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570643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18]

1706570644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序言 1876年9月7日

1706570645

1706570646 这一天，帝国的每个角落万人空巷，民众聚集在街道上见证加冕典礼的到来。街道里弄被身着帝国传统彩色服饰的人映照得一片通红——红色锥形的土耳其毡帽，帽上黑色的丝质流苏穗子，白色的穆斯林头巾，阿拉伯式头巾；此外，身着优雅礼服的欧洲外交官们也跻身其中。目击者声称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划着金白相间的轻舟穿过加拉塔大桥上的热闹人群时，瞥见了十万之众拥于海滨这一尊荣至极的景象。停靠金角湾后，帝国34岁的继承者骑上他的白色战马，穿过帝国卫队，抵达了帝国最神圣的艾郁普（Eyüp）苏丹清真寺——此寺于穆罕默德二世（征服者）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修建。在这座银色的圣殿之中，埋葬着先知穆罕默德的信徒旗手艾郁普，他在公元670年的阿拉伯围攻战中阵亡此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Ⅱ）被赋予奥斯曼“胜利之剑”，正式加冕成为帝国第三十四任苏丹，以及伊斯兰教第二十六任奥斯曼哈里发。

1706570647

1706570648 大部分观察者一致认为，这位新苏丹在整个典礼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庄重，一些对其继位存在异议的不和谐音符因此显得微弱无力。阿卜杜勒·哈米德貌不惊人，以至于在奥斯曼之剑的对比之下，他纤弱的身形被映衬得更加渺小。赋予阿卜杜勒·哈米德宝剑的谢赫·伊斯兰[1]比阿卜杜勒·哈米德高得多，不得不立即俯身，以遵循传统亲吻这位苏丹的左肩。与此同时，不祥的事件正在这个城市的其他角落里发生：在加拉塔大桥上，过于拥挤的人群使得桥梁部分塌陷将近4英尺（约1.2米），几乎沉陷进了金角湾（Golden Horn）。仅仅一箭之遥，位于高地上欧洲人聚集的培拉区和码头之间相连的地下缆索电车上的一根缆线也发生了断裂。1

1706570649

1706570650 更多不祥的消息从欧洲传来。在前一年10月，时任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因无法支付其行宫过度挥霍所产生的复利而宣告破产，不得不暂停偿付奥斯曼的债券息票——其拖欠行为遭到上千名主要集中在巴黎和伦敦的持券人的憎恨。当一起基督徒起义席卷奥斯曼统治的巴尔干地区时，奥斯曼政府（通常被称为“高门”[2]）这才发现自己失去了支持。它试图扑灭巴尔干地区的动荡火焰，但是由于给正规军拨付的款项一直处于拖欠之中，高门便派部分非正规的切尔克斯人[3]部队对动乱实行镇压。到1876年夏，各种骇人听闻的暴行传遍欧洲（指奥斯曼政府血腥镇压起义）。本已退休的英国前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复出谴责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政府的中立立场，并在一个很快闻名世界的宣传册中痛斥“保加利亚惨案”。这个宣传册甚至在阿卜杜勒·哈米德在艾郁普登基时也得到刊登发行——他也因此将自己关进了崇高道德的地牢中。然而迪斯累里却连同双方一并谴责，认为两者“同样可怕和残暴”，并草率敷衍有关奥斯曼非正规军的恐怖暴行只是“咖啡屋的胡言乱语”。[4]格莱斯顿进而纠正他，并称土耳其人是“人类中仅有的不合人道的大败类”，应该“将其驱逐出他们蹂躏和玷污过的地方”，“连人带物一起滚蛋”。2

1706570651

1706570652 格莱斯顿对于很多由沙俄政府培植的泛斯拉夫主义宣传者好几个月的缄默无言只字未提。但是他却认为阿卜杜勒·哈米德会有更加骇人的行为，他利用自己的英式议会辩才表达着愤怒，并说如果宿敌沙俄侵犯巴尔干地区，作为土耳其传统保护者并帮其对抗俄国侵略的大不列颠将选择冷眼旁观，尤其在那个夏天——俄军志愿者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后乘坐火车奔赴战场，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的沃伦斯基军官一样——为斯拉夫民族战斗。在俄国的鼓动下（非官方的），塞尔维亚6月向土耳其宣战，并由刚征服塔什干城的俄国将军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Mikhail Grigorievich Chernyaev）掌控其军队。黑山随后也介入战争。然而说到落井下石，谁也比不上长期外派奥斯曼、现已退休的外交官斯特拉特福德·坎宁（Stratford Canning）勋爵，他曾经几乎凭一己之力就将英国带入克里米亚战争，为奥斯曼一方站台。如今，他却在一封发至《泰晤士报》的信件中公然支持格莱斯顿的反土耳其立场——实际上，格莱斯顿早先就把“保加利亚惨案”宣传册献给了坎宁。在30年前，当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是个体弱、孤独的孩子时，便与坎宁在托普卡帕宫（Topkapı Palace）的花园里初次邂逅，当时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是第一次遇到外国人。那是一次尤为令人生气的接触——事实上，坎宁可以算是第一位愿意诚恳善意地对待这个孩子的异国成年人，以至于这位苏丹在数十年以后还能记起这件小事。如果说俄国分割奥斯曼帝国的野心——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53年与英国外交官的一次会谈中就首次提及并称其为“欧洲病夫”——现在有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少时眼中的英雄和英国最为声名狼藉的亲土耳其系的支持，那么这个帝国将无任何存活下去的可能性。

1706570653

1706570654 尽管各种恼人的事件源源不断地涌入帝都，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离开艾郁普苏丹清真寺时依旧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他已经比他上一任继位没多久就遭到罢黜的穆拉德五世（Murad Ⅴ）实现了更多的成就。在5月份暴力废黜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后，虽然受到了大量狂热民众的拥戴并被冠以“伟大的改革者”称号，穆拉德五世却没能够召集力量举办就职典礼来面对公众。作为帝国王位的潜在继承人，所有皇嗣都有过被软禁在“卡菲”[5]的经历。穆拉德五世登基后，当得知被废黜的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用一把剪刀割（双）腕自杀（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诡计，并将其与谋杀的流言牵连在了一起），就已经浑身颤抖。获悉其前任死亡的消息后，穆拉德五世不禁当场昏厥。苏醒后，他又陷入猛烈的呕吐之中。这一切似乎还不够。6月15日，一位年轻的切尔克斯军官（其姊妹内斯林曾是已故苏丹后宫中最受宠溺的妃子）为了给“殉难者”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复仇，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冲进了大厅，企图谋杀曾经废黜前苏丹的两位共谋者——军政大臣侯赛因·阿夫尼（Hüseyin Avni），以及外交大臣拉希德帕夏（Raşid Pasha）。种种骇人事件使穆拉德五世受到了极度创伤，并开始胡言乱语（被诊断为自杀式妄想症），显然这使得他无法接受奥斯曼之剑，也无法会见外国使节或承担其他任何一个苏丹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仅仅通过顺利举办一场完整的就职典礼，阿卜杜勒·哈米德就已经足以恢复这个四面楚歌的帝国的臣民的信心。

1706570655

1706570656 诚然，这位年轻的苏丹是一个谜。即便对其举荐者来说，他也是一个未知数。一直到1876年那个糟糕的夏天——这一年从此成为土耳其人熟知的“三苏丹轮流当政之年”——伟大的立宪派米德哈特帕夏（Midhat Pasha）领导的改革派政治家，随同基督教少数派和诡诈的欧洲政治家，还将希望放在英俊迷人的穆拉德五世身上，并相信他会支持西方的自由主义（或者说，至少在推动之下能够顺应改变）。相形之下，阿卜杜勒·哈米德只有使人难堪的腼腆、令人尴尬的社交能力，还有他那古怪的长相。他的鹰钩鼻异常突出，以至于很多土耳其人认为他的母亲皮林穆杰哈（Pirimujgan）其实是隐藏身份的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她其实是普通的切尔克斯奴隶舞者，有一段时间成为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Abdul Mecid）最宠溺的妃子，在26岁的时候死于肺痨，当时阿卜杜勒·哈米德才7岁］。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父亲对他也并不抱希望，他因此由养母抚养长大，并经历过一段比正常人更孤独的童年时光以及“卡菲”的囚禁岁月，他的唯一伴侣是后宫的妃子和宦官。自然而然，他与女性的关系比与男性更为亲密一些。阿卜杜勒·哈米德在年轻的时候很信任已故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的“苏丹娜”（皇太后）佩尔泰尼亚（Pertevniyal）。佩尔泰尼亚在未进后宫之前是公共浴池的一名爱传流言蜚语的侍女，这使得她非常清楚公众舆论的动向。这位未来的苏丹甚至与一名“异教徒”——一位来自培拉区的巴尔干手套女商贩弗洛拉·科迪尔（Flora Cordier）发生了风流韵事，这位“异教徒”还使他认识到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此外，在他登基前的岁月，他还经常和一个与英国大使亨利·艾略特（Henry Elliott）关系密切的英国商人汤姆森先生在席拉皮亚（Therapia）公园闲逛。正是汤姆森让他知道了英国议会的议事程序（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曾要求他将议会蓝皮书加以翻译，并引进奥斯曼）。尽管对于帝国内部和外部事务同样相对无知，但相比近代的其他先任，他在就职仪式方面做得更好。3

1706570657

1706570658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位新苏丹是一个名义上的穆拉德式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当已经开始为奥斯曼帝国起草一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宪法的米德哈特帕夏发现穆拉德无法充当其改革工具时，感到极为震惊——不过奇妙之处在于，也正是他说服了内阁催逼穆拉德五世下台，而且在此之前他从未见过阿卜杜勒·哈米德，并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为防传统的苏丹权威复苏，米德哈特帕夏在被委派试探这位年轻的继承人之后，设法让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穆拉德五世长期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通过有条件的登基来束缚其君权——由他获得摄政权，而非完全的苏丹职位。阿卜杜勒·哈米德当然不愿意与一个半疯半癫的王位潜在竞争者共同执政，于是果断拒绝。协商只好继续。在此期间，米德哈特帕夏终于得到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承诺，后者称会“立即”颁布宪法。根据权威病历确诊穆拉德五世为精神错乱的诊断说明，这位继承人坚持要求正式及永久性废黜穆拉德五世。在此基础上，协议达成——但这个协议使得这位年轻的苏丹开始对米德哈特帕夏和立宪主义者产生怀疑，并反对其对君权的进一步干预。

1706570659

1706570660 尽管登基过程中各种阴谋涌动，但对于自信的继承者阿卜杜勒·哈米德来说，他选择在艾郁普苏丹清真寺继位有十分恰当的理由。这个夏天，在帝都历经了两次折磨人的废黜事件之后，没有人希望发生第三次。在巴尔干地区，即便格莱斯顿的激昂的宣传册暗示新的暴行将指日可待，但最坏的消息也似乎行将结束。在夸口会如何摧毁由“衰老、肥胖的阿卜杜勒·克里姆（Abdul Kerim）”领导的奥斯曼军队之后，俄军控制的塞尔维亚军队对土耳其的进攻迅速陷入了泥沼。到8月上旬，土耳其已经攻占了通往摩拉瓦河流域（Morava Valley），最终进入塞尔维亚腹地的关口，获得了胜利。9月1日，穆拉德被废黜的第一天——也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任职的第一天，塞尔维亚人和其俄国司令官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被果断击败。当新苏丹在清真寺即位之际，塞尔维亚人请求停战，奥斯曼外交官便着手拟定和平条款，施加于贝尔格莱德，其中包括武装解除、要塞占领以及赔款。4塔什干征服者的此次溃败使塞尔维亚蒙羞，而土耳其人则又一次进入了欧洲，并开始向北挺进。

1706570661

1706570662 苏丹骑着他的白色坐骑，手持“黄金辔勒”，在扛着先知绿色旗帜的谢赫·伊斯兰及皇家随从人员的簇拥下，穿过位于第二大桥的金角湾，经过了拜占庭贝拉克奈（Blachernae）的废墟城墙、法纳尔（Phanar）希腊东正教教区，蜿蜒进入狭窄的穆斯林旧区斯坦布尔（Stambul）。最终，队伍到达高门，外国使节们坐在“荣誉台”上，对成为奥斯曼帝国君主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致以敬意。随着领土的延伸——从多瑙河公国（Danube Principalities）到波斯湾（Persian Gulf），从北非的马格利布（Maghreb）到外高加索（Transcaucasus），黑海和白海各国的统治者位列其间。街巷上，人们欢呼呐喊着：“苏丹万岁！”

1706570663

1706570664 [1]谢赫·伊斯兰（Sheikh-ul-Islam）为伊斯兰教长老，总管穆斯林的事务。——译者注

1706570665

1706570666 [2]高门（Sublime Porte），1923年以前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正式名称。——译者注

1706570667

1706570668 [3]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即“巴施巴祖克”（Bashi-Bazouk），指奥斯曼的非正规军。——译者注

1706570669

1706570670 [4]迪斯累里之后称自己“出于过失”忽略了发生在保加利亚的残暴故事。奥斯曼政府承认“巴施巴祖克”部队对6 000名平民的死亡负责，欧洲方面却认为死亡人数为1.2万。尽管如此，他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在严肃调查保加利亚事件之前，迪斯累里的著名宣传册上的内容是根据一名并未实际到过保加利亚的君士坦丁堡律师埃德温·皮尔斯（Edwin Pears）的“报告”所做：他仅仅将一位在罗伯特学院任教的美国传教士告诉他的故事加以传扬，而这位传教士所知也是来源于他的保加利亚学生。它们虽然不是“咖啡屋的胡言乱语”，却是小道传闻。

1706570671

1706570672 [5]卡菲（kafes），即皇家监狱。——译者注

1706570673

1706570674

1706570675

1706570676

1706570677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19]

1706570678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引言 《赛克斯——皮科协定》谣言和现代中东的诞生

1706570679

1706570680 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缔造土耳其共和国92周年之后，奥斯曼帝国重新成为新闻热点。媒体几乎每天都会提及“一战”遗留下来的中东领土争端问题，即使边境线早已在先前确定，但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和“伊斯兰国”（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的崛起，中东的边境线正在不断地被重新绘制。“难道这就是《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带来的结果吗？”帕特里克·科伯恩（Patrick Cockburn）在《伦敦书评》中如是发问——科伯恩设想其读者听说正是由于这两个人（据说如此）签订了此协定，从而导致奥斯曼帝国被英法分割。12014年，“一战”爆发100周年，《赛克斯—皮科协定》跨越历史琐事的纷争，重归陈词滥调，成了解释近年来中东动乱根源的一个妇孺皆知的简要版本。

1706570681

1706570682 从无处不在的媒体报道来看，人们或许会以为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爵士和乔治·皮科（Georges Picot）是“一战”中出演分裂奥斯曼这出戏码的唯一演员，而英法只是在1916年签订此分裂协定进而处置奥斯曼领土的相关参演。克劳德·雷恩斯（Claude Rains）在大卫·里恩（David Lean）的经典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中便不假思索地概括出了这个传统故事的大意：“马克·赛克斯（曾）是英国政府的一名官员，皮科先生（曾）是法国政府的一名官员。赛克斯和皮科先生见了面，并同意战后由英法分割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奥斯曼）帝国。”2

1706570683

1706570684 《赛克斯—皮科协定》的谣言引起共鸣其实不难理解。在后殖民时代，人们很容易把当前问题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其早已消亡的帝国主义者而无须承担任何风险。赛克斯和皮科其实是英法罪恶之替身，英法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拓展殖民计划，并在奴役阿拉伯中东地区的过程中最终达到顶点，进而恶化崩溃（一些人会认为这是罪有应得）。英国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中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却戏剧性地尝到了复仇女神的恶果，它甚至唤醒了阿拉伯这头沉眠数世纪的睡狮以对抗近代的十字军——已经侵占了其土地的欧洲人和以色列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泛伊斯兰运动涌起，例如穆斯林兄弟会、哈马斯、真主党、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这些组织力图擦除由欧洲强行划定的、人为的国家界线。这一切似乎正在将《赛克斯—皮科协定》钉死在棺材里。

1706570685

1706570686 《阿拉伯的劳伦斯》是一个诱人的故事，简单、紧凑、洗练而易懂。但克劳德·雷恩斯关于《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总结过于肤浅，且与真实历史大相径庭。分裂奥斯曼帝国并非单纯由英法两名外交官在1916年双边决定，事实上，在1911年意大利入侵奥斯曼的黎波里（利比亚）以及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长达近12年的斗争后，分裂的决定才首次出现在1923年瑞士洛桑举行的多国和平会议上。在洛桑会议上，不论是赛克斯还是皮科都没有发挥任何值得提及的作用，真正主导会议进程的人物实际上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穆斯塔法·凯末尔，他刚刚在另一场从1919年持续至1922年的战争中击败希腊和英国（相关方）。甚至在1916年这个由于诞生了分裂协定而被肤浅定义的年份，由赛克斯和皮科分别充当二、三把手，妄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Sergei Sazonov）实际在背后真正推动，经过精密计划，早在1915年就获得了英法（3—4月就开始向英法提出要求）对奥斯曼进行分裂的认可。后奥斯曼帝国时代那些最为臭名昭著的边境线争端——将巴勒斯坦从（外）约旦和叙利亚分离，或者将叙利亚从伊拉克分离，或者将伊拉克从科威特分离——无一由赛克斯和皮科在1916年划定。甚至连他们当年草定的边界线方案，诸如如何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地区划定英法俄势力范围，也在战后遭到抛弃［最为有名的是位于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Mosul），它一开始被划分给法国，直到英国决定占领此地区的油田］。俄国与德国于1918年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单独媾和之后，原于1916年分割给俄国的整块地区又被划走，并从此在历史的记忆之中烟消云散。为了取代先前的俄国人，美国（处于被长期遗忘的美国历史长河中）曾被责成占领广阔的，包括现今土耳其大部分的奥斯曼领土——只是国会之后延缓了战后条约的批准。在美国和苏维埃俄国退出角逐后，意大利和希腊被要求认领奥斯曼残体中各自的地盘，只不过两国随后签字放弃从穆斯塔法·凯末尔处获得的领土——整个过程同样对《赛克斯—皮科协定》只字未提。1916年的分割协定中甚至都没提及沙特王朝——它在征服麦加和麦地那这两个伊斯兰教圣城后，从1924年便开始统治原先归属于奥斯曼的阿拉伯半岛。

1706570687

1706570688 奥斯曼帝国在分崩瓦解之前存在6个多世纪，最终倒在了“一战”的砧斧之下。从1517年到1924年［除了1802—1813年由瓦哈比教派（Wahhabi）的叛乱分子短暂统治外］，苏丹一直统治着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圣地，并承认其合法性，而苏丹自身也被穆斯林视为伊斯兰哈里发。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赋予其成百上千万的国民以共同身份和归属于此伟大帝国的荣誉感——这种帝国骄傲和荣誉感为所有穆斯林拥有，在某种程度上，同样也由栖居于苏丹庇护之下的帝国的多数犹太人和少数基督徒所享有。因此，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1911—1923年战争的危急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仅仅对不动产的处置。

1706570689

1706570690 记者通过20世纪的早年历史来探寻今日中东问题的根源并没有错。然而真实的历史记录更加丰富，且比谣言更具戏剧性。如果我们想理解“一战”对于从加里波利（Gallipoli）到埃尔祖鲁姆（Erzurum），再到加沙（Gaza）、巴格达（Baghdad）这一片广袤的地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就必须跳过《赛克斯—皮科协定》。奥斯曼帝国纵横三大洲三大洋，使得不仅英法，还包括其他所有欧洲列强（以及一些小国）——当然，还有奥斯曼自己卷入此间的纷争之中。

1706570691

1706570692 奥斯曼战场非但不是“一战”的一个插曲，而且还是1914年欧洲战争爆发并真正达成和平协议的中心地点。奥斯曼帝国的连续战争——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1911—1923年的边境冲突，是一部史诗般的斗争史。它成就了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青年土耳其党三执政——伊斯梅尔·恩维尔（Ismail Enver）、艾哈迈德·杰马勒（Ahmed Djemal）、穆罕默德·塔拉特（Mehmed Talât），德国一方的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海军上将威廉·苏雄（Wilhelm Souchon）和奥托·利曼·冯·桑德斯（Otto Liman von Sanders），英国一方的基奇纳（Kitchener）、丘吉尔（Churchill）、T. E.劳伦斯（T. E. Lawrence）和劳合·乔治（Lloyd George），俄国一方的谢尔盖·萨宗诺夫、大公尼古拉斯（Grand Duke Nicholas）、尼古拉·尤登尼奇（Nikolai Yudenich）和亚历山大·高尔察克（Alexander Kolchak），阿拉伯一方的麦加圣嗣长谢里夫·侯赛因（Sherif Hussein）和他的儿子费萨尔（Feisal）、阿卜杜拉（Abdullah）、伊本·沙特（Ibn Saud），希腊一方的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和康斯坦丁（Constantine）国王，此外还有举足轻重的卡泽姆·卡拉贝克尔（Kâzım Karabekir）、伊斯麦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以及土耳其共和国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现代中东由这些伟大得多的人物在战争的熔炉中锻铸而出，远非《赛克斯—皮科协定》单纯决定。一个世纪之后，随着这一时期最后档案的启封，这段历史将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 上一页 ]  [ :1.70657064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