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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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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十五章 击退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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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要英国派出军队来助阵，但是拒绝来自法国的任何帮助，或者与法国人产生任何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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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30日，一位英国间谍将麦加圣嗣长之子费萨尔·本·侯赛因的谈话内容报道给情报机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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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在奥斯曼军事史上是一个奇妙的年份。高加索地区在1916年整个世界战争中大概是最为活跃的战场，可是到了1917年，它却一反往常的安静，人们对这个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在1916年春、夏的战争中差点儿遭遇灭顶之灾后，也愿意在革命撕裂俄国的同时进行休整和重组。在俄国这方面，由于其尚未被击败的高加索军队的士气正在迅速恢复，所以其欧洲战场的军队中爆发的叛乱行动并未怎么出现在占领了土耳其东北部的军队中。诚然，尤登尼奇令穆什在1917年5月撤退，但这只是一个取悦第比利斯苏维埃的政治性姿态，且与土耳其人的所作所为无任何关联。在土耳其总参谋部出版的官方战争史中，所有关于1917年的记录在1660页的总页数中只占了20页，而在这20页记录之中，几乎没有提到俄国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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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土耳其官方史对1917年保持缄默的原因不仅仅是俄国的战略失败。同充满戏剧性反转的北部战场一样，南部战场在这一年也遇上了一次决定命运的大逆转。1915年和1916年，奥斯曼帝国在利曼和凯末尔的带领下意外地召集后备部队，成功将朝达达尼尔海峡和加里波利半岛挺进的协约国军队赶跑，并随后在库特城俘获了汤曾德的全部远征军。然而，正当恩维尔庆祝他的叔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胜利之时，英国却已经开始播撒他们最终胜利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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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往事，我们不难发现英土战争的关键转折点：1916年8月的第二次苏伊士运河战役。尽管克雷斯又一次成功创造后勤运输上的奇迹，带领一支包括机关枪和列炮在内的大规模军队穿过了西奈沙漠，但是这群土耳其人在距离运河近30英里（约48千米）的地方第二次被敌方击溃，因而未能再度抵达苏伊士运河。1916年12月，埃及远征军攻下阿里什和拉法，并建立了英国对西奈的紧密控制——这意味着发自坎塔拉的铁路此时能够向西延伸，穿过沙漠。1917年早些时候，在一次象征性的卫兵换岗中，英国建立的西奈铁路从德土两国所建立的西南部的从杰宁和贝尔谢巴所发出的单轨铁路上通过——这条单轨铁路由总工程师海因里希·奥古斯特·迈斯纳帕夏所建（他还建造了汉志铁路）。此时，开罗便对奥斯曼巴勒斯坦构成了威胁，而英属埃及则免于遭受攻击的危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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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尽管侯赛因在麦加发动的民族主义者及泛伊斯兰教主义者叛乱未能给奥斯曼防线后方造成很深影响，但是这些活动却开始威胁到奥斯曼在汉志北部的交通设施——此地位于向巴勒斯坦开进的英军的右翼位置。由于所谓的“阿拉伯叛乱”在战后中东留下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残余力量，奥斯曼也非常有必要暂停行动以厘清当前的威胁势力。首先，正如已经注意到的，由于绝大多数阿拉伯穆斯林战士仍继续效忠苏丹，侯赛因为激发阿拉伯人团结一致反抗奥斯曼帝国所发出的战事号令便遭遇到了彻底的失败。在奥斯曼军营中，只有少量变节的军官，而非一个阿拉伯团的士兵叛逃至敌方阵营。在侯赛因次子阿卜杜拉的带领下，忠于圣嗣长的阿拉伯战士很快制服了麦加及塔伊夫（附近山区的“避暑首府”）的小股奥斯曼守军。在英军舰炮的帮助下，阿卜杜拉成功占领了红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吉达——此城成为英属开罗和麦加之间正在发展的军事同盟的主要物流中心。但是，到目前为止，也仅此而已。作为汉志最大城市的麦地那，由于享受着自大马士革铁路运输而来的物资供应，尚无粮草之虞，依然安稳如山。阿拉伯人对麦地那的最后一波猛攻由侯赛因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在1916年10月上旬发动，最终却遭到土耳其人的“痛击”，于是，费萨尔不得不将他的剩余部队撤退至拉比格附近的山区。由于俄军在1916年率领压倒性的兵力向东部安纳托利亚开进，“阿拉伯叛乱”遂变成一件鸡毛蒜皮、微不足道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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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正当“阿拉伯叛乱”开始倒塌之时，T. E.劳伦斯介入进来——至少，传说是这样的。尽管关于这个关键时刻的时间是准确的，但是传统的故事叙述（最为出名的是大卫·里恩指导的史诗性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却隐藏了之后所做出的关键性决定的本质。事实上，当劳伦斯在1916年10月16日第一次访问吉达的时候，还只是一个28岁的年青上尉。尽管他是一名具备敏锐感知力的情报官员，但不管对于开罗抑或是汉志来说，他的作用无足轻重。劳伦斯离开了军队，并加入由开罗东方事务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Ronald Storrs）所率领的代表团，斯托尔斯将劳伦斯带上主要是因为喜欢他的陪同，而非其他原因（斯托尔斯在知道劳伦斯因为身材矮小而被正规军拒绝之后，把他称作“小劳伦斯”）。因此，劳伦斯也多半出于偶然第一次遇见了阿卜杜拉和爱德华·布雷蒙上校——前者来吉达向英方请求更多的战争物资支援，而后者则负责一支被派往吉达和汉志的大型法国军事代表团——这支代表团远胜于英国人对他们的贡献：它由42名军官和983名士兵构成。凭借自身敏锐的读图能力，劳伦斯在开罗的萨伏伊酒店中迅速介绍了战役的区域秩序——这使侯赛因获得了详尽的信息（据说阿卜杜拉曾惊奇地发问道：“这家伙是神吗，他怎么知道所有事情？”）。受到震惊后，阿卜杜拉遂接受了劳伦斯的私人邀请，前往汉志，以向英国驻开罗当局提供此地的第一手军情报告。对劳伦斯来说，这是其人生轨迹上的一次真正巨变，尽管随之而来的对费萨尔在拉比格附近军营的参观——持续了26个小时——（如果他没有在吉达与费萨尔第二次邂逅的话——这一次产生了更为深远的结果）并不会最终带来太大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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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参观是与布雷蒙一起，不过这个法国人似乎并未太注意劳伦斯。根据非正式记载以及阿卜杜拉听到的传闻，当这个法国人在一场带有“阻止阿拉伯人占领麦地那”意味的晚宴上招待他的英国同行时错失了良机。出于对自己盟国的信任，同时相当理性地考虑到那一年早些时候关于分裂奥斯曼帝国的《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布雷蒙为了分享法国对阿拉伯问题的基本看法，便在漫谈中漫不经心地透露到，法国十分关心“阿拉伯叛乱”，如果这场暴乱蔓延至汉志北部，英国或者（特别是）法国对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利益诉求就会受到侵害。作为政策而言，这意味着布雷蒙想要向汉志派出1万兵力的英法正规军，以助侯赛因苦苦挣扎的“反叛”活动免于失败。此外，他们也想凭借此举明确宣示此区的真正掌控者。由于现场有人毫无道德原则地泄露了机密，布雷蒙遂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跌进了陷阱之中——一种我们在今天称之为完整的“原声摘要”的东西便由此出现在了这场陷阱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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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是这样的一个人。同他后来因作为一名杰出的外务员所取得的声誉相反，这位年轻情报军官的真正天赋在于他对英帝国官僚政治的理解及掌控：斯托尔斯在从开罗启程的旅途中曾告知他，埃及的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由于担心向汉志派兵的政策会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带来负面效果，便对此政策表示了反对。《古兰经》中清楚地记述到，伊斯兰教最为神圣的两座城市麦加和麦地那禁止异教徒进入。可能更重要的是，劳伦斯知道他的好朋友吉尔伯特·克莱顿也同意麦克马洪的观点——克莱顿是开罗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及阿拉伯分局的创办人，他的影响力深入埃及远征军（他是麦克马洪同默里将军间的联络官）和位于苏丹的埃及军队（他同样还是喀土穆的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酋长，或说总督的联络官）。在这3位负责英国对土战争的叙利亚—巴勒斯坦战场的人（默里、麦克马洪及温盖特）当中，只有温盖特支持朝阿拉伯半岛派送军队，但是斯托尔斯和克莱顿都认为他们能说服他，部分原因在于为了分散法军在凡尔登的压力，黑格将军在7月发动的索姆河战役（这场战役此时正迎来其苦涩的结局：英军损失将近50万人）在英国人当中掀起了一股广泛蔓延的反法浪潮。利用自己之前在旅途中所搜集的充满价值的情报，劳伦斯在1916年11月7日首次在喀土穆向温盖特报告称，费萨尔的士兵真正需要的乃是“士气及物资保障”，而布雷蒙想要向派往汉志的法国顾问最好不要由英军护送。尽管温盖特并未被完全说服，但是他最终同意将增援部队缩减为一个旅的兵力，且派其固守岸边，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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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开罗后，劳伦斯和克莱顿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得知温盖特被任命接替麦克马洪的高级专员之职后，这两个人决定通过抹黑布雷蒙的名声以派出一支旅部增援位于吉达的法国军队，从而使温盖特的计划无法实施。1916年11月16日，在两人会晤之后一份立即被记录的政策备忘录中，劳伦斯扮演了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宣称阿拉伯人对英方的支持“深表感激”，“只要我们尊重他们的独立，他们便会同我们维持良好的友谊”。但是他也警告道，“不管有没有圣嗣长的支持，如果英国人在拉比格登陆一支足以威胁到麦地那的武装部队的话”，费萨尔的阿拉伯军队“将肯定会声称‘我们遭到了背叛’，并对他们进行驱赶”。随后，他给出致命一击：他告知英方的决策者，布雷蒙坚决“禁止阿拉伯人占领麦地那”，以此显示出法国人并不真的希望“阿拉伯叛乱”成功。狡猾的是，克莱顿将此劳伦斯执笔的备忘录呈给默里将军——他知道这位埃及远征军司令在看到自己的观点得到一位战场军官如此充分的认可之后会很高兴，不过他并没有将此呈给温盖特——他有可能会反对。默里随后又立即将劳伦斯的备忘录转呈给伦敦的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逊将军，还附上自己的注解，称费萨尔和劳伦斯执拗地反对法国人所支持的“向阿拉伯半岛派遣白种人军队”的计划。接下来几天里，劳伦斯的名字便传遍了伦敦战时内阁每一位成员的口中，如同阿拉伯人的神使一样。他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使得温盖特无法避而不见，后者开始拒称自己曾提议过诸如派兵支持布雷蒙之类引起异议的计划。此外，他还当面主张让劳伦斯担负新的、并不重要的拉贝格军事联络任务。布雷蒙就这样被一名自己毫不认识的人彻底击败：在劳伦斯将他的谈话内容泄密给西部战场的最高指挥部之后，可怜的布雷蒙上校受到了来自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的无情斥责——在这封严厉的电报中，霞飞暗示法国并不希望阿拉伯人从土耳其人手中征服麦地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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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T. E.劳伦斯（或说吉尔伯特·克莱顿——可能是整件事情的真正幕后操纵者）在1916年11月几个决定性的星期当中便勾勒出了英国在战后与法国面对面处理奥斯曼问题所采取的政治途径，即由费萨尔代表麦加圣嗣长所带领、自发产生的“阿拉伯叛乱”为协约国战争期间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阿拉伯人也应在和平到来的时候得到应有的尊重（至少应得到法国在《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中所宣称的领土）。与理解阿拉伯人的思维或掌握游击战技巧等天赋能力不同，这才是将劳伦斯抛向英国决策上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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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利用自己新建立的影响力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一系列即将发生的偶然性事件。被劳伦斯捧上天的费萨尔（“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真正的撕裂者”）遂立即重重摔在了地上——他在1916年11月陷入一支土耳其武装巡逻队的包围，他的阿拉伯士兵随即从山上的盘踞点仓皇逃至山下延布的海岸边——他在此处等待着英国派遣军舰予以救援。随后发生的反转结局充满了反讽意味：劳伦斯发现自己正是在延布遇见了布雷蒙，而后者则迅速给开罗的温盖特发去一份电报请求英法部队实施登陆行动，以“不知不觉地援救圣嗣长和他的阿拉伯士兵”。但是法国人明显出于报复的心态却十分短暂，当穷追不舍的土耳其人看到港内的英国舰船后立马撤出延布，以规避对方的增援部队。随着土耳其人撤至内陆的麦地那，英军此时能够向延布北部的一座港口城镇沃季登陆一支小型的阿拉伯武装先遣队（不包括费萨尔），以再一次展示自己远超麦加哈希姆王室的海军实力。在整件事情中，一个略微尴尬的例子是，费萨尔曾直截了当地要求在1916年12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停靠于港内的英舰上睡觉，直到土耳其从延布撤离再另做打算。而一直抗命不肯返回开罗的劳伦斯也几乎由于费萨尔的溃败而遭到灭顶之灾。相反，费萨尔对于他的朋友的纵容和恭维却十分感激，他甚至向开罗（经由吉达）发去一份电报要求劳伦斯同他待在一起。另外，明显受到朋友教唆的费萨尔在1917年1月告诉一位谈话对象，虽然“他十分想要得到英军的帮助……但是并不想接受任何来自法方的帮助，或者与其产生任何关联”。劳伦斯将这位哈希姆王室的王子哄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任何惨败似乎只会把他们更为紧密地联合起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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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劳伦斯的阴谋诡计，“阿拉伯叛乱”失去了来自英国或法国的援军支持，从而遭到了军事上的失败。开罗在1917年的战略重点在于入侵巴勒斯坦——奥斯曼撤回军队，在从海岸上的加沙到贝尔谢巴之间构筑一条约30英里（约48千米）的防守线。而由英国工程师建造的起始于坎塔拉的西奈铁路则在1月份到达了关键的绿洲城市，使得默里能够集结埃及远征军及战略物资直通奥斯曼巴勒斯坦的边境。到此时为止，埃及远征军已经在战区集结了超过20万人的军队——考虑到饮水问题，这着实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每天有超过120万加仑（约90万升）的水资源被从运河运送而来，这要求成千上万只骆驼和铁路货车进行运输。在他们穿过西奈沙漠后，征服加沙及贝尔谢巴绿洲的动力便不难获得了。据一位英国中尉记录，当第一次看到巴勒斯坦耕地时，他便认为，这个“经过绵延数英里的沙漠之旅”所到达的“令人愉快的国度”乃是一个启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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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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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说英方这边的士气旺盛的话，对方阵营也不遑多让。在从攻势转换为守势后，奥斯曼军队此时在为帝国所不可或缺以及极具战略意义的一块领土而战。尽管土军在沿着加沙和贝尔谢巴之间30英里的战线上只有大约1.1万名步兵，而且敌军数量几近他们的3倍，但是他们却挖掘了战壕，同时，在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无与伦比的领导下，他们坚守着一块牢固的防御阵地。土耳其人拥有150门大炮——这大致上与埃及远征军（不过英军拥有毒气）相当，以及1 000名骑兵——这使得克雷斯能够在需要增援受到威胁的区域时更加机动灵活。在选择性地忽略贝尔谢巴后，默里在1917年3月26日令炮兵对加沙发动了密集的火力攻击，这显然震住了土耳其人，并使其陷入一片沉寂。默里认为敌军就此被击败，而且有可能会向靠近雅法的北部海岸撤退，于是他派出骑兵部队对城镇展开侦察，却获悉他们的对手仍寸步不让。接下来两天，这支埃及远征军的步兵向对方发动了波浪式进攻，却被击退。战斗场面残酷血腥。据一位德国军官回忆：“他们为每一处树篱、每一座房子而战斗。”总体而言，默里这边损失了大约4 000名士兵——大概是土耳其人的两倍——包括被敌军埋葬的1 500名战亡者。不可思议的是，默里罔顾加沙仍未攻陷的事实向伦敦战争部拍去一份电报，宣称自己在战役中取得了胜利。[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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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劳伦斯在加沙战役的第一天便在距东南部大约500英里（约805千米）的地方第一次尝到了战斗的滋味。此处位于汉志铁路的阿布纳姆站（Aba el Naam），在麦地那以北大概40英里（约64千米）。劳伦斯实际上（不过他并没有公开这一点）已经放弃了费萨尔，在1917年3月中旬，他便艰苦跋涉至侯赛因次子——位于内陆阿斯谷（Wadi Ais）的阿卜杜拉阵营。他此次前来的目的在于说服阿卜杜拉的阿拉伯游击队员向汉志铁路开展袭击，以阻止土耳其人通过铁路运输增援巴勒斯坦的克雷斯的麦地那援军。再回溯到2月份，英方的情报机构曾截获了杰马勒从大马士革发往麦地那的电报，他在电报中下令土军撤离伊斯兰的第二圣城（以及汉志的最大城市）。劳伦斯并不知道的是，CUP党人选出来代替侯赛因圣嗣长的阿里·海德尔提出来放弃圣城的主张遭到了杰马勒的强烈训斥，后者随后又发送了第二道命令要求废除第一道命令。然而，位于阿布纳姆的汉志铁路交叉路口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它对于测试劳伦斯的游击策略也是一个极具战略潜力的重要地点。更为重要的，则是劳伦斯怂恿哈希姆成员加入实际战争的本领。如果铁路被成功切断的话，那么他们总算能在“阿拉伯叛乱”中做出些聊以自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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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错综复杂。同费萨尔一样，阿卜杜拉的拒绝介入也让人感到失望。但是，在1917年3月25日，劳伦斯通过游说其他酋长，成功获得承诺，得到了800名阿拉伯兵力（不过到了次日，实际上只有300人跟随他）。在一名不太有名的英国军官赫伯特·加兰少校的训练下，劳伦斯掌握了如何在铁路轨道上布雷，并在火车通过的时候引爆炸药。于是，他便在南部通至交叉路口一处由两挺机关枪掩护的战略位置上埋设了地雷。同时，他派出一支阿拉伯小队在北侧要道（这一侧却没那么成功）布雷。随后，他还准备了伏击——他将阿拉伯炮手隐藏在山丘的各个方位之中，预备同时向敌军开火。他的战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奏效：敌军主要的水罐被炸毁，而遭受突袭的土方守军在总共大约400人的情况下损失70人，被俘30人。但是，土耳其人仍坚守着交叉路口。尽管劳伦斯自己布设的地雷按计划引爆了，但是对其掩护的阿拉伯炮手的中途逃跑却给了土耳其人充裕时间对铁轨进行维修，且毫无搅扰。正如劳伦斯在报告中一反常态，谦逊地表态道：“我们并没有完全失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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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劳伦斯在汉志铁路上成功炸出一个洞来，也不会对土耳其在巴勒斯坦方面的入侵产生任何影响。诚然，杰马勒改变从麦地那撤退的主意，或者说英军夺取加沙的失败并非他的错误——尽管他没有从汉志调遣援军。同时，默里的远征军在1917年4月17—19日第二次加沙战役中的再次失败也不能归咎于劳伦斯——尽管在这次战役中，英军首次在奥斯曼战场运用了毒气，还部署小型舰队沿着海岸为进攻任务提供掩护火力。如果土耳其人不能尽力抵抗英国正规军在陆地和海洋上展开的军事攻击——实际上，他们在加里波利和库特战役中就未全心投入——那么劳伦斯同阿拉伯游击队分分合合的联盟将很容易给杰马勒或者克雷斯带去巨大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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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场战争别处的战情发展终于在1917年春季转向了英国一边，其影响也将迅速波及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在这一年年末，二月革命将会严重破坏俄国在战争中所付出的努力，但是从短期来看，它将有可能在协约国的抗战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场革命通过废除俄帝独裁专制使得美国介入战争的条件更加成熟，而协约国也因此能够为同一个民主理想而战（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所讲，俄国此时便是“这个荣誉联盟的理想伙伴”）。当然，这也是德国人自取其咎：他们发动了“无限制的潜艇战”，随后又愚蠢地想方设法破坏美国任何可能性的介入——他们甚至在1917年1月16日美国介入之前就通过美国大使馆向墨西哥城发去了密电！——并且承诺道，如果墨西哥向美国宣战，德国将同意其在战后对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处置意见。这份很快就变得臭名昭著的“齐默尔曼电报”随同俄国出现的“民主”终于给威尔逊提供了所需要的政治掩护。1917年4月6日，美国国会正式向德国宣战（不过并没有向德国的盟国宣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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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就宣传运动而言，协约国在此时同步策动的一场对外宣传运动又进一步加深了当前局势。当英军对加沙的第一次进攻在1917年3月28日被勉强击退后，出于安全考量，杰马勒帕夏下令从沿着海岸以北40英里（约64千米）处的雅法撤退。这个决定本身没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早在2月，由于土军指挥官总是利用军事前线附近的人口中心区为守军扫净撤退阵线以防敌军从中突破，所以他们在英军发动进攻之前就撤离至了加沙。雅法的问题首先在于时间上——逾越节期间——这不可避免地惹毛了这座城市大量的犹太人口，他们聚集在北部的特拉维夫区。在杰马勒的撤退命令中，犹太人并非独者：城市里大部分的阿拉伯人（还有穆斯林和基督徒）也遭到了驱逐。事实上，由于当地犹太领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杰马勒便给了犹太人额外一周时间让其妥当安排好自己的事务，并在4月6日之前离开本地——也正是在这一天，美国加入了“一战”。在这次撤退事件中，大约有1万名奥斯曼属民在1917年4月被从雅法驱逐到了叙利亚内陆的不毛之地，其中有1/3都是犹太人。[2]对于杰马勒或者奥斯曼人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光荣时刻，但是在整个帝国驱逐运动的背景之下，或者说在这场战争中的其他地方，这只是一桩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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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雅法的故事将不止于此。在那时，尽管杰马勒在这个坐落于巴勒斯坦沿岸，具有一定战略意义的小镇上发起的驱逐运动不为人知或未得到广泛报道，但是在1917年5月期间，这场运动却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中轰动一时的事件。促成这种变化的关键人物正是马克·赛克斯——也正是他在1916年同乔治·皮科和谢尔盖·萨宗诺夫制定了分割奥斯曼帝国的协定。1917年4月27日，身处开罗负责裁决法国同阿拉伯哈希姆王室关于叙利亚领土争端问题的赛克斯与一位奥斯曼犹太裔农学家阿龙·阿龙索恩（Aaron Aaronsohn）进行了会面，后者除了担当杰马勒的顾问为其解决叙利亚的蝗灾以及处理润滑油的相关事项外，还为协约国经管着一个位于巴勒斯坦的情报网络。当阿龙索恩告知“特拉维夫已遭洗劫”，而且有“1万名巴勒斯坦犹太人此时正处于流离失所抑或食物短缺之中”后，赛克斯遂将此消息传达给了一份位于伦敦的犹太复国主义刊物《犹太人编年史》以及阿龙索恩所告知他的一些身处纽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好几天的时间里，这个被适当夸大复述的故事都刊登在了《纽约时报》（“雅法的犹太人所遭受到的驱逐暴行”）的封面上。到了夏天，大部分早在战时就分成两个阵营的西方犹太复国主义者——柏林仍然是全球犹太复国主义者执行委员会的总部，而俄国则长期被看作世界犹太民族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大敌人——开始决然转投进协约国列强的怀抱。至于协约国，现在有了美国的加入以及民主俄国的再次振兴，似乎已经为打赢这场战争做好了准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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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种充满必胜决心的潮流添砖加瓦的则是在伦敦出现的一个更为强大的联合政府——它不仅决意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且想要通过将其焦点转移到东部战线来达成目的。此外，它还更愿意支持犹太复国运动者以作为计划的一部分。由于加里波利及库特的惨败，自由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而首相阿斯奎斯也在1916年12月随同全体内阁递交了辞呈——除了战时国务大臣戴维·劳合·乔治，他迅速同保守与统一党以及前首相亚瑟·贝尔福组成联盟，并接任了外交大臣一职。随着格雷和阿斯奎斯的离任，丘吉尔受罪于加里波利战役的政治流亡以及基奇纳的去世，[3]关于这场战争的新方案实施的所有障碍遂得以扫清，而劳合·乔治对自己的偏好也毫无隐瞒：一个专注于征服奥斯曼帝国的东方战略。到1917年春天，据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记录，每一位内阁成员都已经“完全接受劳合·乔治的观点……全力对付土耳其非常必要”。首相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则体现在新任外交大臣在1917年11月2日所颁布的《贝尔福宣言》中，它指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它还同时承诺保护“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族裔的公民权和宗教权”）是其着重于奥斯曼战场新战略的重要一部分——不过这并不一定比英国向法国、圣嗣长侯赛因和阿拉伯人所做出的自相矛盾的承诺更为重要。[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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