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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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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十三章 双重陷阱：奥斯曼圣战和阿拉伯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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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那些统治伊斯兰国度的异教徒乃是一项“神圣”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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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14年11月前后，德国制作的阿拉伯语圣战宣传册翻译而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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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青年土耳其党人］违背了神的话语：“男人拥有的应是女性的两倍”，他们妄称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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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了苏丹的权力……还禁止他挑选自己的内阁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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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做的其他类似的事情还包括破坏了哈里发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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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麦加圣嗣长侯赛因呼唤阿拉伯的穆斯林反抗无信仰的土耳其政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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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苏丹被称为哈里发，或者说伊斯兰乌玛逊尼派信徒的最高统治者基本上依赖于自身的世俗力量——他的军队。自从土耳其人在1517年征服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后，这个名号倒并没有引起多少争议，但是在帝国的扩张期间，哈里发的使用却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停顿。只要帝国强大，那么继续提醒弱小的穆斯林诸国苏丹的优越地位即成多余之事——因为此时苏丹的权威已被广泛接受。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反映帝国泛伊斯兰主义哈米迪耶的复苏说明了帝国并未意识到它自身的威望在现代社会正开始衰退。同时，它也成为帝国在分崩瓦解之前，召集穆斯林完成其神圣事业的最后一搏。同样，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14年11月通过行使苏丹—哈里发的权力以发动圣战，抵抗俄国及协约国力量的举动也反映了土耳其与其“异教徒”盟国，比如德国向其欧洲对手宣战的理由的脆弱性。如果恩维尔的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应征入伍军队真正理解这场战争的目的的话，那么他当初根本没有必要向他们宣传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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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规模的穆斯林暴动未能在英属埃及或印度成功实现，但是圣战并未因此遭遇彻底失败。在英属印度，种种迹象表明土耳其人和德国人正在获得宣传战争的胜利——有证据显示苏丹自称为全球伊斯兰哈里发的声明在这片遥远的次大陆受到了更为严肃的对待。到1915年夏天，波斯已经变成伊斯兰圣战士密谋的温床，对抗英俄的圣战布道正在遍布国家的清真寺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前往阿富汗的途中，奥斯卡·冯·尼德迈尔帮助组织了一次袭击，破坏了俄国人在阿塞拜疆使用的桥梁和道路。此外，为了给反协约国行动提供资金扶持，他还策动了一系列罗宾汉式的银行抢劫活动。在布什尔附近，一位德国特工威廉·瓦士摩斯（Wilhelm Wasmuss）加入了塔尼斯坦尼（Tangistani）部落，以便在位于波斯湾的英军阵地从事破坏活动［流传甚广的是，这位“德国的劳伦斯”使用一部假无线电设备装作在与“哈吉（hajji，指到麦加朝圣过的伊斯兰教徒）”威廉交谈］。到1915年秋天——当艾哈迈德·沙阿（波斯语国王的尊称）正在考虑是否要在从德黑兰到库姆的地区实行伊斯兰教纪元，并向英俄两国发动圣战之时——科曼莎、伊斯法罕（Isfahan）和设拉子（Shiraz）却已经投靠土—德联盟，并赶跑了它们的协约国领事。诚然，巴拉托夫的哥萨克部队随后使其得到教训，并重塑了协约国（或者说，至少是俄国）的威望，但是他这支只有1.4万人的远征军显然无法阻挡圣战特工在这个国家的破坏活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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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人而言，土—德在北非地区为发动圣战进行的活动更令其恐慌。在1911—1912年的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中，恩维尔已同狂热萨努西的阿勒—谢里夫酋长建立了联系，并将他的兄弟努里留在此地以维持奥斯曼名义上的统治，甚至一直到土耳其被迫向意大利投降。“一战”爆发以后，恩维尔和德国人派遣使节来到利比亚沙漠的萨努西阵营。与此同时，他们还带来了武器、礼物、贿金以及其他笼络其向英国发动圣战的物品。1915年11月，萨努西突袭了英军位于西迪·巴拉尼（Sidi Barrani）的前哨基地，并鼓动大约135名埃及穆斯林英军战士叛变。在12月及次年1月，萨努西侵占了塞卢姆、巴克巴克（Baqbaq）和西迪·巴拉尼，甚至远至东部的、距亚历山大港只有175英里（约282千米）的马特鲁港，同时，还占领了3个埃及的沙漠绿洲，“使其能够尤为便捷地到达尼罗河”。这已足够让埃及事务的老手基奇纳产生恐惧了。他警告道，萨努西的进一步行动将会在“整个埃及和苏丹引发严峻的动荡和骚乱”。尽管萨努西的攻势在1916年2月渐渐得以平息，但是它却使马克斯韦尔的埃及军队牺牲45人，负伤350人，并为其带去了极大的忧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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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同奥斯曼战线的整体战斗规模相比，这些烦恼不值一提。可是，从另一层面来看，圣战的巨大影响广泛蔓延至这些战线，并将奥斯曼军队团结在了一起。不管这些德国制作的圣战宣传册是否真的激发了穆斯林平民拿起武器对抗“那些统治伊斯兰国度的异教徒”（即法国、英国以及俄国的基督徒），这种宣导为自己信仰而战的主张确实使奥斯曼穆斯林战士在同其可怕的协约国敌军战斗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勇气。“那些见识了位于基利得—巴希尔的土耳其炮手的人，”加里波利历史学家艾伦·穆尔黑德（Alan Moorehead）记录到，“说土耳其人在战斗时带着一种极度的狂热，他们在伊玛目为其诵经祈祷声中跑步到达炮台上的工事。”不管驱使土耳其人对抗英国异教徒的原因是什么，这却的确得以奏效。与阿斯奎特、丘吉尔及其他人认为不会遭遇激烈抵抗的结果相反，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开始与库特城的大规模投降期间，已经在奥斯曼战场损失了35万名士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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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土—德的圣战宣传运动是否在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明显对这种威胁姿态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这使整个情况蒙上了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的氛围。由于担心由德国支持的泛伊斯兰教运动会席卷苏伊士运河和开罗等地，基奇纳在1915年1月给吉尔伯特·克莱顿寄去一封臭名昭著的信件，并转呈至麦加圣嗣长侯赛因，建议“由真正的阿拉伯血统的人［即，比如像侯赛因一样的哈希姆王族成员，据说为先知的后裔］来担任麦加或者麦地那的哈里发职位”。基奇纳认为哈里发同罗马教皇一样只是一个宗教官职，其实他并没有充分理解这其中的隐含之意——此举将取代奥斯曼苏丹统治伊斯兰教世界，或者至少是土耳其亚洲地区阿拉伯语区的王国的最高地位——圣嗣长自己在1915年夏便在所谓的《大马士革协议》中请求开罗授予他此职位。6但是基奇纳和他的开罗顾问确实理解——或者说他们认为自己理解——苏丹在1914年11月向大英帝国宣布圣战之后的危险所在：遍布印度次大陆、波斯湾国家、埃及以及英属埃及苏丹的数亿穆斯林属民。基奇纳设法将哈里发一职从君士坦丁堡移至麦加之举实质上等同于在玩土—德圣战的游戏，并增加了此职位在伊斯兰世界里的重要性（尤其是增加了侯赛因的影响力，他渐渐开始支持任职哈里发的主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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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完全可能的，无论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操纵的傀儡苏丹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或是基奇纳假定的候选人圣嗣长侯赛因，都无法真正得到全世界3亿穆斯林（当然，这并不包括少数派什叶派教徒，他们并不认可两者中的任何一位担任哈里发）任何类似的顺从。[2]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已经不顾苏丹的信誉，借其宗教权威美化这一场奥斯曼战争，却得到了混乱复杂的结果（一部分是因为麦加圣嗣长，伊斯兰教圣城保护者依然没有公开宣称支持奥斯曼圣战）。如果侯赛因继续追求这个由英国提出任职哈里发的幻想，并自立为伊斯兰教王，召集穆斯林反抗奥斯曼政权的话，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即使没有胜出，也同苏丹一样权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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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圣嗣长侯赛因来说，他有很好的理由避免同高门政府发生公开破裂，虽然由英国人支持他取代苏丹的诱人想法似乎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但这在实际上却有利可图（侯赛因自1908年任职以来，一直接受着来自开罗官邸的贡品，不过，如果他公然背叛土耳其的话，贡品数额肯定会暴涨）。此外，即使侯赛因拥有更好的血统，奥斯曼仍旧享有数目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能够轻易向麦加发动进攻。侯赛因也并非唯一一位有资格担任此职的哈希姆王族成员。他的前任阿里·阿卜杜拉帕夏在1908年动乱期间便遭到强制罢免，而恩维尔也威胁如果侯赛因逾越红线的话，将会任命流离失所的哈希姆王族扎伊德一支的阿里·海德尔帕夏取代他的位置。而且，侯赛因在得到英国资助的同时，还长期接受着奥斯曼政府运送的黄金和武器。此外，如果方法得当，德国人也有可能会对其进行捐助。正如埃米尔·哈比布拉在阿富汗发现的，如果在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到1916年，这位阿富汗埃米尔每年从英属印度收受40万英镑贿金；此外，他还向德国要求1 000万英镑的报酬，以换取他组织圣战士军队进攻印度的军事行动）相互“竞标”的话，圣战的最终“投标”价格将会非常惊人。7如果这位圣嗣长能够设法同时取悦恩维尔和英方的话，他甚至不用为争取自己的名义权力去召集他的追随者拿起武器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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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年，侯赛因正是这样去做的。在苏伊士运河战役期间，这位圣嗣长便尽可能优雅地保持置身事外。他拒绝向杰马勒增援部队或者骆驼——不过他派遣一位65岁的代表将一面绿色的麦加圣旗带给了杰马勒（那位年老的扛旗者由于圣战的刺激使他的心脏病进一步恶化，在1914年平安夜死于耶路撒冷）。此外，他在派次子阿卜杜拉前往开罗尽其所能从英方拿到好处的同时，又派自己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去君士坦丁堡打听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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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奥斯曼帝都的途中，费萨尔在1915年3月长时间造访了大马士革。虽然没有准确的记录记载这段时间谁对谁讲了何事，但是看起来费萨尔的目的似乎在于征求CUP式的受过教育的阿拉伯军官秘密组织的意见，以决定是否要支持协约国，向土耳其发动一场阿拉伯人的暴动及造反行动。尽管因受到麦加哈希姆王族圣嗣长的注意而备感荣幸，但是这些阿拉伯阴谋家并没有对这个主张产生多大兴趣。他们似乎还建议费萨尔及其父亲应该坚持自己的政策，只要英国承诺支持战后阿拉伯语区的完全独立，他们也将答应帮助英国推翻奥斯曼帝国。这样，他们自己的利益将不会因为挑拨英土两国而受到损害；每个人都同意根据英土两国给出的回报行事。在大马士革考察完这些被认为是代表了“阿拉伯人的观点”后，费萨尔才赶赴奥斯曼帝都听取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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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萨尔在君士坦丁堡遭到冷遇。恩维尔和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在得知哈希姆王族同英属开罗往来的情况下，甚至在一开始就拒绝同与费萨尔会见。随后，阿拉伯语学者、考古学家及探险家马克斯·奥本海姆（Max Oppenheim）介入其中进行了调停——他曾经提出圣战战略以击败大英帝国，同时，他在费萨尔的父亲还身处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就与其结识（即在侯赛因成为圣嗣长之前）。备受奥本海姆尊崇的侯赛因因仍未宣称支持圣战事业，令奥本海姆感到深深的失望。费萨尔了解奥本海姆对他父亲抱有的热情，自己也渴望发动一次出色的进攻。1915年4月24日（加里波利战役前一天），费萨尔在佩拉宫酒店的套房拜访了这位德国的东方学者。他告诉奥本海姆，他“感谢神使伊斯兰与德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有些过分的是，他还宣称当他的父亲侯赛因在1914年11月获悉奥斯曼的圣战法令后，便告诉他的儿子：“这样我死也安心了。”（但令人好奇的是，侯赛因却从来没有公开支持圣战，对抗英国——他唯恐英国停止资金援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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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多半是谎言。可是德土两国关系间存在一种有趣的紧张状态，被费萨尔得以利用——这也揭示了侯赛因在这位东方学者的奉承背后的一种想法。据侯赛因和费萨尔所知，自从“哈吉”威廉在1898年进行了一次古怪的朝圣之旅，他到达大马士革的萨拉丁圣墓，并在此地宣布自己是全世界3亿穆斯林“永远的朋友”之后，伊斯兰圣战就已成了德国钟爱的事业。恩维尔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出于自身原因，也在1914年11月启动了圣战，但对他们而言，圣战更多是为争取穆斯林对奥斯曼支持的一种姿态，而非出于浪漫的理想，在全球进行圣战以摧毁大英帝国。从阿拉伯麦加的角度来看，恩维尔对圣战的支持似乎比德国人更为玩世不恭。难道青年土耳其党人没有强行废黜德皇的好朋友——最后一位真正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甚至还安置了一位软弱的傀儡取代他吗？难道他们没有废除哈米迪耶式任命制，不再出于泛伊斯兰主义的团结将阿拉伯人提拔至帝国的高级官职了吗？难道他们没有支持从非穆斯林的公民平等权到女性权利等一切不符合伊斯兰教观念的生活方式吗？难道他们没有（正如费萨尔在佩拉宫尖锐地向奥本海姆指出）将世俗学校引进如麦加和麦地那等圣城，并且教授“异教徒”（即欧洲人）的语言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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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1914年11月的圣战宣布事项上，麦加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已经存在巨大的嫌隙。早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侯赛因就曾直截了当地拒绝给予土耳其口头上的支持，更不用说为其集结军队进行增援。表面上看，这是出于对新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政权的无信仰的憎恨，但是他在的黎波里事务的决裂态度却说明了他不愿意同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驻开罗办事处发生敌对——开罗方面不仅向他赠送黄金，还监管着日益增长的麦加朝圣的交通线，这条线更是汉志省的真正经济基础所在。1914年“一战”爆发带来的汉志交通量的迅速递减，以及奥斯曼军队的征用，还有1915年叙利亚的蝗虫灾害意味着哈希姆家族对外部支援金的依赖性更大——尤其是英国的食物运输——比以往更甚。10现实的需求比伊斯兰的团结更能说服侯赛因无法割弃与英国的合算联系，而非将自己的命运同恩维尔捆绑在一起——对于后者，他无论如何也不再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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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费萨尔却尽自己所能使君士坦丁堡相信他的父亲将会与其合作。在扭转形势之后，侯赛因的儿子建议，奥本海姆请求他们关闭麦加和麦地那的世俗学校，并代以向年轻的阿拉伯人传授圣战思想以对抗协约国列强。圣战的信息，费萨尔补充道，能够被灌输至成千上万名居住在麦加的英国属民以及更多每年去麦加朝圣的人的心中。颇有恶意的是，他还建议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帮助他传播汉志大饥荒的消息，并将责任推脱给英国的统治——尽管事实是英国在战争之初就陆续向红海沿岸运送了四大船粮食，并且独力供养着当地人口。更虚伪的是，费萨尔还建议道，他的父亲将会向英—埃苏丹和印度派遣圣战宣传使者，并坐在英国船只上，装扮以“不同改革群体的追随者”。当被问到他们发动圣战以对抗侯赛因的资助人的认真程度时，费萨尔回应道：“我们将履行自己的义务，真主将会佑助我们取得成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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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承诺廉价、容易遵守，也容易违背。恩维尔真正想要知道的是侯赛因如何帮助杰马勒重新在1916年春向苏伊士运河发动进攻。圣嗣长逃脱了第一次战役，但是不论是杰马勒还是恩维尔都不会允许此事再次发生。苏伊士运河将成为检测侯赛因忠诚度的最佳试金石：如果他依旧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役中袖手旁观——如同上次，让一位几乎难以扛得动旗帜的人将圣旗带到战场——那么很明显他是站在英国这边的。费萨尔随即替侯赛因做出了危险的承诺，他向恩维尔（通过奥本海姆）许诺称自己的父亲已经准备“招募一支阿拉伯骑兵队和别的贝都因人参加［近期］苏伊士运河的袭击”。不过他同往常一样，言语谨慎，并未过多地提及细节。当恩维尔听到这些后，遂召唤费萨尔并要求侯赛因至少派他的一个儿子到杰马勒位于大马士革的军营中。他还暗示费萨尔本人去的话，可能会更有帮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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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维尔知道，费萨尔长期待在作为奥斯曼第四集团军大本营的大马士革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说麦加是伊斯兰世界的精神之都，那么大马士革（尤其当英国在1882年占领了开罗之后）则是阿拉伯人进行政治阴谋之都。就像现在一样，叙利亚同样也是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种族—宗教斗争的家园——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阿拉维派、马龙派基督教、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基督教、德鲁兹派、本土的米兹拉希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至于法国，表面上看它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便开始对黎巴嫩和叙利亚产生了帝国的扩张要求，实际上它也长期培养着同基督徒占绝大多数（尽管不是唯一的）的当地阿拉伯人的关系。杰马勒在1914年12月掌握大马士革第四集团军军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即劫掠驻地的法国领事馆——大量的证据表明，他们在此区同协约国进行着煽动阿拉伯人暴乱的活动。让他感到不安的是，他发现不仅基督徒，还有叙利亚的穆斯林，特别是军队中的军官也参与了阴谋暴动活动。在费萨尔结束访问奥本海姆的行程，在1915年5月下旬回到大马士革时，杰马勒已经解散了第四集团军内部三支只有阿拉伯人的师部，并且抓获了几十个有通敌嫌疑的士兵与平民（包括一些同费萨尔会见过的人）。令很多外国观察家惊讶的是，杰马勒似乎有意置基督徒的大量不忠的证据于不顾，反而专门挑选出阿拉伯穆斯林进行惩戒（叙利亚的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介于两者之间，他们并不特别忠心于奥斯曼政府，同时在与协约国特工进行密谋私通方面也比基督徒更为谨慎）。杰马勒1915年8月在贝鲁特处决了11名阿拉伯通敌者，其中有10名穆斯林，只有1名基督徒。而另外45名通敌者在缺席的情况下也被判处了死刑——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与费萨尔和侯赛因有来往。恩维尔明确要求费萨尔充当杰马勒的助手。这样一来，费萨尔实际上成了人质，他将受到严密监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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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恩维尔与杰马勒并不知晓费萨尔的具体行事细节，但是他们对他的怀疑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到第一次处决震撼了奥斯曼叙利亚的时候，哈希姆王室成员被大规模安上了谋反罪名。诚然，他们总是对开罗与麦加之间的交易存有少许幻想：从基奇纳承诺的“神圣的阿拉伯古来氏族人哈里发”（一种从不存在的事情），到侯赛因暧昧又不可信的保证称奥斯曼军队中有10万人的阿拉伯部队（或者是25万？）将转投他的麾下。随后，侯赛因同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基奇纳精心挑选的开罗高级专员继任者）就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艰难坎坷的磋商。在谈及这些区域将由谁在战后统治时—— 一些外交史学家（和一些政治家）至今还在争论不休——麦克马洪巧妙地避免了直接给出承诺。由于法国在不断发展的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谈判中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提出了主权要求，而伦敦方面又对此产生了意见分歧，所以很自然，麦克马洪也未能满足侯赛因的条件。只有在回顾历史时，我们才能发现蒙骗着双方的“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那时，当英国人承诺侯赛因及其“阿拉伯叛乱”集团以如爱德华·格雷（在一个清晰寻常的时刻）称呼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空中楼阁”时，侯赛因仅仅想从开罗诱骗更多的好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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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6年，由于一场新的苏伊士运河战役正处在准备阶段，圣嗣长侯赛因继续糊弄双方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至于开罗方面，哈希姆王室成员或许还可以多少拖延些许时日。虽然英国想要他们造反，但是它拥有的唯一筹码只是一些资助金；如果英国中断支付，侯赛因很可能会通过更大限度压榨土耳其人和德国人作为回应。相形之下，恩维尔和杰马勒却能够对哈希姆王室施以有力打击：无论是逮捕与费萨尔关系越来越紧密的人，还是通过对麦加的武力威胁，抑或是实质上的废黜。为了在杰马勒借苏伊士运河战役逼其摊牌之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进行最后一次敲诈，侯赛因在1916年早些时候向恩维尔发去了一个正式请求，要求奥斯曼当局信任他的忠诚，并停止在叙利亚对60名阿拉伯共谋者的审判；此外，他还希望土耳其党人保证“［我的］整个汉志省的独立，允许我的家族的世袭”。实质上，圣嗣长是在向土耳其党人要求基奇纳和麦克马洪向他承诺过的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出于明显原因，奥斯曼唯一无法答应给予的是哈里发的称号）。这值得一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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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当局的回应并不令人鼓舞。杰马勒在1916年4月上旬将费萨尔召进办公室，向他出示了侯赛因非分、傲慢的要求，并要求他给予解释。费萨尔唯一能做的则是表示他父亲的意思被误解了，或者信件中的信息在从阿拉伯语翻译成土耳其语时出了错。然而，杰马勒毫不理会。“我们姑且设想一下，”他对沮丧的费萨尔说，“即使［奥斯曼］政府同意这些条件，也仅仅是因为他们想安然度过当前的动乱年代，并规避因你而引起的麻烦。但是倘若这场战争最后胜利了，政府会以怎样严厉的手段对付你们呢？”为了保证麦加能领会土耳其当局的意思，杰马勒又在叙利亚逮捕了一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并告知侯赛因他已派遣了一支3 500人的部队穿过汉志——声称支援德国的奥特马·冯·施托青根（Othmar von Stotzingen）少校，为身处也门的奥本海姆建立一处新的圣战宣传中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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