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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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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第三部分 毁灭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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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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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蒙德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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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因为法国人想得到叙利亚或亚美尼亚，抑或意大利人想得到阿达利亚［安塔利亚］，英国便无法继续同土耳其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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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劳合·乔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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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我们很容易理解土—德联军在1918年朝苏俄推进，尤其是在9月争夺巴库的愚行——也正是在这个月，协约国军队开始攻破一个又一个战线。然而，我们事后去评价恩维尔和鲁登道夫未能预见到“诸神的湮灭”却有失公允。要知道，几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战争将在此刻拉上帷幕。迟至1918年9月3日，英国政府在一份备忘录中预测到，一旦美军完全进入战争，诸协约国将于1919年7月实施“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在此5天之后，法军总司令菲利普·贝当对英方的判断表达了认可。协约国军队最高统帅斐迪南·福熙（Ferdinand Foch）对击溃敌军抵抗的形势更为乐观，但是即便如此，他在1918年9月做出的军事计划却是以认定战争在次年夏天结束为前提的。就在9月的最后一周，协约国仍无法攻破齐格菲或者兴登堡防线——它们被认为筑成了“一段长达5英里（约8千米）的在战争史上最难逾越的防线”。作为一位军力对比分析家，列宁认为德国会获胜——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德国军队有所求，还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忠实遵照《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履行义务，在1918年9月10日和30日向德国支付了5期分期赔款中的前两期，包括93吨黄金。同时，即使德国人被击退至兴登堡防线之后，他们还可以撤至莱茵河，并炸毁桥头堡。若帝国在东线舔着德国人的鲜血取得胜利，那么德国人将完全有理由继续战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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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这场战争中最为安静的战场之一——马其顿上演了一场令人意外的转折。这次转折也成为同盟国战败的真正催化剂。起初几乎被人遗忘在加里波利的戏剧性之中，接着又因俄国革命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分赃争议被深埋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法—英萨洛尼卡登陆部队刚开始仅限于4支师部的兵力，后来却偶然发展成为多国武装，其力量之大足以扭转东线战场的局势。协约国在1915年10月下旬才到达前线——由于迟了几周，他们未能阻止同盟国军队（德国、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对叙利亚政府的颠覆，这反过来意味着他们的次等目标——将希腊拉向协约国一边的失败。同大量兵力被迅速投向加里波利的过程出奇相似，马其顿兵力布防的无效性同样为进一步增援提出了有力的理由——似乎只有通过向萨洛尼卡派遣更多的兵力才有可能挽救回些许损失（比如希腊的介入）。到1917年4月底，协约国军队——包括意大利和塞尔维亚军的残余部分，甚至还有少量俄军师部——在马其顿共拥有将近25万兵力，以及另外15万人左右的保障人员。在这个对于协约国而言异常可怕的时刻——俄国正经历革命，法军处于准兵变时期，负责马其顿地区协约国军队供应问题的英军上将自然提出请求，建议全军撤退到更为活跃的战线。然而，经研究，英国战争部在1917年5月得出结论：撤退会使战线拉得过长的英国舰队更加劳累。因此，协约国军队仍原地不动，等待下一步通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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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军队在前奥斯曼马其顿地区原地待命的举动最终被证明是整个战争中最为关键的决策（或者说非决策）之一。最开始，希腊介入冲突还尚有可能。法国曾多次提出将马其顿军队派往南部进入希腊以废黜亲德派康斯坦丁一世，并且解除亲协约国的韦尼泽洛斯党的束缚，让其自行其是。尽管英国驻雅典外交官强烈反对全面入侵，但是双方最终达成妥协：英国舰队在6月上旬封锁了希腊港口，随后，法军在雅典东南部的港口比雷埃夫斯登陆。1917年6月11日，协约国军队向国王发出最后通牒。收到信息后,康斯坦丁遂邀请流放至克里特岛的韦尼泽洛斯回国，并开始为在1917年7月2日向同盟国宣战做准备。尽管这对战场初期的影响相当有限——法军仍陷于根深蒂固的僵局，但是到了1918年，希腊人已经贡献出了9个师。不论突破战何时进行，协约国军队都将拥有人数上的巨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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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最后，破坏马其顿战略均势的并非协约国所作所为，而在于敌方联盟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的分裂。尽管保加利亚在1915年征服塞尔维亚的战役中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使得同盟国牢牢地控制住了巴尔干半岛，但是在同俄国的停战谈判中，保国外交官的无足轻重引起了索非亚的深深愤恨。在马其顿地区，为防止巴尔干半岛任何可能性的军事突破，保加利亚还承担着防守职责的主要部分——它的20万兵力也由此在南部遭到压制，使它无法参加1918年对俄国的重大分割事宜。为此，保加利亚对德国进行了责备——后者从来没有向马其顿派出足够援兵或足够补给品（这使人想到保加利亚在1918年从被占的乌克兰中仅仅分得200车粮食）。似乎为了证实关于索非亚的可怕假设，德军最高指挥部在1918年5—6月从马其顿撤出6支步兵营和6支野战炮兵连。4不管怎么说，保加利亚是一个在俄国扶持下成立的斯拉夫国家，而亲俄的风潮仍广泛存在于民众之间。身处君士坦丁堡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对保国不再心存幻想，据他们估计，“至少2/3”的保加利亚人都在秘密支持协约国。对于德国人而言，他们将保加利亚人控制在手中仅仅得自对德国武器优势的信念，然而，随着一系列失利，这种信念将不复存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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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保加利亚同高门政府的关系——对保加利亚而言，他们对土耳其人的接受度一直颇为勉强——近在1913年，他们还是战场上的敌人——后来出于便利考量，他们又成了联盟伙伴。保加利亚的外交官仍然盯着奥斯曼阿德里安堡——索非亚曾经在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统治着这座城市，他们以同土耳其在1915年的结盟关系为条件，要求土方割让色雷斯的西部领土。当保加利亚外交官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对上多布罗加和下比萨拉比亚提出领土要求时，土耳其人却坚持让保国归还他们在1915年从土耳其占领的土地。最终，双方于1918年5月7日在布加勒斯特签署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协议，保加利亚仅仅获得了上多布罗加的南端，剩余部分则由同盟国共同管辖。[1]1918年6月，当土德两国在沃龙佐夫卡第一次就外高加索分割事宜发生争执的时候，保加利亚对其盟国给自己带来的挫折的不满也达到了顶点——瓦西里·拉多斯拉沃夫（Vasil Radoslavov）内阁被推翻，另一位温和的亚历山大·马利诺夫（Alexandar Malinov）接任了首相一职，后者遂同协约国开启了秘密谈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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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正在远离保加利亚人，他们此时正控制着战争中对同盟国而言最为重要的防线之一；另一方面，他们也已经对为同盟国的共同利益付出流血和牺牲感到了厌倦（保加利亚在“一战”中共伤亡26.6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在马其顿战线参加作战）。[2]在确切获悉对手士气低沉之后，新任萨洛尼卡协约国军队总司令——他有一个令人惊叹的名字，路易斯—费利克斯—马涅—弗朗索瓦·弗朗谢·德埃斯佩雷（Louis-Félix-Marie-François Franchet d’Esperey）——在1918年9月上旬进行了一系列侦察行动之后，便在15日下令沿战线发动进攻。数小时之内，协约国军队在敌军防线上炸开了一个将近11千米的突破口。到了次日，突破口进一步扩大至25千米宽；到9月17日，宽度达35千米，深度达15千米；到9月20日，突破口已宽达50千米，并紧贴敌方阵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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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当协约国军队面对着据说牢不可摧的齐格菲防线时，他们仍在东部刺穿了一个足够整支军队通过的缺口——他们有两个选择：朝北，进入巴尔干和中欧；或者朝东，由英军将领乔治·弗朗西斯·米尔恩率领弗朗谢·德埃斯佩雷的右翼军队穿过色雷斯到达君士坦丁堡。这是丘吉尔和基奇纳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时梦寐以求而不能得的战略性突破。鲁登道夫在得知保加利亚失守之后——这意味着同盟国的失败——在告知自己最亲近的副官时，不由得摊开了双手，深表绝望。8尽管遭到连续猛击和挫伤，己方的士气在协约国一连串更为猛烈的进攻之下也开始瓦解，但是德军最前线的残余军队仍能够在西部的齐格菲防线背水一战，或者在东线进行重新部署，以守卫住广阔的、寥无人烟的中欧地区；不过，德军无法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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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战略中心在1918年重回巴尔干半岛可以说是一件非常适宜的事——在这里，大战已经开始。在齐格菲防线上的决定性战役中，开始于1918年9月26日的马其顿突破战的确切影响还难以估量。正如我们所知，这场战役确实挫败了鲁登道夫的斗志，或者说至少是瓦解了他的士兵斗志——他们已经开始大面积投降。9不管怎么样，在奥斯曼战线上，这种影响异常迅速和猛烈。当大维齐尔塔拉特帕夏乘坐东方快车从柏林外交使团返回时（就在它被协约国控制前不久），便目睹了保加利亚的崩溃瓦解。在被保加利亚高级官员告知他们将要投降时（他们最终在1918年9月29日投降），塔拉特转向一位土耳其副官，只说了一句：“我们完了。”（从字面来说是“他妈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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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保加利亚战线沦陷4天之后，艾伦比又开始了在巴勒斯坦的攻势。1918年，由于战争双方都在忙着将士兵和军备转移至其他战场：英军在鲁登道夫进攻之后要加固西线战线，土耳其人则要配合恩维尔的外高加索军事行动，所以巴勒斯坦/叙利亚战线在大半年时间里都显得悄无声息。埃及远征军确实在3月份拿下了杰里科，但是他们却在3月和5月穿过约旦河，在为夺取安曼所进行的两场小规模战役中遭遇了失败。讽刺的是，正是在这个安静的时期——当近乎所有人都已经忘掉巴勒斯坦战场的时候，劳伦斯的阿拉伯非正规军却进入了繁盛时期，他们通过在叙利亚南部前线开展的伏击式突袭对土耳其人构成了威胁。1918年1月15日左右，劳伦斯率领费萨尔的500名阿拉伯部队（不过，费萨尔显然不在场）向塔菲拉（Tafilah，今位于死海附近，是约旦的一个省份）的土耳其守军发动了突袭，其中贝都因人骑着骆驼从侧翼攻击。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阿拉伯人使用英国的维克斯及霍奇基斯机枪向敌军扫射，土耳其人则以马克西姆机枪作为回应。尽管阿拉伯人在追击守军的过程中捕获了对方200名士兵，但是他们这边的伤亡情况似乎更为严重一些：25人死亡，40人负伤。劳伦斯又一次未能完成同艾伦比的埃及远征军在埃里哈会师的任务。在1918年1月26日做出的实地报告中，劳伦斯对“阿拉伯叛乱”进行了精彩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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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事态相当古怪。我们在15日包围了这里（在得到两份错误情报以及在最后经历过一场小型战斗之后）。当地人分成了两股敌对派系，因此他们对于彼此和我们都感到十分害怕。一种不安的气氛始终笼罩着整个城市，在每个夜晚，街道上都充斥着枪声。观念的冲突、当地的血仇以及党系利益疯狂滋长（这种无序时刻是整个地区渴望多年的），没有人能够立即将所有事情摆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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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恩维尔把他实力最强的部队调遣至高加索战线——他的军队又因逃亡遭到大幅度削减，土军的实力一落千丈：当艾伦比开始在1918年9月发动袭击的时候，他们再难以进行任何有效抵抗。从理论上来说，奥斯曼仍然在叙利亚部署着3支军队：第七和第八集团军驻扎在沿岸地区，第四集团军（杰马勒最初所统率部队的剩余部分）则驻扎在内陆的安曼。但是，这些仅仅是一副空架子。据利曼记述，他的士兵正遭受着“弹药匮乏、营养不良等困难，他们衣衫褴褛，而且大部分都赤着脚”。而他们缺水的骆驼每天也只有不到一千克的食粮，已经饿得“无力再拖运任何武器装备了”。士兵们开始“成群”溃逃，当敌方开始进攻的时候，耶尔德勒姆军团仅剩2.9万人，其兵力实际上达不到兵团级别。掌控着第七集团军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坚守前线中心区域的过程中只得依赖一支仅有7000人左右的前线部队。“我们就像一根棉线，”他在艾伦比的攻势开始前一周写道，“穿过［敌方］阵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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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9月19日凌晨4点30分，艾伦比的军队在地中海沿岸和美厉多（Megiddo，《圣经》中说的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附近山脉之间的所有战线上对奥斯曼第八集团军形成了压制性的火力震慑。破晓时分，英军战机开始在土耳其阵地上空盘旋，并朝一些奥斯曼指挥部和控制点扔下炸弹，还切断了电话线。因而，虽然电话线就在上午7点前不久才遭到破坏，但是利曼和凯末尔直到上午9时才获悉敌军已在沿岸取得突破的消息（由于巴勒斯坦并无铁丝网能够阻止敌军前行，这为进攻者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帮助）。由于在沿岸地区并未遇上第八集团军的有力抵抗，艾伦比遂转向东部进攻凯末尔的第七集团军——后者正开始向东部的约旦河撤退。尽管穿越目标得以实现，但是撤退过程中的土耳其人却遭到当地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的侵袭和骚扰——后者隐隐约约感觉到土耳其统治时期将要结束。另一件标志着此阶段统治交替频繁时期的事件在于：奥斯曼第八集团军中的一整支阿拉伯团扔掉了武器，投向了英国人怀中。在意识到守卫巴勒斯坦的兵力出现不足后，利曼和凯末尔便退却至大马士革，随后又继续向北部撤退，一直到黎巴嫩贝卡谷地的巴勒贝克。溃败就在眼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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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上加霜的是，苏维埃俄国外交部部长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ii Chicherin）就在次日告知奥斯曼大使，布尔什维克党此时不再承认《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涉及土耳其的条款。由于奥斯曼总是随德国人而动，所以它对俄国的“胜利”总是一种虚幻缥缈之事。随着两场同步发生的军事灾难的冲击，恩维尔政权开始跌跌撞撞，布尔什维克党也没有心思再度伪装下去。[3]因此，除了色雷斯战线开辟后包围首都的任务，奥斯曼最高司令部此时面临的不仅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全面崩溃的前景，还有俄军在高加索及土耳其黑海沿岸军事行动的复燃。当整个局势摇摇欲坠之时，恩维尔最终接受了利曼（以及凯末尔，不过他从不听取后者的建议）自1914年起一直向他提出的建议，并撤出军队以加固帝国防线。1918年10月2日，恩维尔下令外高加索军队撤退，以从中解放出4支师部（理论上）保卫首都。[4]仍沿着波斯战线散开的奥斯曼第六集团军第九师遂被命退回摩苏尔，以抵抗从巴格达赶来向北进军的英属印度军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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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们所剩的时间太少，而且至少迟了一年。土耳其在1917年末耗费的战斗兵力过于巨大，他们有限的战争物资供给和通信线路又被拉得过长——利曼曾在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前夕向恩维尔建议道，他们可以聚集足够兵力“在一个战场发动一场猛烈进攻”。但是，这位奥斯曼总司令却孤注一掷，将奥斯曼帝国战场进一步扩大到了里海。尽管恩维尔对“泛突厥主义”的浪漫主义依恋程度，或者说关于统一中亚地区突厥民族（阿富汗、波斯以及突厥化奥斯曼帝国的高加索地区）的主张有时遭到了夸张叙述，但是不可否认，恩维尔为帝国在1918年的外高加索进攻中的力量不足贡献良多——他将自己实力最强的两个师的指挥权交给了他的兄弟和叔父——这清楚表明他将此战看得同巴库争夺战一样重要。正如德国人抱怨的那样，土军从罗马尼亚战线解放出来的前线军队被送往巴统和阿塞拜疆，却非色雷斯或巴勒斯坦。甚至就在英国人集结军队为艾伦比在巴勒斯坦的进攻做准备时，奥匈帝国军事专员约瑟夫·波米安科夫斯基却评论道：“在土耳其人这边……所有能够得以利用的后备军和人力、战争物资都被送往了高加索。”恩维尔整个春天都忍受着来自利曼的恶毒批评，终于在6月同意将高加索军团中的奥斯曼第三十七师和第四十七师抽调出来给利曼以进行巴勒斯坦方面的战役。但是，由于在抵达目的地的过程中耗费了太长时间，最终及时参加9月战役的只有第一批到达战场的8支营部。1918年春，利曼的耶尔德勒姆军团还十分强大，艾伦比甚至一度打消了穿过约旦发动突袭的计划。但是到了9月，利曼军团只剩2.6万支步枪、1 200名骑兵以及250门大炮。与此相对应，艾伦比却拥有5.7万支步枪、1.2万名骑兵和550门大炮。[5]由于一直对巴库虎视眈眈，恩维尔差点儿将阿拉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割让给敌方——可能是通过政治操作。一个足以证明土军总司令战略重心错位的事例在于：一支奥地利轻骑队在1918年10月1日攻占大马士革（叙利亚内陆首都及奥斯曼第四集团军的长期性指挥部）的军事行动未曾遭到抵抗——尽管土耳其人并无剩余兵力守卫这座城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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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马士革相仿，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了美索不达米亚，尤其是巴格达——土军未经一战便弃城而逃。位于摩苏尔并由伊斯梅尔·哈基·贝统率的奥斯曼第六集团军到1917年年底时，已经缩减为3万左右兵力；到1918年9月，这支集团军又因饥饿和疾病遭到进一步削弱，并失去了1.7万名士兵——尽管他们自3月下旬在提克里特（Tikrit）附近的小规模冲突以来就再未历经任何军事行动。16美索不达米亚战线到了1918年如一泓死水般停滞不动，但是从马其顿和叙利亚传来的战情看，这场战争可能会在英属—印度远征军司令莫德（他在1917年11月死于霍乱）的继任者威廉·马歇尔征服摩苏尔之前结束。在整个冲突中，一个明显颇具政治意味的指令在于，1918年10月2日，战时会议指示马歇尔：“尽可能占领大部分石油地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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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比起在伦敦时的热切有点不情愿，马歇尔仍充分履行了自己的任务。1918年10月28日，在突破了奥斯曼位于舍尔加克（Sharqat）的防线之后，马歇尔在早晨七点半接受了哈基·贝的投降，并俘获了11 322名战俘。10月30日，英土两国签订停战协议；31日中午，协议生效。这一天对于土耳其人而言充满了痛苦的回忆——就在4年前（一天也不差），丘吉尔和英军（一天也不差）便过早地开始了波斯湾战争。停战协议签订后，马歇尔却对相关条款置之不理，并继续朝前推进，在1918年11月2日到达了摩苏尔。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摩苏尔已经被许配给了法国，但是国王陛下政府却不再希望它获得这座城市。与同盟国之间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议上的争吵相似，英国和法国也已经开始为分割奥斯曼残体而争执不休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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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英军挺进至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举动对中东的战后格局影响重大，但是这实际上与奥斯曼战争的结果毫无干系。恩维尔为其高加索的愚蠢策略付出的真正代价在于土耳其欧洲部分——奥斯曼在此处的“军力储备”已被消耗一空，君士坦丁堡实际上危如累卵。驻守这里的第一集团军经过削减之后，在1917年只剩不到两支整师的兵力，随后，这支集团军1918年夏又被剥得一干二净，所剩无几。9月份在马其顿和巴勒斯坦的惨败之后，恩维尔令高加索第十步兵师返回色雷斯，但是直到停战协议签订，这支部队也未能抵达，而这支大约7 500人的军队也就此被留在了适当的位置，以抵抗米尔恩将军的7支整编师——后者在弗朗谢·德埃斯佩雷于9月28日强迫保加利亚签订了停战协议之后得到空隙，朝君士坦丁堡推进（萨洛尼卡主力军则朝北推进，帮助塞尔维亚重新夺取了贝尔格莱德，并且在10月底到达了多瑙河）。曾在1915年加里波利战役中巧妙地击溃了协约国军队的奥斯曼第五集团军也已在1918年夏天缩减至只有两支严重缺编的师部（第四十九及第五十七师），力量几乎不足以保卫沿岸炮台。在这里，恩维尔同样从高加索调来军队进行增援，但是他们抵达时间太迟，实难影响战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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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卫首都无望的情况下，塔拉特帕夏遂请求协约国在1918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停战，另一方面，鲁登道夫也在这段时间停止了战斗（实际上正是因为他获悉柏林已经求和，而塔拉特也能够说服奥斯曼内阁投降）。塔拉特甚至在德国人请求威尔逊总统根据“十四点原则”——似乎提供了一条避免领土最大程度损失的途径——进行斡旋的时候采用了相同的外交策略。作为对美国人有利的条件，塔拉特提议（再次听从鲁登道夫的主张）他及同为青年土耳其党人三巨头的恩维尔和杰马勒辞职，并成立一个更支持协约国的政府，以换取不太苛刻的停战条款。7月，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逝世，他的弟弟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代丁）已经继位成为新任苏丹。为了维护他的兄弟未曾拥有过的苏丹权威，瓦希代丁建议塔拉特将权力交付于艾哈迈德·陶菲克帕夏——作为旧的哈米迪耶忠实拥护者，陶菲克曾在1899—1909年出任外交大臣一职（在升至大维齐尔之前——“三三一事件”之后短暂的反革命时期，他曾担当反CUP派系的象征性领袖）。鉴于他的过往，陶菲克帕夏坚决要求肃清内阁中的CUP党人的主张倒并不出人意料。不过，塔拉特并不同意。在经过一周的讨价还价之后，一个折中的政府得以组成，包括少量CUP党人（比如一直反对与德国结盟的贾维德·贝），以及位居其上的艾哈迈德·伊泽特帕夏——他曾在1916年的高加索战场任凯末尔的指挥官（伊泽特帕夏也赞同凯末尔的观点，认为与德国联合是一个错误）。从外交角度来说，最关键的任命是侯赛因·拉乌夫（奥尔巴伊）舰长——作为一名著名的亲英派，他曾在战争期间与德国人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争执。此时，他被任命为海军大臣。[6]当恩维尔、杰马勒和塔拉特在1918年10月13日辞职之后，同柏林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社会民主党相似，正是这些新任职官员将要承受投降带来的屈辱。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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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鲁登道夫一样，土耳其人对“十四点原则”的确切内容知之甚少。与普遍观点相反，威尔逊并没有真的在这些原则或者随后的“四项说明”中规定胜利者将不会获得领土收益；相反，他对此类根据一般原则进行的吞并行为做出了限制（每一寸领土处置……必须符合相关人民的利益）。德国人也将很快发现威尔逊其实并不反对法国人重新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只要它遵循早期的“民族自决”理念（实际上威尔逊于1918年10月16日在私下里向法国保证了此事，不过，或者说当然，他并未知会柏林）。而土耳其人将学到关于帝国内少数民族的“自主发展”理念——由威尔逊在第十二条原则中提出——并不与英法两国强行肢解帝国的行为矛盾。无论如何，同信任鲁登道夫相比，塔拉特对威尔逊的信任甚至更无多大的意义。美国并未同奥斯曼帝国作战，也并非任何相关分割协议的利益方。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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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协约国军队在马其顿的突破以及德军随之而来的瓦解已经削弱了高门仍然多少还剩余的谈判砝码——不论是亚美尼亚人或是其他别的什么。1918年10月12日，弗朗谢·德埃斯佩雷的军队截断了巴尔干半岛上位于柏林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铁路联络线，使得土军保卫首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便青年土耳其党人想背水一战。当然，奥斯曼依然有久经沙场的师部占领着外高加索，而在叙利亚北部，耶尔德勒姆军团的剩余兵力仍在撤退途中作战。迟至1918年10月25日，凯末尔只剩5 500人的残余部队还在为守卫阿勒颇同费萨尔的阿拉伯非正规军进行战斗。通过借鉴劳伦斯的经验，凯末尔还收买了贝都因人离开城镇。[7]22在（短暂）恢复阿勒颇的秩序之后，凯末尔撤退至西北部位于守护安纳托利亚心脏地带的阿曼（努尔）山脉缓坡上的城镇卡特马（Katma）。在这里，据说他建立了“由土耳其人的刺刀绘制的边境线”。[8]利曼以一种本可以改变战争（如果战争持续到冬天的话）进程的充满了标志性政治意义的举动，在1918年10月31日将叙利亚的指挥权交给了唯一人选——穆斯塔法·凯末尔，他曾亲自赞扬后者在“许多辉煌的战役中”证明了自己。同时，他还为凯末尔的同僚及士兵在与艾伦比“远优于”土方军队的作战过程中表现出的“异常勇敢”赞叹不已。就这样，他优雅地退出了战场。然而，一旦停战得以宣布，凯末尔也回天乏术。《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俄国在此时退出战场之后——英国和法国在此时则多多少少想制定一些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停战条款，然而，由于彼此的信任缺失，以及向意大利和希腊“分食”足够利益以满足这些机会主义的共同参战国的需求，使得他们迟迟没有进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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