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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礼萨沙对伊朗的发展和现代化所做的努力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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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之后，礼萨沙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就是建立一支强大、高效且现代化的军队。军队是按照西方模式发展国家的第一要务，是妥善控制伊朗全境的首要保证，还是充分征税的首要依靠，而这一切在恺加王朝时期从未做到。如果税收体制完善并有效运转，礼萨沙就可以重新规范国家财政体系，（在石油收入的帮助下）并向军队、司法、健康、教育领域及公路和铁路系统等进行投资。为了使国家经济更加独立，他鼓励向用国内生产取代进口的产业进行投资。到20世纪30年代末，伊朗已经建成大约2万千米的公路和1500千米的铁路。全国总入学人数从5.5万飙升至45.7万。军队规模从不到1万人扩编至大约10万人，还有数量更多的预备役人员，且军队都配备了现代化武器，还有部分坦克和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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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礼萨沙利用军队建立起他对国家的绝对控制，迫使地方部落屈服，并放弃他们的游牧生活，而在村庄定居。这一政策在部落首领中很不得人心（特别是这一政策往往还伴随着强制征兵）。但是在其余的平民百姓中却很受拥护，因为他们厌恶部落生活长期以来的法治缺位和强盗横行的现象，并将部落首领对政治的干预归咎为立宪革命后的一些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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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礼萨沙统治期间的其他一些方面却难言成功，在他执政后期，伊朗社会各个阶层已经对他充满反感。也许，他最典型的失败案例就是和英国—波斯石油公司（1935年后改称英国—伊朗石油公司）就石油特权问题所展开的谈判。20世纪30年代早期，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态势（和单方面废止特许权），礼萨沙不得不接受一个略有改进的协议，他借此能获得石油利润的20%（之前是16%）。然而，对他来说，这仍然算是一种屈辱，对于经济和财政来说也是破坏性的损失。礼萨沙的偶像凯末尔在国内就不需要忍受任何外来干预。礼萨沙在教育和司法方面的改革，以及他强推西式服装的措施都与凯末尔的世俗化、现代化政策如出一辙，但这也使他与欧莱玛阶层渐行渐远，该阶层在伊朗的影响力远大于其在土耳其的影响力。欧莱玛们对于一系列西式改革措施的厌恶之情受到许多伊朗普通民众的支持，特别是商贩，他们憎恶礼萨沙执行的国家对于某些特定经济领域的垄断政策。自由立宪派反感礼萨沙滥用宪法、反对政治言论自由、操纵选举、杀害包括泰穆尔塔什（Teymourtash）在内的许多声名显赫的政要（虽然凯末尔也是个专制主义者，但他在自己所控制的政治体系中保留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民主色彩）。健康和教育领域的改善是真实可见的，但主要局限于大城市中，而伊朗大部分人口分布在贫穷的农村地带，仍过着不健康和原始的生活。礼萨沙仓促地迫使他的国民进行并不情愿的变革，这虽然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好处，但多数只有在长久实行后才能得到充分显现。他的许多成就甚至还达不到他自己所设定的目标，这一现象在政治领域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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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英国人和苏联人为何在1941年占领伊朗并罢黜礼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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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萨沙在他的多项基础设施和其他发展项目上利用了外国技术，但是他却对曾在恺加王朝时期以破坏性方式介入伊朗事务的殖民势力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并避免向英国人和俄国人寻求帮助。许多伊朗人持同样观点。年轻人去国外留学往往喜欢选择法国。20世纪20年代中叶，礼萨沙雇用了美国人亚瑟·米尔斯波（Arthur Millspaugh）为财政顾问（但是由于和礼萨沙就军队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发生争吵后，米尔斯波最终离开）；德国工程师帮助他修建公路和桥梁；德国学者助其进行语言改革，消除非波斯语起源的词汇。这些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热衷于研究与雅利安主义相关的种族理论。正如先前论述过的那样，波斯语同拉丁语、希腊语、梵语、英语以及德语都起源于印欧语系。基于此，有人将礼萨沙描述成类似于弗朗哥、墨索里尼或希特勒那样的法西斯独裁主义者。尽管这些相似之处也可说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但它仍然言过其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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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苏联在1941年8月入侵并占领伊朗，其直接原因是尽管伊朗宣布中立，但礼萨沙过于亲近德国又不愿驱逐德国技术专家和顾问。实际上，这些专家和顾问的人数也并不是很多。另外，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英国人忌惮于有人可能要发动有利于德国人的政变从而想要将礼萨沙赶下台，这与不久之前伊拉克发生政变，罢黜了亲英的国王相类似。在希特勒1941年6月入侵苏联之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依然有效，美国尚处中立。1941年3—4月，意大利军队和德国在北非的非洲军团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尤其是隆美尔的巨大胜利，加上伊拉克政变成功，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丘吉尔立刻转向同苏联协商战略合作计划。鉴于英国持续觊觎伊朗油田，其首要任务就是与苏联一同占领伊朗。对于苏联人来说，开辟新路径从而获得关键的战争资源也极为重要，再加上希特勒在当年夏天不断深入苏联境内并大量俘获苏联红军，这一需求变得日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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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显而易见的是，1941年入侵伊朗是出于盟友间冰冷的战略需要，而绝非出于对礼萨沙亲德倾向的评估。礼萨沙寄予厚望的军队只做出了象征性抵抗，英军和苏军于9月在德黑兰会师，礼萨沙下野并流亡南非，1944年客死南非。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1)继承“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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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首相摩萨台为何在1953年被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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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巧合下，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伊朗的占领激发了伊朗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被外国军队占领期间，新闻自由得以再次开放，至少比礼萨沙时期要开放得多。如同1906年革命前一样，新闻活动和政治活动再次井喷式涌现。在那个时代的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法国（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许多伊朗人视法国为精神上的第二故乡），大多数此类活动呈现左派和共产主义倾向。这是一个大增长、大影响的时代，也是属于左派伊朗人民党（Tudeh Party）的时代。人民党最初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社会民主党派，但是很快就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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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社会政治热点开始关注苏联迟迟未从伊朗西北部的阿塞拜疆、库尔德斯坦撤军。1946年末苏联军队终于撤出之后，国民关注点又转向更大的国家屈辱——英国对伊朗石油工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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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摩萨台属于伊朗老一辈政治家，（与许多人一样）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其家族可追溯至法特赫·阿里沙时期。他在法国和瑞士接受过良好教育，并曾在1906年宪法颁布后成为首届议会议员。出于对礼萨沙的恻隐之心，1941年礼萨沙退位后他返回伊朗，于1944年再次当选议员并成为伊朗民族阵线（Jebhe Melli）这一新政党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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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萨台于1951年4月底（其前任阿里·拉兹马拉首相被暗杀之后）被任命为新首相。5月1日，伊朗国王批准了其起草的石油工业国有化法案（议会于3月15日已在原则上通过此项国有化草案）。石油国有化的政策在伊朗国内广受欢迎，但却令英国政府深恶痛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年内，价格低廉的石油对于深陷泥潭的英国经济来说比以往更为重要。英国认为摩萨台是一个阴晴不定且不可信任的政治煽动家。石油国有化之后，英伊之间重启了关于友好解决争端的谈判，但最终毫无成果。英国方面开始考虑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效仿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处理方式），但最终被美国劝阻。他们开始转向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问题并为阻止伊朗开采石油而实施封锁。同时，英国情报机构也在积极寻求颠覆摩萨台政府的办法，试图将其赶下台。这些措施包括大量接触伊朗政客以及英国在伊的其他代理人，同时游说美国政府与英方保持目标一致。美国主要忧虑的不是石油问题，而是担心摩萨台过于依赖得到苏联支持的人民党，从而成为苏联接管伊朗的一个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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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萨台于1952年10月强迫英国驻伊大使馆关闭并切断两国的外交关系。此后，美国政府成为推翻摩萨台的首要行动者。与此同时，虽然英国主导的国际禁运使得伊朗失去了石油收入，但是政府依然需要支付国内石油工人的工资和基础设施的日常开支，摩萨台政府遭遇了重重困难。他的一些坚定的支持者，包括重要的宗教界政客阿亚图拉卡沙尼（Ayatollah Kashani），都纷纷离他而去。1953年夏，英美两国情报机构发现机会并策划了一场政变。由于军队中人民党的支持者提前告密，8月15—16日那晚的首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伊朗国王由于担心最坏的情况发生，提前逃至国外。随后发生的一切充满不确定性和争议性。8月19日，在大规模动荡（包括支持伊朗建立共和国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之后，第二次政变尝试成功地推翻了摩萨台（他被圈禁在家直至1967年逝世）。国王于8月22日返回国内，从此开启了一段个人统治和高压政治的时期，直至1979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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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萨台的倒台算得上伊朗在整个20世纪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核心事件，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中依然鲜活地存在于伊朗人民的政治记忆中，但是它的重要性对于伊朗人来说可谓因人而异。这种差异性取决于个人倾向于左派、君主主义者还是宗教同情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取决于他们生活在伊朗境内还是流亡海外。1953年政变沉重打击了伊朗的国内自由和民主政治，一些伊朗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至此认为，更加极端的政治举措是必要的。政变还重挫了伊朗左派人士，使得他们元气大伤，难以恢复。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人民党也被国王的秘密警察毁之殆尽。尽管多年来从未有文件披露英国和美国介入摩萨台的倒台（英国政府在此后60年的书面文件里从未正式承认过介入政变），但大多数伊朗人很快就认为外国势力在摩萨台倒台和恢复王权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使得人们对于外国政府干涉伊朗内政这一原本就根深蒂固的愤恨再次加深。很多伊朗人相信，国王从未真正摆脱1953年的阴影，在他们看来，国王就是美国人的傀儡。如此评价国王并不完全公平，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半叶。但所有这些因素对导致1979年革命却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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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 何为白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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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萨台政府并非仅仅专注于石油国有化，也同样致力于限制王权的改革，引入社会福利，改善卫生服务。摩萨台通过种种方式努力健全20世纪初叶立宪派改革计划中忽视的一些领域。同时，他也开始寻求在土地改革方面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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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之前，伊朗农业依然沿用古老的方式进行生产。虽然各地区情况纷繁复杂，但总的来说，农业依然被一小部分地主把控着。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当时著名的“一千个家族”（thousand families）,即一群富有、保守、政治影响力大、拥有贵族血统和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人（教士阶层往往也是大地主）。农民在土地上进行耕作，与地主按比例分享成果，地主以地租的形式拿走绝大部分产出。一般认为，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使得农村人口（占伊朗人口的绝大多数）一直处于被欺压、生活落后的状态，而不参与劳作的地主不仅在经济上富足，还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时，这种形式也导致农业产量长期低下。国王对这种传统的农业经济状况的公然默许使得伊朗变得十分落后，这是反社会潮流的（特别是相较于埃及，纳赛尔政府自1952年起就采取一种积极的土地改革措施）。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思想进步的伊朗人发出了变革的呼声，且一浪高过一浪。20世纪60年代伊始，新上台的美国肯尼迪政府更是向伊朗施压，促使国王开始认真考虑施行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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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最初的土地改革方案搁浅了，所以国王在1962年又出台了一套新的《土地改革法案》（Land Reform Act），作为他所宣扬的“白色革命”六点计划之一，并于1963年1月就此法案举行全民公投。其他五点包括国有工厂私有化，森林国有化，妇女选举权，工人利益分成，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组成文教队派到乡村教授初级读写。但这一计划日后又纳入了过多的其他措施。“白色革命”一词反映出国王希望通过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条件从而抢占先机以避免一场马克思主义革命，或者红色革命。全民公投以多数优势通过了这一改革措施，但这是一场源自上层的革命，即精神上是男权为主（部分免除了妇女的投票权），对于行将就木的伊朗政治几乎没有作出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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