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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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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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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负债累累。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仍受聘于安卡拉的比尔肯大学,我欠阿里·多拉马哲(Ali Doğramaci)太多。他向我提供了一份学院的真正工作,并陪我坚持到了最后。然而,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写于我搬到伊斯坦布尔的科克大学之后。在这里,我必须要对奥姆兰·伊南(Umran Inan)校长以及萨米·居尔格兹(Sami Gülgöz)院长给予的鼎力支持,以及我的历史系同事迪莱克·巴尔拉斯(Dilek Barlas)、永贾·柯克萨尔(Yonca Köksal)、詹·纳卡尔(Can Nacar)、阿斯利·尼亚佐格鲁(Aslı Niyazoğlu)、马克·贝克尔(Mark Baker)和亚历克西斯·拉帕斯(Alexis Rappas)表示感谢。此外,科克大学董事会的努尔·亚尔曼(Nur Yalman)和厄梅尔·科克(Ömer Koç)也给予我他们所能提供的最为暖心的鼓励。我在之后同土耳其错综复杂的学院官僚制度发生冲突与这些受人敬重的朋友或者同事并无干系,但这促使我最近又搬到纽约州安南代尔哈得逊(Annandale-on-Hudson)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关于安排我目前在巴德学院就任历史学教授一事,我要感谢利昂·博特斯坦(Leon Botstein)校长及米谢勒·多米尼(Michèle Dominy)院长,还有我的历史系新同事——格雷格·莫伊纳汉(Greg Moynahan)、理查德·奥尔德斯(Richard Aldous)、马克·莱特尔(Mark Lytle)、奥马尔·舍塔(Omar Cheta)、迈尔斯·罗德里格斯(Miles Rodriguez)、塔别塔·尤因(Tabetha Ewing)、克里斯蒂安·克劳奇(Christian Crouch)、卡罗琳·德瓦尔德(Carolyn Dewald)、迈拉·阿姆斯特德(Myra Armstead)、艾丽斯·斯特鲁普(Alice Stroup)、德鲁·汤姆森(Drew Thomson)和真纳迪·什克利亚雷夫斯基(Gennady Shkliarevsky)。尤其是格雷格,他远远超出自身的职责要求来回答我无穷无尽的问题,并在其他重要事情中向我施以援手——他为我的孩子找到了相当好的日托班。马克和理查德将他们积累的知识无私分享给我,让我备感亲切。尽管这本书只有最后几章写于此(安南代尔),但是我已经发现巴德学院是一处非常适合教学与写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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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时常有一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感觉。时光回溯至2002年,除了在刚开始邀请我加入他的土—俄中心外,诺曼·斯通还教会了我大量关于土耳其和俄国的知识以及其他相关知识。由于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好多年,因此我知道,如果不吸收埃德·埃里克森(Ed Erickson)在奥斯曼军事史上的专业知识,是无法开始理解土耳其军队的。埃德经常不厌其烦地为我解答各种疑问,我也对此表示感激。就我所知,穆斯塔法·阿克萨卡尔(Mustafa Aksakal)的《奥斯曼战争之路》(Ottoman Road to War)是关于土耳其在1914年介入“一战”的论战的最好介绍,而迈克·雷诺兹(Mike Reynolds)的《破碎的帝国》(Shattering Empires)则是研究俄—奥(斯曼)冲突在地缘政治影响上的必读之书。虽然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大量问题,迈克却从不吝惜自己的宝贵时间,从不犹豫对我的提问做出回答。同样,我还从贾斯廷·麦卡锡(Justin McCarthy)那里学到了大量的奥斯曼历史——除了他的书籍之外,还有他多年前在萨拉热窝做的一个关于英国如何在1915年败走亚历山大勒塔和奇里乞亚的精彩演讲(我制作的关于加里波利登陆的地图就是受他启发)。对麦卡锡的仰慕者和批评者而言,他主要是以社会历史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著称,但是我却发现他同样相当精通与奥斯曼后期事务有关的所有问题,包括军事和战略学。对于《蒙德罗斯停战协议》和《洛桑条约》之间的时期——如果没有我在比尔肯大学的已故前同事斯坦福·肖(Stanford Shaw)的开创性多卷历史著作《从帝国到共和国》,我肯定会迷失方向。这项稍微有些古怪的研究将各处档案文件中久远、原始的参考引文整理在了一起,并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幸亏有肖,一般人才能够在家或者在办公室舒适地研读这些资料而无困难,他们还可以通过阅读得出自己的结论——不管这与肖的结论吻合与否。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些过时,但是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与保罗·穆拉托夫(Paul Muratoff)的经典旧作《高加索战场》对于研究俄土战争仍然不可或缺。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亦寸步难行。此外,我还想对斯科特·安德森(Scott Anderson)表达敬意,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但是他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惊人歪曲的新研究也是我在阿拉伯一方的着墨重点。勿用多说,我对这本书中出现的错误或失误承担单独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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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罗根(Eugene Rogan)刚刚出版了自己关于“一战”中东战场的雄心勃勃的历史著作。我只后悔没能在此之前获得一份原始底稿。但愿这两本书能够帮助恢复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史中应得的中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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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议我展开这项巨大而重要课题的是企鹅(美国)出版社的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同时,他还相当专业地指导我完成了这项任务。我的代理人安德鲁·劳尼(Andrew Lownie)使这个课题最终成形。我非常感谢他宝贵的时间及犀利、批判性的眼光。企鹅(伦敦)的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仔细研读了本书稿,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也使本书的最终结局获益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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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在这项课题上帮助我的人遍布各国,难以言尽,不过我想特别提及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保罗·弗里德曼(Paul Friedman),他在2014年整个盛夏的下午为我扫描材料,以在极为紧迫的截止日期前交付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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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我耐心、宽容的妻子内斯林(Nesrin),以及我可爱的孩子艾拉(Ayla)和埃罗尔(Errol),我不可能写出这些或者其他文字。我是为他们而写——即便孩子们还没有到阅读这一类型的书的年龄。我热切地期望,他们有一天能够拿起我写作的书籍,并且会喜欢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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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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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876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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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斯利普(Haslip),《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一生》(The Sultan: The Life of Abdul Hamid Ⅱ),84—85页。关于桥和缆车的预兆的引用,来自罗德里克·戴维森(Roderick Davison),《奥斯曼帝国的改革:1856—1876年》(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56—1876),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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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格莱斯顿,《保加利亚惨案》(Bulgarian Horrors)。关于格莱斯顿的线人艾德温·皮尔斯以及迪斯累里,《咖啡馆的胡言乱语》,参见R. W.西顿—沃森(R. W. Seton-Watson),《迪斯累里、格莱斯顿和东方问题》(Disraeli, Gladstone,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52—53页(和注释)。关于不同伤亡数据的最好概括,参见B. H.萨姆纳(B.H. Sumner),《1870 —1880年,俄国和巴尔干半岛》(Russia and the Balkans, 1870—1880),171页,n1;关于格莱斯顿的俄语翻译,参见上书,187页,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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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哈斯利普,《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一生》,63,7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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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萨姆纳,《俄国和巴尔干半岛》,199页,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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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赛克斯——皮科协定》传说和现代中东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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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帕特里克·科伯恩,“难道这就是《赛克斯——皮科协定》带来的结果吗?”,《伦敦书评》,卷35,no.11(2013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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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来源于大卫·里恩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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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欧洲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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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落的一般性意见》,《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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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菲利普·曼塞尔(Philip Mansel),《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272页;戴维森,《奥斯曼帝国的改革:1856—1876年》,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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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费格斯(Figes),《克里米亚》(Crimea),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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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萨姆纳,《俄国和巴尔干半岛》,220—221,228页;威廉·富勒(William Fuller),《战略与权力》(Strategy and Power),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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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戴维森,《奥斯曼帝国的改革:1856—1876年》,386—387页。关于格莱斯顿,“土耳其宪法!!!”,参见哈尼奥格鲁(Hanioğlu),《奥斯曼帝国末期简史》(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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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自萨姆纳,《俄国和巴尔干半岛》,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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