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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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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十章 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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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勒斯庞特[1]以东不存在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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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4—5月，委内瑞拉雇佣兵及奥斯曼军队指挥官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围困凡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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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援“急需帮助”的俄国军队是英国最高统帅部向加里波利调遣军队的最初原因。如果当时并不存在一些相关的紧迫战略需求——比如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失败，事情又会如何发展呢？当然，考虑到诸多在沙滩上遇到的糟糕困局——以及所有包括如何击溃一支固守在更高地带的装备精良的敌军之类令人痛苦的策略问题——伯德伍德和汉密尔顿等人对土耳其更远的东部边陲（对加里波利战场有间接影响）关注度的缺失就很容易解释得通了。可惜，历史学家们并没有理由去做这样的假设。所以，至少让我们试着理清因果关系的乱麻，看看加里波利登陆战最初是如何影响土耳其东部的苦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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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加索战场而言，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施展的策略最明显的效果在于成功地让俄军在第比利斯集结起来的军队得以撤离，由此俄方才能够如愿以偿地加入君士坦丁堡争夺战之中。为了替换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伤亡的将士，尤登尼奇1915年2月开始从第三高加索第比利斯师和第一、第二普拉斯通旅中抽调兵力新组建第五高加索军团。高加索军参谋长刚刚把新军团组建起来，就收到最高统帅部（萨宗诺夫试图同意英国人的请求）下达的命令，要求他将第五高加索军团派赴敖德萨，并准备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两栖进攻。由于其他将领坚称难以从关键的欧洲战场转移出多余的兵力对付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大公尼古拉斯被迫无奈只能依赖于尤登尼奇。这样，本来设想用于增援可能会受困于高加索战场的俄军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和加里波利战役，便使得尤登尼奇掌握了欧洲战场整个军团的兵力，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萨勒卡默什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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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同样蔓延于第比利斯的恐慌，由于在一开始达达尼尔海峡“分流”了一部分兵力，使得俄军在高加索地区中的战略位置遭到进一步弱化。1914年12月30日，在梅什拉斯夫斯基将军（在从萨勒卡默什撤退途中负伤，并且捕获到由恩维尔署名的令人恐惧的作战计划）造成的恐慌达到顶点之时，高加索集团军总督及总司令I. I.沃龙佐夫—达什科夫（I. I. Vorontsov-Dashkov）伯爵命令T. G.切尔诺祖博夫（T. G. Chernozubov）从波斯北部全面撤退。这个命令不同于同时要求放弃第比利斯的指令，得到了切实贯彻。或许是出自政治及战略原因，沃龙佐夫—达什科夫的命令才得到有效执行：大约1.2万名俄军从1908年就开始扎营“波斯的阿塞拜疆”的现实，成了英俄关系以及位于德黑兰的艾哈迈德·沙阿（Ahmad Shah）半独立政府的主要刺激因素；可以理解，后者对领土的被占领有极为憎恶之情。英国驻德黑兰领事沃尔特·汤利（Walter Townley）爵士几个月以来听过很多关于对俄军在波斯北部劫掠的抱怨。他再三催促爱德华·格雷爵士向俄国人施加压力，要求俄军撤退，以“防止［波斯的］阿塞拜疆可能会成为夹在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一个战场”。在萨勒卡默什的恐慌之中，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发现有机会可以减轻英方顾虑，因此切尔诺祖博夫从乌尔米耶省（Urmia）和大不里士（Tabriz）撤回了军队——尽管一些俄国部队仍驻留在德黑兰北部的加兹温（Kazvin）以及里海的雷什特（Resht）和恩泽利（Enzel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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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相关事件发展的奇妙结果使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在恩维尔于严冬之际的毁灭性溃败之后重燃希望——尤其从战略上来讲，土军还能够转移南部（俄军在波斯北部大规模的撤退无疑在招致奥斯曼军队对此区的入侵）战场的焦点。实际上，萨宗诺夫偏离了格雷要其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之前撤离波斯阿塞拜疆的意图，他转而强调俄军在南部战场的脆弱性——乌尔米耶湖（Lake Urmia）和凡城湖（Lake Van）之间的低洼山谷起到一种战略性战场的作用，很难对移动中的敌军造成障碍。不谈其他，恩维尔的攻势其实已证明了军队在埃尔祖鲁姆和第比利斯的高山间行进的困难性——这实际上相当于将战线拉进了冷藏箱里面，并且可能会一直搁置下去。而暖和得多的乌尔米耶山谷低地则是处于土俄侦察与宣传战争中的一片零地带（指极端和暴力事件发生地）——刺探与传道活动遍布于当地的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或者基督教一支的聂斯脱利派（Nestorian）信徒之间（闪米特种族，依旧使用一种东部阿拉姆语方言，有本族远溯至公元一世纪的使徒教会）。同时，间谍也穿过这片奥斯曼、俄国和波斯帝国间存在争议的模糊边界地带进行偷运武器和宣传活动。此时，经过长期慢煮，这个重要的多民族—宗教边境大锅炉，即将在世界大战的压力之下沸溢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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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首先由土耳其人发起。1月下旬，恩维尔派他的叔父哈利勒·贝先后前往迪亚巴克尔（Diarbakır）和凡城指挥重组的奥斯曼第三十六师。这支新师的兵力抽调自边防部队、国家宪兵部队和非正规的库尔德骑兵队。值得注意的是，原本负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第六集团军的哈利勒·贝由于到达埃尔祖鲁姆的时间太晚，因此未能加入恩维尔本预料能取得胜利的萨勒卡默什战役：他此刻将带领土耳其军队攻占波斯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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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哈利勒·贝的正规军到达之前，乌尔米耶战役也迫在眉睫。1月上旬，亲土耳其的库尔德部族抓住俄军撤退的有利时机，在向北部的迪尔曼（Dilman）和霍伊移动之前就开始对乌尔米耶湖附近的镇子实行了劫掠。跟随他们步伐的是由穆斯林志愿者组成的所谓伊斯兰圣战士部队，这支部队由1908年时的联合主义共谋者厄梅尔·纳吉·贝担任指挥官。此外，他此时还控制着由恩维尔设立的位于摩苏尔的特殊机构。厄梅尔·纳吉·贝的志愿军在1915年1月14日冲入大不里士，烧毁了俄国银行，并赶跑了少数滞留的俄国官员和哥萨克人。随着哈利勒·贝在凡城湖将军队集结完毕，同时，一个位于巴格达、意图获得波斯和阿富汗支持以对抗英国统治的土—德代表团正在迅猛发展，这一切似乎表明存在于奥斯曼帝国东部边陲的危险已经转化成了一种机遇。至于戈尔茨帕夏，这位在奥斯曼帝国任期最长的德国军官，在土耳其人在萨勒卡默什、苏伊士运河和巴士拉接连遭遇一系列挫败之后，于1915年1月30日向德国最高指挥部报告：“波斯的各项事宜正在稳步推进。大不里士和霍伊现在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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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过是海市蜃楼。到目前为止，位于波斯阿塞拜疆的战役将大部分非正规军和当地人卷入，而双方的正规军队仍集结在前线后方。厄梅尔·纳吉的志愿军则最多遇上了零星的反抗。另外，尽管俄国第五高加索军团本来是被派往敖德萨的，但只要尤登尼奇一经决定，他在第比利斯仍有充足兵力攻占波斯阿塞拜疆。就在戈尔茨帕夏报告攻占了大不里士的当天，从勒法（Djoulfa）赶来的俄军在切尔诺祖博夫率领下，冲进了这座城市。霍伊和迪尔曼在1月份时仍由土耳其人控制，但到了3月份，又被俄国人夺回，而此时，恩维尔的叔父及其奥斯曼主力仍未抵达波斯阿塞拜疆。然而，等他在1915年4月中旬到达目的地时，俄国人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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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于1915年4月29日的迪尔曼之战在“一战”史上并非算得上家喻户晓，但是它本该如此。在数月的交锋中，双方非正规军在波斯阿塞拜疆关键性的战略要地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冲突，而土俄双方正规军的真正交锋在双方“教友”志愿军的增援力量到达后，也得以首次进行，且进一步加剧了战争局势。驻守这座城市的是俄军一个营的兵力，加上亚美尼亚志愿军“朱滋尼”（druzhiny）和6门大炮，由纳扎尔贝科夫（Nazarbekov）将军指挥。另外6个俄军的营部和两支哥萨克骑兵营则驻扎在以北4英里（约6.4千米）处留以备用。这样一来，纳扎尔贝科夫将军便有一支总共大约5 000人的兵力。尽管如此，他的兵力仍不足一个师。在奥斯曼这边，恩维尔的叔父哈利勒·贝拥有一支正规的步兵师——第三十六师，连同一支穆斯林库尔德人骑兵队。尽管纳扎尔贝科夫早先有两个月的时间对防御阵地加强巩固，但由于对方兵力超过一万人，他的军事实力仍然落后于哈利勒的进攻部队。哈利勒为这场进攻准备了数周之久，他从穆什和比特利斯围绕凡城湖的南部沿岸，有条不紊地穿过奥斯曼边界小镇巴什卡莱，最终到达波斯阿塞拜疆。哈利勒此时命令士兵向俄军阵线发动波段进攻——他在1915年4月29—5月2日向迪尔曼发动了5次袭击。但是，纳扎尔贝科夫及其俄—亚美尼亚军队早早做好了准备，而且哥萨克人也在一旁听候差遣。土耳其人最终被击溃。最后，在留下了“将近1 000具尸体横陈战场”后，哈利勒·贝撤回了第三十六师，并越过凡城附近的边境线往后退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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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揭开历史卷页审视奥斯曼其他战场同时发生的事件，就能够明白为何这场不为人知的战役意义非凡。小亚细亚的另一端，4月25日开始的登陆战和重大的位于阿奇·巴巴制高点的克里希亚（Krithia）之战（4月28日及5月6—8日）期间，协约国联军对加里波利的攻势也得以迅速升温。迪尔曼标志着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右翼军力向东部挺进的最远距离，同时也意味着恩维尔挽回萨勒卡默什之败的最后机会［宣告失败］。此外，这场战役还使得尤登尼奇和俄军从此进入了守势。与此相对应，哈利勒由于重复着他侄子过度扩张的错误，导致土军右翼在混乱无序中撤退，使俄国人牢牢地掌控了战略意义重大的乌尔米耶，打开了向奥斯曼凡城、比特利斯和穆什挺进的大门。与此同时，在奥斯曼阵线后方，一支反抗奥斯曼政权的亚美尼亚造反武装力量在凡城发动了暴乱——这个地点正好处在俄军在迪尔曼获得胜利后打开的通道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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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凡城的亚美尼亚反叛武装暴动蓄谋已久。其中一支主要的革命政党及准军事组织——达什纳克党人，在这座风景如画的城市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长期盘踞在积雪盖顶的山峦和凡城湖之间。当地的达什纳克党强人阿拉姆·马努基安帕夏（Aram Manukian Pasha）曾经是一位老兵，有趣的是，他的游击队员最近刚刚经历过战斗——他们在1913年6月同奥斯曼军队一起将一伙库尔德强盗驱逐出了凡城。同时，阿拉姆帕夏还保持着与俄国副领事S.奥尔费里夫（S. Olferiev）的定期会面。奥尔费里夫在“一战”前向萨宗诺夫汇报了关于凡城的主要结论：首先，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口数，而其先前有点儿模糊的忠诚度（在其他革命党之间遭到了分隔——罕查克党和亚美纳肯党同达什纳克党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在此时已经表现出非常“亲俄”的一面；其次，控制此区域的达什纳克党人，“完全站在我们［即俄国］这边”；再次，凡城已经变成了“一座全副武装的兵营……所有的亚美尼亚店主在他们的店里储备着武器”。5甚至连在当地冲突之中并无利益牵扯的英国领事，也在1914年的报告中称达什纳克党人已将凡城内一些不太极端的亚美尼亚团体组织了起来，并且“积极地参与到秘密运输及分发［藏在花朵中］武器的活动中来……毛瑟枪是其最喜欢的武器；它们易于藏匿和运输，还能当卡宾枪使用，射程远达1 000米”。引人注目的是，这位英国领事还观察到“凡城内亚美尼亚人的武器装备此时已经优于库尔德人了”。6对俄国人来说，他们在整个秋冬季都在设法将武器偷运给凡城的亚美尼亚人，甚至还沿着奥斯曼边境的一些镇子，比如奥尔图、卡厄兹曼（Gizman）、厄德尔（Igdyr）以及萨勒卡默什（如我们所知，它们在监视敌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组建亚美尼亚志愿军“朱滋尼”。到1915年3月，4支俄军装备的亚美尼亚“朱滋尼”组建完成，拥有1 000兵力，驻扎于凡城湖奥斯曼边境东北部一侧的巴亚泽特（Bayazı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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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在凡城，亚美尼亚游击队和政府武装甚至早在土耳其加入“一战”前的1914年9月就爆发了武装冲突。1914年9月24日，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情报机构传来消息说俄国人正在越境偷运武器弹药，并且告诫道，如果抓到任何偷运武器的人，“应该立即处死”。随着亚美尼亚入伍者拒绝服役或叛逃投靠俄方的报道不绝于耳，战争爆发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在奥斯曼阵线后方，破坏事件——切断电报线，袭击当地官员及警察营房，在重要的三岔路引爆炸弹——也开始在12月份频繁出现，而肇事者（被认为是亚美尼亚游击队员）却无迹可寻。1914年12月21日，奥斯曼官方报道称亚美尼亚团伙在凡城省的卡色盖（Karçekan）和盖瓦什区公开从事反叛活动。到1915年1月、2月和3月，反叛活动据报道已经蔓延至埃尔津詹、锡瓦斯和奇里乞亚等地，其中最严重的发生在凡城、比特利斯和埃尔祖鲁姆的前线附近。奥斯曼军事情报机构报道（准确消息）称亚美尼亚人到目前为止已经在奥尔图、卡厄兹曼和萨勒卡默什组建了“朱滋尼”志愿军——只剩厄德尔一地尚未开展行动。在边界线的奥斯曼一侧，游击队员已经开始“对穆斯林村落进行抢劫和毁灭”。在奥斯曼军事情报机构看来，这些急剧增长的反叛活动预示着“一场难以想象的浩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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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第三集团军的补给线受到冲击，或者更普遍地讲，出于对土耳其亚美尼亚人控制补给线的恐惧，奥斯曼最高指挥部很可能因此夸大了对他们受到的尚未组织充分的反叛分子的威胁（比如，凡城的司令官错认为俄国人已经向亚美尼亚“朱滋尼”提供了机关枪和大炮；这并非事实，不过他们确实充分装备了步枪、手枪和弹药）。9然而，在忽略其中的重要性之前，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俄国方面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几乎和奥斯曼完全一致。战争伊始，驻当地的俄国领事A. A.阿达莫夫在离开埃尔祖鲁姆之前，报告称亚美尼亚武装游击队员——不只存在于埃尔祖鲁姆，而且“广泛遍布其周边的所有城市，包括埃尔津詹、锡瓦斯、马纳·哈图和开塞利，更不用说村庄和偏远地区”——正在“不耐烦地等待俄军到来，将其从土耳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显而易见的是，阿达莫夫在报告中称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已经“将他们的武器藏在秘密处所中”，并且会在时机成熟时，即在“俄国人近在咫尺时”，“勇敢地拿起武器”。时间因而变得至关重要。“增援［亚美尼亚］力量的丝毫延迟，”阿达莫夫向第比利斯指挥部发出警告，“将会导致他们全盘覆灭。”10领会到其中的暗示后，萨宗诺夫在1914年12月17日指示尤登尼奇，“任何关于亚美尼亚叛乱的指令必须征得外交部的同意之后才能下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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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曾经同意过相关行动吗？1915年2月中旬，位于奇里乞亚西北部山区的榟橔（苏莱曼勒的旧称）的亚美尼亚革命委员会委员在游历至第比利斯时曾许诺道，如果俄国人向其提供武器弹药，他们将会“向土耳其［军队的］交通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由于这同军事事务一样，还涉及了政治问题，所以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介入其中，中止了提议。这意味着第比利斯指挥部并未收到萨宗诺夫关于在奥斯曼阵线背后支持亚美尼亚进行造反的指令。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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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论俄国人有没有批准，毋庸置疑的是，亚美尼亚反叛活动在1915年春天，甚至是凡城暴动爆发之前，就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罕查克革命党的一名成员骄傲地向第比利斯指挥部的尤登尼奇报告称，亚美尼亚游击队员已在亚达那和阿勒颇之间的地区组建了3 000个单独的武装小组，并准备在“整个奇里乞亚”掀起暴乱。（如果英军当初选择在亚历山大勒塔，而非在加里波利登陆的话，他们能够轻易征服此区域）在马拉什（卡赫拉曼马拉什的旧称），亚美尼亚逃兵进行了反抗，并在3月12日杀掉6名奥斯曼宪兵之后，逃至榟橔；在这里，他们又重新组织了另外约150名亚美尼亚叛乱分子，并袭击奥斯曼武器运输队和军营，使对方损失了数百人。随后，他们在当地亚美尼亚平民的陪伴下，又逃往了山区。13到4月中旬，俄军在第比利斯的情报机构收到一份报告称“奇里乞亚发生了大规模暴动”，而在比特利斯和穆什，亚美尼亚人和政府武装力量之间也发生了“流血冲突”，更不用说“埃尔祖鲁姆……榟橔和郊区的有组织的屠杀”。14这份情报与一位奥斯曼军方人士的报告完全一致，后者在报告中称暴动在4月上旬就已遍及奇里乞亚，同时他还指出亚美尼亚武装游击队的活动范围远至基利斯（阿勒颇附近）、巴伊布尔特、开塞利、科尼亚和锡瓦斯。另外，据报道，游击队的活动集中在极易受攻击的巴格达铁路山脉的波赞特咽喉点附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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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报道令人惊恐，但它们只是凡城暴动的前奏，直到1915年4月的第二个星期，这些冲突才进入关键阶段。在凡城的周边乡村，暴力事件在整个冬天层出不穷，不过它们到目前为止造成的伤亡数通常只能以个位数来计算。到了3月，反叛力量则与正规军分队发生了首次小规模冲突。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指挥部向凡城派遣了一支由杰夫代特·贝率领的600人的宪兵营以及一支来自波斯阿塞拜疆的百人老兵连。1915年3月25日，在注意到除了叛乱活动之外，俄军也有可能会从东部侵入，杰夫代特便请求指挥部再向他支援一门大炮及一支步兵营。16恩维尔在意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之后，派其心腹志愿兵军官、委内瑞拉雇佣兵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帮助杰夫代特保卫此城。不过，当诺加莱斯抵达时，凡城已经落入了反叛分子之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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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凡城发生的暴动的大量细节至今仍不清楚，甚至连开始的时间也难以确定。俄方线人（从亚美尼亚通讯员处获得的消息）称由达什纳克党人控制的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反对派政府，亚美尼亚革命联盟（ARF）早在1915年4月15日就控制了这座城市，不过奥斯曼线人称时间大约在4月18—20日——据报道，亚美尼亚游击队此时已经占领了阿克拉修道院（Akkilise Monastery），并且烧毁了大型的哈米德·阿阿兵营——尽管土耳其人仍然控制着这座兵营。这场战斗看起来混乱不堪，在建筑物的阻隔之下，战场被大致“分成”穆斯林区域和基督徒区域。亚美尼亚线人称由于遭到对方无缘无故的炮击，他们才被迫拿起了武器。不管事实如何，当地亚美尼亚人完全有理由担心政府即将发动的猛攻，尤其因为族际间的杀戮已经在周边农村地区持续了数周之久，并逐步升级：亚美尼亚的通讯员告知俄军情报机构，土耳其人已经烧毁了上百座位于凡城的亚美尼亚村落，并且对当地居民实施了血腥屠杀。17不论是谁打响了第一发子弹，凡城省的恢宏篇章意味着1915年4月中旬的暴动到达了顶点。无论如何，这其中的暴行并不难解释：这是种族—宗教战争中最为残暴的一种——反叛分子的试探性进攻和最终猛攻、政府力量的回击、游击队的人质劫持、政府军对基督教平民（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的凶残报复、对反叛嫌疑犯的即刻处决、所有村落遭到烧毁，这一切经过数月逐步升级才最终触发了战争的高潮到来。正如诺加莱斯在回忆凡城的恐怖场景时，仍然带着几分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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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是一个……异教徒，或者说是一个肮脏的基督教走狗。我率领1.2万名土耳其人包围了3.5万名亚美尼亚人的家乡。我一点儿都不责怪亚美尼亚人对我感到恼怒……这座城市和堡垒被浓烟笼罩。在20多天的时间里，它们经受着大炮的轰击和无休止的步枪射击，那声音听起来就像远处大瀑布发出的低沉的隆隆声……那简直就是但丁式的场景。它使我想起一句老话：赫勒斯庞特以东不存在慈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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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假定诺加莱斯缺乏文学天赋，但是他的大致观察的真实性却不可否认（尽管他说的战斗人员数量有些过多）。当代的文献资料并不认可两边的参战人员数量。根据奥斯曼档案材料，近来最为准确的官方估计数据显示，土方大约有2 000名正规军和宪兵部队以及约1 000名库尔德非正规军，而亚美尼亚游击队则有几乎一样多（如果不是略微多些）的武装人员。双方都装备精良，不仅有步枪和手枪，还有炸药和引爆装置。此外，奥斯曼正规军还拥有游击队缺乏的大炮，不过由于达什纳克党人在战争之前就获得了一批威力不亚于机关枪的C-96毛瑟自动手枪，所以后者的射击更为致命一些：“他们告别了以往一次只能发一枪的方式，能够朝同一目标连发4枪、5枪，有时候还能达到6枪。”甚至关于这场战役中的半官方的亚美尼亚编年史学家黑格·戈苏艾安（Haig Gossoian）也出于明显原因，低估了反叛武装和军械库的规模，称凡城的亚美尼亚人除了步枪和左轮手枪之外，只有90支半自动毛瑟枪和13 500发子弹。19在这场真正意义的战斗中，反叛分子们在政府军的凶残猛攻之下足足坚持了4个星期——时间长到足以将此城交付给俄国的哥萨克人——他们在3 000名亚美尼亚“朱滋尼”志愿军的陪同下于1915年5月20日到达战场，此时距杰夫代特下令全线撤退，将这座要塞让予亚美尼亚反叛军已过去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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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这场凡城暴动意味着什么，它在非常规战争中都算是一个不错的成就。亚美尼亚的胜利者们估计杀掉了大约500名敌兵（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而己方仅仅丧失了135名兵士。20另外，亚美尼亚革命联盟甚至在土军围攻城市的时候成功与俄军取得了联系，尽管（由于电报线路被切断）通讯员是以将信件缝在信差衣服衬里的方式来传递。其中，1915年5月12日的一封典型的信件中这样说道：“我们每一天都期盼着俄军的增援到来。”[4]在修好电报线路以后，阿拉姆·马努基安帕夏代表“凡城的亚美尼亚人”在5月20日向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发去一份正式电报，宣称已将城市交付给了俄国人，并夸口亚美尼亚志愿军已经“击败了土军数月的围攻”。在向总督发去生日问候后，马努基安帕夏又为“亚美尼亚的解放”向所有亚美尼亚人表达了谢意，并且赞扬了“伟大的俄军获得的胜利”。21第比利斯的亚美尼亚主要报纸《劳动者》（Mshak）非但不愿隐瞒凡城暴动同正在进行中的俄土战争的联系，还公开吹嘘亚美尼亚游击队已经将凡城交付给了俄国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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