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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70657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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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阿拔斯大帝集权化改革为萨法维王朝崩塌埋下了哪些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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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玛仪之后，萨法维王朝迎来了最伟大的君主阿拔斯,史称“阿拔斯大帝”。他于1588—1629年在位，在位期间，广泛推行改革，建立了一套带有现代化国家特质的更集权的君主制度，其中包括一支由国家供养并驻扎在新都伊斯法罕（Isfahan）的核心常备军,外加一套负责征收和支出税赋的国家官僚体系。他从高加索地区吸纳了一批带有基督教背景的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以充斥新建机构，并希冀这些人会比基齐尔巴什官员们更加忠于君主。由于基齐尔巴什的尚武精神和内斗是前朝政局动荡的主要原因，因此阿拔斯的新政刻意对其进行了削弱。他重用基督教人士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效仿奥斯曼帝国的政策。一个世纪之前，奥斯曼帝国的成功和扩张至少部分缘于其精英统治。他们从巴尔干半岛省份的基督教族群中雇佣（或绑架）儿童来充当军人［例如著名的苏丹亲兵“禁卫军”（janissaries）(2)］和管理者。在萨法维王朝，基督教徒应该，至少在形式上，皈依伊斯兰教。但是许多格鲁吉亚人会从伊斯兰化之前的名著《列王纪》中取名，例如罗斯塔姆（Rostam）、艾斯坎德（Eskander）等，而不是像穆罕默德（Mohammad）、阿里（Ali）、侯赛因（Hosein）这样的穆斯林名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淆。这种现象使得许多人认为，这些格鲁吉亚人一旦回到家乡就会立刻转回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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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拔斯还把大量土地从基齐尔巴什手中收回，直接划归王室管辖。他改革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实行任期制。在此之前，基齐尔巴什将地方执政权视为私人财产并期待在家族中传承下去，这是历任前朝中央政府走向衰败并逐渐被地方新兴势力取而代之的主要原因。阿拔斯所采取的削弱基齐尔巴什势力并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同时，一次次战胜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也使得阿拔斯威望空前，让施行这一政策成为可能。他夺回大不里士（Tabriz），并在执政晚期攻取巴格达和今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虽然巴格达在阿拔斯死后不久得而复失，但大不里士却一直留在波斯人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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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拔斯所组建的新型政府被证实强大且稳定持久，但他所推行的部分政策从长期来看效果并不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疆域大、人口密度低、地形地貌险峻、经济活动时而分散时而集中、其他势力与中央离心离德的国度，阿拔斯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斗）。纵观阿拔斯一朝，甚至是整个萨法维王朝，国家对于苏菲派的支持呈递减趋势，而王室却进一步加强与什叶派的联系，对它的支持也呈上升趋势。这一政策与削减基齐尔巴什权力和扩大支持王权的基础是同时进行的。阿拔斯为了释放并加强这一政策信号，多次前往例如马什哈德（Mashhad）等“圣城”进行朝拜，并捐钱捐物。作为另一座什叶派“圣城”，库姆借此东风逐渐发展为教团活动和神学研究的中心城市。由于富有的贤达纷纷效仿阿拔斯，欧莱玛阶层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迅速提高。此种现象一直持续到阿拔斯去世。同时，因为捐助给教会的财物无须缴税，所以大家纷纷对教会慷慨解囊。一个家庭的儿子当中如果有教会人员，那么捐赠财物实际上起到避税作用。几十年中，向教会捐款之风大行其道。与其他财物发生转移的性质不同，向教会捐款是永恒的，所以从长远看，捐款就导致很大一部分国家财产长期处于免税状态，久而久之，国家财政遭遇了巨大的损失（这种现象与欧洲中世纪时期清教徒改革之前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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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拔斯的另一项后来被证实对国家有害的措施是将王位继承人豢养在深宫之中、后宫之内。在此之前，王子们都是被外放到各省做封疆大吏，配一位导师辅佐。但是这也很容易导致反对派势力围绕在王子周围，在地方形成反对中央的势力，从而造成国家内部分裂。通过把王子留在宫廷，阿拔斯希望能够维持国家稳定，这一做法也是借鉴模仿自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然而，此举也导致了后世君主孱弱，登基前缺乏治国理政经验和得力下属来辅助统治。有时会有一种东方化的倾向，即君主们越来越沉溺于酒色——有大量证据证明历代君主对于二者的喜好。关键是，留在深宫的王子们变得越来越不能自理，放纵，懒惰，易受人摆布。以上特点无论对于哪个王室来说都不是什么好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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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萨法维王朝的最后几十年里，王室孱弱，党争不断，官员腐败，教会权力熏天，教权往往被用来加强对女性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映射了20世纪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对于少数宗教人群，包括苏菲派、印度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逊尼派穆斯林的极不宽容。这是十分不幸和不明智的举动，因为帝国的边缘地带往往被危险的逊尼派军事部落控制，他们日益感到被不宽容的什叶派教会排挤。而这些好战人群中率先揭竿而起的是阿富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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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70657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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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萨法维王朝如何走向灭亡？纳迪尔沙为何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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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9年，阿富汗人在坎大哈起义。一小股由阿富汗人和俾路支冒险分子组成的部队向西进军，并在古尔纳巴德（Golnabad）大败萨法维大军，并包围了萨法维首都伊斯法罕。1722年10月，伊斯法罕陷落，萨法维王朝末代君主退位，阿富汗领袖马赫穆德·吉尔扎伊（Mahmud Ghilzai）取而代之。至此，萨法维王朝灭亡。但是，阿富汗却没有足够的军队占领整个萨法维帝国。借此契机，奥斯曼帝国占领了萨法维西部一些省份，俄国人则开进里海南岸地区。在呼罗珊和法尔斯省，当地军阀自立为王。大规模的混乱和外族大肆瓜分盛行，伊朗似乎就要烟消云散，仿佛即将重蹈18世纪波兰被周边国家瓜分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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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人将萨法维王室成员几乎屠戮殆尽，只有塔赫马斯普王子从包围中逃脱。他在波斯北部地区不断逃亡以躲避奥斯曼人和阿富汗人的追捕，这种逃亡持续了几年，直到1726年，他带领几支小规模军队出现在呼罗珊。在那里，他与拥有更多军队的当地军阀纳迪尔·库里（Nader Qoli）会合，二人合力拿下当地首府、素有“圣城”之称的马什哈德。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招兵买马，他们浩浩荡荡开向阿富汗，通过三次战斗，大败其军，并于1729年末夺回了伊斯法罕。塔赫马斯普重回王位，登基称“沙”。但是很短一段时间后，纳迪尔就明显成为这片土地上真正掌握权力的人。1732年，纳迪尔罢黜塔赫马斯普。当了一段时间的摄政王之后，纳迪尔在1736年自立为“沙”。一系列针对阿富汗人和奥斯曼人的战斗胜利使纳迪尔的篡位成为可能。在战斗中，他使波斯疆域重回1722年之前的疆界。自立为“沙”后，他又继续东进。占领坎大哈后，纳迪尔带领军队在1739年进入莫卧儿帝国领土，打败莫卧儿国王并攻占德里。这场胜利使纳迪尔名声大噪，甚至震动了欧洲。纳迪尔在德里大开杀戒，屠戮了大约3万人（德里发生暴动后，一些纳迪尔的人被杀），同时他还把大量珍宝运回了呼罗珊，尽管经历了一些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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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迪尔在军事领域的成功部分源于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但同样也与他精心准备、合理计划和军事创新有关。他的军队在阿拔斯大帝所做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首次将火器配发全军，使火器成为决定战斗胜利的主要武器。他建立了一支常备军，并且在训练和演习中全部使用火枪，他还（特别是在18世纪40年代）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炮兵部队。军队规模在18世纪20年代只有2万人，至40年代初期发展到最多37.5万人。这些发展耗资甚巨，有证据显示他为了供养军队在行政和财政方面进行改革。结合纳迪尔统治期间的其他特点，这些现象不免令人联想起当代欧洲早期编年史中的“军事革命”［尽管纳迪尔沙（1736—1747年在位）短暂的统治限制了这种所谓的革命］。从理论上讲，这一系列的发展措施在欧洲最终促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纳迪尔沙针对部族的改革政策可谓严苛无情，目的在于削弱各个部族的独立性，使其依附于他的意志并强化中央的管控，这也是发展措施的一部分，并且为20世纪礼萨沙的统治提供了一些预示（尽管礼萨沙的方法与之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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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世纪30年代末期，很多伊朗人都支持纳迪尔沙上位，因为他在阿富汗人起义和萨法维王朝崩溃的混乱之中重建秩序。当国家面对强敌和急需强有力的规则之际，纳迪尔沙以严苛的统治者和残酷却有能力的君王面目示人。他的许多政策，特别是宗教政策，都刻意区别于萨法维时期的混乱和失效的政策。他的政策甚至可以被解读成对于萨法维王朝晚期政府组织形式的一种批判。但是，他却是一个残酷的人。从印度凯旋开始，尽管他的威望和权势已经达到顶点，他的统治却呈现衰败之势。纳迪尔沙疑似患有肝病。1742年秋天，他弄瞎了儿子礼萨·库里·米尔扎（Reza Qoli Mirza）的双眼（因为他怀疑礼萨设计谋杀他）。自那之后，无尽的懊悔和无穷的恼怒，以及过量的酒精和恶化的肝病的双重刺激，导致他好似一个下行的螺旋体，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他向子民们征收重税，即使是最亲近的下属也不例外。一旦下属抗议或无力偿付，他便施以酷刑。不少民众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每况愈下。18世纪40年代中期，在接连不断的起义叛乱中，纳迪尔沙的统治土崩瓦解。1747年6月，纳迪尔沙被自己的贴身护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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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纳迪尔沙的作为与欧洲的“军事革命”相提并论并不被所有的伊朗历史学家接受。他们通过一些事实证明纳迪尔沙的统治在当时令人厌恶。如果我们透过巴洛克时期的表象看其中的深刻内涵就不难发现，欧洲16世纪、17世纪、18世纪的战争史也许并不十分残忍和令人厌恶。纳迪尔沙的统治往往被史学家们所忽略。而这样做就有可能曲解那个时期历史发展的种种可能性，从而曲解那个时期和后续的现实。欧洲列强在19世纪对伊朗作威作福这一史实并非不可避免，历史中也存在着其他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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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迪尔沙死后，伊朗接连发生内战，经济崩溃，人民陷入贫困，生活悲惨不堪，人口大量移居他乡。据统计，伊朗人口从18世纪初的900万骤降到世纪末的600万。纳迪尔沙手下的一位军官卡里姆汗·赞德（Karim Khan Zand）统治了以设拉子为中心的伊朗南部和西部省份（他从未自称“沙”），并于18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稳定了局面。其他纳迪尔沙手下的军官们也纷纷在格鲁吉亚和阿富汗地区建立小国。18世纪80年代，位于南方的卡里姆汗的继任者们为了争夺霸权地位而与来自北方的恺加（Qajar）部落发生内战。最终，恺加部落在首领阿迦·穆罕默德汗（Agha Mohammad Khan）的领导下赢得胜利。阿迦1796年登基称“沙”。在某些方面，阿迦模仿了纳迪尔，不幸的是，阿迦像纳迪尔一样，也是通过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残忍手段上位的，其下场也类似纳迪尔，被自己人在1797年杀害。但是他的家族却牢牢占据王位。阿迦的侄子法特赫·阿里沙（Fath Ali Shah）继承王位并一直统治到18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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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70657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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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9世纪伊朗与西方的接触是有益行为还是有害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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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90年代之前，伊朗和欧洲各国之间鲜有交往，哪怕是和地理上最近的邻国俄国之间的来往也是时断时续。荷兰和英国商队曾抵达波斯湾沿岸。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葡萄牙人曾在霍尔木兹岛上建起堡垒从而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欧洲游客、商人、传教士分别在不同时期抵达过这里。但是，18世纪，特别是1747年之后，所有上述行为都因动荡和经济崩溃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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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格鲁吉亚国王伊拉克略二世（Erekle Ⅱ）与俄国签署协议，使俄国成为格鲁吉亚的保护国。伊拉克略曾是纳迪尔手下一位军官，曾随他一道赴德里作战。可能是忌惮于波斯地区持久的动荡，伊拉克略转向与他本人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俄国人寻求庇护。然而事与愿违，阿迦·穆罕默德汗挥师格鲁吉亚，在1795年摧毁梯弗里斯城(3)，并裹挟1.5万名妇女儿童当作战利品。作为回击，俄国人1799年出兵格鲁吉亚，随后吞并全境。野心勃勃的俄国人将高加索山地区视为进一步扩张的竞技场，而法特赫·阿里沙则依旧认为格鲁吉亚是属于波斯的一个省。双方之间的战争势在必行。1804—1813年、1826—1828年的两场战争最终证明，伊朗在军事方面无法与俄国匹敌。尽管在一些战斗中取得了部分胜利，但伊朗军队（虽然努力追赶）在效率、演习、训练和人员层次方面全面落后。俄国方面巨大的人员储备和物资优势足以碾压伊朗军队。不仅仅是军队层面，地域广袤的俄国已经发展成（经过同欧洲对手一番竞争之后）一个中央权力更加集中、组织更加有序的新型国家。伊朗自纳迪尔沙改革之后本有机会成为同类国家，但却最终错过了历史赋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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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年《戈勒斯坦条约》和1828年《土库曼查伊条约》的签订使伊朗举国蒙羞。除了格鲁吉亚，伊朗还失去了今亚美尼亚、达吉斯坦（Daghestan）、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gh），以及阿塞拜疆全境。其中的一些领土（特别是达吉斯坦）虽然麻烦不断，但总体来说，相比于伊朗其他地区，它们普遍富饶且人口众多，因降雨量大和农业产量高而相对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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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失去领土还不是屈辱的全部。受制于《土库曼查伊条约》，伊朗人被迫放还自1795年就在押的基督教俘虏，向俄国支付大量战争赔款，签订有利于俄方的通商协议，同意俄国人在伊朗拥有领事裁判权，允许俄国领事官员在伊朗全境自由通行。甚至还有条款规定，俄国有权对未来波斯王位继承问题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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