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之前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弗吉尼亚州教授，后来成为民主党的政治人物，现在则是一位国际仲裁者，他宣告：“一切战争涉及的领土解决方案都必须依据利益，考虑民众的利害关系。”他拒绝支持帝国主义瓜分中东。三巨头不久就互相怨恨起来。威尔逊认为劳合·乔治“狡猾”；七十八岁的克里蒙梭夹在自以为是的威尔逊和掠夺土地的劳合·乔治之间，抱怨说：“我发现自己处在耶稣基督和拿破仑·波拿巴之间。”幽默的威尔士人和沉默寡言的美国人逐渐缓和了关系：劳合·乔治赞美后者的理想主义，但前提是英国得到他想到的一切。在巴黎一间整齐地摆放着书籍的木屋里，这些奥林匹亚山神们将塑造这个世界。贝尔福饶有兴致地分析着前景，并嘲弄说：“这三个无所不能却又极其无知的人物将要分割世界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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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蒙梭的野心和劳合·乔治的一样恬不知耻。会见劳伦斯时，他解释说，法国人在十字军东征时就已经统治巴勒斯坦，以此为自己关于叙利亚的主张进行辩护。劳伦斯回答：“是的，但十字军东征失败了。”不仅如此，十字军从未占领过大马士革，完成克里蒙梭最初的目标，也从未实现过阿拉伯人建立国家的渴望。法国人还希望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下分享耶路撒冷，但英国人此时否绝了协议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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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支持《贝尔福宣言》。“我是牧师之子，”威尔逊说道，“应该支持将圣地归还给它的人民。”他既受到新教希伯来精神的影响，又受到他的顾问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的影响，后者是来自肯塔基的犹太人，曾被威尔逊提名为大法官。布兰戴斯以“人民律师”而著称，是美国学术界和公共服务界洁身自好的模范人物。在1914年，三百万美国犹太人中仅有一万五千人加入他建立的美国复国主义联盟。到1917年，则已有几十万美国犹太人加入。福音派基督教徒为复国主义游说，就连前总统泰迪·罗斯福都支持“在耶路撒冷周围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在童年时期曾和其父母一起到访过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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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威尔逊还是面临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自决这一痛苦的矛盾，英国人曾一度建议由美国人“托管”——一个描述保护国和殖民地之间关系的新词汇。实际上威尔逊考虑了这种可能。但面对英法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攫取，他派遣了一个美国代表团去调查阿拉伯人的意愿。金-克兰代表团（King-crane Commission）在一名芝加哥阀门制造商和欧柏林学院院长的领导下展开调查，报告称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阿拉伯人愿意居住在费萨尔的大叙利亚王国内，当然需要美国的保护。但当威尔逊不能约束他的盟友时，这些调查结果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刚成立的国联在两年以后才确认英国人得到了巴勒斯坦，法国得到了叙利亚——劳伦斯称之为“托管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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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3月8日，费萨尔加冕为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国王，他任命耶路撒冷的赛义德·侯赛尼为他的外交部长，至于穆夫提的兄弟阿明，则暂时在皇宫中供职。新王国成立所带来的兴奋感，使得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大胆挺身，反对复国主义的威胁。魏茨曼警告这样做可能会招来麻烦，因为雅布廷斯基和前俄国革命者平卡斯·鲁滕伯格（Pinkhas Rutenberg）[1]组建了一支六百多人的犹太自卫力量，但斯托尔斯无视了这个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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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尔斯：先知穆萨节骚乱，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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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4月20日周日的早上，在挤满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朝觐者的城市里，六万名阿拉伯人集结起来，在侯赛尼家族的领导下，准备庆祝先知穆萨节。日记作家瓦希夫·贾瓦哈里耶注意到，他们在唱着歌抗议《贝尔福宣言》。穆夫提的弟弟哈吉·阿明·侯赛尼举起费萨尔的画像，煽动民众：“这是你们的国王！”暴徒们咆哮着“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土地，犹太人是我们的狗”，并冲入老城。一位犹太老人遭到棍棒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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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尔·萨卡基尼回忆说“愤怒变成了疯狂”。许多人抽出匕首和棍棒喊叫道：“穆罕默德的宗教是用刀剑建立起来的！”贾瓦哈里耶观察到，这座城市“变成了战场”。人群高喊着“杀光犹太人”。萨卡基尼和贾瓦哈里耶都痛恨暴力，但他们不仅开始厌恶复国主义者，也开始厌恶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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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尔斯在英国国教会教堂做完晨祷后，发现耶路撒冷已经失控。他冲进位于奥地利人旅客招待所的指挥部，感觉仿佛有人“在我的心脏上刺了把剑”。斯托尔斯在耶路撒冷仅有一百八十八名警察。第二天，暴乱加剧，犹太人担心他们可能会被杀光。魏茨曼闯入斯托尔斯的办公室请求帮助，雅布廷斯基和平卡斯·鲁滕伯格则拿起了枪，并在俄侨区的警察局召集了两百人。当时斯托尔斯禁止他们行动，雅布廷斯基因此只能在老城外巡逻，和阿拉伯持枪歹徒交火——枪声正是从这天开始响起的。在老城，犹太区的一些街道遭到围困，阿拉伯闯入者又轮奸了一些犹太姑娘。与此同时，英国人正努力维持着圣火仪式的治安。但当一个叙利亚人搬动一把科普特椅子时，“情况一团糟”，而且教堂的门被火舌吞没了，“场面一片混乱”。一名英国军官离开圣墓大教堂时，一个阿拉伯小女孩被流弹击中，从附近的窗户上摔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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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布廷斯基的部下纳赫米亚·鲁比佐夫（Nehemia Rubitzov）和一个同伴用医用白大褂盖着他们的手枪，乘坐一辆救护车进入老城去组织防御。鲁比佐夫出生于乌克兰，被本-古里安招募到犹太军团，并改名为拉宾。此时，正当他安慰受到惊吓的犹太人时，他遇到并解救了“红蔷薇”科亨，后者是一名充满活力的前布尔什维克分子，刚从俄国来到这里。他们相爱并结婚。“我出生在耶路撒冷。”他们的儿子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说。许多年后，伊扎克成为以色列的总参谋长，攻下了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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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塞缪尔：一个巴勒斯坦，交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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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骚乱平息，共有五名犹太人和四名阿拉伯人死亡，二百一十六名犹太人和二十三名阿拉伯人受伤。三十九名犹太人和一百六十一名阿拉伯人因为参与这场骚乱，被以先知穆萨节的叛乱者的罪名判刑。斯托尔斯下令搜查魏茨曼和雅布廷斯基的住处，雅布廷斯基因被发现持有枪支而获判十五年监禁。年轻的阿明·侯赛尼——用斯托尔斯的话说，是骚乱的“主要煽动者”——被判处十年监禁，但他逃出了耶路撒冷。斯托尔斯解除了穆萨·卡齐姆·侯赛尼的市长职务，不过英国人还幼稚地指责来自俄国的犹太布尔什维克要为此次事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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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魏茨曼和社会主义者本-古里安仍希望渐进地发展民族家园，并与阿拉伯人和平相处。本-古里安拒绝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他想让阿拉伯工人和犹太工人共享“一种和谐和友好的生活”，但有时他也惊呼：“没有解决方案！我们想要这个国家成为我们的，阿拉伯人则想要它成为他们的。”现在，复国主义者们开始重组老组织“哈什摩尔”——巡夜者，并将其改造成更为有效的民兵组织“哈加纳”——国防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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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暴力行动都是对双方极端分子的一次培养。雅布廷斯基完全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复国主义一样，都是真实的。他执拗地认为，犹太国——应该包括约旦河两岸——将遭到暴力反对，只能用“铁墙”来防守。20世纪20年代中期，雅布廷斯基从组织中分裂出来，和身着制服游行的青年运动组织“贝塔”组建了复国主义修正者联盟。他想创造一种新的犹太激进分子，不再依靠魏茨曼那上流社会的游说。雅布廷斯基固执地认为，他的犹太共同体将建立在两个民族间“绝对平等”的基础上，而且不会驱逐任何阿拉伯人。1922年，贝尼托·墨索里尼上台时，雅布廷斯基嘲笑对元首的称谓“杜切”是“所有英语中最荒谬的词汇。水牛群会有一个杜切，文明的人则没有”。然而魏茨曼称雅布廷斯基为“法西斯主义者”，本-古里安则干脆给他起了个绰号“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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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萨尔国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的希望，他的理想因法国决心占有叙利亚而破灭。法国人强行赶走了国王，并击溃他的乌合之众，使劳伦斯的计划彻底破产。大叙利亚的终结和那场骚乱促使巴勒斯坦人形成了一种国家认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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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4月24日，基于《贝尔福宣言》，劳合·乔治在圣雷莫会议上接受了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并任命赫伯特·塞缪尔爵士担任首任高级专员。6月30日，塞缪尔抵达耶路撒冷火车站，身着白制服，头戴饰有羽毛的遮阳帽，腰挎佩剑，耶路撒冷以十七响礼炮声欢迎了他。塞缪尔虽然是犹太人，也是复国主义者，但不是梦想家：劳合·乔治认为他“枯燥乏味且冷酷无情”。一位记者说他“像牡蛎一样毫无激情”，他的一位下属则说他“一丝不苟，好像从来不会忘记自己的公事”。当军事总督交出巴勒斯坦的控制权时，塞缪尔破天荒地开了一个玩笑：他签署了一个收条，上面写着“兹收到刘易斯·J·布尔斯爵士少将移交的巴勒斯坦，共计一个，交接完毕”。然后他补充道“无错误、遗漏”，但事实上错误和遗漏都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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