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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70657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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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萨法维王朝如何走向灭亡？纳迪尔沙为何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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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9年，阿富汗人在坎大哈起义。一小股由阿富汗人和俾路支冒险分子组成的部队向西进军，并在古尔纳巴德（Golnabad）大败萨法维大军，并包围了萨法维首都伊斯法罕。1722年10月，伊斯法罕陷落，萨法维王朝末代君主退位，阿富汗领袖马赫穆德·吉尔扎伊（Mahmud Ghilzai）取而代之。至此，萨法维王朝灭亡。但是，阿富汗却没有足够的军队占领整个萨法维帝国。借此契机，奥斯曼帝国占领了萨法维西部一些省份，俄国人则开进里海南岸地区。在呼罗珊和法尔斯省，当地军阀自立为王。大规模的混乱和外族大肆瓜分盛行，伊朗似乎就要烟消云散，仿佛即将重蹈18世纪波兰被周边国家瓜分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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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人将萨法维王室成员几乎屠戮殆尽，只有塔赫马斯普王子从包围中逃脱。他在波斯北部地区不断逃亡以躲避奥斯曼人和阿富汗人的追捕，这种逃亡持续了几年，直到1726年，他带领几支小规模军队出现在呼罗珊。在那里，他与拥有更多军队的当地军阀纳迪尔·库里（Nader Qoli）会合，二人合力拿下当地首府、素有“圣城”之称的马什哈德。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招兵买马，他们浩浩荡荡开向阿富汗，通过三次战斗，大败其军，并于1729年末夺回了伊斯法罕。塔赫马斯普重回王位，登基称“沙”。但是很短一段时间后，纳迪尔就明显成为这片土地上真正掌握权力的人。1732年，纳迪尔罢黜塔赫马斯普。当了一段时间的摄政王之后，纳迪尔在1736年自立为“沙”。一系列针对阿富汗人和奥斯曼人的战斗胜利使纳迪尔的篡位成为可能。在战斗中，他使波斯疆域重回1722年之前的疆界。自立为“沙”后，他又继续东进。占领坎大哈后，纳迪尔带领军队在1739年进入莫卧儿帝国领土，打败莫卧儿国王并攻占德里。这场胜利使纳迪尔名声大噪，甚至震动了欧洲。纳迪尔在德里大开杀戒，屠戮了大约3万人（德里发生暴动后，一些纳迪尔的人被杀），同时他还把大量珍宝运回了呼罗珊，尽管经历了一些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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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迪尔在军事领域的成功部分源于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但同样也与他精心准备、合理计划和军事创新有关。他的军队在阿拔斯大帝所做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首次将火器配发全军，使火器成为决定战斗胜利的主要武器。他建立了一支常备军，并且在训练和演习中全部使用火枪，他还（特别是在18世纪40年代）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炮兵部队。军队规模在18世纪20年代只有2万人，至40年代初期发展到最多37.5万人。这些发展耗资甚巨，有证据显示他为了供养军队在行政和财政方面进行改革。结合纳迪尔统治期间的其他特点，这些现象不免令人联想起当代欧洲早期编年史中的“军事革命”［尽管纳迪尔沙（1736—1747年在位）短暂的统治限制了这种所谓的革命］。从理论上讲，这一系列的发展措施在欧洲最终促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纳迪尔沙针对部族的改革政策可谓严苛无情，目的在于削弱各个部族的独立性，使其依附于他的意志并强化中央的管控，这也是发展措施的一部分，并且为20世纪礼萨沙的统治提供了一些预示（尽管礼萨沙的方法与之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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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世纪30年代末期，很多伊朗人都支持纳迪尔沙上位，因为他在阿富汗人起义和萨法维王朝崩溃的混乱之中重建秩序。当国家面对强敌和急需强有力的规则之际，纳迪尔沙以严苛的统治者和残酷却有能力的君王面目示人。他的许多政策，特别是宗教政策，都刻意区别于萨法维时期的混乱和失效的政策。他的政策甚至可以被解读成对于萨法维王朝晚期政府组织形式的一种批判。但是，他却是一个残酷的人。从印度凯旋开始，尽管他的威望和权势已经达到顶点，他的统治却呈现衰败之势。纳迪尔沙疑似患有肝病。1742年秋天，他弄瞎了儿子礼萨·库里·米尔扎（Reza Qoli Mirza）的双眼（因为他怀疑礼萨设计谋杀他）。自那之后，无尽的懊悔和无穷的恼怒，以及过量的酒精和恶化的肝病的双重刺激，导致他好似一个下行的螺旋体，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他向子民们征收重税，即使是最亲近的下属也不例外。一旦下属抗议或无力偿付，他便施以酷刑。不少民众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每况愈下。18世纪40年代中期，在接连不断的起义叛乱中，纳迪尔沙的统治土崩瓦解。1747年6月，纳迪尔沙被自己的贴身护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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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纳迪尔沙的作为与欧洲的“军事革命”相提并论并不被所有的伊朗历史学家接受。他们通过一些事实证明纳迪尔沙的统治在当时令人厌恶。如果我们透过巴洛克时期的表象看其中的深刻内涵就不难发现，欧洲16世纪、17世纪、18世纪的战争史也许并不十分残忍和令人厌恶。纳迪尔沙的统治往往被史学家们所忽略。而这样做就有可能曲解那个时期历史发展的种种可能性，从而曲解那个时期和后续的现实。欧洲列强在19世纪对伊朗作威作福这一史实并非不可避免，历史中也存在着其他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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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迪尔沙死后，伊朗接连发生内战，经济崩溃，人民陷入贫困，生活悲惨不堪，人口大量移居他乡。据统计，伊朗人口从18世纪初的900万骤降到世纪末的600万。纳迪尔沙手下的一位军官卡里姆汗·赞德（Karim Khan Zand）统治了以设拉子为中心的伊朗南部和西部省份（他从未自称“沙”），并于18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稳定了局面。其他纳迪尔沙手下的军官们也纷纷在格鲁吉亚和阿富汗地区建立小国。18世纪80年代，位于南方的卡里姆汗的继任者们为了争夺霸权地位而与来自北方的恺加（Qajar）部落发生内战。最终，恺加部落在首领阿迦·穆罕默德汗（Agha Mohammad Khan）的领导下赢得胜利。阿迦1796年登基称“沙”。在某些方面，阿迦模仿了纳迪尔，不幸的是，阿迦像纳迪尔一样，也是通过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残忍手段上位的，其下场也类似纳迪尔，被自己人在1797年杀害。但是他的家族却牢牢占据王位。阿迦的侄子法特赫·阿里沙（Fath Ali Shah）继承王位并一直统治到18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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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70657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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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9世纪伊朗与西方的接触是有益行为还是有害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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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90年代之前，伊朗和欧洲各国之间鲜有交往，哪怕是和地理上最近的邻国俄国之间的来往也是时断时续。荷兰和英国商队曾抵达波斯湾沿岸。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葡萄牙人曾在霍尔木兹岛上建起堡垒从而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欧洲游客、商人、传教士分别在不同时期抵达过这里。但是，18世纪，特别是1747年之后，所有上述行为都因动荡和经济崩溃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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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格鲁吉亚国王伊拉克略二世（Erekle Ⅱ）与俄国签署协议，使俄国成为格鲁吉亚的保护国。伊拉克略曾是纳迪尔手下一位军官，曾随他一道赴德里作战。可能是忌惮于波斯地区持久的动荡，伊拉克略转向与他本人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俄国人寻求庇护。然而事与愿违，阿迦·穆罕默德汗挥师格鲁吉亚，在1795年摧毁梯弗里斯城(3)，并裹挟1.5万名妇女儿童当作战利品。作为回击，俄国人1799年出兵格鲁吉亚，随后吞并全境。野心勃勃的俄国人将高加索山地区视为进一步扩张的竞技场，而法特赫·阿里沙则依旧认为格鲁吉亚是属于波斯的一个省。双方之间的战争势在必行。1804—1813年、1826—1828年的两场战争最终证明，伊朗在军事方面无法与俄国匹敌。尽管在一些战斗中取得了部分胜利，但伊朗军队（虽然努力追赶）在效率、演习、训练和人员层次方面全面落后。俄国方面巨大的人员储备和物资优势足以碾压伊朗军队。不仅仅是军队层面，地域广袤的俄国已经发展成（经过同欧洲对手一番竞争之后）一个中央权力更加集中、组织更加有序的新型国家。伊朗自纳迪尔沙改革之后本有机会成为同类国家，但却最终错过了历史赋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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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年《戈勒斯坦条约》和1828年《土库曼查伊条约》的签订使伊朗举国蒙羞。除了格鲁吉亚，伊朗还失去了今亚美尼亚、达吉斯坦（Daghestan）、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gh），以及阿塞拜疆全境。其中的一些领土（特别是达吉斯坦）虽然麻烦不断，但总体来说，相比于伊朗其他地区，它们普遍富饶且人口众多，因降雨量大和农业产量高而相对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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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失去领土还不是屈辱的全部。受制于《土库曼查伊条约》，伊朗人被迫放还自1795年就在押的基督教俘虏，向俄国支付大量战争赔款，签订有利于俄方的通商协议，同意俄国人在伊朗拥有领事裁判权，允许俄国领事官员在伊朗全境自由通行。甚至还有条款规定，俄国有权对未来波斯王位继承问题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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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一百年里所签署的各项条款不仅更加屈辱，还使伊朗进一步丧失主权。特别是像英国这样的欧洲列强想方设法为本国公民和商人从伊朗取得了与俄国人类似的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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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期，伊朗恺加王朝同俄国战争失利的部分原因是英国、法国等其他欧洲列强从中扮演角色。彼时，英、法深陷拿破仑战争而彼此充满敌意。两国在不同时间分别同恺加王朝签订同盟条约，但当法特赫·阿里沙向双方求助以对抗俄国人时，英、法双双选择背约。比如，在1807年《芬肯施泰因条约》框架下，拿破仑同意帮助伊朗，但几个月后，他就转而同俄国签订《提尔斯特条约》。英国与伊朗在1809年签订同盟条约，1812年在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却态度冷淡。当拿破仑与俄国重新开战之后，英国转而成为沙皇盟友。后来，在《土库曼查伊条约》框架下，英国虽以调停国身份出现，却更加偏向俄国而非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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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法特赫·阿里沙一直在寻找一个可靠的盟友来共同对付俄国，而对于英、法来说，与沙俄结盟比同伊朗结盟更有价值。伊朗恺加王朝一直试图以平等姿态出现在欧洲列强面前，但却因缺乏军事影响力，一直没有被欧洲列强平等对待过。法特赫·阿里沙慢慢学会了外交游戏规则，继而发现他对于欧洲列强来说实在是无足轻重。这种令人屈辱的从属地位在随后几十年的伊朗与英、俄交往过程中被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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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和1856年，法特赫·阿里沙的继任者们曾两次试图重夺赫拉特，这个在1747年之前本属于伊朗的历史名城。但是英国干预并阻止了伊朗的行动。在整个19世纪，英国都不断试图捍卫印度边境，害怕俄国利用伊朗领土侵蚀印度。伊朗被英、俄两强夹在中间，却无力制止外部干预，同时还需要借助它们来发展本国经济。另外，由于王室早已入不敷出且无力征税（其军队数量不足以控制德黑兰以外地区），因此国王还需要不断向英、俄两国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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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拜伦·德·路透（Baron de Reuter，路透社创始人，英文名为Paul Julius Reuter，一般译为保罗·路透）得到英国政府支持，同伊朗纳赛尔·丁沙（Naser od-Din Shah）签署了一揽子发展项目条约，以垄断之势横扫伊朗国内众多领域，包括发展矿业、修建工厂，以及修建连接里海和波斯湾沿岸的铁路。作为回报，路透则给予沙4万英镑。但是俄国方面反对这项交易，伊朗国内也有反对声音。沙最终让步并取消了协议，但却没有返还路透的资助。这场争端持续数年，直到1889年路透才放弃他的要求，作为补偿，路透得到了建立波斯帝国银行（Imperial Bank of Persia）的权利，并垄断了印发伊朗国家货币的业务。在此期间，俄国向伊朗提出铁路修建的竞争性计划，但由于英国干涉也只能作罢。在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区域，特别是位于美洲新发现的区域和俄国亚洲部分，铁路基础设施的修建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和发展红利，新的疆域被开发并快速发展。但在伊朗，地域广袤、地形复杂和各个城市之间相对孤立的状态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经济融合发展的巨大障碍。铁路本来能够带来巨大利益，但是，这个国家却连1千米的铁路都没有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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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舶来商品不断渗入伊朗市场，伊朗国内经济状况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廉价进口商品面前，大量伊朗本土产品根本无力赢得市场竞争（特别是包括谷物和糖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以及纺织品），所以本国农业转向生产用于出口换汇产品（例如棉花和鸦片）。粮食生产力的下降导致了严重饥荒，特别是1870—1871年，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口饿死。饥荒在日后不断发生，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结构的变化激怒了很多人（尤其是小商贩），并引起了针对路透特权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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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在俄国的帮助下，伊朗国王组建了一支名为“哥萨克旅”（Cossack Brigade）的军队，稍稍缓解了军力不足的窘境。在恺加王朝统治时期，哥萨克旅成为国王直接领导的一支劲旅。后来，哥萨克旅（至少在名义上）发展为师级单位，但它所辖人员最多时也只有6000—8000人，根本无法掌控伊朗全境。哥萨克旅的普通士兵为伊朗人，但军官由俄国人担任。这意味着这支军队对于伊朗国王的忠诚度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伊朗国王不敢悖逆俄国沙皇。纳赛尔·丁沙一朝，其统治越来越趋向保守，逐渐对英国放弃幻想，也越来越全方位地倒向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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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早期，烟草垄断引发的争端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路透特权。1890年，伊朗国王将垄断权授予一位英国商人塔尔伯特少校（Major Talbot），他能够在无任何竞争的环境中自由地向伊朗购买、贩卖和出口烟草。这一举动激发了国内的强烈反对：地主和烟草种植户们因被迫将烟草以固定价格卖给塔尔伯特而反对；市场小商贩们因完全被排挤出烟草行业而反对；一些在海外运营且持新派改革观点和民族主义观点的报刊的读者群也反对塔尔伯特的烟草垄断；欧莱玛阶层也反对，因为他们和小商贩紧密相连，且不支持国内的外来势力是他们的原则。各群体因利益组成联盟，并在之后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91年，反对特许权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伊朗各个主要城市爆发，最终在大不里士爆发了一场叛乱，而首都德黑兰发生的游行活动遭到军队开火，从而引发了更多游行示威活动。教团组织了抵制运动，成功迫使国王在1892年提前取消了这一特权，但特权撤回却让伊朗债务缠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