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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什叶派通过何种方式在19世纪的伊朗成为重要潜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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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4年被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amel Atatürk）废除之前，哈里发制度一直是逊尼派伊斯兰国家最高宗教权威（一些人指出，近些年出现的类似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等神学无知团体是由废除哈里发制度所造成的真空状态引发的）。但是在16世纪萨法维王朝时期就将什叶派定为国教的伊朗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直到1722年萨法维王朝倒台之际，什叶派一直与王室关系密切，但它们与王朝覆灭又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其自身利益在随后的动荡中也受到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纳迪尔沙没收了所有宗教财产。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不少教士纷纷移民印度、奥斯曼帝国伊拉克地区或是波斯湾南岸沿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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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低潮时期一直持续到1979年。那一年出现了一位自称能够代表所有人的宗教人士，他夺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它最早缘起于欧莱玛内部关于神职人员本质作用的争论，这种争论在18世纪末达到高潮（虽然争端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更早时期）。参与纷争的有两个派系——阿赫巴里派（Akhbari）和乌苏里派（Usuli）。阿赫巴里派认为每一个穆斯林都能够从《古兰经》和其他传统宗教典籍（《圣训》）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指引，并且只能在有限的地方（如果能够知道的话），根据宗教法学对经典进行解读（创制，另作“伊智提哈德”(4)）。此观点与伊斯兰教逊尼派的立场十分接近。乌苏里派的观点则恰恰与之相反，他们认为创制具有合法性，且有必要按照新情况、新理念，在每一代人中解释宗教律法。只有经过训练和学识渊博的欧莱玛才有资格进行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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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早期，在伟大的宗教学者阿加·穆罕默德·巴克尔·贝赫贝哈尼（Agha Mohammad Baqer Behbehani，约1706—1790）的领导下，乌苏里派逐渐占据上风，而阿赫巴里派则逐渐被边缘化。同时，根据新的要求，穆斯林效忠于欧莱玛，并要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献给他们。在每一代宗教学者中都会有一到两名教士成为欧莱玛阶层和普通穆斯林的宗教事务最高领导。这名教士被称作导师（marja-e taqlid或marja，即他人效法或者见贤思齐的对象）。导师向下级教士发布教谕以回应下级传达给他的问题、意见或咨询。全国基层教士也都需要向导师进献财物。高级别的教士在回应问题和收取金钱的同时，名望和影响力自然而然地水涨船高。这就意味着在无需任何明确计划和蓝图的情况下，什叶派教会自然产生出宗教等级制度，这一点与天主教会十分类似，但却和逊尼派相对松散的制度大相径庭。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满腔抱负的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宗教学者，同时新的更高级别的身份标签也被不断创造出来以区别于普通教士，如霍贾特伊斯兰（hojjatoleslam）、阿亚图拉（ayatollah）。这套制度不仅帮助欧莱玛阶层不断加强自身在社会上的权威性，同时也帮助其实现财富的日益增长。在皇权相对衰微之际（即19世纪），欧莱玛成为独立于世俗统治的社会权威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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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里亚法，即宗教律法，用于规约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区别于基督教和其他很多宗教，宗教律法在伊斯兰教中存在着更加广泛的重要性，它赋予教士的角色和作用远远超越了在清真寺中组织信众进行祈祷活动。他们不仅是家庭矛盾、商务问题、司法纷争的仲裁人，还是刑事案件中的大法官、官方文件的公证人。在小城镇或乡村中，他们是唯一的权威人士，与当地长老或头人一道扮演事实上的长官角色。在较大的城镇和城市中，欧莱玛往往和集市中的商人及匠人关系紧密。商人与匠人在当地能够取得较高地位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手中的财富，也是因为他们对于宗教的虔诚和敬重所带来的名望。他们往往通过捐钱的方式去表达这种虔诚和敬意，例如修补清真寺的房顶或为当地宗教学校捐款。商人家庭和欧莱玛经常通婚，二者共同组成的市镇统治阶层从19世纪末期以来就长期占据着政治生活的中心位置。通过宗教等级制度、长期宗教研修和家族关系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欧莱玛在教士和普通穆斯林中编织起了一张遍布全国，甚至范围更广的巨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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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社会中，当世俗权威无法发挥作用或者面临挑战时，普通民众就会转向欧莱玛寻求指引，这时教团就开始发挥作用。高级教士不断以政治异见人士的身份出现，例如1890—1892年，1905—1906年，1951—1953年（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1963年，当然还包括1978—1979年。他们能与其他欧莱玛沟通联络并协调行动，时常利用新型科技进行宣传（1892年利用电报系统，1978年利用磁带和复印机）。与其他群众性运动的潜在领导者相比，欧莱玛固有的宗教权威赋予他们更多优势。宗教权威使他们在面对镇压时享有一定程度的豁免权。世俗统治者们甚至在制裁单个毛拉(5)时都会很难，有时还会起到反作用，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高级别的宗教导师们往往不在伊朗各级政府的管辖范围内，他们住在纳杰夫，或者伊拉克境内的其他“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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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1906—1911年的立宪革命的起源和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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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伊朗在20世纪的第一场伟大革命,1905—1906年前后发生的立宪革命是由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交织而成的。长期因素包括我们先前已经讨论过的一些现象，对于恺加王朝王室幻想的破灭，对于外来干涉充满愤恨等。但是，教士和商人的阶级利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最具有表达欲和最富有的社会阶层。他们觉察到西方的入侵已经蚕食到他们的固有地位和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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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初期，伊朗大部分对外贸易，包括许多主要食品进口，都需要经过俄国。然而，1905年俄国革命的爆发中断了两国贸易，使得伊朗物价飞涨。1905年初，在伊朗北方的一些城市中，小麦价格暴涨90%，糖价飙升33%。贸易骤跌使得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也严重打击了恺加政府，因为政府财政严重依赖海关税收（伊朗海关被一个名为诺斯先生的比利时人控制）。1905年夏季，伊朗爆发示威游行。当年12月，因为德黑兰省省长以投机倒把、牟取暴利为由鞭打了两名糖贩，游行再次爆发。示威群众在两位德高望重的神职人员带领下，要求罢免省长和身居要职的外籍人士，贯彻执行沙里亚法和建立司法院（adalatkhaneh）。对于司法院的概念最终应是如何，事实上一开始并不清晰，教团所设想的可能是由一群能够代表教士和中产阶级想法的社会贤达组成的较小规模的资政机构。国王被迫让步，但是在接下来的数月时间里，改革措施并未如期而至。1906年夏天，游行示威卷土重来。这次，高级教士撤至库姆，而商贩、宗教学生和其他人在英国外交官的准许下，在位于戈尔哈克（Golhak）的英国公使馆附近避难，而后北上德黑兰。此次，他们不再被所谓的承诺欺骗，久久不肯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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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最初的愤怒和要求反映出教士及商贩阶层的态度与利益诉求，尽管游行示威看上去发展成了一场革命运动，而示威者的态度和诉求本质上仍带有保守性与矛盾性。总体来说，示威者希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考虑他们的要求，抵御外来干涉并重建伊朗的传统秩序。商贩们则希望结束外国人垄断、特许和其他种种特权，正是这些赋予外国人的权利将商贩们排除在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之外。教团还希望消除西方在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影响（他们反感国王出访欧洲并和欧洲各王室保持密切关系，更不希望那些经国王许可的、由欧美基督教传教士在伊朗开设的学校在当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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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示威活动继续进行，至1906年夏末，其他声音开始逐渐涌现，特别是在英国公使馆前的集会中。那次集会的人数达到1.4万左右。在之前的半个世纪中，有一小群教育良好、受西方影响的专业人士开始涌现，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教士或者商贩家庭，一些来自恺加王朝贵族分支，例如年轻的穆罕默德·摩萨台。在纳赛尔·丁沙时期，他们长期受到在国外以波斯语出版并被悄悄带回国的刊物影响，例如《法言报》（Qanun）、《星报》（Akhtar）。1896年纳赛尔·丁沙被暗杀后，他的儿子穆扎法尔·丁沙（Mozaffar od-Din Shah）放松了原来的审查限制，允许创建报纸和一些政治社团（anjoman）。此次改革掀起了新闻活动和政治活动新浪潮，报刊数量从之前的6家激增至百余家。这些行动也显示出受西方思想影响之深，特别是在要求政治自由、代议制政府和法治方面。阿塞拜疆省和大不里士市在这些活动中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在地缘上更接近土耳其和俄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影响，甚至通过与俄国阿塞拜疆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人接触，产生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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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06年夏天，这些受西方影响颇深的人在戈尔哈克聚集的人群中不断扩大自身影响，使得一些有影响力的教士对于他们的主张产生同情之心。建立司法院的主张逐渐发展成要求建立普选议会和制定全方位的欧洲式的宪法，第一次强调了建立法治体系和有限的君主立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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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扎法尔·丁沙对上述要求闪烁其词，但是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商店关门，经济停滞，海关收入枯竭，导致国家财政进一步恶化，同时他本人也病入膏肓。立宪派依然态度强硬，最终他同意召开立宪大会，制定宪法草案。时至1906年10月，宪法草案起草完毕并呈报国王。穆扎法尔·丁沙于10月30日在草案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五天之后，穆扎法尔·丁沙驾崩（他是最后一个以“沙”的身份在伊朗去世的君主），但伊朗却有了一部宪法和一个议会（Maj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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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接下来的发展纷繁复杂，宪法屡遭藐视和滥用，但宪法却成为伊朗政治生活的重要特征并一直沿用到1979年革命。1906年后，革命运动内部产生分裂，一部分教士反对立宪派新政府所颁布的受西方影响的改革方案，转而支持反动的君主制一方。穆扎法尔·丁沙的继任者穆罕默德·阿里沙（Mohammad Ali Shah）立志恢复不受限制的君主独裁统治并得到了俄国人的支持。他于1908年发动政变。次年，立宪派人士从全国各省向德黑兰进发并重建立宪派政府，穆罕默德被迫流亡海外。然而，内斗和暴力仍然不断，立宪派的努力最终在1911年被另一场政变终结，穆罕默德·阿里沙的小儿子艾哈迈迪沙（Ahmad Shah）被扶上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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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愚昧的人不时认为伊朗和整个中东地区没有民主传统。但是，至少在伊朗，这不是事实。尽管革命彻底失败了，但立宪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朗政治，这是不可逆转的。它为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为代议制政府、为伊朗抵抗外来侵略建立了一个坚实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为伊朗未来百年的政治走向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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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土库曼人民兵，绝大多数是来自小亚细亚东部及叙利亚的土库曼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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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也译作耶尼切里军团。——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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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梯弗里斯即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俄语旧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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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伊智提哈德：Ijtihad, 即创制，穆斯林根据《古兰经》和《圣训》对伊斯兰教法进行解读和创造制度，从而作出法律裁决，其实质上是一种教法学术研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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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伊斯兰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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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第三章 巴列维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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