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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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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十六章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毒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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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首都，牛奶和蜂蜜料想会被随意倾倒，而我们却连一片面包也无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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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23日，威廉·格勒纳（Wilhelm Geoener）对埃里希·鲁登道夫说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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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列宁掌控权力的时机正恰逢其时。俄国的停火请求首先在1917年12月3日传至奥斯曼第三集团军耳中，随后，这个消息在12月17—18日夜晚传遍所有奥斯曼战场。在这之前的两周，君士坦丁堡内的面包配给量从原先本就不足的180克一天降至一半，帝都在那个冬天恐怕会遭遇大面积的饥饿。在布尔什维克党起义之前，塞瓦斯托波尔的“革命水兵们”正沿着土耳其海岸线进行常规突袭，其频繁程度吓跑了来自宗古尔达克的运煤船。转瞬间，列宁的停火使得运煤船向君士坦丁堡运输的活动得以继续进行，甚至连来自乌克兰的谷物也能穿过黑海运往目的地。土耳其人——至少那些幸运地居住在帝都的人——不用在那个冬季忍受饥饿或挨冻之苦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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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海海路的打通也很快熄灭了德土间日益加剧的关系危机的火苗，避免其陷入危险的边缘。1917年12月上旬，德军指挥部的鲁登道夫在俄军停战前不久便警告道，德国将不再向土耳其供应燃煤——这在土耳其出现粮草匮乏的情况外，又为其带去了燃料不足的隐忧。德国人因3月巴格达的陷落而广受指责：谣言风传德国军官在哈利勒·“库特”帕夏弃城逃跑之前早已迅速离开。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扑灭这种谣言并同时加固奥斯曼帝国的南方防线，鲁登道夫派法金汉接管新的“耶尔德勒姆”军团，只是这位德军前总参谋长却在后来忍受了耶路撒冷投降于艾伦比的奇耻大辱。此时谣言又盛传法金汉允许艾伦比进城，以阻止这座基督教圣城陷入混乱。3除此以外，德国人正因食物和燃料不足而照常受到大众媒体指摘。1917年9月6日，德国在奥斯曼帝国投资的标志性象征——柏林—巴格达铁路的旗舰站，海达尔帕夏车站——在一场大火中，被子弹、燃料以及爆炸物吞噬，并且产生了巨大的爆炸，以至于在海域另一边“位于培拉的房屋都被炸得粉碎”。尽管蓄意纵火遭到普遍怀疑，但是并没有罪犯受到逮捕。如果物资短缺持续到冬季的话，不知道德国还有什么资产会成为土耳其暴徒的袭击目标。此时，多亏了列宁，越来越不得人心的德国人才有机会通过海路向君士坦丁堡运送当地急缺的食物——不管是从友好的战后乌克兰，或是从被占领的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三角洲——这位德国上将正是在此地确立了自己刚获得的黑海掌控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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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前线，从彼得格勒传来的消息仍然非常鼓舞人心。如果首都的食物配给量不充足，对前线的影响会更糟糕——据利曼观察，当很快失去信任的法金汉在叙利亚的“耶尔德勒姆”军团的掌控权被接管之后，士兵们“被饿得半死，或直接饿死，且衣衫褴褛”。51917年春夏的革命激乱已经足够推翻俄军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计划，且束缚住尤登尼奇计划在埃尔津詹开展的所有进攻。作为俄军在土耳其东部防御整合战线的一部分，穆什守军在5月份就撤离了。虽然如此，俄军部队仍扎营在防守薄弱的埃尔津詹、特拉布宗、埃尔祖鲁姆以及凡城湖沿岸等地。6虽然“1号法令”也被传达到了高加索和土耳其东部，但是出于明显原因——俄国高加索军队早在1916年便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此地的反叛氛围并不热烈。在1917年4月第比利斯召开的一次士兵苏维埃会议上，一位高级别将军居然被选为主席，这充分显示出士兵们对他们的军官仍然保留着些许尊重。布尔什维克党在整个夏天试图在高加索军队中创建革命基层组织，不过除了第二掷弹师和第一高加索师的一些团部之外，所获甚微。第比利斯苏维埃由支持战争的孟什维克党和克伦斯基的社会革命党掌控，除此之外，少量坚决想要击败土耳其人以报1915年大屠杀之仇的达什纳克党人和亚美尼亚社会主义者也掺杂其间。1917年11月8日，第比利斯苏维埃公然抨击布尔什维克党的政变的非法性，并暗示他们的士兵想要同土耳其人开战。但是，停火协议终止了一切。当这场战争已结束，大量被侵占土地的农民开始返回家园时，那些最为热心高涨的农夫，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在遥远的安纳托利亚坚守岗位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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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的停战命令带来的后果非常值得我们进行强调——作为列宁的“和平、土地和面包”口号的关键政策要点，它也使布尔什维克党有别于俄国其他争权夺利的派系。按照自己的方式，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保守党以及君主主义者都十分想要赢得这场同德国人和土耳其人的战争。从1917年11月的选举来看——克伦斯基的党派获得了40.4%的选票，已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24%的选票，而与克伦斯基结盟的“激进社会民主党”获得了1%的选票——列宁的“和平”政策最多只得到了1/4俄国民众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停火命令在本质上便已饱受争议，似乎为了进一步加剧这种争议性，当停火命令传达到前线的时候，一种带有恶作剧意味的指示也掺杂其间，俄军士兵开始同敌军“结交”。当总司令杜霍宁将军接到这些命令时，他拒绝服从。因此，列宁通过广播向军队传达命令，并宣称他们的总司令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捕捉到有利时机后，一伙激进士兵迅速将杜霍宁私刑处死。同高加索军队的逐渐瓦解类似，俄军总部的兵变并不产生于1917年的革命动乱大潮之中，而是出自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长期谋划。正是列宁——而非克伦斯基或者苏维埃抑或俄国民众——终结了对土战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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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列宁放弃所有战线的行为并不单单意味着奥斯曼帝国可以就此存活下来。在某种意义上，二月革命通过中止俄军从埃尔津詹经过的进程以及将高尔察克组织进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意图带进僵局，就已经给了奥斯曼一丝喘息之机。它的真正结果在于改善了奥斯曼在俄国前线的战略态势：将奥斯曼从单方面绝望的防御状态转变成双方都已极度疲惫的胶着状态。但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敌军此刻正面临着崩溃瓦解。当俄军船舰还未遭叛变者破坏时，其依旧处于优越地位的黑海舰队便遵循停战协议，费力地驶回了港口。在安纳托利亚，停战委员会在距埃尔津詹以北45千米（约28英里）处的积尔积克（Kilkit）正式成立，以便从理论上适当地将当前的俄—土前线结合在一起。但是俄方的士兵却立刻开始回家，场面杂然无序。出人意料获得胜利的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司令维希普帕夏对俄国人在离开时的野蛮行径表达了极力抗议——后者所到之处总是伴随着烧杀抢掠，一片狼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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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时期将奥斯曼帝国从临终之际拯救回来的所有奇迹中，列宁的革命无疑影响最为巨大。上一个冬天曾见证着土耳其的岌岌可危：一旦俄军对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推进开始，英法两国做好占领奥斯曼帝国残体的准备，土方的残破军队将不得已进行绝望死守。此刻，俄军正值分崩离析，现任大维齐尔塔拉特帕夏认为列宁革命已经“为土耳其东部帝国的实现打开了大门”。奥斯曼一些清醒的刊物，如《今晨》（Sabah）正在讨论“即刻收复东部安纳托利亚及外高加索的土地”。反映到政策上，这意味着被送往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磋商停火协议的奥斯曼外交官们不但会要求收复土耳其在1914年同俄国确立的边境地区，还包括俄国在1877年最后一场俄土战争后占领的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三省”。甚至连巴库——俄国的石油产业中心及通往里海和中亚突厥各国的门户，此时也有可能被卷入纷争之中——不过此地的土耳其人会同他们的德国盟国产生竞争关系——后者对石油也怀有企图之心。在经过1916年的波折之后，恩维尔此时似乎决心要成为一位被载入史册的最伟大的土耳其人——要知道，他曾击败了帝国北境的最主要强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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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将恩维尔变成一位伊斯兰战斗英雄的，并不真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为掌握权力所进行的种种活动。从列宁的角度来看，停战进一步加速了沙皇专制的崩溃瓦解，并根除了反革命最为危险的武器，这固然很好。但是这并不意味他接受俄国的敌人，借此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他或许是一位机会主义者，但却真的并非克伦斯基和协约国政府所称，是一位德国间谍。当布尔什维克党外交部部长托洛茨基在1917年11月高兴地向《曼彻斯特卫报》发布《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条款之时，他有意通过揭露所有参战国（而非仅仅协约国——他碰巧在档案中发现他们的相关通信）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使其窘迫。同样，列宁同意停战并向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派去代表的策略并不是为了满足德国人的需要，而是为了在俄国不得不签署明确繁重的投降条款之前，为复制革命在整个欧洲进行而赢取足够时间。正如托洛茨基后来解释道：“同其他协约国一样，在带着唤醒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劳工党的希望之下，我们开始进行磋商。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尽可能长久地推迟协商会议，以为欧洲的工人们提供足够的时间去理解苏维埃革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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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2月22—28日进行的第一轮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停战谈判有点儿像一场闹剧。两位布尔什维克党主要代表阿道夫·越飞（Adolf Joffe，是同为前孟什维克党员的托洛茨基的心腹好友）和列甫·加米涅夫（Lev Kamenev，列宁的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党心腹）倒是足够严肃庄重。但是与加米涅夫和越飞随行的还有一群杂七杂八的文化人和罪犯，比如从西伯利亚监狱释放出来的阿纳斯塔西娅·比岑科夫人（Anastasia Bitsenko，她的罪名是行刺总督）和罗曼·斯塔什科夫（Roman Stashkov）——他是越飞在到达目的地后意识到己方缺少一名“农民阶级代表”的情况下，从彼得格勒的大街上随便抓来的一名农民。[1]虽然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仍希望圣诞节气氛能够推动协约国政府向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派遣代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显得特别着急，同时，他们也缺乏一个合适时机。斯塔什科夫被看到用双手“通过那不修边幅的络腮胡”往嘴里猛塞食物。当被德国东道主询问想要红酒还是白酒来搭配晚餐的时候，斯塔什科夫高兴地回复道：“哪个酒劲儿更大（上哪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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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种友好的气氛之下，谈判桌的两边正营造出一种相当紧张的态势。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奥匈帝国在战争中的局势比经历过1916年勃鲁西洛夫攻势之后的土耳其更为绝望。当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那年11月去世之后，在1917年，每一个人都期待着帝国就此沿国界线分崩离析，而这一切也差点儿得以实现。与给奥斯曼帝国带来的喘息之机相比，俄国革命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拯救意义也同样十分巨大；而且维也纳的食物短缺情况也并不比君士坦丁堡更加乐观。奥地利的首席谈判代表奥托卡尔·切尔宁（Ottokar Czernin）伯爵被警告道，如果这场谈判被拖得时间太久的话，奥匈帝国将会崩溃。像是被圣诞节气氛（或者说布尔什维克党的和平宣传）勾走了魂魄的切尔宁做出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他宣布如果协约国诸国能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参加谈判的话（众协约国把列宁政府看作德国人的傀儡政权，因此他们都拒绝将此会议谈判看成是一次真正的和平会议），奥匈帝国将会放弃战争期间占领的所有领土。切尔宁的建议激怒了在场的德国将军及柏林的强硬派媒体，后者随即对德方的首席谈判代表里夏德·冯·屈尔曼展开攻击，并指责他任由切尔宁建议放弃“成千上万名士兵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土地。而保加利亚的小型代表团也同样对自己可能要交还他们所占领的塞尔维亚、上多布罗加部分地区以及索非亚十分觊觎的下比萨拉比亚（或者是奥斯曼在1915年放弃但此时又想收回的色雷斯西部地区）等感到非常恼火。正如外交大臣艾哈迈德·内西米的声明，土耳其的态度微妙，却又清晰依旧：在土耳其考虑放弃领土主张之前，俄国必须撤出它所占领的所有奥斯曼领土。鉴于这些胜利者之间不断出现的摩擦，谈判在1917年12月28日休会，以供每一方仔细考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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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时间在自己一边的不止托洛茨基和列宁。布尔什维克党或许还期待着革命能在中欧爆发，并以此阻碍德国吞并俄国领土的计划。但是，德国人也同样可以以一种更为严肃的方式参与到这场游戏当中来：他们邀请了主张分裂俄国的独立派系前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比如3位来自乌克兰国会或称拉达的代表——他们曾在12月宣布从俄国独立。同时，土耳其人在原先属于奥斯曼的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鼓动民众重新加入帝国。1917年12月22日，恩维尔建立了一个“高加索委员会”，同土耳其的盟国商议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的重新合并问题。德国驻土大使约翰·海因里希·冯·贝恩斯托夫伯爵对恩维尔的要求提出了反对——他认为恩维尔的主张乃“东方式的讨价还价”，并给予了否定。14但是，据恩维尔所知，屈尔曼对土耳其人的愿望更为友好（他本人曾任驻土大使，实际上，他就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他支持乌克兰拉达式的解决方法，并建议土耳其就吞并事项在这些前奥斯曼行省举行公开投票。在屈尔曼为土耳其吞并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及俄帝高加索军队压境助阵背书的情况下，恩维尔要想恢复土耳其1877年时的边境似乎只是时间问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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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布尔什维克党手中还握有王牌。十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为控制俄国少数族裔建立的人民委员会由斯大林接管。12月，斯大林开始武装高加索军队中的亚美尼亚老兵，试图以此抵抗土耳其的渗透。到了月底，亚美尼亚军团——亚美尼亚人期望能发展成为一支国家军队的萌芽部队——由大约24个步枪营、8支民兵营和约1 000名骑兵组成——总共有2万人之众。161918年1月11日，列宁和斯大林联合签署了一份特殊法令，为1917年5月28日关于亚美尼亚人的一份模棱两可的宣言做出了修改和更新；这一次，他们对“土耳其亚美尼亚”的“民族自决”原则表达了公开支持。1918年1月20日，塔拉特帕夏向布尔什维克党武装亚美尼亚军团的行为提出正式抗议。17尽管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和平号召，塔拉特控诉道，“俄国人依旧本性难移”。18随着布尔什维克党及亚美尼亚人取代了尤登尼奇多数由俄国人—哥萨克人组成的军队，战争在还未结束的情况下便又开始形成了新的战线。抛开所有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议上进行的愉快交谈，高加索又将面临另一场残酷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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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在1918年1月9日重新开始，协约国仍无迹象参加的时候，一种虚假的感觉似乎正随着真正谈判的开始而遭到弃绝。布尔什维克党此时知道德国人打算将乌克兰从俄国分裂出去，而土耳其也正在准备重返高加索进行战斗。毫不奇怪的是，列宁令托洛茨基亲自接手谈判。正当托洛茨基强制其小组（斯塔什科夫也身在其中）在单独的区域休息饮食以和德国人隔开，以避免被免费的葡萄酒和香槟腐化时，假日乐趣戛然而止。这位布尔什维克党的演讲家随后同屈尔曼在关于“民族自决”（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1918年1月8日的“十四点原则”中急切提出）的准确含义的争论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斗志。[2]奇怪的是，德国人竟然没有阻止全球媒体对谈判进程的报道，而托洛茨基对德国的帝国主义和伪善的抨击也因此得以传播开去。尽管深深困扰于谈判者的夸张举动，屈尔曼却在试图迫使托洛茨基在对人民主权的正义性（德国人主张通过大众投票决定是否将乌克兰和波罗的省份从俄国分割出去）的问题上进行摊牌的过程中勇敢地将讨论导向了愈加抽象的方向。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同托洛茨基相抗衡。很难插得上话的切尔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受够了“同这头野兽无止境的精神角力”，希望能够出现一位夏绿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将这位蓄着山羊胡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刺死在浴缸之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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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这场关于主权和民族自决的学术争论感到厌烦，马克斯·霍夫曼将军于1918年1月18日代表德军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最高指挥部向托洛茨基呈送了一幅划定了战后俄国边境线的拟议地图。在这幅地图上，德方出让了所有由德军占领的土地，包括波兰和波罗的海大部分区域。霍夫曼还在讲话中说漏了嘴，称“即使在和约签订一年后”，德国也完全没有从原先属于俄国的领土上撤军的打算——而屈尔曼和切尔宁随即对此表达了遗憾。由于无力改变德国军事行动的残酷事实，托洛茨基只能在请求休战以接收来自彼得格勒的进一步指示之前气急败坏地发出抗议：“全民公决怎么能成为体现所有人想法的最佳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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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布尔什维克外交部部长此时进退两难。在第二次与第三次会议之间的休息期间返回彼得格勒后，托洛茨基发现自己正处在列宁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派的斡旋中心——双方在关于是否要签署屈辱和约或者发动“革命战争”对抗贪婪的帝国主义德国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当消息传到俄国首都，称德国人并不打算放弃他们在东欧的利益后，列宁遂召集布尔什维克党在各主要根据地的政党领袖前来彼得格勒参加会议——莫斯科、乌拉尔及首都本身。1918年1月21日，代表们就关于战争的3条可行性政策进行了表决。在63张选票中，列宁关于立即同德国人签署和约（尽管条件苛刻）的提议赢得了15张。怀着德国后方爆发革命[3]的期望，布哈林有关继续与同盟国作战的提议以32票获得了微弱多数。托洛茨基争辩道，如果与德国人的战事继续拖长，那么俄国失败的可能性将“十分清楚”；与此同时，他巧妙地提出了另一个折中办法：他曾在10月策划的布尔什维克党起义的翻版。他向有点儿目瞪口呆的布尔什维克党同僚解释道，他们应该做的是“宣布战争结束，不过我们拒绝签署德国强加的吞并主义和约”。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因此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进行一种“教育性的示威游行”。通过停止敌对行动以及以一种盛大的宣传姿态遣散俄国军队，他们能够立即实现两个目标：摧毁民众认为他们是“霍亨索伦王室间谍”的普遍看法以及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阐明这份由“德国刺刀”强加给俄国的条约并不具有合法性。托洛茨基的新提议随后又变成了标语“不战不和”，并在政党领袖会议进行之前仅仅赢得了63票中的16票。但是实权掌握在中央委员会手中，在这里，托洛茨基的折中办法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并以9∶7获得通过。带着这项奇怪的使命，托洛茨基返回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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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会议才是最受瞩目的。某种意义上，最重要的战后议题（乌克兰议题）到来之前的所有一切只是一幕开场戏。毕竟，波兰和波罗的海大部分地区在1915年便落入了德国人之手；因此，托洛茨基对这些地区从俄国脱离出去的抗议有点儿像竹篮打水。乌克兰拥有富饶的“黑土地”农田、煤矿资源和工业中心，是一份非常丰厚的“战利品”，因而，失去它对任何俄国政府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后果。从战略方面来说，控制乌克兰，尤其是吞并于1783年的克里米亚半岛，乃是俄国在现代史上崛起以及奥斯曼衰落的核心要素。只要沙皇控制了黑海，那么不论是土耳其的北部沿海地区，抑或君士坦丁堡自身，都将永无宁日。相反，若是乌克兰中立化，那么当俄国沦为二流国家，奥斯曼首都的安全性得到保障的时候，奥斯曼领导者们将能够再一次开始重建霸权。此外，同外高加索不同，乌克兰是同盟国一致同意的一个议题。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在此地都无领土要求。诚然，奥匈帝国的担忧似乎有理：乌克兰独立将会为它自己的斯拉夫少数民族树立先例。但是，维也纳极度匮乏的食物状况轻易消除了此类顾虑：奥地利人真正想要的是粮食、土豆和煤炭。表面上，独立的乌克兰拉达（以及德—奥—匈的占领军）能够提供这一切。最重要的是，同盟国每一方在渴望削减俄国力量方面有共同的基本利益诉求，而将乌克兰分割出去则是最为明显的方式。1918年2月1日，停战谈判的第三次会期开始，塔拉特向恩维尔写信告知，与帝国主义者不相上下的布尔什维克党意在建立一个包含乌克兰在内的“俄罗斯联合共和国”。为了预先阻止北境诸如此类的传统威胁死灰复燃，大维齐尔向恩维尔保证道，他将同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合作，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承认乌克兰的独立，以将其从俄国独立出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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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托洛茨基逼入困境，屈尔曼和切尔宁让乌克兰拉达代表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上台发言。这位理想主义的年轻社会主义者遂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发表了一篇指责意味强烈的演说。在演说中，他训斥布尔什维克党背叛革命精神，攻击选举产生的议会，以及压迫乌克兰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争取自由的渴望。托洛茨基回击称拉达所代表的领土还不及德国人为其租赁的酒店房间大。据霍夫曼将军的记录，托洛茨基的风凉话有其价值所在。实际上，位于基辅的拉达正摇摇欲坠，而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党也正得到进一步壮大（一周之后——2月8日，他们将攻占这座城市，并将拉达驱逐下台）。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掌控了黑海舰队，并影响到了诸如敖德萨之类的港口城市——在这里，当地拉达向列宁政党宣誓效忠。22布尔什维克主义甚至在德国这边也取得了进展。正如德皇威廉二世在1918年2月9日发往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一份电报中的尖锐控诉，“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停战谈判的掩护下，“使用明码广播向我的军队进行演说，并刺激士兵反抗及公开违背长官命令”。[4]23被布尔什维克党的两面派手法激怒后，德国人在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支持下，同乌克兰拉达进行了单独媾和。库尔曼随后告知托洛茨基，他要么在24小时之内签署和约，要么重新开始敌对行为。托洛茨基此时打出王牌，宣布俄国退出战争及遣散军队，不过他们拒绝签署“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和约”：德国及其盟国现在必须要向其厌战情绪高涨的民众解释为何他们还在与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作战。霍夫曼将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只能结结巴巴地说道：“前所未闻！”托洛茨基对自己的宣传妙计感到十分满意，随后，他便返回了彼得格勒。或许是想到了双方之间的这种交锋，美国同列宁未被承认的政府的联络人雷蒙德·罗宾斯（Raymond Robins）称托洛茨基为“混账东西，但却是自耶稣以来最伟大的犹太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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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的新奇策略打乱了敌人的阵脚。1918年2月13日，德国人在王室会议上举行了早该数周之前就应进行的辩论。对于最高司令部而言，鲁登道夫称自己已经受够了托洛茨基的拖延策略。他希望迅速解放东部战线的兵力用来支援西部战线，以期在美国军队形成威胁之前凭借春季的压倒性进攻终结法国的抵抗。如果布尔什维克党继续抗拒签约的话，那么德国人应该朝彼得格勒进军并且推翻他们的政权。尽管同样对托洛茨基感到失望，但是屈尔曼代表外交部反对深陷“革命传染病中心”，并提议德国人采用1917年用过的《孙子兵法》中的战术，在东部战线无为而作，以避免激起反抗布尔什维克党的爱国主义反革命。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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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尔曼是一个讲逻辑的人，但是在王室会议上，他的情感却将他推向了另外一边。尽管德国人向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全力支持，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对其挑动他的军队叛变十分反感；他也开始接收布尔什维克化的彼得格勒“疯狂统治”的最新报告（比如政府颁发了“没收”私人银行账户的法令）。上了年纪的总参谋长兴登堡陆军元帅一向对鲁登道夫为其策划的主张全力支持，这一次，他说道，德国人不能冒险将乌克兰和粮食拱手让给布尔什维克党，消灭他们更好。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的继任者乔治·冯·赫特林伯爵试图勇敢地进行调停，却遭到了德皇和众将军的否定。虽然是否要攻占彼得格勒的问题仍悬而未决，但是众人却下定决心要在1918年2月18日继续东线的进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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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时十月革命的结果被认为理所当然，但是鲁登道夫对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虚张声势的看法却同这场虚张声势本身一样，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决定。托洛茨基所持的经过授意的“不战不和”政策并不是注定的：这个政策在一场更大的政党会议中遭到压倒性的否决后，遂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获得险胜——如果这场会议在一周之后举行——正值德国被大罢工撼动之时，这个决议或许会按布哈林的方式进行。俄军1918年1月29日下达的“志愿”遣散令在所有历史中也无先例可循。27同样，鲁登道夫关于1918年2月下旬入侵一蹶不振的俄国的提议极为不合常理——他意图推翻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或多或少是在德国外交部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此外，他为此争取的每个人都无法投入他计划的次月西线进攻当中。[5]或许德国人铲除自己在俄国种下的布尔什维克灾祸，或者在美国兵介入战场之前将所有资源投向在法国的攻势具有一定意义。但是，同时这样做太过于疯狂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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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刚开始的结果却令人印象深刻。在波罗的海战场，德文斯克在1918年2月17日不动一兵一卒的情况下落入德军之手。随后，德国人又向前进一步推进至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到了月底，德国战机开始朝彼得格勒投掷炸弹。在中心战区，德国人移到了白俄罗斯，并轻易拿下了明斯克和普斯科夫州。在更南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军队迅速进入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在1918年3月1日陷落，德国人因此得以开始与拉达草拟条款，将乌克兰的粮食转移到柏林、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德军最高指挥部有意安排奥匈军队留在基辅城外，并让其转而进攻敖德萨。同时，正当麦肯森将军率领一支南部军团突袭克里米亚半岛的时候，德军的先锋部队在威廉·格勒纳将军的领导下开始朝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进军。到1918年5月8日，德国人已经身处顿河畔罗斯托夫（Rostov-on-Dom）和塔甘罗格（Taganrog），同时他们还派出侦察小组到达东部伏尔加河的察里津（Tsaritsyn，之后是斯大林格勒[6]）及南部的高加索。在短短10周之内，德国人便征服了比（战前）德国领土面积还大的一片辽阔土地。东部战线总指挥官霍夫曼将军带着几分幸灾乐祸注视着这一切的发生，“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有喜剧意味的战争——人们几乎只坐在火车和汽车上进行作战。少量步兵携带着机关枪和一门大炮在火车上朝前行进，当他们到达下一个铁路站时，攻下它，逮捕布尔什维克党，再派遣另一支分遣队乘坐火车继续前行”。禁不住揭人伤疤的冲动使霍夫曼又补充道：“托洛茨基的理论无法阻止实际的发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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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战线，进展几乎同样快速。由于对托洛茨基的乖张姿态怀有同样的厌恶，德国人遂改变了之前反对土耳其侵占高加索的主张，并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终稿中规定：“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地区的俄国军队……将被清扫殆尽。”重组后的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此时它还吸收了来自已解散的第二集团军的兵力）在维希普帕夏的指挥下，于1918年2月24日拿下了特拉布宗——尽管过程充斥着杀戮（将近有600人死亡，700人在弹药库的爆炸事故中负伤；伤亡者还包括1 050名俄国人和250名希腊人）。30在埃尔津詹—埃尔祖鲁姆战线，新成立的高加索第一集团军在穆萨·卡泽姆·卡拉贝克尔帕夏（Musa Kâzim Karabekir Pasha）率领下于2月24日拿下了马纳·哈图。随后不久，他们又攻下了埃尔津詹。埃尔祖鲁姆于3月12日陷落。就此，1916年的糟糕裁定遂遭到了推翻，卡拉贝克尔和维希普此时又将边界线推回至1914年以前。1918年4月4日，似乎是为了帮恩维尔摆脱自1914年以来的阴影，奥斯曼军队推进至萨勒卡默什。接下来，当土耳其人正朝他们遗失的最后3个省份进军的时候，是时候将时钟调至19世纪70年代了。在几天时间里到达阿尔达汉省后，维希普帕夏在1918年4月12日接受了巴统的投降（历经数小时的散乱抵抗）。4月25日，奥斯曼第一高加索集团军势如破竹地攻进了卡尔斯。就此，奥斯曼帝国便在两个月内收复了丧失40年的领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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